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哲的思想光芒，照耀我们脚下的路
——民国乡村建设运动对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启示
一、 “乡村建设运动”的兴起
几千年以来，中国一直是传统的农业社会，农村是整个社会的根基，农村的治乱兴衰决定着中国的治乱兴衰。所以有学者说，中古时期的华夏文明，是建立在农村基础上的文明，中国历史也主要是农村社会的绵延。鸦片战争以来，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中国逐渐沦落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丧失了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卷入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成为西方列强的原料生产地和商品倾销地。20世纪二三十年代，由于外侵内战，中国农村经济萧条、民生凋敝。一大批有识之士挺身而出为救活中国农村而努力奋斗，他们从不同的理论体系出发，提出不同的政治主张，或注重农业技术传播，或致力于地方自治和政权建设，或着力于农民文化教育，或强调经济、政治、道德三者并举。他们殊途同归，都是持改良主义的主张为衰败的中国农村寻找一条出路，史称“乡村建设运动”。
“乡村建设运动”一时风起云涌，热火朝天。据统计，当时全国参与“乡村建设运动”的学术团体和教育机构达600多个，建立各种实验区达1000多处。主要派别有：米迪刚、米阶平兄弟的“中华报派”，米氏兄弟认为中华文化原本优于西方文化，“当吾国文化大放光明之时，彼等不过北欧一蛮族耳”，现在要复兴国家、复兴农村，就应“以上古文化和儒家实学为依归，主张学成之士一律回乡，担任村长，兼任校长，发展教育，实行政教合一以为张本。”梁漱溟的“乡村建设派”，梁认为中国的衰败是因为极端的文化失调，企图通过乡村建设来实现经济、政治、文化的重建。晏阳初的“平民教育派”，晏认为中国的问题主要是愚、穷、弱、私四病，主张以文艺教育救愚，以生计教育救穷，以卫生教育救弱，以公民教育救私，并用学校、社会、家庭三大教育方式作为实现途径。陶行知的“教育改进派”，提出要筹募一百万元基金，征集一百万位同志，创办一百万所学校，改造一百万个乡村，使乡村学校成为改造农村生活的中心。黄炎培的“职业教育派”，主张“期以教育之力，改进农村一般生活，以立全社会革新之基”。阎锡山的“村本政治派”，在山西提倡“村本政治”，力图保境安民，发展农村经济。还有卢作孚在四川推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乡村建设。其中以梁漱溟的“乡村建设派”和晏阳初的“平民教育派”的理论最系统，实践最有成效，对后世影响也最大。
在中国农村日益衰败，经济濒于破产的历史背景下，中国共产党特别是毛泽东清楚地认识到改造中国农村重要性。与改良主义者不同，中国共产党人选择了革命的道路。1926年9月，毛泽东为《农民问题丛刊》写了一篇序言，题为《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在文中明确指出：“农民问题乃是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这个革命若无农民从乡村中奋起打倒宗法封建的地主阶级之特权，则军阀与帝国主义势力总不会根本倒塌。”在1927年3月发表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文中，毛泽东更进一步地认识到“国民革命需要一个大的农村变动，辛亥革命没有这个变动，所以失败了。”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后，从1927到1937年，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农村进行了长达10年的土地革命，这几乎和热火朝天、流派纷呈的乡村建设运动相始终。
二、梁漱溟、晏阳初对中国社会的研究与分析
1、梁漱溟：“文化失调”乃近代中国衰败的根源
梁漱溟（1893年－1985年），祖籍桂林，生于官宦之家，先世为蒙古贵族，其父梁济（巨川）乃晚清名士。梁漱溟小时候曾经上过新式小学堂，中学肄业后自学成才，早年曾经加入京津同盟会，参加革命运动，后潜心研究佛学、儒学。此间，梁的思想几经变化，先是功利主义者，再是佛教徒，后又弃佛归儒。1917年，梁漱溟因发表《究元决疑论》一文，被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赏识，只有中学学历的他被请上了北京大学的讲台，讲授印度哲学。“五四”时期，在一片打倒“孔家店”的浪潮中，梁漱溟著成《东西方文化与哲学》，提出了“文化三向说”，成为现代新儒家的开山祖师。
梁漱溟认为中国社会不同于个人本位、阶级分立的西方社会，而是“伦理本位，职业分途”的特殊社会。社会伦理本位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在人与人的关系上重于礼俗，注重情谊；在经济上表现为共财，彼此顾恤，互相负责；在政治上君臣、官民间不认识国家团体关系，“举国家政治关系而家庭情谊化之”。梁漱溟还认为在历史上中国社会没有农奴与贵族的对立，没有资本家和劳工的对立，没有土地垄断，没有资本垄断，而且长期实行科举制度，“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是常有的事。他说：“生产工（农民和工人）各自有其生产工具，可以自行其生产。个人作个人的工，个人吃个人的饭，只有一行一业不同的职业，而没有对立的阶级，所以中国社会可称为一种职业分立的社会。”
梁漱溟认为，由于中国社会是一个伦理本位、职业分立的特殊社会，自近代以来中西方文化冲突而导致的文化失调是中国衰败最主要的原因。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下，中国伦理本位丧失，固有的良好传统尽遭破坏，中国人变得“以自己为重，以伦理关系为轻，以权利为重，义务为轻。以个人为本位，社会为本位皆不成功，陷入东不成、西不就的状态中”。那么如何解决中国衰败的问题呢？梁漱溟寄希望于“乡村建设”，认为只有通过“乡村建设”，才能救活农村，复兴中国。
1924年，梁漱溟开始尝试乡村建设。此时，国共第一次合作已经形成，南方的革命形势如火如荼。梁漱溟不甘落后，也在不断思索救国救民的良方。经过一番研究思考，梁漱溟宣称自己觉悟了，找到了真正解决中国社会政治问题的办法。他说：“悟得了什么？并不曾悟得了多少新鲜的，只是扫除了怀疑的云翳 ，突出了坦达的自信：于一向所怀疑而未能遽然否认者，现在断然地否认他了！于一向之有所见而未敢遽然自信者，现在断然地相信了！否认了什么？否认了一切西洋的把戏，更不沾恋！相信了什么？相信了我们自有立国之道，更不虚怯！”从此坚定地走上了乡村建设的道路，以实现他复活农村、复兴中国的理想。梁漱溟先后在广东倡导“乡治”，在河南尝试“村治”。1931年，他在山东省主席韩复榘的支持下，在山东邹平开展“乡村建设运动”，时间长达7年之久。
2、晏阳初：“愚、穷、弱、私”是中国社会的基本问题
晏阳初（1893－1990），四川巴中人，生于书香门第。幼年在父亲晏美堂的教导下，接受传统儒家教育，“民为邦本，本固邦宁”、“民为贵，君为轻”、“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的儒家民本思想，对少年晏阳初产生了深刻影响。清朝年间，天主教传入四川，晏美堂由于精通经史诗文，被当地天主教福音堂聘为华文教师。少年的晏阳初得以经常出入教堂，成长在浓厚的天主教氛围中。晏美堂与传教士相交往，得知古书之外另有世界，西学乃潮流所趋。1906年，他毅然下决心将13岁的儿子送到四川阆中的教会学堂求学。此后，晏阳初还先后入成都华美高等学校、香港大学等教会学校读书。1916年，23岁的晏阳初横渡太平洋，负笈美利坚，入美国耶鲁大学求学。在耶鲁大学，晏阳初深受美国民主的熏陶。1918年夏天，就在从耶鲁大学毕业的第二天，晏阳初便奔赴一战中的法国，在法国普蓝战地服务中心，为目不识丁的华工代写书信，兼作翻译。在法国，晏阳初目睹华工目不识丁之苦，便创办华工识字班。在这个过程中，他发现了贫苦华工身上所蕴藏的无穷朝气与活力，决定回国后“一切高官厚禄，当视之若履，唯致余毕生之力于平民教育。”
晏阳初常说，“三C”影响了他的一生，“三C”就是孔子（Contucius）、基督（Christ）和苦力（Coolies）。也就是说儒家民本思想、传教士布道传经的榜样、广大贫苦劳动人民的疾苦和他们所蕴涵的力量，对晏阳初产生了深刻影响。
1920年秋，晏阳初归国，经过一番筹备，于1922年在全国发起“除文盲，作新民”的识字运动，以长沙、烟台、嘉兴三地为试点，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平民教育热潮。1923年秋，晏阳初在北洋政府总理熊希龄夫人朱其慧、张伯苓、蒋梦麟、陶行知等文化名人大力支持下，在北京成立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总会，任总干事。
在识字运动中，晏阳初认识到仅仅教会农民识字还远不能达到复兴中国农村的目的。通过艰苦的社会调查，晏阳初发现中国农村的问题虽然千头万绪，但是最根本的是“愚、穷、弱、私”四大基本问题，要对中国社会进行全面的改造和建设，就必须克服“愚、穷、弱、私”。为此，晏阳初提出了文艺、生计、卫生、公民的“四大教育”和学校、社会、家庭的“三大教育方式”，来医治中国人的“愚、穷、弱、私”四病。
以文艺教育救愚。晏阳初认为文艺是人民智力和精神的滋养品。从文艺教育着手，“使平民能运用传达知识的工具，促进平民的文化生活，……培养平民的知识力，以适应现代生活”。晏阳初尤其注重推广平民文学、平民艺术和农村戏剧。
以生计教育救穷。生计教育，就是推广和运用农业科技知识，促进农村经济发展。晏阳初不仅重视农业，而且还重视在农村发展工业。他说：“中国因为是农业国，一般人很容易注意到农业，而忽略了农村工业的重要性。农村工业在我国整个的国民经济上实占重要的地位。”“如果运用合作的原则，把分散的原始式的小手艺工业组织联合起来，作共同之经营，又加以技术方面的研究改良，则农村经济之复兴，方可有望。”
以卫生教育救弱。卫生教育，就是普及卫生知识，训练卫生习惯，用公共的力量谋公共的卫生，以提高其健康的生活，使人人成为健康的国民。
以公民教育救私。公民教育，就是破除人民的私心，养成“平民的公共心和合作精神，在根本上训练团结力以提高其道德生活与团体生活”，培养适合现代社会的国民。
四大教育方针确定后，晏阳初鉴于以前平民教育仅重视个人的知识，而忽略社会条件和社会环境，致使平民教育、生活、社会三者相脱节，提出采用学校、社会、家庭教育三位一体的模式落实四大教育方针。学校教育主要是以初级平民学校、高级平民学校为生计巡回训练学校，以青年为教育对象。社会教育，是向一般群众及有组织的农民团体施以适当的教育，平民学校毕业生组成的同学会是社会教育的中心组织。家庭教育，是把各家庭中不同地位的成员用横向联系的方式组织起来进行教育，晏阳初等人曾在河北定县建立家主会、主妇会、少年会、闺女会等组织形式开展家庭教育。
晏阳初在河北定县开展的“平民教育”运动，在海内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美国著名作家、《西行漫记》的埃德加•斯诺1933年在《中国人民的觉醒》一文中说：“我在定县发现很有戏剧性的并证明是重要的生活改造工作，这是除苏俄外，其他任何地方所未见过的”，高度评价了晏阳初的工作。1943年，在哥白尼诞辰400周年之际，美国100多所大学和科研机构的代表评选晏阳初为“现代世界最具革命性贡献的十大伟人”之一，与大科学家爱因斯坦同列。晏阳初是唯一获此殊荣的亚洲人。
三、“乡村建设”运动的努力与失败
1、 “号称乡村建设而乡村不动”
1924年，梁漱溟辞去北京大学的教职，前往山东与陈亚三、熊十力等人创办曹州高级中学，以自己的理论为指导思想办教育，开始为乡村建设做准备。1928年，梁漱溟在广东试办乡村讲习所，提倡“乡治”，后因支持者李济深去职而夭折。1930年，梁漱溟在等人在河南辉县创办河南村治学院，又因国民党新军阀之间的中原大战而昙花一现。1931年，梁漱溟受山东省主席韩复榘的邀请前往山东进行乡村建设的试验。1931年6月15日，在韩复榘的支持下，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在邹平成立，梁漱溟是邹平乡村建设运动的领袖。邹平乡村建设前后进行了7年，主要进行了以下五个方面的工作：
一、创立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和乡学、村学。研究院主要是从事理论研究，并为乡村建设培养人才。乡学和村学是梁漱溟改造乡村政权设想中最重要的机构。乡学和村学，不仅是农村的教育机构，而且是农村的基础政权组织，通过乡学和村学形式达成政教合一的目的。
二、以乡学、村学为枢纽，指导并组织农民进行乡村合作事业。梁漱溟等人邹平组织了棉花运销、谷业产销、林业生产、信用庄仓、机织等合作社，基本普及到邹平的每一个村庄。合作社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农民因人力、财力不足而影响生产、影响经济收入的状况，打击了奸商和高利贷者的不法行径，促进了当地农村经济的发展。
三、办理乡村自卫。当时邹平社会治安很差，土匪猖獗，还常有日本浪人勾结地痞流氓贩运毒品，或者进行娼赌盗匪活动。梁漱溟等人建立联庄会，在各乡挑选青年进行训练，组成村民团体队，维护社会治安，使邹平匪患绝迹，社会治安状况大为改善。
四、发展公共卫生事业。1933年，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与齐鲁大学医学院合并，在山东邹平开办医院，同时在各乡建立了卫生所。这对预防疾病、提高农民的健康水平起到了一定作用。
五、改良社会风气。梁漱溟等人取缔鸦片、赌博和婚姻陋俗，起到了良好的社会作用。当时“实验村之乡村社会秩序、经济发展、文化教育、民情风气等方面，均有好的变化和气象。”
梁漱溟领导的山东乡村建设运动引起了海内外的广泛关注，不仅韩复榘多次亲临视察，而且国民党高级将领张治中、中国银行总裁张公权、清华大学教授顾毓琇等诸多社会名流也前往参观考察。张学良也曾派人观摩学习。
客观分析，邹平乡村建设运动的效果并不理想。在实践中，地主阶级掌握了乡村建设运动的领导权，广大农民并没有改变被剥削被压迫的处境，经济、政治地位并没有得到多大的改变，因此，乡村建设运动也得不到广大农民的欢迎和支持。农民对梁漱溟等人的种种改良措施只是消极合作，态度并不积极。乡农学校与当地老百姓之间甚至还发生过冲突，“致有砸毁乡校，打死校长之事。” 梁漱溟自己也不得不承认 “号称乡村建设而依附政权，号称乡村运动而乡村不动”。
1937年全面抗日战争爆发。11月，日军进攻山东，韩复榘为保存自己的实力，不战而退。1938年2月，梁漱溟离开山东邹平。同年春，韩复榘因丢失国土，在武汉被蒋介石枪毙。沈鸿烈继任山东省主席，以“违背法令及为社会诟病”为由，将包括邹平在内的全省各县各乡的乡学村学全部撤销，恢复原来的区乡建制和保甲制度。至此，山东乡村建设运动完全失败。
2、 晏阳初：“我们被赶出了定县，我们的社会实验室，世界上第一个社会实验室”
1929年，晏阳初率领“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进驻河北定县，开展乡村建设（定县实验）。同行的有几十名归国学者及五百多名受晏阳初献身精神感召的大学生，掀起声势浩大的博士下乡运动。
晏阳初开展乡村建设的主要措施是文艺、生计、卫生、公民四大教育，主要成就体现在文化、卫生、经济、社会道德等方面。
文艺教育方面。晏阳初等人编写了600余种平民读物，选编了包括鼓词、歌谣、谚语、故事、笑话等60万字的民间文艺资料，搜集民间实用绘画、乐谱等，组织歌咏比赛、农村剧社，举办各种文艺活动，对普及文化起到了一定作用。
生计教育方面。晏阳初等人组织力量进行农业科学研究，举办实验农场，改良猪种和鸡种；对农民进行生计训练，如推广良种、防治病虫害、科学养猪、养鸡、养蜂，组织农民的自助社、合作社、合作社联合会，开展信用、购买、生产、运输方面的经济活动。
卫生教育方面。晏阳初等人河北定县创建了全县统一的农村医药卫生制度，村设保健员，联村设保健所，县设保健院，到1934年全县基本建成，农民每年人均负担不过大洋一角，在控制天花病流行，治疗沙眼和皮肤病等方面取得了明显的成绩。
公民教育方面。晏阳初认为平民教育的基础是识字教育，中心是公民教育，以养成人民的公共心与合作精神。他们出版多种公民教育的材料，进行农村自治的研究，指导公民活动和开展家庭教育。特别是编写了《历史图说》等通俗易懂的书籍，产生了良好的社会作用。
实事求是的评价， “定县试验”所取得的成就也是非常有限的。经济建设和文化教育是搞“定县试验”的重头戏，根据当时亲身参与定县试验的著名社会学家李景汉的统计分析，可以看出“定县试验”的效果差强人意。
经济建设上。晏阳初等人在河北定县采取多种措施发展农业，以推广优良品种来说，优良麦种每亩均比原来增产18－20％，棉花增产56％。但是农产品价格却大幅度下跌，主要农产品价格1933年比1930年降低了40—60％，农民增产却并不增收。李景汉统计，1933年冬，定县连盐也吃不起的人占总人口的20％；乞丐大量增加，1935年冬增到3000人左右；1931年定县因债务而被债主没收家产的有50户左右；1932年增到300家左右，1933年达到2000家之多，欠债之户数占全县总户数的20%。
文化教育上。晏阳初等人在河北定县的农村教育取得了不错的成绩，但效果并不令人满意。李景汉统计， 1935年，全县6－12岁学龄儿童中失学者占60％，其中男童如学者占65％，失学者为35％；女童入学者为16％，失学者高达84％。定县青年妇女在1934年仍有73％是文盲。
1937年，在侵华日军的隆隆炮声中，晏阳初领导的“平教会”撤离定县，“定县试验”被迫终止。晏阳初愤恨地说：“我们被赶出了定县，我们的社会试验室，世界上第一个社会试验室。”在烽火连天的抗日战争中，晏阳初并未停止开展“乡村建设”运动。1940年，晏阳初在四川成立中国乡村建设研究院。1950年，晏阳初离开中国，定居美国，将他的事业推广到国际上，在泰国、印度、哥伦比亚、危地马拉、加纳等国继续从事平民教育和乡村建设，被誉为“国际平民教育之父”。
3、失败的根源在哪里？
梁漱溟和晏阳初的乡村建设运动都没有取得改造中国社会的良好效果，结果归于失败，原因在于他们没有认识到中国最深刻的矛盾，抓住最根本的问题。中国问题的核心是农民问题，而农民问题的核心是土地问题。20世纪二三十年代，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土地的高度集中，中国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十分尖锐。梁漱溟把中国衰败的原因归结为向西方学习，陷入了东不成、西不就的状态，导致极端的文化失调，犯了文化至上的错误。他企图以传统文化来重建中国，结果成了“集各种农民于一体的垃圾堆”。（著名经济学家千家驹语）。晏阳初则把中国衰败的原因归结为“愚、弱、穷、私”四病，而没有作进一步的分析，是倒结果为原因，以现象为本质。梁漱溟、晏阳初持改良主义的主张，一不承认唯物史观和阶级学说，二不能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因此始终找不到中国问题的关键。因此不管他们的态度多么热忱，精神何等可嘉，总是得不到广大群众的热情支持。梁漱溟无可奈何地说：“本来最理想的乡村运动，是乡下人动，我们帮他呐喊。退一步说，也应当是他们想动，而我们领着他动。现在我们动，他们不动。他们不仅不动，甚至因为我们动，反来和我们闹得很不合适，几乎让我们作不下去。此足见我们未能代表乡村的要求！我们自以为我们的工作对乡村有好处，然而乡村并不欢迎，至少彼此是两回事，没有打成一片！”
中国共产党人则从历史唯物主义出发，选择了革命的道路。在梁漱溟哀叹“号称乡村建设而依附政权，号称乡村运动而乡村不动”的时候，中国共产党领导广大劳苦进行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出现了“分田分地真忙”的景象。
四、乡村建设运功对我们的启发
改良和革命的关系是辨证的。革命是激进的，改良是渐进的，革命是在激烈地破坏原有生产关系和社会上层建筑的基础上再进行建设，而改良是在大体承认原有生产关系和社会上层建筑的基础上进行社会改造。革命的成功，并不能马上改变贫穷落后的面貌，但是为建设创造了一个有利的社会大环境，改良所采取的建设性举措，往往正是革命成功后所迫切需要的。正如有学者所说：“乡村建设运动，对土地问题的本质认识的确存在着欠缺之处。但是这个运动却适合革命已获成功，土地革命已完成后的中国。”
从传统的农业国家转变为现代化的工业国家，是历史的必然。这个历史过程是痛苦的。世界上业已完成工业化的发达国家，在工业化的过程中总是伴随着大量农民流离失所，进入城市，变成“自由”而一无所有的无产阶级。其中以英国“羊吃人”的圈地运动最为臭名昭著。几代工人的血汗为资本家积累了巨额的财富，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对立阵营——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尽管今天西方所谓“后工业国家”的阶级关系有了一些新变化，但是本质依然未变。
毛泽东最伟大的历史贡献之一，就是领导占世界人口近1/4的中国进行了人类历史上最深刻最彻底的土地革命，并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基础上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中国已经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但是并未完成工业化的过程。今天中国，正在工业化的道路上阔步前进。每年有近1亿多的农民工走出农村，走向城市，从事工业和第三产业，这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社会变迁。中国只要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工业化的道路将更加平和、更加人道、更加顺利、更加成功。这样中国将走出一条不同于西方而更为成功的道路，中国将是广大第三世界国家学习的榜样。
今天中国，在工业化的过程中，遇到了 “三农”问题这个世纪难题，从中央到地方，从政府到民间，从学界到乡村都高度重视。梁漱溟、晏阳初等人的思想、实践将对我们今天破解“三农”问题，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提供历史借鉴。正如有学者所说的：“可以说，晏氏所触及的课题，是所有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过渡阶级的国家都存在的问题。为什么要将晏氏的活动主张用之于21世纪的农业？此乃不应停止探索的人类性课题。”“从本来就具有全体观，擅长深层性思考的晏氏——那脱离陈陈相因的中国传统，放眼整个国际社会而使之发展起来的农业论中，不仅仅是农业的，即使从中领悟到历史的乃至于超越历史的信息，也是可能的。”所以说，我们完全可以借鉴梁漱溟、晏阳初等前贤，为今天中国建设领悟到超越历史的信息。
第一，“四大教育”、“三大教育方式”，正适合今天的中国。现代化最关键的是人的现代化，美国社会学家英格尔斯在《人的现代化》一书中指出：“现代化的制度和各种先进的技术，不过是一些人的驱壳。如果一个国家的人民缺乏一种能赋予这种制度之真实生命力的广泛心理基础。如果执行和运用着这些现行制度的人，自身还没有从心理、思想、态度和行为方式上都经历一个向现代化的转变，失败和畸形发展的悲剧是不可避免的。”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农村的经济社会有了长足的发展，农村面目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并未有打破城乡二元结构，城乡居民收入不断拉大。农业是弱质产业，农村是弱势区域，农民是弱势群体， “三农”问题日益严峻。为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党中央做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战略决策。建设新农村，必须造就一大批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毋庸讳言，今天中国农村“愚、穷、弱、私”四病还广泛存在。中国是一个农民的大国，没有农民现代化就没有中国的现代化。晏阳初的“四大教育”“三大教育方式”是建立在科学调查基础上的全方位的系统的科学方法，对今天全面提高农民素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有着很强的借鉴意义。
2、县政建设的实践，对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启示。民主是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现代化。从世界大势来看，西方民主已经是弊端百出，中国不可能照搬西方民主制度，要走出比西方更优越的民主道路。县级政权是中国政权体系中承上启下最重要的环节，也是最为稳固的一级地方政权。学者温铁军在总结中国传统乡村社会时说：“国权不下县，县下惟宗族，宗族皆自治，自治靠伦理，伦理造乡绅。”县上接国权，下临百姓，因此县级政权的民主实现方式对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极为重要。晏阳初甚至说，对于中国人，有不有好皇帝并不重要，但是有不有好县长却至关重要。毛泽东理想的民主制度是，“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这种民主制度的实现将优于西方民主制度，但关键是怎么民主、怎么集中；民主到哪一级，集中到哪一级。20世纪三十年代，晏阳初在河北定县进行的县政建设实验，对县级政权的建设进行了有益探索，也许对我们今天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有很大的启发。
3、梁漱溟工业化思想，与中国农村工业化、城镇化的路径选择。 “三农”问题是摆在我们面前的历史性难题。农民问题看上去仅仅是农村问题，其实是中国眼下最根本的经济问题，更是中国眼下最根本的政治战略问题。1978年，中国开始改革开放。改革从农村开始，采取统分结合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但是实际操作过程中，只分不统，绝大数地方从原来的集体化回到了一家一户的小生产。这种国家保留土地所有权的分田到户的办法，一度极大地激起了农民经营土地的积极性，农业生产有很大提高，但是这种积极性很快就发展到极限。
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我们，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反过来影响生产力，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发展水平则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反之，则阻碍生产力发展。小规模家庭农业不可能是“产业”，不可能是“经济”。“三农”问题的出路，在于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在于农民“农转非”，在于“推进城市化”。邓小平认识到这种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历史局限性，他说中国农村有两个飞跃，第一个是实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第二个飞跃是实现规模化经营。为破解“三农”世纪难题，中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战略举措。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要想取得成效，不走形式主义的老路，只有改变当前农村的生产关系，大力发展农村集体经济这条路。
中国农村社会发展最终目标将是农民工人化，农村城镇化，城乡一体化协调发展，关键是具体路径如何选择。梁漱溟认为“从世界的大势看来，中国的农民必走一条不同的路”，即用“从农业引发工业”，“工农业相宜发展的新工业化道路”，他甚至肯定说“我敢断定，中国农村的兴起只有这条道路”。梁漱溟“农业引发工业”，“工农业协调发展的思路”的确是一条新路。但是在当时的条件下缺乏实现的可能：1、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条件下的中国，缺乏发展民族工商业的国际国内环境。2、要走“促兴农业”，“从农业引发工业”的道路，首先要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3、梁漱溟认为发展农村经济必须从“农业引发工业”着手，但是这些工业是“乡下人以其自己的劳动，加工于其现成的原料”，以满足其自己需要的“乡办工业”。其实这些“乡办工业”类似于今天的乡镇企业。中国已完全解决了社会条件、土地和工业化背景等问题，梁漱溟的工业化思想是合于时代潮流的，完全可以借鉴。
4、新儒家思想与中国文化重建。制度化儒家解体以后，中国就面临文化重建的历史任务。从“五四”运动到今天，文化重建的任务并未完成。梁漱溟是现代新儒家的开山祖师，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他领导的“乡村建设”运动实质上就是企图文化改造、文化重建中国。在梁漱溟的思想体系中，传统和现代并不是不可以调和，因此有“文化三向”说、“老根新芽”说。“五四”运动已过八十余年，中国思想界依然有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现代新儒家三派之争。中国文化重建不能寄希望全盘“西化”，也不要指望儒学全面复兴，最终将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同时吸收自由主义和新儒家有益养分的全面新文化。著名哲学家，北京大学教授张岱年提出“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批判继承、综合创新”，这也许是中国文化重建最正确的思路。毋庸置疑，以儒学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肯定会为中国文化重建提供有益的养分。至于如何“剔除糟粕，吸收精华”，梁漱溟的努力，值得我们认真思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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