崖口村民在海选村民代表。 萧亮忠摄
崖口的村口其实与珠三角其他村庄没有什么区别。周志坤摄
崖口村征用土地补偿协议签约现场。周志坤摄
南方日报记者周志坤 南方农村报记者江华 实习生翟旭钦
■这里的村民仍像当年的人民公社一样集体干活赚工分
■16岁以下儿童和60岁以上(女55岁)老人的口粮完全免费
■专家认为崖口模式的实质是通过土地集中保护了弱势农民的权益
■但在一个5.45亿元的大蛋糕面前,崖口人却以99.14%的赞成率同意卖地
4天前,中山市土地储备中心与南朗镇崖口村签订的一项土地征用协议,征走了该村约1.17万亩的土地,这一消息让关注崖口的人们把心提到了嗓子眼上。
在一个5.45亿元的大蛋糕面前,坚守了几十年“人民公社”制度的崖口人以高达99.14%的赞成率支持土地转让。人们不禁要问,崖口还能继续坚守“人民公社”制度吗?
上个世纪80年代初,当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席卷全国时,崖口村民却民主决定继续走“公社”之路。随后,崖口举全村之力积累了这笔土地财富。
在崖口,土地是崖口的生命线。长期以来,这个村庄都依靠这数万亩的土地出租收入补贴农业生产、安排村务管理和福利开支。
崖口的坚持被学者称之为珠三角最后一个“人民公社”。在这里村民仍然像原来的人民公社一样集体干活赚工分。很多人都在问他们为什么还能坚持“公社”制度。
十七届三中全会报告已经发出了明白无误的信息,要培育农民新型合作组织。或许,崖口“公社”的三十年发展路显然具有某种特殊的启示意义。
恍若隔世的“公社”生活
大队里的分配方式保留了人民公社时期的“工分制度”,所有农活由600多位社员集体完成,社员的收入也根据他们所获得的工分计算
10月20日,崖口村的阿谭起了个大早。尽管现在已是农闲时节,稻子还没收割,农活很少,但他仍像往常一样,吃过早饭后来到村祠堂公告栏前。
公告栏上写着今天的开工通知:“九点开工,下田林围鸭网”。他看了看,在“斩田基”一栏下挂上自己的名字牌,随后和伙伴们出发。
阿谭说,如果有工可派,生产队长会在早晨八点钟左右公布出工时间、地点和农活内容。“但是,出不出工由自己决定。”
崖口村3100多人,有1700多个劳动力,其中有差不多600人靠在“公社”里“挣工分”生活。
今天的农活儿比较容易。阿谭希望早点收工好去村里的粮仓取米。崖口有四座大粮仓储存数十万斤粮食供给村民。
10点多,阿谭顺利通过了生产队长验收。“每件工作都要通过生产队长验收,如果质量达不到要求,就需要返工。”
根据村里规定,干完活,阿谭可以拿到20个工分,这大概值30元左右。“不过,由于农业周期较长,工分值到底是多少要等到早造或晚造分配的时才能明确。”崖口公社法律顾问谭顺宁说。
他立即前往粮仓,掏出一本类似存折的“粮折”领了“口粮”,并在旁边的打米机免费打米。“我们从来不用担心粮食涨价。”阿谭说。
该村规定,任何参加集体劳动的社员,都有权使用“粮折”,年终时直接从工分中扣除,价格远低于市场价,自2001年起对16岁以下儿童和60岁以上(女55岁)老人的口粮,完全免费。“但退出集体生产的村民,将不能享受这项福利。”
谭顺宁告诉记者,目前,该村3500多亩水田全部由大队集体种植水稻。从1976年村里开始实行大队一级核算以来,农业生产都分大队、生产两级管理,一直没有大的变化。
具体生产活动和田间管理由13个生产队负责。大队里的分配方式则保留了人民公社时期的“工分制度”,所有农活由600多位社员集体完成,社员的收入也根据他们所获得的工分计算,而数十名村委会干部、工作人员和农机工作人员则领固定工资。
此“公社”非彼公社
阿谭今年上半年挣得了七千多的工分收入,这在村里居于中上游水平,有的人与之相差数千元。这并不是一个可以吃“大锅饭”的“公社”,干多干少不一样
“人民公社”,对于成长在改革开放的春风中的一代来说,这些描述恐怕只存在于历史著作之中；对于30岁以上的人们来说,这则早已成为尘封的记忆。
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崖口人大量逃往港澳地区。资料显示,到1978-1980年,有高达300多人。改革开放之初,留在崖口的多是半劳力和非劳力,很显然,若分田到户,很多家庭将无力耕种。
当1981年中山市南朗公社开始推广土地承包到户的时候,村支书陆汉满说,在这种情况下,村中的弱势群体需要党和组织。多年以来,正是他带领全体崖口人继续走集体之路。
时任中山县委书记的谢明仁说:“我们中山不搞一刀切,农民不愿分的,可以继续搞下去。”
在此背景之下,崖口村召开社员大会,经过几天几夜讨论,最终达成了继续坚持走集体化道路的决议,并一直延续至今。
……
“村支书陆汉满早造工资7200元,社员谭淑影早造分配5758.30元,林浩球早造分配7913.35元……”
8月2日,中山市南朗镇崖口村“两委”干部、村民代表、工作人员、各队记分员等数十人,像往年一样集中到村委会会议室讨论、完成了早造分配。
根据“按劳分配”的原则,阿谭今年上半年挣得了七千多元的工分收入,这在村里居于中上游水平,有的人与之相差数千元。这并不是一个可以吃“大锅饭”的“公社”。
崖口村差不多600人靠在村里3500多亩的稻田里“挣工分”。
“有人说我们这样做效率低,但是,在过去的20多年里,我们在村东部六公里长的海滩上围垦出了总面积约4万亩的滩涂。”陆汉满不动声色地反驳。
这些围垦出来的滩涂已大量作为养殖场出租,每年可为崖口提供数百万的租金收入,以用于补贴农业生产、给社员和干部发工资、整修村里的公共设施。
根据最近十年的统计数据,崖口村平均每年约有500人参加农业生产,产出345万斤粮食,分配给农业劳动者的资金总额是480万元。单凭3000亩的稻田,显然无法支撑如此巨额的开支。
如果没有在市场经济中赚取利润来支持农业生产,崖口的集体经济无法运行。中国社科院研究员党国英表示,传统人民公社的体制在任何地方都是低效率的,除非在一些做法上背离传统做法。“但是,那样就不是人民公社了。”
在中山日报社做记者的崖口人萧亮忠也表示,仅仅用“公社”来形容崖口的模式并不十分贴切。但他确实在一定意义上保留了“公社”的模式。
财务就像透明保险箱
陆汉满将崖口的做法称为“双轨制”。一方面可以搞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村庄以共同体形式进入市场经济
村民获得了免费的房屋、医疗、养老等福利,却失去了部分自由、民主的权利。这是曾经辉煌的大邱庄给人们的最惨痛教训之一。
但在崖口,阿谭可离开生产队外出务工,只需跟队长打个招呼即可。若他要回原属生产队劳动,队长不可拒绝。不过,回队申请只能在年初进行,需另交100多元的生产工具费。用陆汉满的话来说,你有本事可以去做生意,或者去香港、澳门。
数据显示,改革开放后,崖口各生产队出工人数经过逐年下降,在1993年降到308人的最低点。此后开始回升,目前约有600人留在本村工作。这是因为社员人数下降后,大队增加了对生产队的补贴,在生产队出工收入提高,而且还有“口粮”等福利吸引。
“其实,哪天去上工、上什么工,纯由村民个人自主选择。同时,我们还要保证社员收入略高于周围务工平均工资,但又不能高得太多。否则,有可能会造成人员总量大幅度波动。总之,我们并不是封闭的桃花源。”谭顺宁说。
不仅如此,早在1977年,崖口村的村民代表会议就开始成为一项制度。记者看到,在该村各大祠堂前贴满了村里最新的征地补偿公告,许多农民在观看、讨论。
“这么多年来,每个月都要召开村民代表会议,讨论村务。”谭顺宁向记者出示了最近十多年来的村委会、村民代表会议议事记录,包括2001年4月矛头直指村支书陆汉满和村委会干部的“大字报事件”等均明确在案。“老班长”并不被视为一个不可得罪的人。
崖口的财务就像是一个“透明的保险箱”。“每天村里集体开工的时候,没有一个社员讲,你今天要给我多少钱,才去开工。如果集体不透明,值得信任,他们不会连今日收入多少工钱都不过问。”村民肖伯说。
“其实,在某种程度上,这也与村民对公社工分配体制的信任息息相关。”谭顺宁说。
陆汉满将崖口的做法称为“双轨制”。一方面可以搞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村庄以共同体形式进入市场经济；另一方面,农业生产效率低,投入高,生产期长,有风有雨有虫有病害,甚至是人害。因此,村庄又要利用土地出租收入来扶持农业生产。
集体生产与卖地分钱
崖口村全体股民以高达99.14%同意的结果通过了土地征用协议。他们每人将获得14.2万元的现金补偿,养老保险另算。两项加在一起大约有17万元
10月26日一大早,崖口,这个平常安静的村庄突然热闹起来。
在这一天的10点钟,中山市土地储备中心、崖口村委会和崖口村民土地基金会、南朗镇政府分别作为协议的三方,正式签订了涉及面积近1.17万亩的土地征用协议,补偿款约为5.45亿元。征用土地全部位于该村围垦地的东部。
此前的10月23日,崖口村全体股民以高达99.14%同意的结果通过了这一土地征用协议。他们每人将获得14.2万元的现金补偿,养老保险另算。两项加在一起大约有17万元。
崖口是中山土地面积最大的一个村庄,占地总面积达40多平方公里,其中围垦土地面积约4万亩。
数万亩用于出租的土地、滩涂事实上已是崖口“公社”的生命线。事实上,在过去的三十年里,崖口村民在向海要地的同时,一直反对卖地。
在这个土地财政盛行的年代,三十年来一直在抵制卖地的崖口村,为什么会迈出大卖地的一步?
其实,30年来,要求卖地的崖口人并不算少。陆汉满直言,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最难处理的就是部分村民要求卖地。
该村流传着一个广为人知的“大字报事件”。2001年4月,祖籍崖口的退休干部杨某“私自”组织一个“崖口反腐败行动小组”,在崖口张贴大字报,矛头直指陆汉满,称崖口干部不肯分田、不卖地,搞腐败。
陆汉满认为,“大字报事件”的背后就是有人想把崖口的土地卖掉。事件最后以当地对喜欢打赤脚走路的陆汉满作出‘两脚最黑,两手最白’的结论而结束。
记者连续几次在村里走访时,不少村民都表示,村里的土地太多了,“我们并不算富裕”。不过,村支书和不少村干部否定了这种说法。他们表示,按照目前当地的地价水平,围垦土地大概市值40多亿。而且,广珠轻轨的通车,这里的地价将越来越高。“周边哪个村有这么多财富?”
对于卖地,陆汉满的言谈透露出某种谨慎心理。“土地是最宝贵的,金钱财富是最吸引人的。大家都想去占有。问题是,土地卖掉之后,下一代怎么办?”
在崖口村征地协调小组的14人大名单当中,记者没有见到陆汉满的名字。
邻村10多年前卖地之后的境遇可为例证。1992年,邻村把土地卖掉,村民仅留得300亩土地由开发商建新居,每人分得卖地款1—2万元不等。但当地产风刮过之后,开发商一去不返,留下大片无法复耕的土地。
更可怕的是,该村村民突然发现他们已成为无业游民。
这并非孤案。广东省社科院发布的《2007年度广东区域综合竞争力报告》显示,全广东有近2000万失地农民生活缺乏保障。
现代化生存挑战
崖口是当地较早就走上工业化道路的村庄。但当时人们很快就又作出了“退工守农”的选择。现在有1100多名崖口人已多年在市场经济中谋生,他们的将来不会有太难融入市场的问题
早在1978年,崖口即引进外资搞加工工业,这是中山的第6宗。崖口是当地较早就走上工业化道路的村庄,但当时人们很快就又作出了“退工守农”的选择。
资料显示,到2002年,崖口村集体仅直接经营3000多亩稻田,以及为生产单位、为生产配套服务单位(如农机站和谷仓)、为村民提供服务的单位和福利机构(如老人院和为退休干部服务的干部基金会)。
陆汉满回忆说,“当年,我们共投资了两千万左右,每年收入最高的时候是200多万。计算下来,刚好与利息相等。”
问题是,在改革开放中成长起来的一代,具有强烈的市场意识。而且,1100多名崖口人已多年在市场经济中谋生。村庄的未来,必然越来越受到这两部分人影响。
更何况,经过三十年的发展,崖口村的人口结构也早已从逃港造成的损害当中恢复了正常。在总计3300多的人口当中,已有1700多名青壮劳动力。
在村民眼中,陆汉满的儿子阿龙(化名)是一个交游广、脑子活的现代青年,他曾经边在大队务工边经营自己的蚬场,其实他一直不想在大队出工,而更想经营一份自己的产业。
陆汉满,这位令人尊敬的老人甚至承认,即使是在崖口村党支部,与之不同的声音也是时而有之。
但崖口也不乏谭顺宁这样的支持者,他表示崖口作为一个村庄,作为一个社区共同体,不能单纯地从经济的角度来考虑。他还认为,由于众多的崖口人已经进入市场社会谋生,他们在将来不会有太难于融入市场的问题。
在崖口东部围垦临近珠海的一边,一个十分庞大的海滨高档别墅群正在拔地而起,许多挂着粤A、粤B等牌照的高级轿车停在快完工的楼房之前。
离此工地不远,一座座巨大的轻轨桥墩正在兴建,机器轰鸣之声不绝于耳,广州、珠海两座城市的轨道连通指日可待。
随着粤港澳大桥建设规划的推进,中山必将与香港、澳门更紧密地连为一体,崖口村土地的升值已是近在眼前。
有争议的未来
农民不可能一下子就融入市场社会。崖口的公社制度是村民应对市场风险的一种巧妙方式。土地就是农民进入城市的根基地,但这取决于崖口怎样面对不可避免的工业化、城市化
据新华社报道,农村改革先驱小岗村已走上新型合作之路。
十七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发展新型农民合作组织。这颇让陆汉满们产生“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感觉。
陆汉满将组织农民集体进入市场经济视为崖口三十年来最大的一件成绩。这为农民提供了一个可进可退的根基地。
谭顺宁认为,农民集体进入市场经济对于保护农民利益更有利。
一个例证是,改革开放初期,村里在一所厂房出租时给厂商开出了一亩地一万港币的价钱。而在当时当地征地费用远远低于一万。正是由于民主运作的村集体议价能力更强,提高了农民的收益。
那么,此次征地会不会影响公社的运转?
陆汉满表示,“不会”。此次卖地仅涉及每年用于股民分红的“土地基金会”名下的土地,而用于出租补贴集体生产、村政管理、村民福利的土地没有动。
但他也觉得,“昨天的事情可以说,明天的事情很难说。一个地方的发展,不仅要靠基层组织,更要靠各级政府的爱护和支持。”
据悉,在此次征用的1.17万亩土中,其中一块拥有地热温泉。该温泉,每秒出水量达1立方,温度高达100摄氏度。商业开发前景诱人。
在南朗镇崖口村与下沙村的交界处,长满了素以娇嫩、对环境要求苛刻的珍稀树种红树林。
据悉,正申报创建“全国环境优美乡镇”的南朗镇雄心勃勃,欲依托现存红树林,拟建面积6平方公里的红树林湿地生态公园。而三年前印发的《中山市创建全国生态市实施方案》则要求,建立起崖口红树林自然保护区。
在可以预见的将来,这个村庄必会与香港、澳门更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而100多年前,一位名叫孙中山的少年从崖口的邻村翠亨走出,游历港澳、南洋和欧美,创造性地提出“三民主义”革命纲领,垂世久远,对中国近代历史发展影响至深至巨。
谭顺宁,这位受过现代教育的崖口人声称,崖口的未来只能由未来的崖口人来集体决定。
农民不可能一下子就融入市场社会。长期跟踪研究崖口现象的曹正汉教授指出,崖口的公社制度是村民进入市场的特殊道路、应对市场风险的一种巧妙方式。
“土地就是农民进入城市的根基地。但这取决于崖口人怎样去面对不可避免的工业化、城市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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