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本次旅行般的农村社会调查中，令我感触最深刻的现象是农民的“原子化”和农村社会权威的虚拟化甚至缺失，这集中体现在多数农民经常向我们提起的一句话：“现在大家都忙着各自挣钱，都不怎么关注集体的事，没人能把大家组织起来”。可以肯定的说：农民的原子化必然导致乡村权威的虚拟化甚至缺失，而这反过来又必然加剧农民原子化的趋势。
经济制度在社会变迁中并不是最活跃的因素，但一旦这种社会要素的改革得以启动，它的威力就是无比巨大的，并且往往具有很强的不可预料性。改革开放之后，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催生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此项改革措施的设计初衷应当是善意的，但30年之后的结果证明其产生了严重的负面效果，其中最显著的就是农民的“原子化”。市场经济体制下并不必然导致农民的原子化，比如台湾地区、韩国、日本等都拥有良好的农民组织化机制；但中国为何出现了截然相反的现象呢？就我们长期的农村实地调查来看，主要的和关键的原因是政府的不作为或者基层政府职能的偏离（集中精力于城市工业发展和社会稳定，而不是现代农业建设）；当然，这些现实也是与我国农村长期的小农经济密切相关，但从历史的角度看这并不是可克服的要素，更不是直接的原因。出于维持社会稳定和保证工业发展资金积累的需要，人为地保持小农经济形态是导致我国农民原子化的根本原因。
在农民“原子化”状态下，我国乡村社会陷入了一个恶性循环的怪圈：原子化的个体经济—汪洋般的小农竞争—人性自私逻辑的运行—农民的分化和分裂—贫困和保守思想的维持—农民进一步的原子化。在这样一个循环中，人性自私的理念很容易扩散和渗透，于是社会信任面临严峻的考验，这直接体现为不和谐的干群关系，由此导致基层干部群体社会权威的丧失，加之文革时期对乡绅、宗族势力的打击，实际上当前中国农村的所谓“精英集团”不复存在，这就造成了乡村权威缺失的现实。最近10多年，我国乡村社会兴起了一批农民企业家和个体户阶层，但他们多数人要么选择政治冷漠和不参与，要么选择与权力阶层联姻，这就导致了其社会权威的难以塑造，“先富不能带动后富”必然不能自然形成先富者的合法性权威。乡村权威主体的缺失虽然不是举国普及的事实，但就多数地区而言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这是一个与农民原子化现象高度相关的问题。
农民原子化和乡村社会权威缺失使我国乡村治理陷入了两难困境，一方面，为了维持社会稳定和减轻政策转变带来的阵痛，政府希望尽量放缓农民的组织化进程，但另一方面，长期维持的农民原子化状态又限制了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也阻碍了农民思想意识的提高，这又不利于推进现代化建设。在未来的农村发展和建设中，最关键的工作就是走出这种两难困境和恶性循环，培育新的乡村社会权威主体，并借助之重新将农民组织起来，既克服小农经济形态的各种困境，又能保持农村社会的平稳发展；其中新的乡村权威主体选择和培育方式是该领域研究者今后值得重点考虑的问题之一。
走出原子化，促进乡村权力主体向权威主体的转变，应该是许多农民期盼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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