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国农村基层选举试验谈民主
改革开放三十年，农村两大变革最为瞩目。一是俗称“大包干”的联产承包责任制。二是基层选举。“大包干”的成功为改革开放的正当性打下了基础，短时间内就改变了农村的生存状况。而基层选举至今已有多年，状况如何，有何成效，颇为各界关注。近期遇到国内来自基层的几位朋友，便有了以下一场对话。
宋：现在农村基层选举怎么搞啊？
友：也是先宣布竞选时间，有想出来竞选的就积极活动。
宋：怎么个积极活动法？
友：送礼呗。想想谁能投自己的票，就去送。
宋：没有任何制约？
友：没有，都觉的很正常。都送。村里选前都开着门，等着送的人来。
宋：哪一般得花多少钱？
友：得看村里的情况，如果富的村，有好的村办企业，可以花到几十万。特别是靠近城市的村，还可以卖地，也有的靠近油田（山东滨州是胜利油田所在地之一）。但如果村里很穷，就花钱少，甚至不花钱。
宋：呵呵，也难怪美国的选举花钱越来越多。也是同理。不过穷的村，百姓会出来投票吗？
友：也会选，还有个人情啊。
宋：选举的时候，有人监督吗？
友：有啊。乡里会派人来，不管是第一轮还是第二轮。
宋：是简单多数还是必须过半数。
友：不太明白，反正一般是两轮。
宋：噢，不一定过半。
友：反正每轮选都要花钱。
宋：影响选举的还有什么因素？
友：主要是家族，大姓。过去有的家弟兄多，能在村里镇的住，才会出来选。也有黑社会出来选的。
宋：如果有几个人互相竞争会出现什么情况？
友：不会公开说对方不好，私下里会有。主要是谁支持谁都有数。
宋：会有政治议题上的指责吗？
友：哪里会。
宋：这不是党争，只是人争。如果是党争的话，恐怕会加上政治上的东西。
宋：老百姓怎样看待这种产生官员的方式。
友：其实选谁都一样。选谁也改变不了什么。
宋：他们觉的是民主吗？
友：其实只是认为在选，一种方式，并没有往民主上去想。
宋：哪和过去比呢？
友：过去是往上面送礼，现在是往村里花钱。就这个区别。反正都需要钱。 宋：选出来后有什么制约吗？比如财务。
友：没有，他们选上也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宋:既然他们是由村里选出来的，他们是听乡里的，还是听村里百姓的。 友：当然听乡里的。
宋：噢！？
宋：选举时有年龄限制吗？
友：没听说。反正过去选上的都是年龄比较大的。现在开始有年青的。
宋：有没有干的好，被提拔到乡里去的？
友：少，很少。
中国只所以选择农村进行选举试验，原因应该有两个。一是村做为一个选举单位，最多几千人，少则几百人。选民对候选人有着充分的了解。选举成本低。二是出现问题也不会产生太大的不利影响。农村基层选举到现在已有经年，效果显然无法令人满意。也许在经过漫长的实验，也会有成功的一天。但这一天的到来恐怕要考验全体中国人的耐心。套用周星驰的一句经典名言：也许是一万年。中国农村基层选举试验，也说明了一个问题。民主无论怎样包装，也只不过是对权力和利益的争夺手段。既然是争夺权力和利益，任何一方肯定会不择手段。现在西方国家成熟的做法是“政治献金除罪化”。本来，只要是金钱与政治勾结就是腐败，与金额多少和是否公开无关。然而西方则规定只要公开与一定限额内就是合法。这也是西方腐败相对较少的原因。如同在中国买官是非法，在西方，只要符合公开与定额就是合法（美国甚至用和总统吃饭的方式获取政治献金，任命驻外大使）。另外，民主必须通过选举，而选举就需要钱，没有钱，选举搞不下去，没有选举也就没有了民主。从而也就决定了民主也就只能是“钱”主。近日台湾陈水扁案，吴淑珍对检方说，选举时扁家的现金是“一大袋一大袋大家拿来”，根本不缺钱，反而伤脑筋的是“怎么把现金搬出去”。 也是一例。
另外，从制度的角度看民主，也许可更简单的做如下描述：如果一个社会的失业率达到10%，政府就要垮台。如果达到20%，这个制度就会垮台。这个时候，什么普世价值和美好理论都不再有任何意义。冰岛政府已经垮台，美国的失业率已到8.1%----美国政府声称这是一个令人恐怖的数字，等到了20%，也就是美国模式走向终结的时候。民主，其实就这么简单。
最后,民主做为西方社会生活土壤中发展和演变的一种制度,是与其文化、宗教信仰、民族心理密切相关的。民主要想成功运作，还要有一整套交互运作的国家机器、配合的天衣无缝的文化体系、社会生活方式以及价值体系。中国，如果要效仿西方，仅仅着眼于民主本身是不可行的。然而，西方民主究竟是否值的中国人放弃自己的发展模式，以极大的社会成本和时间成本去学习和建立民主，是否适合中国不同于西方的国情？是否能够最终取得成功或者比自己模式更大的成功？这些都需要思考。毕竟，制度试验是牵扯到亿万百姓身家性命的大事，我们需要反对哪种“只有某某才能救中国”的先验性的论调。
PS:
2008年的岁末，三年一届的村主任选举在各地依次展开。
一直以来被人们所忽视的没品村官职位，突然间成为了炙手可热的“香饽饽”，参与选举的也以各种“壮举”，在显示自己实力的同时吸引着媒体和各界的眼球。那么在这些“壮举”的背后，究竟有什么在诱惑着参选人，是权力背后的利益驱动，还是回报乡里的社会责任？
龙门村选举风波
一场惊世骇俗的选举，让韩城市龙门镇龙门村站在了全国的风口浪尖。
虽然以镇建制，但由于拥有阳山庄、龙门村等几个远近闻名的富裕村和镇域内的几个大企业，龙门镇比一般的县城还要阔气一些。在镇子的大街上不时可以看到奥迪Q7、保时捷卡宴、丰田霸道等高档越野车疾驰而过。
对于已经过去20多天的那场选举，落选的原村主任杨青军并不愿意多谈。但是这个村子从2002年以来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都倾注着他的心血。每个老人的年补助金从2002年的120元，到目前的1200元，村里孩子上学都有专车接送，初中生每人每年200元，高中生每人每年500元，大学生每人每年 1000元。全村按人头每人每月30斤面粉，这一切的福利曾经让周围一些村子的人羡慕不已。
2008年12月9日，一场选举，让王文选成为了龙门村的村主任，这个拥有亿万身家的韩城著名企业家，以回报乡里的名义参与了选举，并且赢得了选举，虽然大家都不否认每人2万元的人头费在其中的催化作用，但是支持王文选的人还是坚持：村主任就要选能人，他能把企业做得那么好，当然也可以把我们村子治理好。
对于这场时过境迁的选举风波，目前从韩城官方和民间都不愿意作出评说，虽然有人提出了“贿选”和“诱选”的质疑，但是作为选委会主任，一手主持了选举过程的杨青军也说，选举过程和程序合法是没有疑义的。其实正像韩城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官员所说：这场村主任的选举不管表现为何种形式，背后肯定是有着各种各样的利益因素的，最关键的是这个利益是不是在一个可控和共享的基础上运行，幸好一任村主任只有三年，也许三年后一切都会有所分晓。
穆将王村的“电视演讲”
2008年12月26日，西安市灞桥区穆将王村的村民忽然发现电视节目变成了一个人在演讲，仔细一瞧，原来是本村的王先锋。
这是怎么一回事？原来12月28日是西安市灞桥区穆将王村选举村委会主任的日子。作为竞选人之一的王先锋，在26日下午4时左右，将竞选演说切进村民的电视。在这段长约12分钟的演讲中，竞选人王先锋首先介绍了自己的简历，并对村子发展形势作出分析。关于竞选初衷，他说，自己在外创业十几个年头，取得了骄人业绩，竞选村主任是想“尽绵薄之力，将自己的智慧才能奉献给乡亲”。演讲中，王先锋也提到了他参与竞选在村民中“有不同的看法，也存在争议”，有人怀疑他的竞选动机，有人劝他放弃这个出力不讨好的差使，“如果从个人事业和利益角度考虑，完全可以选择放弃。但个人富不算富，只有全村人走上小康道路才算富 ”。
王先锋还提到了对村子的远景规划，当选后，将从解决吃水难、停车难等方面实施自己的“施政纲领”。演讲结束后，电视画面打出了字幕“给最信得过的人投上一票，村委会主任参选者王先锋”，并附上了手机号码。
“有线信号全部断了，40多个台播放的都是他的竞选拉票演讲！”部分村民说，下午播一次十多分钟，连续滚动播放共半个多小时。这期间所有电视节目都没办法观看，村民们对这样的形式有的感到很新颖，可有的却有不同看法。
村民们的无奈与被迫“世故”
年前的一次回老家，让在城里工作了好几年的关中青年王兴功感觉到了许多的不适应。
那两天，正值村委会第八届换届选举，王兴功亲眼目睹了村委会换届选举的热闹景象。一会儿有人打电话让他父母选他、一会儿又有人到家里登门许愿让选他…… 父母拿着选票，不知如何是好，选这个怕得罪那个，选那个又怕得罪这个……最后，父母决定选家族势力相对大的那个，这也算是一个万全之策了。王兴功说长这么大头一次看到父母这么“世故圆滑”。
王兴功还听说，各候选人使尽浑身解数拉选票，有拿现金买的，有送礼品的，有许诺当选后给好处的，但最公开、最多的还是请客吃饭。候选人挨家挨户拉选民到酒店吃饭，有的要连吃几天才能把整个村子的人请完。如果一个村有十几个候选人，这几个人就轮流请客，使农村出现了“家家短炊烟，户户炉灶寒”的景象。更有甚者除了通过请客、贿赂、许愿等方式拉选票外，财大气粗的候选人还有花钱“买断”候选人的，就是给其他候选人钱，让他自动退出选举。
“两权”合一是“村官”选举乱象的根源
记者：近期频频见诸于媒体的“村官”选举问题，又一次吸引了大家的眼球，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有很多，有的认为直选是产生问题的根源，有的认为村民的素质还有待提高，有的认为来自选举之外的干扰太多，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西北政法大学行政法学院院长王周户：“村官”选举的种种怪现象，已经不仅仅是今年的事情了，事实上最近几年，一到“村官”换届的时候就会出现类似的报道。当然对这个问题每个人会有自己的看法，也可能有一定道理，我要说明一点的是，这些问题的出现和直选有关系，但直选本身是没有错的，这是我们国家民主进程中的一大进步，这种民选较之传统的任命制要在现实中更有效益。
记者：那您认为“村官”从以前的不起眼到现在的炙手可热，其内在的原因是什么，是什么样的利益驱动，导致这些人热衷于当这个一村之官。
王周户：问到这个问题，我想给你作个比较。在我们国家居民委员会和村民委员会都是基层群众自治组织，它们的性质是一样的，为什么居委会的选举没有出现过像村委会选举这样的事情呢？居民委员会和村民委员会相同的职责是，办理本居住地区的公共事物和公益事业，调解民间纠纷，协助维护社会治安，并且向人民政府反映群众的意见、要求和提出意见；两者最大的不同是村委会同时还承担着依法管理本村属于村民集体所有的土地和其他财产，管理村级财务，这种集体财产权和公共管理权的合一使“村官”炙手可热，以及村官选举乱象纷生的根本原因所在。
记者：看来，乱象的根源就在于后面有土地收益权和公共管理权，所以才有这么多的人前赴后继。
王周户：对，越是经济发达的地方这种情况就越明显，因为他的土地收益率就会更高，土地变现的机率也更高，所以这种村官选举投入成本大的地方，往往都是城市周围的城中村或者村上有矿产资源、村级经济发达的村子。
记者：既然根源找着了，怎么样去防止和杜绝这种现象呢？
王周户：最好的方法当然是公共管理职能和集体经济组织职能分开，设立专门的一个组织或者个人来行使集体财产权，就像企业的CEO(职业经理人)一样，对村委会负责，而村主任只负责管理好本村的公共事务，不得插手集体财产管理。当然这是一种理想化的模式，真正实施起来可能还得个过程，但这应该是今后发展的一个方向，这样也可以更好地保证群众自治，而不是演变为一人独治。
记者：听起来这样的制度似乎更可行，也很有操作性，但是大家还是有一个疑问，难道真的没有那种真正想为民办事，回报乡里，带着乡亲们共同富裕的人吗？
王周户：当然不能否认这种人，事实上也可能有，还很多，但如果因此而不去设立制度去规范，就是一种制度上的冒险。如果某个人他是所谓的能人，他也很想回报乡里，带领大家共同致富，那他也得遵循一个原则，就是你可以用个人的财产和能力带全体村民共同致富，但是不能实行对等，就是不能要求属于集体的财产和资源同样地去支持个人企业的发展。比如香港也有很多企业家去参与集体组织的管理，但必须是纯义务的，这个有严格规定。
记者：那么在现有的状况下，怎么去规范和监督村级组织以及村官个人，让他们更好地为村民和村集体服务而不是为自己谋取利益呢？
王周户：事实上村一级集体组织在某种程度上带有一定的公权力，怎么去规范和约束，这是法律所要进一步解决的问题。比如说村集体组织财务上的一些犯罪问题，法律上有规定，但是在构成犯罪之前的运作过程谁来监督，这个还是空白。目前所实施的村务公开是有所作为，但是显然还很不够，这就容易给一些所谓的能人钻了空子。不管怎么说，从长远来看，需要尽快规范农村选举中出现的各种问题，时间越久越不利于农村民主政治的进程，并因此而破坏普通村民的参选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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