希望你们的努力将使学生们愈益意识到,正是应该从他们的行列中产生出这样一种脑力劳动无产阶级,他们负有使命同自己从事体力劳动的工人兄弟在一个队伍里肩并肩地在即将来临的革命中发挥巨大作用.
恩格斯在某个地方曾经说过:一切社会现象都可以用最简单的方法来说明,而同样,每一历史时期的观念和思想也可以极其简单的由这一时期生活的经济条件以及由这些条件所决定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来说明。同样,处在一定社会环境之中的学校和教育也是一样,它并不是悬浮在空中的楼阁,也不能所谓人类社会一般精神的产物,它不可避免的要打上一个时代烙印。
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的创造的,也不是在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的,而是在从过去继承的条件下创造的。对于处在这个条件下的学生们来说,他们提出的任务和得出的结论,不过是他们的物质利益和社会环境迫使他们提出的任务和得出的结论。而我们所考察的,不仅是我们所日常接触的,这个具体的环境,而且也应该从这个环境中挖掘其背后的因素。
从现有的学校来看,我们可以很清楚的认识到,在某些方面,在它的大的环境背景的影响和决定下已经完全失去了它本身的意义,即人们所通常理解并赋予的那种意义。它已经单纯的成为一种工具,一种手段,而不是所谓产生思想的地方。人们抱着不同的目的来到这里,仅仅是为了在离开时能带走所需的东西。对于政府而言,教育本身也只是统一思想的途径。而对于学生而言,也只是一个提高社会地位,取得金钱和权力的手段。
从这个意义上看,学校的职能在现有的社会条件下已经明显的简单化了。它只是一个简单的课程、考试的机器。也就是说,它执行的是一个限定的机械的职能,而不是一个能动的、感性的职能。每个人都在这个不断机械式运转的过程中得到自己所需的东西。而这个机器本身则按照它既定的流程一次次的,不断重复着相同的动作,生产出相同的产品。它不再担负任何除它自身规则要求之外的任何职责,也不需要通过所谓的教育精神来教导、引导任何人。
陈旧的东西总是力图在新生的形式中得到恢复和巩固。现在我们可以看出,那些在几十年甚至上百年前就已经遭到彻底批判的、腐朽的、陈旧的东西在这个死灰复燃,沉渣再起的浪潮中复活起来,它们穿着各色各样的外衣,打着不同的口号和旗帜,以一种新的方式重新引导着教育的进程。而这些所有问题反映在教育中时,最引人注目的问题就是理论和实践的脱节问题(虽然这并不是最主要和根本的问题),教育的主导者给我们描绘了一幅超脱世俗的社会并提供了与之相配套的研究方法。但是我们所处的这个社会环境与想象中的差距是如此之大,以致于如果因为想象中的环境而运用想象中的方法来解决现实中的问题时,会有多么的荒唐和可笑。
在这次为期三天的简短的社会调查中,我们遇到了很多衣着褴褛不堪的农民们,他们所表现出来的对于社会各种问题的思考在很多方面比我们在教育中所得到的要深刻、全面的多。这些被很多人认为是贫贱的、渺小的、微不足道的农民群体在这次社会大的变迁中并不是茫然的。他们虽然不会读,也不会写,没有受过正规的教育,不会运用烦琐的公式去推算,不会在大众场合夸夸其谈,但是他们对于自己的利益是什么却非常清楚,社会上任何一个微小的社会现象,他们都能找到其发生的根源,任何一个政策的出台,他们也能很轻易的看透其实质并很好的驳斥它。
但是,相比之下,对于我们这些饱读各类书籍、进行专业学习的学生来说,这一切在工人农民这些普通的社会成员看来极其简单的问题在我们面前却显得异常困难了。除了一大堆与社会完全脱节的僵死的条文和时髦的辞藻,除了飘飘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自命不凡,除了整天沉醉于现实和虚幻的交叉设想中,我们什么都不明白。我们在接受教育的同时也不经意的被有意的输入了另一种东西,而这种东西,使我们除了在以自我的发展为中心的问题上打转之外什么也不能得到。
当然,并不是没有人意识到这个问题。但他们所采取的方法,不是去正面解决它,而是回避它,并寻找可能的理由来掩饰它。因此,就有了这样一种观点,他们认为,人是环境和教育的产物,因而认为人们在面对环境时应该是束手无策、无能为力的,人们唯一做的的应该是如何改变自己去适应社会而不是改变社会来适应自己。但这种观点忘记了,环境正是由人来改变的,而教育者本人一定是受过教育的。人们所考虑的不应该是在现有的社会环境框架内,还应该超出这个框架。教育即使可以不为现有的社会环境负责,也应该为这种社会环境的不被改变而负责。因为教育不仅应该代表社会的现在,而且也应该代表社会的将来。不应该仅仅是愚蠢的拘守着现有的社会基础不放,还应该努力的为它的发展开辟道路。正如普法战争中法国军官在评价普鲁士胜利的原因时所说:“普鲁士的胜利早在小学教师的讲堂上就已经注定。”正是应该从教育中产生这样一种力量,他们在推动社会自身的发展中也推动着教育的发展。教育在履行自己的职责时也应努力的去履行自所己的社会职责,而不是陈旧的迂腐的死死抓住落后的社会基础不放,不是抛弃自己身上一切的革命因素去迎合这个已经腐朽的环境。
对于身处其中的学生们,他们被自己的矛盾地位所决定,他们所做的,不是如何超越这个制度所给予他们的限制而去解决这个矛盾,而是去忽略这个矛盾。并在这个矛盾的限定下单纯的去为自己开辟道路。但这个矛盾并不会因为人们的忽视而消失。相反,它以各种不同的方式来证明自己的存在。既然教育本身只是世俗社会自我分裂而相对独立所形成的,那么教育的矛盾也不应该单纯的从教育本身来理解,而应该从产生他的这种社会需要的自我矛盾来理解。脱离他的基础来谈所谓的教育只是一个经院哲学的问题。教育应该在改造自己世俗基础的革命的能动实践中同时改造自己。
但是,不管怎样,不管教育在这里如何被定义一种新的意义,也不管他本身的意义在这里得到了多么大的修正,学校还是有条不紊的按照它的既定过程完成自己的工作。虽然在今后的一个很长的时期内会和自己的社会基础发展产生很大的冲突,但它至少与现有的基础是相适应的。它至少还能满足产生它的那种社会需要,也就是说,这个制度自己本身没有否定自己存在的合理性。不同的人在这里仍然可以达到不同的目的,当然,这其中也包括自身孕育着的否定自己的因素。人们现在使它趋于完备,不过是为了在将来的某个时刻能够对它加以更加彻底的否定。而对于身处其中的人来说,既然是在将来的某个时刻,那么它在现实中便可以不具备任何意义。既然人们与学校只是一种简单的契约式的经济关系,那么它的未来便不重要了。当教育制度的忠诚守侯者看到这些凌乱不堪的局面祈祷上苍时,得到的回答也只能是:只有盗贼才能拯救财产,只有假誓才能拯救宗教,只有无知才能拯救教育,只有无秩序才能拯救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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