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静：农民公私观念与国家观念的南北差异
——从农民对新闻联播的态度谈起
一
在河南农村调查时，我们的一个受访人突然说，“午间新闻快开始了，我得回家看新闻去。”他如此惦记着午间新闻，是因为他错过了前天晚上的新闻联播。我们发现，新闻联播在该地的收视率仅次于天气预报。由于对新闻联播的热爱，北方的农民，无论是妇女还是老人，他们都能与我们海阔天空地谈论国家政策，并能精确地列举众多国家领导人的姓名与职务。看新闻成了人们每天生活的必需品，农民觉得看了新闻联播“才感觉到心里踏实”。
在我们对北方地区所做的调查问卷中显示，100%的农民相信新闻是真的。而我们问农民为何如此爱看新闻联播时，无一另外的回答是：“因为新闻联播最好，最真实，最权威”，并且，农民总不可思议地反问：“不是真的能上新闻吗？如果中央新闻都是假的，那国家不全乱套了！”
由于我们这些来自大城市的学者，同时又“深入到基层，深入到农村”，且“关心群众生活的”形象恰恰与电视上所建构的“三个代表”实践者的形象极为相似，所以，每当进村时，农民总是会急切地迎上来询问：“你们是不是国家派来的？”接着便向我们报怨诸多村里没人管的事：比如村道没人管，一下雨便进不了村；涝灾没人管，只得眼睁睁地看着玉米地被淹；治安没人管，看着自己的羊被骑摩托车的人抱走也只得干着急；种大棚遭了雪灾，养猪赶上瘟疫等等都没有人问，没人管。他们希望我们向国家反映，要国家来管管。并且，笔者在村庄中访谈时，老人们总是要我回答一个很棘手问题：“儿子不养爹，你们能不能向国家报告，或是向我们的县委书记、省委书记报告？”而笔者则建议：“这事不用找国家，可以找村干部。”老人却很生气地说：“告诉他们就像蚊子叮牛角，没用！”接着，老人便是一阵激烈的报怨：“电视上的领导天天讲三个代表，送温暖。我们底下的干部却在下面瞎胡闹，不关心群众生活，啥都不代表，就代表他们自己，他们才不管儿不养爹的事”，最后，老人无奈地报怨道：“国家的政策好，一切为农民，地种非但不要交钱，还补钱，这是开朝以来都没有的好事，就是下面的不管事。”
然而，我们在江西调研时发现，南方村民并非像北方村民那样对新闻联播有着强烈的热爱与期待。新闻联播在该区域的收视率远远低于电视剧的收视率，村民对新闻联播几近持一种冷漠与娱乐的态度，即使在所受访的村庄精英中，无人把新闻联播视为他们生活中的正经事儿，更谈不上精神上的寄托和期待。由于不看新闻，绝大多数妇人与老人不知道谁是国家主席，谁是省委书记。少数几个看新闻联播的农民也只是爱看后面的国际新闻，比如伊拉克问题或是六方会谈，农民说看这些国家打来打去，很有意思，还可以开阔眼界。在他们看来，看新闻不是为了看“国家”或“国家领导人”，而是看稀奇的事。在农民日常的谈论，我们也很少捕捉到“国家”这一时常挂在河南农民嘴上的关键词，我们所感受的总是村民温和的叙说以及他们平静而有序的生活，既听不到对国家的报怨也感觉不到他们对国家的期待。村民总是说，“中央新闻太远了，不实用”，他们认为，左右他们生活的并不是电视上的国家或是遥远的国家领导人，而是其身处的“村庄”和地方上的规范，村民可以不需要关心国家大事，但一定得通晓地方上的事。
二
农民对新闻联播的态度以及对国家的诉求程度如何，表现的是人们国家观念的疏异，即为何北方农民的国家观念如些明鲜，国家诉求那么强烈，而南方农民的国家观念几近冷淡？本文试图从南北方村落的性质与农民的公私观念展开理解。
北方村落地处平原，易受战乱冲击，村庄历史较短，迁栖频繁，因而形成了多姓杂居的村庄结构。多姓杂居村庄的显著特点是村庄一般以家族为认同与行动单位，家族作为“大私”负责解决家族内部的事，但家族之间缺乏一致行动能力，因此必须诉求于家族之上的一种“公”的力量，比如清末的“会首制”、临时家族代表会，或村组干部。在这种农民能够真切感受到的、具体的“公”之上还有一个抽象的“公”，即农民对国家的想象。北方农村离中央政权较近，在传统上经常受到政权力量的介入，也较容易接受主流的意识形态。因此，当村庄具体的“公”无法切实满足村庄功能性和社会性需求时，人们倾向于诉诸抽象的“公”。
因为多姓共居，村庄被多个家族“大私”所分割，所以其内部一般缺乏一种能笼罩村庄、统合共同体的内在力量，村民对村庄缺乏一种“我们感”，即村庄仅仅是一个“公家”的村庄而不是“我们”的村庄，村庄应该由一个具体的“公” ，如会首制、村委会、小组长去管理而不是“我”应该负责的。所以，我们在河南农村看到：院子之外的事便不再是我的事，而是公家的事，是小组长等具体“公”的事情。村庄中的红白喜事、纠纷调解、修路筑坝、儿不孝顺，甚至村庄的垃圾堆放都是这个具体的公的事。村民把小组长称为“当官的”，在村民眼中的，小组长就是他们的“官”，就是管理村庄公共事物“具体的公”。并且在我们调查的北方村庄的公共治理层面上，除了小组长、村委会，我们似乎很难触摸到其他承载着村庄公共事务的“具体的公”。在村民看来，村庄是小组长的村庄，应该由他们小组长去管。但是税改之后，小组长被取消，村级政权也在此过程中弱化、需化，村庄中承载着公共事物的具体的“公”被抽空了，顿时村庄没有了“当官的”，没有了“管事的”。村民猛然发现众多的事成为了“没人管的事”，村民甚至在遗憾失去了“具体的公”的同时又庆幸政府实施了火葬，不然就连丧事中指派抬棺材的人都没有了。当失去了“具体公”的农民已不能在其所生活的村庄寻求一个可以诉求与期待的对象，便只能转向外部遥远的国家或是一个万能的神、一位公正的却是抽象的“青天大老爷”。在农民的日常生活、生产和交往中，一方面是新闻联播上的处处体察民情、关心民生，另一方面则是与现实村庄公共事物中的“没人管”，这种强烈的对比给予了农民对电视新闻上的国家、对“抽象的公”怀有更急切的期盼与强烈的诉求。也正因此，农民对我们这些“国家派来”的学者，充满着想象与期待。
北方农民通过观看新闻，并相信新闻，不仅在于获得一种心里的安全感，更在于寻找到了在村庄所不能寻找到的诉求对象和期待对象。所以，农民说：“要是新闻联播都是假的，国家不就乱套了吗？”新闻联播时刻维系着农民对国家这个抽象公的信仰。
在江西等南方宗族性村民组中，整个自然村或是村民组便是一个宗族，它不仅保留着鲜活的村庄历史，并承载着深厚的、多层的村庄整体感与主体感。因此在南方宗族性村落，相对于家庭“小私”，宗族是“大私”，在“大私”之上没有北方杂姓村庄那样的具体的“公”，而是直面国家这个抽象的“公”。宗族性村落的功能性和社会性“公共”事物都由“大私”来承担和完成，无须在“大私”之上建构具体的“公”，更少诉诸抽象的“公”。
当进入南方宗族性村落时，高大雄伟的宗祠使进入者如此清晰地感受到村庄历史与村庄的自我主体感。在南方宗族性村庄的村民看来，一个没有宗祠的村庄就如一个没有脸面的人，这个村庄中的所有人将会在“地方上”被其他村庄瞧不起，地方上的人也将不会把这个没有宗祠的村庄视为村庄。然而在村庄内部，宗祠不仅仅是村庄的脸面，还承载着村庄中众多的公共事物：举办红白喜事，召开村民代表大会，各种理事会议。此外，围绕宗祠所延伸的村庄主体便是宗族的“族长公”，各房的“长房”，过了60岁的“老生”以及喝了点墨水、专门主持村庄红白喜事的“斯文”等。这些人辈份高，威望强，都村庄公共事物中积极分子。他们积极参与村庄中各种理事会，受邀请出席村庄的红白喜事与纠纷调解。除了以宗祠为中心的村庄主体外，南方村庄还有以神树为象征的“社神”。但社神也只是“我们村”的神，只管本村的事，仅保佑本村的子孙，与村庄外的人无涉。社神不仅仅是村民作为仪式性的祭祀对象，更是村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是村民在日常生活中予以诉求与期待的对象。村民会时常来到树神下敬奉社神，祈求在外打工的亲人能平平安安、好好挣钱，在外不遭骗，不遇抢，更不要碰到搞传销的。喜逢杀猪买牛生仔以及过年过节时，家家户户都会提着酒菜拿着香烛虔诚地来到神树下祭祀他们的社神，感谢社神的保佑。而一些儿子不孝顺的老人则在神树上挂上写有儿子姓名的红带，泪声俱下地向社神述说自己是如何含辛茹苦地把儿子养大，如今儿子又是如何地不孝，老人祈求社神能使儿子良心发现，以善待老人。
我们看到，南方村落村庄与北方村庄不同之处在于，南方村庄中有众多管事的主体，村庄不单是小组长的村庄，更是村民自己的村庄，即“我们的”村庄。村庄中的事也不光是小组长的，更我们自己的事，即村庄是一个由宗族、房支、家族以及所有村民构成的一个“私”的领域，它相对于个体家庭小私而言，是“大私”，村庄的各种“公共”需求都是靠“大私”自己去解决，去满足。南方村庄没有具体的“公”，只有具体的“私”和抽象的“私”。农民的诉求与期待可以通过宗祠，族长公，长房，老生、斯文，修路理事会，宗祠理事会等诸多的“具体的私”获得。当“具体的私”不能解决是，农民便向“抽象的私”——社神报告，而不是诉求于“抽象的公”——国家。在村庄看来，国家这个抽象的公则是一种外来的公，而不是“我们”的公。显然，对于这种外来的公，农民的诉求与期待感远远低于对“我们”的公即村庄的“大私”——家族的长房、宗族的老生、斯文、族长公以及社神等。在南方村落，因为有“具体的私”与“抽象的私”满足了人们几乎所有社会性和功能性的诉求与期许，人们对“抽象公”的企盼和诉求就不会十分地强烈，国家形象也不会在人们心目中凸显。正是如此，我们才能理解为何南方农民很少谈论干部，报怨当官的，且认为新闻联播里的国家、国家领导人是那么地遥远而不实用，因此还不如看些又能“调解休息，又可开阔眼界”的国际新闻；才能理解农民所表现出的国家观念的淡薄，国家诉求的冷漠。
三
从人们观念中“公私”范围变化来理解，北方村庄是“公”在无限拓展而“私”在急剧退缩的村庄。“私”从村庄的宗族、家族一步步退至核心家庭，最终使整个村庄、所有村民袒露在“公”的领域。此时，农民对“公”的诉求也随之无限地往上推，从村庄“具体的公”直至“抽象的公”——国家。简而言之，当“公”无限地拓展，“私”急切地退缩，所有的“私”退让给“公”之后，村庄不再是“我们”的村庄，村庄的事便不再是“我”的事，而是“公”的事。从公私观念的主体看，北方村庄是没有私，只有公的村庄，是需要公去维系、去整合的村庄。当村庄“具体的公”一步步弱化仍至退出村庄公共事物后，农民对“抽象公”的期待便愈甚急切，国家观念也愈强，越渴望国家来“管管事”。也正因此，我们也理解河南农民为何能经受住国家接二连三“逼民致富”的折腾：种韭菜没成，种大蒜；种大蒜不成种黄瓜，黄瓜没成功又改种西红柿！而江西的农民听说后却表示无法理解、不能忍受！
而南方的宗族性村落，村庄是“我们”的村庄，村庄便是一个“大私”。村庄的公共需求在家族、长房、宗祠、宗族等“具体的私”内获得满足；当发生令这些“具休的私”“管不到的事”时，农民便诉求于他们“抽象的私”——社神。有着诸“私”的关照，村庄之外的抽象的公——国家，在南方农民看来，是那么地不实用，有时甚至心存芥蒂。这样，我们也就能够理解，江西农民为何认为北方的逼民致富不可理喻。所以，在南方村庄，无论是从新闻联播的偏爱度上看还是从乡村治理上看，我们都感受到农民国家观念的淡薄，对国家诉求的冷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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