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让我们看清了资英们在向“前60年前进”
毛泽东有一篇文章：《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以下是该文的节选。
有些同志，从资产阶级、富农或者具有资本主义自发倾向的富裕中农的立场出发，错误地观察了工农联盟这样一个极端重要的问题。他们认为目前合作化运动的情况很危险，他们劝我们从目前合作化的道路上“赶快下马”。他们向我们提出了警告：“如果不赶快下马，就有破坏工农联盟的危险。”我们认为恰好相反，如果不赶快上马，就有破坏工农联盟的危险。这里看来只有一字之差，一个要下马，一个要上马，却是表现了两条路线的分歧。
大家知道，我们已经有了一个工农联盟，这是建立在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从地主手里取得土地分给农民、使农民从封建所有制解放出来这样一个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基础之上的。但是这个革命已经过去了，封建所有制已经消灭了。现在农村中存在的是富农的资本主义所有制和像汪洋大海一样的个体农民所有制。大家已经看见，在最近几年中间，农村中的资本主义自发势力一天一天地在发展，新富农已经到处出现，许多富裕中农力求把自己变为富农。许多贫农，则因为生产资料不足，仍然处于贫困地位，有些人欠了债，有些人出卖土地，或者出租土地。
这种情况如果让它发展下去，农村中向两极分化的现象必然一天一天地严重起来。失去土地的农民和继续处于贫困地位的农民将要埋怨我们，他们将说我们见死不救，不去帮助他们解决困难。向资本主义方向发展的那些富裕中农也将对我们不满，因为我们如果不想走资本主义的道路的话，就永远不能满足这些农民的要求。在这种情况之下，工人和农民的同盟能够继续巩固下去吗？显然是不能够的。
这个问题，只有在新的基础之上才能获得解决。这就是在逐步地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和逐步地实现对于手工业、对于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同时，逐步地实现对于整个农业的社会主义的改造，即实行合作化，在农村中消灭富农经济制度和个体经济制度，使全体农村人民共同富裕起来。我们认为只有这样，工人和农民的联盟才能获得巩固。如果我们不这样做，这个联盟就有被破坏的危险。劝我们“下马”的那些同志，在这个问题上是完全地想错了。
说明：
（1）本文为毛泽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一文的节录。以上，本为一段。这里分为四段，仅是为了便于网上阅读。
（2）以上内容，见《毛泽东文集》第六卷第436—437页）
厉、党们在向中国的60年前“前进”
这里节选[ 地球村过客 ]《就“新土改”和厉、党等学者商榷》一文的一个部分 （人民网 于2008-10-16 15:12:16 上帖 [ 发短信 ] [ 表状 ] ）
当厉以宁、党国英们在呼“后退没有出路”的时候，已经选择了一条后退的出路。他们说的这条路，虽然不通向“前三十年”，但却通向“前六十年”，立即与长达三千年的陈朽土地制度相接轨了。
因此，我们得庆幸厉党们的“新土改”方案未得到通过。否则，后人在重温今日的时候，必将充满叹惋地说：厉党的那些卑俗文章，其实是那只揭掉所罗门魔瓶咒符的贪鄙之手。由此释放的巨灵，不仅将吃掉它的解放者，而且也将使为数巨大的无辜者遭受空前祸乱。
那个巨灵，就是在中国历史上不停地播撒动荡种子，导致中国陷入治—乱周期的制度性根源：缺乏约束的土地兼并。它被毛泽东装入魔瓶后，至今仍然在喋喋不休地抱怨那个迟迟不肯解救它的蠢人。
且来看看厉党们揭掉魔瓶盖子后的情形。
在“永包制”和“土地向大户流转”的语境中，按照经济人假说，大户必然把最大份额的收益划入自己的名下，而把较小份额的收益分配给雇工。由此引发的后果，是农村分配不均现象的急剧加速，和农村贫富对立格局的迅速形成，必然把中国农村推回到六十年前的状况。
中国农村将由此而发生一场颠覆性的革命。
这场革命的最大意义，在于它重建了已经被倾覆近60年的地主制度。在开始的时候，事情或许像某官方媒体所欢呼的那样，是“人人都可当地主”。但历史不会静止在“人人都是地主”的状况。总有人会因为各种原因而转让土地。由于“永包制”，政府将缺乏一种重新分配土地的手段，必然导致失地者永远失去土地，而获地者则在规模效益的推动下，继续获得更多的土地。到那个时候，只有少数人能够成为地主。
这正是毛泽东在“土改”后所忧虑的问题。
土地兼并也并非完全是“市场竞争、优得劣失”的结果。还必须考虑到农村金融等因素。以金融为例，由于三十年来金融体制改革的彻底失败，主流金融机构已经基本退出农村，拱手把农村金融让给了地下钱庄之类的非法金融机构。这使得农民因债务而失去土地的可能性极大地增加了。据报道，不少地方八成以上的农村贫民负有高利贷债务。随着小额贷款公司等政策使得地下钱庄合法化，昔日逾期高利贷转化为土地资产的可能性将日益增加。
因此，虽然厉以宁们声称自己比毛泽东更英明，但他们所做的，其实只是验证了毛泽东的预言而已。
集体化是中国农村的唯一出路（某网民文章）
中国农村的最大矛盾，在于貌似巨大的土地在更加巨大的人口分母之上，被摊薄为区区一亩三分地。三十年前，小岗村抖抖索索地宣称自己解决了这一矛盾。然而，时间终于证明小岗村是一个“波将金村”。当年，它的集体经济由于村内的“懒、散、软”而解体；如今，它在国家的大力扶持下仍然困窘的现状，无奈地承认了自己穿着皇帝的新衣。
当年，向小岗村学习的广大农村，都已经陷入了发展的困境，呈现出分裂破败雕零的凄凉景象。不反思小岗村，就无法唤醒新农村。而破解小岗村难题的唯一出路，又重新落到了被抛弃几近三十年的农业规模化道路上。
不久前，最高领导人在小岗村的匆匆一瞥，与其说是对小岗村的肯定，不如说是重新考察小岗村。决策者们通过再掀“规模农业”，温柔地埋葬了死活不肯站起来的小岗村。
然而，小岗村教条却仍然笼罩在中国农业的头上。在“宁‘右’勿左”的教条主义思潮指导下，很多地方的领导干部仍然对于集体化道路避而远之，而宁愿采取已经在孟连事件中名声扫地的“公司+农户”模式，甚至采取“土地自由流转”的准私有化模式。
此般教条主义，最终只能换来孟连事件的反复上演和三千年政权更迭周期律的重新出现。看得出来，这些地方领导人之所以冒此历史风险，根本原因在于他们决定保护他们口头那些教条的面子。因此，下一步各地农村改革的核心问题是：
——要面子，还是要生存？
拒绝集体化，也许能够挽救面子，但必将永远地失去生存的机会。集体化选项，虽然不利于保存小岗村道路的面子，却能使这个国家长治久安，持续发展。在这个历史的重要关头，要么死抱着僵化的“白猫非猫”教条而死，要么凭借毛邓的“实事求是”理论而生，舍此别无出路。
集体化道路，将把稀缺的土地资源集中起来，把分散的人力资源凝聚起来，从而获得市场经济所要求的规模优势，在市场竞争中获得更多的利益，并且把这些利益公平地分配给广大村民，使他们真正体会到自己是村里的主人，而不是在“公司+农户”或者“大户经济”中作为贫穷雇农而屈辱地接受一点微不足道的报酬。
这跟市场经济并无矛盾。
集体化道路，也有利于防范无良“新阶层”们攫取更多的资源和更大的权利并且结成中国政治的毒瘤。一个民主体制的建立，最为要紧的基础就是公民在经济地位上的基本相似性。美国公民社会的形成，正是得益于立国初期公民们基本接近的经济处境。如果任由一个“新阶层”疯狂成长，而对人数更多的“老阶层”的贫困状况采取不闻不问的自由放任立场，那么这个社会将充满愤怒和仇恨，最终解决问题的手段不是协商，而是战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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