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旅欧初期革命活动
——读《旅欧通信》
周恩来是1920年末旅居欧洲的，至1924年8月回国。旅欧期间，他孜孜不倦地学习、研究和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调查、考察了欧洲工人运动和国际范围的阶级斗争；善于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同具体的革命实践相结合，为救国救民积极从事革命活动。他领导了旅欧勤工俭学留学生和华工运动，在斗争中创建了中共旅欧支部和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旅欧总支部，为我中国共产党的建党、建团工作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旅欧通信》1是周恩来在1921年春到1922年夏，为天津《益世报》撰写的通讯稿汇编的文集，是研究他早年革命活动的一种珍贵资料。从中可以看出，尽管周恩来旅欧时年仅23岁，但作为一位伟大的爱国主义者、杰出的国际主义者和彻底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他的这些优秀品质在其早期青年时代就已形成了。
本文仅以《旅欧通信》中材料，试图对周恩来旅欧初期的革命活动作一考察，以寻觅这一伟大的爱国者和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革命轨迹。
关心祖国命运，组织领导了
轰轰烈烈的反对中法大借款的斗争
反对中法大借款的斗争是周恩来和蔡和森、赵世炎、陈毅一起发动的一场爱国斗争。
1921年6月，周恩来在一张法国报纸上看到一条关于“法国国务会讨论中国借款事项”的新闻，对祖国命运的关心和敏锐的洞察力使他一眼就看出了问题所在。周恩来立即与蔡和森、赵世炎取得联系，研究事件的性质。不几天，陈毅又从炮厂工程师那儿得悉有关北洋政府向法国政府进行秘密大借款的确实消息。于是他们立即发动了这场斗争。原来法国大资产阶级在中国开设的中法实业银行，因经营不善在竞争中濒临破产。中法两国政府出于各自的政治目的，都想加以挽救，并以此为共同基点进行了一笔肮脏的大借款交易。贪婪狡猾的法国资产阶级想乘机掠夺中国的财富；卖国的北洋军阀政府要借机捞一笔巨款，以便购置军火，再开内战，征服南方各省。经过秘密谈判，拟借款三亿元。一亿由经手人及北洋政府瓜分，两亿给中法实业银行维持经营。抵押条件是中国政府出卖国家的印花税、验契税及滇渝铁路的建筑权等。由于这笔罪恶交易不可吿人，因而两国政府都严密封锁消息，直至法国大资本家集团分利不均、内部发生争吵才被法国报纸在字里行间披露出来。
真相逐步清楚后，留法华人无不义愤填膺。周恩来一面掌握借款动向，调查内幕，及时指导这场反对大借款的斗争；一面与赵世炎等一起，多次组织集会，开展群众性的声讨运动。 6月30日 ，旅法勤工俭学学生以及华工代表三百余人，在巴黎哲人大厅召开拒款大会。大会由赵世炎主持。会上群情激昂，发言代表纷纷声讨北洋政府的卖国罪行，并谴责“世界银行家与政府狼狈为奸，以经济亡人之国，制人死命”的帝国主义行径。最后，大会通过四点决议：责成公使陈箓等人“负责打消”借款，“否则用相当方法对待”（指武力手段）；以旅法华人名义向各国政府宣言“决不承认”态度；向法人宣言，“申明拒款主旨，并请其赞助”；向国内同胞和各国华侨宣言，要求“联合一致”2反对卖国借款。
为了彻底揭露大借款的真相，进一步动员国内人民奋起同北洋政府作斗争，周恩来写下了《旅欧华人反对借款之运动》这一长篇通讯，寄回国内发表于民国 10年8月16日 、17日、18日的天津《益世报》上。在这篇通讯中，周恩来有力地揭露北洋政府，为“救济一垂亡之外国银行，分其余利”，不惜出卖“关系全国命脉”的权益的卖国罪行，悲愤地发出“呜呼国人，尚在睡梦之中耶！”的疾呼声。通讯向国人指出历来军阀开战，“均肇于借款成立之后。殷鉴不远，实所寒心。”同时引用留学生通告，愤怒斥责负责借款的卖国贼“朱启鈐吴鼎昌者，下贱成性，买欢军阀，献媚洋人国家存亡在所不计”，表示与此等卖国贼“难与两立”，只有“积极运动，以与抗争。”3
这篇文章发表后，国内反响强烈，获得广大爱国人士热烈支持与响应，纷纷采取各种行动，投入了反借款斗争，迫使两国政府不得一度暂停交易。驻法公使陈箓为缓和学生们的情绪，还一再声称“财部有电，不赞成借款条件，嘱吴鼎昌等即将其打销。”4反借款斗争取得了初步的胜利。
然而，反动的北洋政府并不甘心就此罢休，他们表面声言取消借款，暗中继续进行。因而事隔二十余天，法国报纸重又传出中法大借款于 七月二十五日 草签，款额由三亿増至五亿的消息。周恩来迅即进行宣传并组织斗争。 7月25日 和29日，又发动旅法各界华人连续集会，责问、痛殴驻法公使代表王曾思，并向国内外通告：“此项借款确与中国存亡有关，应知借款成功之日，即国内战祸再起之时”，“临吾民于水深火热之中者，此借款也。”表示只要“一息尚存，决不愿亲見此次卖国借款有成立之日”，大声疾呼“事急矣，时迫矣，我同胞其速醒，其速起，分途并进，无论用何手段，以诛此辈奸人”，5制止借款。周恩来又连续写下了《中法借款之又一黒幕》、《中法大借款竟实行签字矣》和《中法大借款之近讯》等文章，寄回国内发表。进一步动员国内人民进行斗争。由于法国政府掠夺中国的阴谋遭到揭露，同时也进一步触发了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结果，这场斗争历时两个月，终于取得了胜利。
团结爱国青年，开展了反对
北洋反动政府迫害留法勤工俭学生的斗争
留法勤工俭学运动肇始于1915年，时著名教育家蔡元培和吴玉章主张学习西方先进科学，发起勤工俭学，曾动员过一批家境贫苦有志于国的青年去法国留学。另外，法国政府及其走狗买卖李石曾之流，为了替法国资产阶级培养忠实的洋奴，并为自己捞取政治资本，打着“中法文化提携”的旗号，也曾一度赞助此项活动，并建立了“勤工俭学会”、“华法教育会”，负责留法勤工俭学生的具体组织工作。五四运动后，在革命新思潮的影响下，留法勤工俭学生与日俱增。吴玉章、毛泽东都是这一运动的积极提倡与赞助者。到1920年底，在巴黎的勤工俭学生已达近2000人。
在留法的勤工俭学生中，除了极少数“官费生”系阔少出洋“镀金”以外，大多数均为爱国青年。他们满怀热忱，希望通过留法勤工俭学，接触新鲜事物，学得一些专门技能和科学知识，以便回国后兴办实业或从事教育，为祖国的富强作出贡献。特别是象周恩来、蔡和森、陈毅等有志之士，他们的出洋目的更为明确，就是“为了进一步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真理，为根本改造中国寻求出路。6因此，整个留法勤工俭学生队伍的政治倾向是好的，是爱国青年和革命志士组成的。其时，在十月革命影响下，西欧各国的工人运动蓬勃发展，在革命思潮的影响下，留法勤工俭学生队伍的政治倾向日趋激进。他们有的学习马列主义，研究各种社会思潮；有的和法国工人一起积极参与了罢工斗争；……。留学生中这一政治倾向引起了李石曾、吴稚晖之流的不满。于是他们终于撕下了“提倡”的面具，对勤工俭学生进行了残酷的迫害。
首先，李石曾、吴稚晖通过他们控制的华法教育会，完全放弃为留学生代找工作，安排就学的职责，致使半数以上的勤工俭学学生陷入求学不能，做工不得的困境；继之，又听任华法教育会那些官僚胡作非为，贪污国内汇寄的仅有一点汇款，去买古董，换马克，大做投机生意；更为恶劣的是，他们还推出蔡元培，以华法教育会名义两次通告：宣布从 3月1日 开始，华法教育会与留法勤工俭学学生断绝经济关系，从而绝了广大勤工俭学学生的生机。不久，他们又在国内炮制舆论，污蔑这些爱国青年“既无勤工之能，又乏俭学之志”，并策动反动政府“电示”，把留法勤工俭学学生“遣送回国”。7
为了组织同志，反抗反动派的迫害，蔡和森、王若飞、向警予等发起成立“工学互助社”（后改名“工学世界社”），主张自谋自救，与反动政府进行斗争；同时从事社会主义研究，宣传“用马列主义救中国”。 1921年2月27日 ，在“工学互助社”的组织下，留法勤工俭学学生代表，在巴黎一家太咖啡馆召开会议，研究了斗争方案。会上一致通过争取“吃饭权、工作权、求学权”的斗争目标；并发宣言号召勤工俭学学生起来共同斗争：
“亲爱的同志，我们的生命问题来了， 3月1日 就要饿死了！”表示“不肯坐以待毙，甘心饿死”，“决定要直接行动，不达到我们的目的不止。”8第二天，400多名勤工俭学学生采取了“直接行动”，向驻法公使馆请愿示威。队伍行至公使馆广场即被滯留，学生们推派出男女代表11人求見公使陈箓。可是陈箓闭门不見，直至下午才被迫出来接待请愿学生，且态度蛮横，全不顾学生死活，矢口拒绝学生提出的各项要求。学生们怒不可遏，只听得一阵喊“打”，人群一拥而上，给了陈箓一顿“教训”，打掉了陈的礼帽，拉弯了他的领带，使他狼狈不堪，只得在法国警察的保护下溜走。这就是轰动一时的留法勤工俭学学生的“二·二八”运动。经过了这一番的斗争，学生们总算获得了最低生活费用的“维持费”，并使公使馆不敢坚持“遣送回国”的政府指令。
8月1日 ，反动派为了软化、拉拢留法勤工俭学学生，一度还宣布要在 8月15日 让领取维持费的勤工俭学学生全部免费入学（时中法里昂大学正在筹建）。但由于学生们反大借款斗争的坚定立场触怒了他们，到9月“里大”建成时，反动派乘机报复，再行迫害，竟拒绝履行诺言。“里大”学校当局公然颁布通告拒绝大家入学，而吴稚晖却从国内带领一批富豪子弟来“里大”就读。这又触发了“争回里大”的“入校运动”。
9月21日 ，蔡和森、赵世炎和陈毅率100多人，组成先锋队，从巴黎赶到里昂，冲进“里大”，住了下来。但陈箓勾结法国政府，以“强占校舍，扰乱治安”的罪名，调动军警将100多人全部拘捕；并于 10月13日 又强行押送他们上船，遣返回国。蔡和森和陈毅等同志就是这次斗争中被押送回国的，而赵世炎作为被押学生代表则伺机逃脱，才免被遣返。
在反对迫害留法勤工俭学学生的斗争中，前期，周恩来正旅居英国而未能直接参与。然而，自他到达巴黎后，则一直团结爱国学生，与蔡和森、赵世炎、陈毅等同志共同奋斗，并在这场斗争中作出了特殊的贡献，是当时公认的“很重要的人物”。9他花了很大的精力写下了《留法勤工俭学生之大波澜》和《勤工俭学生在法最后之命运》长篇连载通讯，寄回国内发表，文章详尽地报道了这场斗争的始末，辛辣地揭露了李石曾、吴稚晖、陈箓之流的反动嘴脸，向国人报道了勤工俭学学生在法国的困苦遭遇，言正词严地驳斥了反动派对他们的污蔑。周恩来同志在文章中公然声称，不避“这篇文字有宣传鼓吹”之嫌，因为“身临其境，目睹种种惨狀，焉能使我对他们不表同情，不致无限的愤慨，不替他们求社会上极大的的援助。”指出勤工俭学学生之所以会陷入“要生产而不能，要求学而不得，终受被押回国”的不公正待遇，这不是因为他们是什么“不健全分子”，而是現今“没有健全的社会制度”和“黑暗布满了的环境”10所造成；是因为勤工俭学学生反对大借款，“妨碍了法国的远东利益，更影响了中法政界有关系人的升官发财的机会”，因而“破坏了他的大饭碗，他自然也要打碎了你的小饭碗”，11才有这等下场。另外，周恩来还在文中指出了这场斗争的重大意义。那就是斗争促进了留法勤工俭学学生的觉醒，“触动的真实生活被他们尝着了，中法文化提携的假面具被他们识破了。社会現象的不平，东亚西欧如同一辙，也被他们发現了，纯洁的青年人格，更从他们身上表現出来了。”12这场斗争中湧現出来的积极分子，为后来中共旅欧支部的创建准备了条件。
在斗争中学习马列主义
实地考察英国工人运动
1921年4月，英国爆发了規模空前的煤矿工人大罢工，其时周恩来正旅居英国。为了从工人运动的实践中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他满怀激情地对这场斗争进行了实地考察和调查，不久，又写成了《英国矿工罢工风潮之始末》、《英国矿工罢工风潮续志》等七篇通讯，于5月到8月先后发表于天津《益世报》。在这些文章中，周恩来不仅详尽地反映了这次英国煤矿工人罢工斗争的情况，而且还把西欧工人运动与本国工人运动作了比较，总结了这场斗争的经验教训，热情地赞颂了英国工人阶级的革命斗争精神。
第一次世界大战给了整个欧洲以巨大的打击。大战结束后，欧洲的经济久久不能复苏，到处一片萧条。1921年3月，英国煤矿资本家借口“生活程度低落，煤矿收入减少”，竟要采取“局部解决”13之方法，即分化工人团结的手段，削减工资。这就激起了这场大罢工。
英国的工人阶级具有高度的组织性和坚强的战斗力。工人的组织较为完备，在平时，各工会组织负责保险、联络、介绍职业和维持失业工人利益等事项。劳资矛盾尖锐时，则领导罢工、怠工，展开各种形式的斗争。英国的煤矿工人更是英国工人阶级的主力，历来斗争最烈。为了保持工人的权益，自1919年起他们就曾两次罢工，为争取煤矿国有，要求政府设置“固定工资部”和“国立利益均分组合”机构而斗争未得。如今，资本家又加紧向他们压榨，因而煤矿工人同盟于资本家的“矿业联合会”通告发出之时，即开代表大会于伦敦，一致议决：拒绝矿主提议，决定于 4月1日起 实行百万煤矿工人大罢工。
煤矿工人大罢工开始后，英国現狀顿时大变。英国政府通过女王签发将发至“临时戒严令”与“召回海员令”，一面对矿工进行镇压威胁；同时，内阁又紧急开会，商议对策。煤矿工人方面，则积极联络运输业与铁路工人，拟进一步发动“三角同盟罢工”（即三业联合罢工）。英国曾多次爆发过此种同盟罢工，在平时也设有矿业、运输业与铁路业“三角同盟”组织。 4月4日 至6日，运输业、铁路业工人联合会先后召开代表大会，一致赞同实現总同盟罢工，至于实現时机，则授权“三角同盟”干部視情况而定。 4月8日 ，“三角同盟”各团体干部联席会议又议决，如数日内不能实現谈判，则从 4月12日起 实現三业联合总同盟罢工。工人中的此种动向引起了国会的极度不安，吓得议员们连日开会，一致敦促政府出面调解。几经周折，9日，“三角同盟”领导人陶玛斯（系铁路业工会领袖）提出两项条件，以作暂时调解：一、政府召集矿主、矿工代表于11日下午谈判；二、矿工同盟立即通告各矿矿工停止干涉政府保护矿业行动（诸如允许矿井抽水等）。14
11日，谈判开始，首相劳合·乔治率财政、劳动大臣出席并主持会议。会上，矿工代表提出工人工资额以国定工资为根据，工人利益平均分配（即反对“局部解决”），并由国家担任救济责任为先决条件；而矿主仍顽固坚持其“局部解决”；劳合·乔治提出政府看法，认为要增加赋税救济重要产业的议案难在国会通过。第二天，继续谈判，最后由政府以“中人”身份提出八项办法。然而其八项办法，“其倾向仍不出斟酌各地情形，图工资之减低”，而对矿工之要求仅允许实验“国定工资部”或“国立利益分配组合”中一项，且一时不易做到。因此，这种政府出面的调解，“名曰调解，实则仍属庇护矿主。”15结果，谈判决裂。于是“三角同盟”干部及三业有关干部开会，决定三业总同盟罢工。劳合·乔治一面对工运领导人进行“劝告”，另一方面则调遣水陆士兵分镇各地，作应急准备。然而，就在这种紧急关头，“三角同盟”暨铁路工人领导人陶玛斯，竟以“不满于矿工之屡拒调解故”，16宣布“三角同盟”解约，从而破坏了这次三业总同盟罢工。陶玛斯的背叛使矿业工人蒙受了巨大的损失。然而，英勇的英国煤矿工人仍继续罢工，坚持斗争竟达80余天！
周恩来热情赞颂英国煤矿工人的坚韧的团结战斗精神，认为这是一场“世界罢工史上”“少見”的英勇斗争。特别赞誉广大煤矿工人身处“饥饿困窘”，然“万众一心，犹未闻持异议者”，“其精神，其魄力，其勇敢，又属难能可贵矣！”17认为中国工人阶级应向欧洲工人阶级学习，学习他们高度的组织性与团结战斗的革命精神。他鉴于英国的工人运动，又比较了1920年国内唐山煤矿工人的罢工斗争，认为其组织程度与斗争成果均“不可同日而语”，另一方面，同是英国资本家，其对工人的剥削压迫，“于本国有所忌惮”，而“施虐待，役牛马于吾国，行之若无事者”，这是为什么呢？是“劳动界有组织与无组织之分。而欧洲工人运动之所以能有如此水平，则是社会中之有思想有能力者起为之助”所致。因此，他竭力主张从事工人运动，以达到“与今日不可遏止之世界新潮流接触，伏将来无穷之隐忧也”。18
周恩来还从这次英国煤矿工人大罢工的失败中，看到了机会主义思潮和工人贵族对工运的危害，感到马克思主义的无比正确。他覌察了欧洲工人运动的两股潮流：“急进者直欲以俄国現象为法”；“稳进者则以渐进手段，求劳动界之逐渐改善。”英国煤矿工人所争取的所谓从“国定工资部”分“煤矿国有”主张，“其要点乃至以事业之监督权归诸政府，经营权属于工人，而外以有条件之利益分配权，留为政府与工人间在相商榷之事，此种办法非为共产主义者之直接管理之主张，而……有基特尔社会主义之倾向矣。”19这些，加上陶玛斯之流的背叛，这是这次大罢工失败的根本原因。
注意各种矛盾的演变
关心国际范围的阶级斗争
1918年底，第一次世界大战以英美法为首协约国帝国主义集团的胜利与徳奥为代表同盟国帝国主义集团的失败而告终。1919年1月，战胜了的协约国帝国主义集团，在法国首都召开了分赃会议，史称巴黎和会。1921年11月，为解决各战胜国在远东与太平洋地区的矛盾，特别是美帝国主义与日本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又召开了华盛顿会议，从而确立了一战后的凡尔赛——华盛顿体系。从表面看来，巴黎和会与华盛顿会议似乎解决了帝国主义战胜国与战败国之间的矛盾，也缓和了战胜国之间的争夺与斗争。然而，实际情况恰恰相反，帝国主义的强权政治不仅没有消除它们之间的各项矛盾，相反，它却为这些矛盾的进一步激化伏下了危机。
周恩来从国际范围的阶级斗争覌念出发，十分注意世界政治舞台上风云的瞬息变化，及时掌握动态，细致分析，从而在很大程度上把握了当时世界范围各项重大斗争的发展趋向。期间，他为天津《益世报》写的反映这方面主题的文章多达37篇！其中如《欧战后之欧洲危机》、《欧战后赔偿问题之近况》、《待开声中之华盛顿会议》、《英法最近之意見龃龉》、《复辟声中之徳意志》、《继爱尔兰而起者之埃及》等文，对战后资本主义世界的共同矛盾，战胜战胜国与战败国之间的矛盾，战胜国之间的矛盾，以及帝国主义与殖民地的矛盾，都有精辟的分析和服人的見解。
如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帝国主义面临的共同矛盾——资本主义世界普遍性的经济衰退和工人大批失业等社会矛盾，周恩来认为这是欧洲无法克服的最大危机。他在《欧战后之欧洲危机》一文中报道，当时造成欧洲显著不安的現象是“经济界之恐慌，生活之窘困”。仅英国的苏格兰论之，“失业者已超过百万上矣”。而这种情况“不仅英法为然，欧洲各国莫不然也，而尤以战败国为尤甚”。面对危机，“除俄罗斯已为工人苏维埃另有解决方法”，20其他各国几乎均一筹莫展。
为了转嫁危机，战胜国竭力想通过掠夺战败国摆脱困境，于是确定高额的赔款，这实际上又激化了战胜国与战败国之间的矛盾。在确定德国对战胜国赔款的问题上，英法两国又各怀鬼胎，“法主多赔，英主少赔”，21这又涉及英法各自的世界战略，关联战胜国之间的勾心斗角。 1921年1月28日 ，经协约国巴黎最高会议最后确定，德国的赔款总额为113亿金磅，合2260亿金马克，分为42年还清，規定头两年每年交10亿金磅。这种历史上创记录的巨额赔款对战胜国来说，虽能暂时“救济国内经济現狀”，但却“陷徳人于穷蹙之境”，怎能不激化战胜国与战败国之间的矛盾。对此，周恩来曾作过如下精辟的分析：
第一，战后“百无一存之德国”据其国家收入，“断其不易偿还”，且此项赔款的确定，多属英法等国政府派的主张，“一旦内阁易人，此等条款是否能接续赞成”乃是问题。特别是如果将来德国政局变动，“此种苛约”谁能保其履行？（科学预見！）
第二，此项赔款，虽是“协国取偿于徳”，又“无异取偿于本国国民也”。因为德国为支付赔款，在出口商品中每年需扣除12%的出口税。由此，以增加收入，以偿国债，徳必千方百计使其出口货物价格降低，以求大量出口，这又造成各国商品难以与其竞争，从而激化国际关系种种矛盾与纠纷。
第三，战胜国获得赔款，大半用于增兵造舰，扩军备战，“饵资本家之口者”，广大人民无衣无食的狀况并不能改变；反之，“徳人之食为人所夺”，结果是“内减薪裁人取之于工人，以贱售夺之他国，他国亦反以减薪裁人贱售之道报之”，以致全欧工人“夺食”，世界“终无以易不安也”。22
不仅如此，周恩来还精辟地分析了德国国内各阶级政治动向，指出，由于协约国对德国的无情压榨与掠夺，必然激起其狭隘的民族主义与复仇主义狂热，因而德国的政治倾向必然日益反动。处境穷困的群众，“一经复辟党人描述旧皇威之盛，未尝不为心动”，“因望治之殷，终不免为反动潮流所打动”。23当时在德国兴起的一场复辟运动，不仅有大学生们的支持，也获得农民、甚至一些工人的拥护，这难道不正是周恩来对十余年后希特勒在德国上台的某些必然性的科学預言吗？
在《待开声中之华盛顿会议》和《英法最近之意見龃龉》等文中，周恩来又深入地剖析了英法美日等这些战胜国之间的矛盾和斗争。指出英法美日等国在远东利益之分配、军备之保持、对东欧上西里西亚的归属等一系列问题上，都有尖锐的矛盾和剧烈的斗争。这些矛盾和斗争，纵能通过帝国主义之间共同牺牲弱小民族的利益而求得一时的“缓和”，但这种矛盾、斗争的实质“含有极复杂之经济问题、生存问题”，“终难理得其平”。24从而揭示了帝国主义之间矛盾的不可调和性质。
另外，周恩来还考察了帝国主义宗主国与殖民地之间的矛盾，对殖民地人民争取独立的民族解放运动寄予无限的同情。在《继爱尔兰而起者之埃及》一文中，他断言号称“天之骄子”的大英帝国的统治基础业已由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的兴起而动摇，“英人终不得长期保持其大英帝国政策而迄无改变也”。25他又热情地歌颂了埃及人民不畏强暴，力求国家的独立，民族的解放所进行的英勇斗争，愤怒谴责英国殖民者竟然动用飞机、炸弹，血腥屠杀赤手空拳的埃及人民的滔天罪行。最后，周恩来乐覌地预見殖民地民族解放斗争必将进一步高涨，“英人虽狡，吾恐其亦不易高枕无忧矣！”26
周恩来的一生是一位伟大的爱国主义者和国际主义者真正战斗的一生，又是一位彻底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光辉的一生。他从学生时代开始，就一直不知疲倦地忘我工作、战斗，毕生鞠躬尽瘁为人民。从1920年春到1921年夏，虽时仅一年，然而仅从《旅欧通信》中，我们就可看到他为人民、为祖国、为革命作出了多么巨大的贡献！周恩来旅欧初期的革命活动是他早年革命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尽管这在他整个光辉业绩中只占很小的一个部分，但却同样是光辉夺目的一部分。
注：
1 見人民日报出版社：《旅欧通信》。
2《旅欧通信》第131页。
345 第129、135、140页。
6何长工：《回忆旅欧期间的周恩来同志》，見《周恩来总理八十诞辰纪念诗文选》第164页。
7 《旅欧通信》第22页。
8 第19页。
9 同6，第171页。
10 《旅欧通信》第29页。
11121314 第45、30、69、73页。
1516171819 第74、76、97、68、69页。
2021 第1——2页。
22 第3——4页。
23 第178——179页。
242526 第156、256、260页。
（旧文一篇，谨以此文纪念人民的好总理周恩来逝世35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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