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流转集中和离土农民的出路
常识ABC 原创首发
1、 我国历史上的土地兼并为什么不能走上规模化的资本主义大农业？
我国封建社会在小农经济基础上的土地兼并集中的结果，是形成大地主土地所有制的租佃关系。虽然地主可以通过土地兼并拥有大量土地，集中程度很高，但是，地主并不进行农业的规模经营，而是将土地出租，收取地租。而大批失去土地的农民又不可能找到农业以外的出路，只能租佃地主的土地。农民以家庭为单位的租佃经营能力有限，规模狭小。这种租佃经济导致农业仍然是分散的小农经济，地主土地兼并规模的扩大和佃农经营规模缩小是并生的。当土地兼并集中到大批失地农民连租佃经营也难以实现的时候，革命的条件就成熟了。剧烈的社会变革打破原来的格局，开始新一轮的循环。可见，这种封建生产方式并不能产生资本主义经营方式的大农业。所以，我国历史上的土地兼并集中是农业经济内部不断重复着的怪圈，由均田到兼并集中，集中过度了通过农民战争或改朝换代来打破。为什么不能走出这个怪圈？根本原因是没有产生新的技术革命和新的社会生产力，失去土地的农民没有农业以外的出路。这与农耕文明在高度分散和封闭的情况下也能维持自给自足的特性有关。
2、 土地流转集中的规模化经营必须以大批农民离土为前提
由封建的地主和小农经济向资本主义大农业转变，有一个重要的前提，即：伴随着土地兼并集中被排挤出来的农民必须找到土地以外的新的出路，成为工业革命所需要的城市产业后备军。欧洲的圈地运动之所以产生资本主义大农业（或规模经营农业）的结果，正是由于有了近代工业化发展这一历史前提。所以，没有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发展，农村人口都挤压在土地上，是不可能产生现代农业的。因此，近代工业革命以前的土地兼并集中的必然结果是地主和租佃经济为主的封建经济，近代工业革命以后的土地兼并集中，才可能转向资本家雇佣劳动为主的资本主义农业经济。
3、 我国土地改革实行耕者有其田，回到了土地兼并集中的起点
共产党领导的土地改革是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即新民主主义的任务，实行耕者有其田，是回到了土地兼并集中的起点，即分散的小农经济。由这一起点再出发，在理论上有多种可能，一种是仍不能走出地主租佃经济的怪圈，任由新的地主兼并土地，条件是国家没有工业化的快速发展，农民除农业外没有别的出路；第二种是在国家工业化的基础上，由资本主义改造农业，资本集中土地实行雇佣劳动制度，被排挤出的农民成为城市产业后备军；第三种是在国家工业化的同时，对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先将土地集中起来，把农民组织起来，再逐渐实行工业化和农业的现代化。我国选择的是后一条路，但争议很大，常常被认为是“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这是一个非常值得研究的重大理论问题。
4、欧洲排挤出土地的农民如何实现这种转变？
在欧洲，是通过土地兼并、圈地运动使小农破产，离开土地，成为无产者，成为城市产业后备军。而农业也不再以地主租佃的形式为主，而是采取资本主义雇佣劳动的形式经营。这种生产方式的变更，同时也是农民阶级的分化或大部分农民的无产阶级化的过程。当然，这一过程也是西方列强对外掠夺和转嫁危机的过程，是有外部条件的。
5、在我国，离土农民的出路是一个重大的历史难题，至今仍没有解决好
首先，是通过资本主义的形式实现还是以社会主义的形式实现？
新中国的前一段是力图通过社会主义的形式实现，所以，才有了“一化三改”的过渡时期总路线，有了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其实，第一位的目标是实现社会主义的工业化，先建立起自己的独立的相对完整的工业体系，这是跳出农业封建生产方式的历史前提。为了保证这一目标的实现，又要把农民组织起来，为工业化提供积累。这一过程实际上是以社会主义的形式替资产阶级完成资本主义阶段的历史任务，同时避免了资本主义阶段剧烈的两极分化和社会动荡。但是，重化工业优先发展需要很高的原始积累，并且对农民的转移带动力较弱，造成农村的城市化进程停滞不前。农业的集体经济体制虽然避免了农民的分化，农民仍然被挤压在土地上，经济发展缓慢，积极性受挫。解决这一矛盾的唯一出路是在全国粮食问题基本过关后，及时启动人民公社的工业化进程，实际上是在国家的城市的工业化进程之外启动农村的工业化，使农村经济由以粮为纲的发展阶段过渡到产业结构变革的发展阶段，向生产的深度和广度进军。这样一来，从土地上分离出来的农民就有两个出路：一是靠国家的工业化、城市化转入城市，彻底脱离土地和农村；另一个是在当地离土不离乡的产业转移，由社队企业（后来的乡镇企业）吸收，走农村工业化和城镇化的路子。农业也以此为前提，逐步走上土地的规模经营。
但是，这一进程由于农业家庭分散经营的推广和人民公社的解散而发生了逆转。首先是农业又重新陷入了小农经济的汪洋大海，集体统一经营的功能基本消失，农村工业化、城镇化失去了体制支撑。土地集体所有制虽然限制了土地的兼并，但青年农民群体潮水般地涌入城市打工，又造成农业的副业化和大批农村的衰落，农业的产业化规模经营止步不前。“农民工”成为这一时代的最具代表性的特征，即不是封建社会的小农、佃农，也不是资本主义初期失去土地后的新型工人阶级，成为绝对中国特色的特殊群体。由于这一群体离不了土地，农业的规模化经营就发展不起来。于是，早已是政策准许的土地承包权流转问题又浮上水面，成为热点问题。难道我们的农业真的走了一圈，又回到了60年前的起点？重新解决如何使小农经济走上现代规模经营的大农业吗？难道这不是我国的城市化、城镇化道路出现了问题而是农业本身的问题吗？
6、把农业的土地流转集中作为主要矛盾，是本末倒置
现阶段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矛盾仍然是离土农民的出路问题，离开这个前提的土地流转集中是本末倒置的做法。这里有两种情况：一是经营土地的农民数量没有减少，那末，集中到少数人手里会有什么变化？多数人为少数人打工吗？劳动生产率能提高吗？另一种是经营土地的农民减少了，但离土农民的土地的承包权还在，还要从土地上收取相当于地租的收入。中国的农业得有多高的收益，才能既使经营者致富，又能使大批不放弃土地承包权的农民工以地租的形式得到基本社会保障？一些人之所以将土地流转问题抬的很高，其实是在回避一个更重要的问题，即：解决离土农民出路的根本是农村城镇化发展及相应的体制机制问题。
现实中的土地承包权流转，仍然是两条路，一是组织起来，探索集体经济新的实现形式，走专业化规模经营的路子。另一个是自由流转，让资本改造小农，走农业雇佣劳动化的路子。前者以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为基本制度保证，通过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发展非农产业，在分工分业的基础上，以集体经济新的组织形态提高农民的组织话程度，实现土地的集中和农业的规模经营。后者则是退回到土地改革以后、合作化以前，走任由资本消灭小农的“新民主主义”的老路。不论那条路，共同的理论前提是离土农民的出路。但是，这里所说的离土农民的出路决不是现在的“农民工”的形式，恰恰相反，是如何消灭这种扭曲的社会现象。所以，离开农村的城镇化发展，离开这种城镇化发展的体制支撑，可能根本解决不了我国的三农问题。过分强调土地的流转集中，恰恰会激化更多的社会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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