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样的乡村，什么样的建设
赵晓峰
自党的十六届五中全面提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战略以来，已经有两年的时间过去了，社会各界尤其是党和政府的各级组织都投入了相当大的财力和精力。但是，我们依然能够切实地感觉到新农村建设的效果并不明显，最典型也具有普遍性的现象是“政府动，农民不动”、“社会动，乡村不动”。为什么会出现如此困境呢？笔者认为根本原因在于对当下村庄的认识模糊不清，由此造成各地对新农村建设的任务及目标出现了偏差。所以，我们必须要弄清楚乡村究竟是“什么样的乡村”，才能立足村庄性质决定开展“什么样的建设”。
一
按照温铁军教授的估计，在当今中国的13亿人口中约有8亿劳动年龄人口，其中约5亿在农村。5亿之中已有至少2亿成为非农就业劳动力，其中有1.2亿离开家乡外出流动打工，加上随带人口，合计大约1.8亿“流动农民”，占总人口之比约为15%[①]。更重要的是，在这些流动人口中，大多数年龄集中在16-45岁之间，由此可以想象，大部分乡村都成了“没有年轻人的空壳村”，这一变量给乡村造成了根本性的变化：
一方面，大规模的人口流动使村庄丧失了经济发展的功能，农民增收的路径已经转移到村庄的外部。我们知道传统中国农村社会的典型特征是封闭性非常强，农民要想维持生存就必须面向土地寻找出路，由此导致农村土地经营中普遍出现农业劳动力投入的收益率递减规律，使农业出现了长期存在的内卷化现象。而目前，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这个状况，农民的收入结构已经出现了重大转变，非农收入占农民总收入的比重日益增大，那些常年在外的农民已经能够摆脱土地的束缚在城市获得生存和发展，资金自外而内的流动成为乡村社会的一种常态。在这样的情况下，农业经营在乡村的重要性开始下降，大量的农民将承包土地转租，甚或抛荒不种，湖北荆门地区的农民则将水稻种植由以往的一年两熟变更为一年一熟，土地种植俨然就单纯是为了解决农民的肚子问题，很多农民已经不再把经济发展寄托在那“一亩三分地”上。因此，我们可以说在当下的中国农村，特别是人口流动性较强的地区，村庄经济发展的功能是外溢的，农民是在村庄内以土地求生存，而在村庄外以非农就业求发展的。
另一方面，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尤其是青壮年劳动力的外流造成村庄内部村民年龄结构的断层。在费孝通的笔下，传统的中国农民是“生于斯、长于斯、死于斯”的一辈子都待在同一个地方的群体，正是这一特性使社会继替、村庄延续成为可能。然而，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已经改变了村庄的封闭属性，青壮年劳动力的外流从客观上造成村庄内部农民年龄结构的断裂，新一代的农民已经不再具备“安土重迁”的乡土观念，这对乡村社会造成极大的冲击。从一个人一生的精力来说，16-45岁是一个人精力最旺盛、创造能力最强的时期，他们的大规模流出非常自然地就会使村庄因为缺失创造主体而陷入发展困境。从整个中国的宏观局势看，国家的现代化、工业化与城市化还需要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才能实现，与之相伴随，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向发达地区、发达城市的流动也就必然成为一个长期存在的趋势，留守农村的也就只能是以儿童和老年人为主体的6199部队。
从这两个层面来看“乡村不动”的现象就会有新的理解，当前的新农村建设尽管中央提出了“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发展目标，但是社会各界尤其是各级地方政府仍然将经济发展、农民增收作为中心任务来抓，没有看到村庄经济功能的外溢与农民年龄结构断裂给乡村社会带来的巨大影响。农民增收固然重要，然而，它的实现更多的可能要依赖村庄以外宏观经济环境的变化，依赖国家再分配政策的调整和工商界整体利润的增长，也就是说要依赖大规模流动在外的农民的整体报酬的提升。要想在村庄内部寻求经济发展和农民增收在短期内依靠农产品产量增加和国家保护价收购是可能的，在长期内却必然存在增长的“瓶颈”。何况，内部增收导向的新农村建设在当前的情况下，缺乏参与的主体，6199部队对此只能是有心无力。无疑，当下的新农村建设实践探索，很多地方都没有明确农民参与的真正主体归属，没有结合他们的实际现实性需求来开展工作，也就是没有搞清楚乡村是什么的问题，自然，建设的方向与内容偏位也就成为必然的现实。
二
弄清楚了乡村是什么，我们还得对新农村建设的战略意义和方向进行思考，从而也才能进一步决定开展“什么样的建设”。 如果是站在城市化终将实现，乡村注定消亡的角度上来思考，新农村建设也就没有必要开展工作了，注定要消亡的东西难道还有建设的必要性吗？反过来，我们也不能固守村庄，就乡村谈建设，而应该将新农村建设工作放在现代化进程不可逆转的背景下来考量。站在这样的角度来考虑新农村建设，我们可以说，“新农村建设的目标就在于为中国快速进展的现代化提供稳定器和蓄水池”[②]。稳定器是说，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社会的快速转型，往往也是政治稳定成为问题，社会经济容易出现波动的时期，在这个时期，如果能够将占中国人口大多数的农民稳定好，让农民能够从现代化中获得好处，则中国现代化将有能力经受政治社会和经济波动的考验。蓄水池是说，通过新农村建设，农村仍然可以为农民提供相对较好的基础设施和环境条件，提供相对良好的人际关系和丰富的文化生活，从而使农民可以在农村安居乐业，同时，低成本地完成劳动力的再生产。也就是说，新农村建设就是要从这个战略目标出发，通过新农村建设工作为中国的现代化事业提供一个稳固的后方。而要开展新农村建设工作，就必然要从乡村社会性质出发，努力营造一个秩序井然的乡村社会，使留守村庄的农民能够过上有尊严、有生机、有活力的生活，使流动在外的村民将来如果不能顺利落脚城市的时候能够也愿意返回村庄生活，使村庄能够消融青壮年劳动力的大量外流给村民年龄结构构成带来的冲击，使乡土能够始终保持规范与秩序。即使说乡村社会最后注定要脱离乡土本色，进入法治、警制式的现代社会，我们也不能坐等这个理想社会的悄然到来，我们要通过新农村建设工作使这个转型少一些痛苦的呻吟、少一些苦难的遭遇、少一些道德败坏的现象，使转型能够平稳过渡。现代法治社会是我们期许的，可是我们却并不想要太多的阵痛。我们的目标当然也不是要回到传统的礼俗社会，只是希望现代性的进入能够在乡村传统的基础上发挥作用，而不是彻底的摧毁，我们应该象费孝通先生一样有文化自觉的自律精神，在新农村建设工作中充分借鉴乡村传统中的优秀文化因子开拓创新。换句话说，我们认为当下的新农村建设应该正视村庄经济发展功能外溢的现实，将农民参与的主体明确定位在妇女和老年人身上，通过卓有成效的创造工作，不仅要使乡村社会形成“落叶归根的社会有机循环”机制，建设秩序井然的乡村社区，而且要为国家的现代化事业提供稳定的社会环境。
三
立足于乡村社会的性质，明确将新农村建设的目标定位在是将乡村建设成为中国社会快速现代化的稳定器和蓄水池上，力求使乡村能够在流动性与现代传媒的冲击下克服年龄结构断层带来的负面影响，使乡村社区能够形成有机的循环，为村庄的发展注入活力。基于这一目标，我们认为当前的新农村建设工作应该采取保守疗法，必须舍弃模糊的农民主体定位和经济发展为中心的村庄发展定位，将农民的参与主体定位在妇女和老年人身上，应该以社会性、文化性项目建设为主，辅之以经济项目的开展，将乡村建设成一个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和谐共处，秩序井然的祥和社区。结合现实的情况，笔者认为可以做出以下努力：
首先是可以尝试推行土地“村社所有+均分制”的制度创新。我们认为在当下中国，土地对于农民而言不仅具有生产功能，而且同时也具有社会保障的功能，虽然农民的增收主要可能必须依赖非农收入的增长，但是对于作为人口大国的中国来说保证耕地的产出能力是必要的，是化解潜存的粮食供应危机的保证。同时，在现有的市场结构以及农民工就业环境的约束下，维持农民工对耕地的收益权是农民工可以顺利往返城乡谋求生路的关键。鉴于此，我们可以结合村庄内部村民年龄结构断层的现实，推行土地“村社所有+均分制”的制度创新，加快土地的流转合作。一个可能的解决办法是将土地的产权落实到村委会，推行土地村社所有制，然后由村委会负责土地的流转与合作。与此同时，国家对村委会的土地实施政策进行制度规范和实施监督，其中首要的是将土地的收益权量化到每一个农户，无论是土地非农化使用，还是土地规模经营，收益必须确保均分给农民。也就是说，农村土地在村社所有的情况下，村委会拥有土地的所有权、甚至经营权、流转权、使用权，但必须确保农民享有收益权，这样对土地的规模经营和发展现代农业都提供了良好的条件，也能适应农业经营老龄化带来的挑战，还能切实维护农民的权益。
其次，可以发展以社区性互惠为目的的农民合作经济组织。舒尔茨在《改造传统农业》一书中将农业部门的生产活动划分为：（1）农民所从事的生产，包括为家庭消费的生产和为市场销售的生产；（2）不由农民从事，而由一些供给者从事农业要素的生产，农民从这些要素供应者那里获得这些要素；（3）不由农民完成的农产品销售、运输和加工的生产[③]。就现在农业经济发展的情况来看，农民能够掌握的利润只限于农产品的生产环节，也就是舒尔茨所说的第一部分，仍然身受工商资本和金融信贷资本的盘剥。我们在新农村建设工作中提出发展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不是象费孝通在乡土重建思想中提出的要发展以制造业为取向的乡村工业，而是要将农业经济延伸出来的生产、流通、信贷等领域的利润尽可能地留在乡村，还要做好村庄内部的生产互助工作。这就要求新农村建设中的农民合作经济组织，首先要作好农业生产技术的学习、推广工作，尤其是要带动外出打工归来的青壮年进行培训，使农业技术传播链条不至于断裂，将农民不因为技术原因而遭受损失；其次，做好农业生产要素的统购分销与农畜产品的分购统销工作，使农业流动领域的利润能够留在农民手里；第三，开展社区性金融合作，其目标不在于为大型的经济发展项目募集资金，而在于社区内部村民之间能够调剂余缺，解决日常生产生活的困难，使农民能够避免商业金融和地下金融的剥削；四是逐渐淘汰高能耗的石油农业，发展绿色生态农业，使土地自身能够形成有机循环。从以上四点可以看出，我们倡导发展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志在使乡村能够在青壮年劳动力大量外流的情况下，通过留守农民的合作使农业生产能够正常进行，使农民尽量少受工商与信贷资本的剥削，使土地能够在没有必须满足农民生存安全需要的压力下走出石油农业破坏土壤质量的恶性循环，也使农业生产知识能够在村庄里得到传播，使返乡的农民能够迅速地投入生产，从而形成乡村内部的良性循环。
最后要重建社会性、文化性组织。当前新农村建设的主体是45岁以上的村民，还有一些留守村庄的青年妇女以及退休回村居住的老村民，因为在现代性的入侵中，这些人没有能够形成合力，也就没有能力抵抗不符合村庄实际的价值观念的侵蚀，才造成了乡村的失序。如果他们能够合作起来通过组建社会性、文化性组织，开展卓有成效的文娱活动，就能够增加农民之间的公共交往，重建一种与消费主义、物质性享乐主义不同的生活方式，消灭当前乡村那些不能发挥正功能的亚文化圈，在乡村的土地上生长出一套新的生活价值系统，使人们生活有目标、生命有意义。这种新的价值系统并不排斥现代化、法治化，而是能够将这些现代性因素溶入其中，并形成村庄内部笼罩性的社会规范力量，使生活在其中的人都能够感受到它的可贵，从而使那些现在在外流动将来还要回到村庄的人愿意也能够回到家乡生活，使乡村社会能够不因一代代青壮年劳动力的外流而出现失序与断裂的局面，使乡村能够保持生机。
简介：
赵晓峰，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博士生
主要研究方向：新乡村建设与乡村治理
联系地址：湖北*武汉 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
邮政编码：430074
联系电话：027-63771670（小灵通）
E-MAIL：[email prote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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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温铁军:《农民流动打工问题和新时期的劳资关系》，www.snzg.cn。
[②]贺雪峰：《乡村的前途——新农村建设与中国道路》，山东人民出版社，2007年。
[③]舒尔茨：《改造传统农业》，商务印书馆，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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