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几年来的思考和行动小结
何慧丽
引子
2001年9月，我在而立之年进入北京大学攻读城乡社会学方向的博士学位。学习期间的前两年，受惠于北京大学“学术民主和兼容并包”的优良传统，在多元的知识汲取中，我逐渐接受了如下宏观判断——
长期以来，中国一直走的是以政府主导的方式，将人才、资源、资金等集中到城市，优先发展城市和工业的发展道路。无疑，走这条道路所取得的成绩是举世瞩目的。
然而，这样的政府主导的城市化道路，天生受到两个国内基本矛盾的制约，一是基本国情矛盾，一是基本体制矛盾。主要表现为人地关系高度紧张的基本国情矛盾，造成劳动力无限供给、小农村社经济不断细碎化，成为我国城市化过程中农村劳动力转移问题极其严重的根源。主要表现为城乡二元体制矛盾与相关制度安排的基本体制矛盾，既表现为城乡经济社会性质的差别，又表现为城乡发展水平的差别，并在新的形势下出现了城乡的进一步“断裂 ”。
这样的城市化道路在当前及今后的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之内，还遭受到外部制约因素——全球化国际环境的严峻考验。经济全球化以信息化为技术特征，以资本主义制度和标准控制为规则特征，以资本自由流动而非土地、劳动力为要素特征。经济全球化在中国导致如下的相互关联问题：外资在东南沿海赚取的是超额利润；外资与过剩劳动力结合，导致劳动力难有谈判地位；劳动力没有向外转移的更大空间的可能性；中国将长期出现三过剩——劳动力、资金和产品，以及这三过剩所导致的错综复杂的问题。
内外制约下的城市化、工业化道路，其后果之一是：加剧资源和能源的严重消耗和短缺程度。大量消耗和进口石油将造成世界石油市场的极度短缺和石油价格的必然上涨，以及其他相关严重问题；此外，城市人口生活用水的人均消耗量是农村人口生活用水人均消耗量的25倍以上，而中国又是一个水资源严重短缺的国家，到目前为止已有100多个严重缺水城市，300多个缺水城市。
后果之二是：即使最快的城市化速率也没法很好解决农村过剩劳动力问题。即使每年顺利转移500万以上，到本世纪中叶仍将有一半左右的人在农村。21世纪中国农民的问题体现为就业问题。而且在城市会造成贫民窟现象，到时社会治安、犯罪等问题就会非常严重。
后果之三是：小农经济难以工业化，农业难以现代化。由于土地资源的极度紧缺，以及政府难以对小农提供齐全必要的社会保障，由此导致土地的保障性大于其生产资料性；技术、资金难以进入农业生产劳动；21世纪的中国农民“不得不”小农经济。农业加入WTO，广大小农将面临残酷挑战和无可估量的损失。
知识分子能有机会介入到实践之中，与基层的广大干部和群众相结合，从而实现自己“知行合一”的理想，这一直是古往今来知识分子渴望达到的人生最高境界。既然城市化、工业化必然导致“三农”问题的出现；那么，在改革开放的年代里，知识分子学着上个世纪晏阳初、梁漱溟等人的做法，走到乡间去，一方面先“农民化”，向基层农民和干部们学习；另一方面，再“化农民”，以建设性的平和心态做些改善农民生产和生活条件的事情，也就必然会成为一种向往。2003年8月起，因着北京大学博士生的身份，心怀先辈和师长的训导，我借着中国农业大学与河南省开封市“市校共建”的时机，来到河南省L县挂职副县长，开始了我一段重要的人生历程和学术历程：我要在实践中丰富人生阅历，在理论的指导下从事实践，同时在实践中提炼对本土发展有用的知识，我想做一个行动中的研究者。
一、农民合作自助
在政府追求现代化的国家结构和市场造成城乡“马太效应”的市场结构的双重结构压力下，在我国的“小农村社”村庄特性和制度约束下，农民形成了一盘散沙的生活方式、生产方式，形成了对改善他们的生活生产现状不利的各种经济、社会、文化心理现象，这将对农村和谐建设的实现、对全国小康社会的形成、甚至对社会稳定等问题造成严重的负面作用。除非通过种种方式把一家一户的分散性小农组织起来，不但使在村庄里生活的小农能以规模化的方式对接科研单位，对接大市场，使农民在可以互助合作的领域进行资源盘活或共享、从事增收或节支的经济活动；而且可以使被市场经济所消蚀的村庄重新增强凝聚力，使广大村民在经济、文化、社会、政治等领域活出一种精神，活出人的自信和尊严。
基于此，我们希望在兰考进行这样的社会实践：通过外部资源的激发和带动，促成一些村庄的经济组织、社会组织、文化组织的建立，渐进地改善村庄治理，探索出全面进行乡村建设的内源性机制；为在工业化进程中留在乡村的人找出一条全面小康的可行性之路。
总之，欠发达地区的农民，要想在发展中国家强劲的现代化发展势头中，使其生活和生产条件有所改善，面临的主要矛盾是一盘散沙的小农状态和不利的外部环境之间的矛盾；而解决矛盾的主要方面，是通过一些方式和手段使小农在某些领域合作起来，形成改善他们生存和发展处境的有效载体。促使农民在经济、社会、文化领域尝试合作，这是一个具有宏观高度和历史意义的现实起点。
如今，5个年头过去了，岂今为止，兰考农民经济合作组织达到91家，参加农户达 9792 户，人口数量41903人；带动农户 27649 户，人口数量116125 人。合作社参加和带动的农户数量在全县农户中的比重占 22.8％ ；其所涉及的人口数量约占全县农民数量的 22.6％ 。至于农民社会合作组织——老年人协会，以及农民文化合作组织——文艺队已在全县的村庄得到普及，其中，优秀的文艺队多达40支，优秀的老年人协会多达30余个，获得国家民政部级奖励的有两个。
经济兰考农民合作的试验结论是——
1、兼具综合与专业特点的农民经济合作制度
中国农村的经济制度基础是“小农村社经济”，是一种以农村血地缘为边界的、内部化的“两级构造”（村集体和农户）、“两权分离”（村集体共有，使用权归农户）的土地产权关系。这是一种对内不排他而对外排他的产权关系。这个概念与近代日本、韩国、台湾等其他东亚国家和地区的农村基层经济主体不同，他们只有完全私有化的“小农经济”，并无村社内部共有制经济。我们只有立足“三农”的“小农村社”制度的现实基础，对欧美模式和东亚模式进行糅合，才能新生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农民经济合作制度。
就兰考县几个经济合作社的试验证明的道理，应该说是适合广大中西部农业大县的农民合作社生存和发展规律的，在专业合作社法刚刚生效的今天，这些经验尤其显得宝贵。这些经验总结起来就是：
其一，经济合作社多元的、综合化经营，对服务于农民和实现合作社的可持续发展都是一个关键因素。中国的农户规模普遍偏小，农民本身的专业化程度就很低，大多数农民既种小麦或水稻，也种些蔬菜、五谷杂粮，还可能种些经济作物，养些猪、牛、羊、鸡、鸭等家禽家畜，这些农副产品，有些是供自己食用的，有些是拿到市场上去卖的。农户的兼业化经营使得农业商品化程度较低，这使得任何专业性的合作组织因每个服务对象的业务数量少而很难在经济上对外盈利。所以，多元的、综合化经营，对服务于农民和实现合作社的可持续发展都是一个关键因素。
其二，在中国现实条件下，发展合作经济，要充分利用社区这一组织资源，发展社区化的综合性的农民经济合作。在中国现实条件下，发展合作经济，要充分利用社区这一组织资源，发展社区化的综合性的农民经济合作。社区组织作为村社自治体，有权对社区内部各种资源进行综合经营，将外部市场关系内部化，使社区内不同产业之间资源和收益（生产要素和社员收入）的整合、配置趋于形成平均利润率，从而达到以工补农建农的目的。其实，我们在村庄这一农民基本生产、生活单元搞农民经济合作，也是希望为村两委等村庄正式组织的功能转化提供一个时机，也为他们的改善提供一个合作的经济基础。社区经济发展离不开经济合作。
在村庄层面上，成立以村党支部为监督力量和指导力量，以经过培训和教育后的自觉自愿的农民形成具有包容性的经济发展合作社，由适合村庄资源基础条件的专业合作社或者专业协会组成；即使是某一产业优势为主的专业性合作社，在中国当前特有的“小农村社”的“两级产权构造”（又叫“统分结合，双层经营”）制约下，以村两委为主的社区合作管理干部们，对专业性合作社的发展提供土地、资金、技术、人才等方面的支持和帮助。
其实，合作的政治、合作的社会、合作的经济、合作的文化是四位一体的。这也是兰考合作组织发育过程中积极借用村两委等体制内资源，促进村两委职能转变为地方自治功能、促进村里人群（如阶层、代际）关系改善的原因所在。我们希望一个村庄里的党支部、村委会、合作社等组织的干部能够交叉任职，相辅相成，在国家力量逐渐退出村庄、将来会以财政转移支付的方式、各种民间组织也会越来越多地介入乡村建设的条件下，整体地、循序渐进地形成村庄各种公共品的积累机制，满足村民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卫生、科技、教育等全面发展的需求。
其三，农民的经济合作以专业合作走向市场。农村市场经济的发展必然会超越社区的界限，要求在更广的范围内发展多种形式的联合与合作。专业合作与社区合作是相互服务、相互促进和共同发展的。没有各种专业合作的内容，社区合作固然是空中楼阁；没有社区合作的依托，各种专业合作也只能是无本之木。专业合作则可以通过在生产、流通、加工等环节的合作，解决了小生产与大市场的矛盾，促进了农户生产的专业化、规模化和市场化发展，切实加强社区合作的“生产服务、管理协调、资源开发、资产积累、社会保障和社区安定团结等”功能。我们在试点村中已经摸索出了市场前景看好的专业合作领域：如胡寨合作社的原木画加工业、南马庄合作社的无公害大米加工厂，贺村合作社的生态建筑等。
其四，农民的经济合作项目大致包括四项：一是先搞盘活资源性的项目，如资金互助等，它不涉及不可控的外部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问题，只要通过内部制度化就可以避免，相对而言容易操作些，兰考三个试点村（陈寨、南马庄、贺村、）都有资金互助项目；二是搞与种养殖业相关的统购项目，以合作社的组织优势对消费权进行垄断，为社员节约开支，在统购种子、化肥等农资方面南马庄合作社无公害大米协会、胡寨合作社做得最好；三是搞统销型的项目，指在通过在这些领域方面的规模优势而在市场中有一定的谈判地位，南马庄无公害大米、胡寨红薯、胡萝卜等的统销行为均有一定的成功经验。四是与生态经济有关的生产、加工等项目，如绿色蔬菜产业、无公害大米加工厂、生态建筑等都在尝试着做。
2、农民社群文化合作
兰考农民合作的社群文化组织，作为满足农民在日常生活中的社会性、文化性、群体性需要的非赢利型组织，主要有两种：一是老年人协会，二是文艺队。
老年人协会希作为老年人进行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提高的自助组织，在一系列制度安排中努力实现着“老有所养、老有所医、老有所救、老有所学、老有所为、老有所乐”的目标。老年人协会的文化娱乐、为老年人提供物质资助和精神慰藉、维护老年人合法权益、调解村庄矛盾、制作十二生肖、改善村里卫生条件……所有的这些活动，所有的这些行为背后的信念和知识支撑点，都是一个社群的生活方式中所需要的，都是对社区生活有着整合意义的。
村庄文艺队也是一个小结构：秧歌队；腰鼓队；盘鼓队；地方戏曲。农民文艺队在使农村走出文化困境、创造有利于村庄发展的公共舆论氛围、建设良好的村风村貌方面作用很大。农民文艺队也对经济合作社有良性的促进作用。农民文艺队在走向市场方面的探索，对它本身在市场环境下如何具有发展的可持续性意义重大。
在那些资源短缺到维持生计都困难的农村地区，市场化已经过度；农民在“温饱有余、小康不足”的基础上能够发挥合作效益的领域不多。因此，非经济领域的能够充实农民闲暇的合作可以多搞。L县农民合作的实践经验之一就是农民文艺队和老年人协会的成功，这种农民自助组织是真正的低成本、低风险、高实效的。文艺队和老年人协会可大面积进行推广，问题在于原本不多的成本谁来付。申端峰提出采取“多元主义模式破解资金筹集难题”——“政府补一点，村里拿一点，外出人士捐一点，自己挣一点”的思路，也许可以借鉴。
农民社群文化合作，主要包括两大重要部分——老年人协会和文艺队；而文艺队又主要包括三部分——秧歌队、腰鼓队和盘鼓队，当然也有地方戏曲等进行补充。我们希望通过农民合作的社群文化达到“文化自觉”的境界。也就是说：在农民经济条件不可能大幅改善的现状下，在由发达国家主导的消费主义生活方式遭遇生态破坏、环境污染和资源枯竭等严重问题的全球背景下，我国的农民在社群文化合作之中倡导一种新型的“重生态、重合作、低消耗、高福利”的新文化、新生活方式，为农民的生存处境和提高他们的生活质量“自主”地提供一种人生观、世界观和活着的价值文化系统，那么，必会达到费孝通所言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文化自觉”的最高境界，这必将是在已陷入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内心极度冲突的困境之中的西方文明不能持续时，对人类的一种全新贡献。
总之，新农村建设的主体，是由乡村党政组织主导下的、类似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农民合作的文艺和社会性组织在内的乡村农民自助组织。应该在党、政组织的主导作用下，调动一切社会力量和资源，帮助、鼓励、扶持以农民为主体的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
我们坚信，只有把农民以村社为基础单元组织起来，形成一个个健康的、自助的、合作的社会性组织、文化性组织，经济性组织，用以解决村庄中绝大多数农民的村庄层面之上的整体性问题，并且以此为基础，向村际之间的横向合作、乡、村之间纵向合作延伸，中国的新农村建设才会大有前途。
二、城乡互动互助
1、农民合作和城乡互动的发展过程之事件
农民合作社为农民的规模生产和标准管理提供了社会基础和组织基础，为实现农产品的可追溯，从源头上杜绝有毒食品提供了制度性保障。2005年以来，河南兰考南马庄合作社，以农民自助组织内部相互支持和监督的方式生产出无公害大米等健康农产品，用实际行动，为城市居民消费安全的、可追溯食品提供了必要的前提基础。
２００５年７月１５日晚上，以兰考县陈寨合作社、贺村合作社、南马庄合作社组成的兰考县农民合作联社文艺队，登上了中国农业大学报告厅的舞台，与中国农业大学工会、中国农业大学农村发展研究会、城里打工者、城市社区居委会一起，共同演出了一场以“迎百年校庆农民欢歌，建和谐社会你我同欢”为主题的文艺晚会。此次演出是城乡文化互动的一个典型表现。
2005年11月，南马庄经济发展合作社经过六统一（统一供种、统一农资、统一技术服务、统一加工、统一包装、统一品牌）生产的无公害大米，在“劣币驱逐良币”的过度市场化机制中遭遇销售困境。
2005年12月6日，南马庄无公害大米郑州二七区苗圃花园社区店，在二七区区政府、苗圃花园社区党支部和居委会的支持下开业。
2005年12月底，南马庄第一批10吨大米拉到北京。在他们进批发市场和其他市场几乎无望的情况下，2006年1月2日，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副教授何慧丽、南马庄村支书、合作社独立监事长张砚斌、合作社副理事长付玉平、梁漱溟乡村建设中心志愿者常竹青等人，在北京书店对广大知识分子和普通北京市民做了一场“城乡居民互助合作，共同创建和谐社会”的讲座。其间向听众诉说了南马庄无公害大米销售过程中所遭遇的种种挫折，并求教于各位热心听众。
２００６年1月4日，《竞报》以《副教授北京卖大米遭冷遇》为题一整版报道此事，从而“教授卖米”一事引起全国媒体竞相报道，媒体的帮忙造成巨大的社会效应，北京、郑州等地市民和组织竞相购买南马庄无公害大米，短短的一个月内，南马庄无公害大米销售量达100多吨，使销售问题得到缓解。
基于南马庄生产合作社的制度基础，以及经媒体报道无公害大米在北京乃至全国的良好声誉，我们决定采取种种方式、多条腿走路的办法卖米。包括：1月2日起在书店持续卖米，梁漱溟乡村建设中心持续卖米，2月9日到10日中国农业大学东西校区社区煮粥现场卖大米，１月22日在宣武区半步桥街亨达万隆市场租免费的铺位卖米，3月15日在北京华联的6个超市以及朝阳百货商厦等超市卖米（此后近两个月，每周末两天时间内，有中国农业大学、北京航空大学、中华女子学院、中国人民大学等高校三农学生社团成员在超市为大米做促销活动）。几乎与此同时，我们开始酝酿一种新型的市场机制——购米包地。因为我们清楚，当前的过度化市场机制是不利于生产者和消费者的，也不利于城乡良性互动的形成。购米包地的主意起初源于某天何慧丽与一个北京张姓市民的电话交谈。张姓市民说你们可以在将来搞认地包米之类的事情，肯定有市民愿意参与。何和其他志愿者后来就一直用“购米包地”一词来概括这一可能有利于消费者和生产者的城乡互动新机制。
2006年4月27日晚上，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院长温铁军、著名学者汪晖（清华大学）、祝东力（中国文学理论研究院）、黄平（中国社会科学研究院）、韩德强（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何慧丽（中国农业大学）以及戏剧家黄纪苏（中国社会科学研究院）等人在北京书店发起成立“北京文明消费合作社”，每人预交100元定金，与南马庄合作社签订购米包地协议，预购合作社社员当年的大米。当晚有企业家、学者、学生、媒体工参与了购米包地仪式，有17位北京市民签订了购包半亩地的合同，并预交了购米包地订金。当晚，韩德强在讲话中提出，“购米包地”这种机制可以称之为虚拟的“北京消费合作社”。在签订合同仪式上，广州贝龙环保热力设备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处总经理毕谊民（代表市民一方）与南马庄无公害大米合作社监事长、南马庄村村支书张砚斌（代表社员一方）举行签合同仪式。
当年包括广东贝龙环保热力设备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总经理毕谊民、民革中央副组委蔡永飞、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发展部部长林家彬等人在内，有79户市民和单位成为购米包地成员。
同天上午，包括兰考县南马庄合作社、胡寨合作社在内的全国７家合作社组成的国仁绿色联盟也成立了。从此，国仁绿色联盟作为购米包地活动乃至衍生出来的国仁城乡合作中心的协作单位，一起为食品安全和城乡互动的事业而奋斗着。
2006年10月1日——3日，北京参与“购米包地”行动的市民代表20余人，组成“北京—兰考城乡互动第一团”到兰考南马庄村去旅游考察，在自己包的稻田里收割水稻，与给自己生产大米的米农互动交流，进行“新农村建设旅游”。相关报道见《汴梁晚报》文章“市民——农民稻田里面结友谊”，《竞报》文章“北京包地市民兰考看稻”、《北京晚报》文章“‘包地’市民兰考割水稻”等。
2006年11月6日下午，在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会议室内，5名北京市民消费者代表和5名南马庄生产合作社代表面对面坐在一起，在中国农业大学举行2006’新米价格听证会，市民和农民面对面商谈价格，在相互替对方考虑的基础上，最终由中国农业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学者仲裁出了2．5/斤的大米价格。这是城乡“公平贸易”的典型尝试。关于购米包地价格听证会的实况，有《文汇报》、《北京青年报》、《中国经济时报》、《农民日报》、《北京晚报》、《北京晨报》等十余家媒体给予报道。
2006年12月9日，在中央电视台与国家环保总局共同举办的中国环境大使颁奖晚会上，白岩松（著名节目主持人）、陈佩斯（著名艺术家）、关牧村（著名歌唱家）、许嘉璐（全国人大常委）、杨澜（著名节目主持人）、温铁军（著名三农问题研究专家）等6名新当选的中国环境大使发出了“文明消费、维护环境、公平贸易、城乡和谐”的倡议：
１、尊重在田间地头辛苦劳作，为我们生产健康食品的劳动者；善待农民，善待身边从农村来的打工者；主动倡导公平贸易，促进市民与农民之间的和谐，以实现城乡之间的良性互动。
２、身体力行地推进有利于恢复生态和保护环境的有机农业生产，推进有利于“文明消费”的市民自己的组织，自觉避免过度包装、铺张浪费等不文明行为。
３、从自己和家人、朋友做起，从身边的小事做起，进而发动国人广泛参与全社会的文明消费，以自身点点滴滴的节约实践来推进可持续的生活方式。
多年打下的农民合作社基础，一年“购米包地”机制的尝试，城乡互动第一团成功的城乡社会、文化互动经验，一个志愿者团队的形成，水到渠成地，在12月26日，国仁城乡合作中心于中国人民大学揭牌。
应运而生的国仁城乡合作中心，为知识分子倡导的食品安全和城乡合作可持续发展良性互动，搭建了一个平台。国仁城乡合作中心，是依托于中国人民大学乡村建设中心的非赢利企业组织，其宗旨是：积极响应党中央提出的以人为本、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城乡统筹发展的精神，以一系列促进城乡互动交流的具体可行方式，诸如购产包地，有机生产和消费，新农村建设旅游、城乡社会文化互动等系列活动，大力践行“文明消费、安全生产、公平贸易”理念，引领“健康、文明、环保”的市民生活方式新潮流。中心致力于探索有利于生产者和消费者的新型市场运作机制，最大限度保护城市消费者和农村生产者的利益，为新世纪的城乡良性互动发展、城乡和谐建设做出应有的贡献。
2007年3月15日，中国人民大学乡村建设中心举办了《3.15文明消费与食品安全》座谈会，与会者热烈响应“１２·９”共识，在“文明消费、维护环境、公平贸易、城乡和谐”的签名薄上签名。
2007年4月30日，由中国农业大学校工会、离退休处、社区居委会、小区物业管理部、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北京老科学技术工总会中国农大协会、农村发展研究会等单位，与国仁城乡合作中心、国仁绿色联盟一起，联袂发起“北京社区文明消费行动计划”，第一站在农大工会院内举行，主题是“食品安全与城乡互动”。会上提出“绿色奥运、和谐社区、健康家人、城乡互动”的倡议，希望在践行共识方面做出一定的探索和努力。当时有几十种生态、健康产品展出，当天的销售额约为５００元左右。北京电视台、《北京晨报》、《中华合作时报》、《中国质量报》等均对这次活动进行报道。
2007年6月底，国仁城乡合作中心第一家健康农产品配送店在宣武区右安门内半步桥街天隆华美市场（原来的亨达万隆市场）开业。配送店由刘丹具体负责，李景顺负责配送。后来，此配送店演变成国仁城乡互助合作社，作为国仁城乡合作中心的一个实体部门，进行“城乡公平贸易”的探索。
2007年7月6日，国仁城乡互助合作社首批社员入股仪式暨北京社区文明消费行动计划第二站，在北京东四二条奥林匹克社区居委会举行。有河南省兰考县南马庄经济发展合作社、河南省兰考县胡寨经济发展合作社、北京市密云县西湾子村合作社、河北枣强有机小农安金磊、北京市顺义区花梨坎有机小农崔建和入了生产者股份，共130股；由北京商业管理学院杨谦先生、中国人民大学温铁军先生、中央党校靳薇女士、中国工合国际委员会科马凯先生、市民杂志社黎光寿先生、北京市民刘丹女士、中国农业大学何慧丽女士等入了消费者股份，共170股（后来还有一些市民陆续加入）。其间举行了有机小农和合作社生产者代表与消费者代表“手拉手”活动，每人颁发了“文明生产”和“文明消费”的证书。当天的产品展示活动吸引了很多市民消费者，销售额为５００元左右。
２００７年８月—９月，国仁城乡互助合作社吸纳了山西寿阳小杂粮合作社的绿色产品，以及内蒙古自治区鄂伦春旗的森林产品，既有产品已达５０余种，已经小有规模。但店面因为在北京相对较穷的社区，自开店以来三个月的销售额仅是针对部分社员的，才有４０００余元。看来，重新寻找较好的社区和地段，发现和培养新的社员，推动合作社的工作，已经迫在眉睫。
２００７年９月９日，刘丹和李景顺将店里主要产品拉到了天通北苑张超处。张超是中国和谐社区网的负责人，热心于城乡互助的事业，愿意参与到国仁城乡互助合作社的具体行动中来。
2007年10月15日，济南好运顺茗茶平价销售公司愿意在北京分店里面让出一块空间，供城乡互助合作社产品陈列和服务社员用。当天上午，著名“三农”问题研究专家温铁军和好运顺茗茶平价销售公司总经理徐跃华先生一起，为国仁城乡互助合作社店面揭牌。此新闻被《中国青年报》、《京华时报》、《农民日报》、《中国合作经济》、《中国经济时报》、《北京电视台》等媒体大力报道。
自此以后的一个月内，一直到２００７年１1月１４日，张超和刘丹主要负责国仁城乡互助合作社的生存和发展工作，此外还有吴琼、彭志刚等志愿者。合作社服务社员的销售额达到9000余元，依托合作社所举办的“国仁论坛”也正式开讲，合作社的发展前景看好。
2007年11月15日起，成立国仁城乡互助合作社“三人领导小组”：组长：何慧丽；常务副组长：袁清华；组员：袁小仙。从此，合作社在整合资源的基础上更为稳妥地发展。
在国仁城乡合作中心成立前后，除了上述志愿者之外，还有一些志愿者如白明、王鉴斗、王佩东、宋宝龄等志愿者，他们的付出都有力地推动了国仁城乡合作中心的成立和发展。
2、关于国仁城乡互助合作社的几个方面
宗旨是：响应执政党十七大建设“生态文明” 的号召，倡导“健康农业、文明消费、公平贸易、和谐城乡”，推动食品安全，促进城乡统筹和可持续发展。
定位是：借鉴国内外经验，立足社区与农民生计，着眼生态文明与人民健康，探索都市农业，形成有利于生产者和消费者的运作机制，推动城乡民众的和谐社会。
性质是：作为国内首创的集消费者与生产者合作为一体的“民有、民治、民享”的非赢利机构，大凡有共同生活追求的市民和符合一定条件的合作社及有机小农，只要遵守章程制度，都可以自愿加入。
关于工作方面——
（1）生态农业的试验与基地建设
以生态农业工作室为依托，开展有关的技术与管理培训，配合各地有意愿的小农或合作社向有机农耕转型，协助探索适合本土的可持续农耕技术与生产模式，降低生产成本，监督保证农产品质量。
（2）健康农产品的共同购买
在城市社区发育共同购买小组，组织共同购买活动，并促使共同购买小组自身与基层有机生产小农或合作社的直接互动。
（3）举办国仁论坛，形成新的消费文化
通过培训、讲座、参观、体验、品尝会、看电影、组织农村生产者和消费者见面会等不同形式，让社员、其它消费者和志愿者了解各地新乡村建设的情况和有机生产者的故事、探讨当前的食品安全问题、学习国际消费者运动的经验和家庭健康饮食与保健方法等，创造新型消费文化与生活理念，建立公众参与平台与大学生志愿者网络。
（4）推行都市农耕
在城市社区推动垃圾分类，讲授厨余堆肥、利用阳台或花园种菜养花的方法；在条件成熟的地方，协助开展社区公共农园的建设。
结语
现在中国人地关系紧张，生态承载量已渐趋极限，在全球资本化的市场力量支配下，城乡差距、发达地区与不发达地区差距太大，中国的地方（尤其是传统农耕区）日子不大好过。如果我们能够通过“农民合作自助和城乡互助发展”的方式，探索出一条低成本、高实效的乡村建设路径，那可是功德无量的事业。因为，这样的乡村建设与城乡关系建设是不以污染环境、高能耗、使人身心俱损、村庄失序、社会不稳定等等后果为代价的。那么，当真的有一天，生态灾难、能源枯竭、食品毒化、金融打头的经济危机来临的时候，依靠这些曾经有过的经验，这个民族的大多数人还可以活下去，这个社会及其政权就不会出现大的动荡。
十七届三中全会召开以后，国家今后的走向，政治主旋律是“社会和谐”、“城乡统筹”；经济的主旋律是从当前外向依附型经济结构过度到扩大内需型经济结构；从现在的资本经济改变到将来的生态经济、可持续经济；而城市化、工业化的发展思路要变为“城乡一体化”、“以工带农”的方式发展。所以，我们一少部分人的小可行动，自然与社会宏观大势还是合拍的，因此，行动还要继续，思考永难停息。
谨以此小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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