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富村之路——只有坚持公有才能共同富裕

目    录

     至理名言（代序）

卷首语

按马恩科学发展观走公有共富农村城市化道路

    中国的国情 

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发展观 

苏联解体是对马克思主义科学发展观的背叛 

按马恩科学发展观走公有共富农村城市化道路

创建共产主义小社区的南街村

    南街村的特色 

南街人不怕争论 

从小岗村的忧虑引出的思考 

是南街人的南街村 

学南街村的科学发展

《东方红》唱出了人民对党和领袖的真挚情

——纪念长征胜利七十周年

学南街精神 创北徐伟业

——志同道合两“班长”

    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有志不在年高 

集体经济无可奈何花又开 

志同者首合，同志加兄弟 

二次创业对两位班长的新考验

当代愚公史来贺“老马识途”建刘庄

     苦战二十载，使“盐碱洼”、“虾蟆窝”变成旱涝保收的现代化农业园区 

不跟风，不随波逐流，史来贺是识社会主义之途的“老马” 

心甘情愿当一辈子只有汗水露水，没有油水的村官而不去市委坐镇

挺起腰杆，理直气壮地执行和捍卫党的方针政策

自力更生，因陋就简，滚动发展一、二、三产业，走农工商一体化道路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

继往开来

由生产队长到十大女杰刘志华的共富经

    沧海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 

庄稼一枝花，要靠边肥当家 

吃饱肚子还要有钱花 

身先士卒，严于律己  

该出手时就出手 

不仅富口袋，还要富脑袋 

“如今啥都不愁了，只愁俺经理的身体”

大集体小自由公有共富的龙泉村

    平整土地首先打好农业基础 

走亦工亦农的共富之路 

实事求是，不跟风，不赶潮流，尊上而不唯上 

建设和谐社会先从家庭做起 

既要把群众带富，也要把群众带好 

干部以身作则，严于律己

“鲁班”共富村建筑王国韩村河

“老三届”学鲁班致富，有志者事竟成 

背水一战，一炮打响紫玉饭店建筑 

企业姓公不姓私，钱不能装错口袋 

用企业赚钱来解决“三农”问题 

永远不忘艰苦创业 

把韩村河建成农村新城镇

毛泽东论“走资派”丰富和发展了马列政党学说

  ——纪念113周年

    革命的首要问题是认清敌我友 

走资派是社会主义国家的主要敌人 

贪污和浪费都是极大的犯罪 

三个世界的划分，让世界人民团结起来反对共同敌人 

三大作风和人民监督是防止复辟的关键

永远走与工农民众相结合的道路

——纪念“五四”运动88周年

毛泽东时代的“三”

中国农民的伟大创举

    附  录

       一、中共中央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的通知

                 （一九八0年九月二十七日）

        二、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

              ——一九八0年九月十四日至二十二日，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座谈议会纪要

        三、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通过)

          四、邓小平给后人的十点警告

        警告一 国民收入分配要使所有的人都得益 

警告二 如果搞两极分化，中国就会发生闹革命的问题 

警告三 如果改革导致两极分化了，改革就算失败了 

警告四 20世纪末，就应突出解决两极分化的问题 

警告五 城市搞得再漂亮，没有农村这一稳定的的基础是不行的 

警告六 思想文化教育卫生部门，都要以社会效益为一切活动的唯一准则 

警告七 如果教育问题解决不好，就会误大事，应要负历史责任   

警告八 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   

警告九 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的改革 

警告十 政治体制改革会触及许多人的利益，会遇到很多障碍 

至理名言

  （代  序）

共产党人可以用一句话把自己的理论概括起来：消灭私有制……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

                                          ——马克思 恩格斯

在无产阶级国家政权的支持下，共产主义的幼芽不会夭折，而定会茁壮地成长起来，发展成为完全的共产主义。

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

                                          ——列宁

马克思和恩格斯以自己的《宣言》创造了一个时代。

                                          ——斯大林

人民群众有无限的创造力。他们可以组织起来，向一切可以发挥自己力量的地方和部门进军，向生产的深度和广度进军，替自己创造出日益增多的福利事业。

帝国主义的预言家们根据苏联发生的变化，也把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中国党的第三代或者第四代身上。我们一定要使帝国主义的预言彻底破产。

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毛泽东

千亩棉花亩产过百斤，你们带了个头，希望你们高产再高产，彻底改变贫穷面貌，给全国树立个榜样！

                                         ——周恩来

崽卖爷田心不痛。

                                         ——彭德怀

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了，我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是走了邪路了。

                                         ——邓小平

攻城不怕艰，攻书莫畏难；科学有险阻，苦战能过关。

                                         ——叶剑英

坚持社会主义道路。

                                         ——李先念

加强基层组织建设走共同富裕的道路。

                                         ——江泽民

发展农村集体经济，走共同富裕的道路。

                                         ——李  鹏

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我们都要始终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

                                         ——胡锦涛

任何从事劳动、不剥削他人劳动的中国公民，承认党的纲领和党的章程，参加党的一个组织并在其中工作，执行党的决议，并且按照规定交纳党费的，都可以成为本党党员。

                                         ——中共八大《党章》

全会认为，对于文化大革命，也应当历史地、科学地、实事求是地去看待它。毛泽东同志发动这样一场大革命，主要是鉴于苏联变修，从反修防修出发的。

                                         ——《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

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                                      

共产党员必须成为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先锋战士，努力做到又红又专。“红”就是具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专”就是学习和掌握现代化的科学知识，成为本职工作的内行和能手。红不等于专，但专必须红。

                                         ——《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

山穷水尽焉无路，柳绿花红南街村；各尽其劳同富裕，美好未来奋勇奔。

                                         ——张爱萍

共产主义这句话为什么不可讲呢？我们老一代抛头颅洒热血为了什么？不是为了钱而是为了共产主义这个大目标。共产主义不是不可讲，而是这些年讲得太少了。

                                         ——杨德忠                                     

苏联解体的惨重教训在于：打江山的死了，守江山的老了，卖江山的发了，坐江山的富了，社会主义完了。

                                             ——一位老红军战士

    当干部一定得有主心骨，不能听风就是雨。

集体有，跟着走；集体空，没人听；集体富，群众富；走的才是社会主义路。

                                        ——史来贺

宁为集体造金山，个人不图半块砖。

我们认为个人承包是一种懒办法，是一种没办法的办法，是表现我们这一级党组织无能的办法。

                                        ——王宏斌

学南街精神，创北徐伟业。

                                        ——徐德全

毛主席是人不是神，毛泽东思想胜过神。

                                        ——南街村人

我这一辈子争三口气，为农村争口气，为农民争口气，为妇女争口气。

我们的目标，就是要使俺农村城市化，农民工人化、知识化，生活水平超过城市人。

                                        ——刘志华

史来贺书记既是我的良师，也是兄长，更是楷模。

我立志要当一名史来贺式的农村干部，带领群众走上共同富裕。

                                        ——梁修昌

我是农民的儿子，我是共产党员，我不做个人先发家致富的带头人，我只有一个心眼儿：把村民的利益放在鼻子尖儿上，让村民富起来，让村里好起来，要同乡亲们一起实现共同富裕。

                                        ——田  雄

还是刘庄好，还是社会主义好！

                                        ——一位美国女记者

中国南街之行——一个毛泽东思想村置资本主义于遗憾的事。

                                        ——林凯（英国记者）

向共富村干部学习：带领村民旗帜鲜明、坚定不移地走公有共富的社会主义道路——既是老黄牛，也是火车头；先当老黄牛，再当火车头；当了火车头，还是老黄牛。

腐败、化公为私和两极分化，既是历史兴衰周期率的主要根源，也是社会主义国家的主要危险，是苏联解体、东欧蜕变的惨重教训。社会主义国家不管怎样改革，都不能离开公有共富这个本质。

共产党有两大任务，一是领导人民用武装夺取政权，让人民当家作主，变私有制为公有制；二是巩固政权，即先建成社会主义，再建成共产主义。夺取政权的问题已经解决，即十月革命的道路。但巩固政权的问题还未解决，这就是毛泽东同志根据苏共的蜕变提出的，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使列宁的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具体化到党内走资派身上。

                                            ——贺普霄

卷 首 语

                            人到花甲就退休，

              国家六十刚复苏。

              华夏五千文明史，

              最下层的是农夫。

              改朝换代多少遍，

              仍然穷得饿肚子。

              马恩列斯毛指路，

              社会主义共同富。

退休后，为了研究探讨前无古人，今有来者创建的公有共富、幸福祥和的社会主义新农村。笔者以极其兴奋和敬慕之心情、以第二次接受再教育的身份，先后参观学习了国内外著名的河南省临颍县南街村、第二个南街村北徐庄，河南省新乡县刘庄老典范、京华公司（原小冀镇东街五队）、龙泉村和北京市房山区韩村河等，这些村都是依靠发展壮大集体经济而建成公有共富的社会主义新农村，人称农村都市。确实收益匪浅。使笔者真正受到了半个多世纪来最实际、最生动、最有说服力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集体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再教育。在这些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农村都市里“信马由缰”地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地参观学习和访问中，将耳闻目睹的翻天覆地、振奋人心变化的活生生事实，经过认真思考、对比和反思之后，才真正知道了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只有坚持走集体化的社会主义道路，才能建成真正公有共富的、符合中央提出的“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社会主义新农村——个（少数）人富，不算富；大家富，是真富；走的才是社会主义路。才真正体会到毛主席一九四九年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就指出的：“没有农业社会化，就没有全部的巩固的社会主义”的深远意义。毫不夸张地讲，这些村的村容村貌、村风、村民的素质、生活水平、教育、医疗、卫生、住房、养老等等，连笔者学习、工作、生活了大半辈子的高等学府也不能完全相比，甚至比有的经过南征北战、与敌人浴血奋战中九死一生而幸存的军级以上离休老干部干休所的环境和住房还要美、还要好。在这些村中，创建共产主义小社区的南街村实行供给加工资的分配制度：村民搬进新居民楼时，只需带上自己的衣被，室内的家具、彩电、冰箱、中央空调、电话、灶具等一应俱全，24小时都有热水洗澡；医疗，从幼儿园到大学、博士毕业的费用全由村上承担。北徐庄“学南街精神，创北徐伟业”，人称是从南街村“克隆”过来的。老模范老书记史来贺领导的刘庄，从1953成立初级社时起就用自己的“主心骨”力排“左”的和右的干扰，始终抓住社会主义的本质——坚持发展壮大集体经济走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道路不动摇，使解放前“方圆十里乡，最穷数刘庄，住的茅草房，糠菜半年粮”而有名的、农村最低层的“长工村”村民住进了一户一单元四层470多平方米。1972年冬，东街五队在公社干部主持下连续开了几天会都选不出生产队长的情况下，不愿“农转非”跟丈夫进北京享“清福”的女社员刘志华毛遂自荐当队长。在她的领导下队上现有食品、化工、旅游、房地产等11个经济实体的京华实业公司，村民住进了单元欧式别墅，村民职工还能定期外出旅游。不愿提拔当国家干部的梁修昌领导的龙泉村，以良师益友史来贺为榜样，求真务实，村集体办了13个企业，让村民走上了共富路。以高中“老三届”田雄为代表的韩村河人，立志学鲁班搞建筑致富而成为京郊经济发展十佳第一名，一家住一幢别墅。这些村所有的农工商企业都是集体所有，每个村民都有份，都是企业的主人，这就为村民在自己的企业就业特别是大多数无特殊致富能力的村民，即人们通常称的弱势群体打造了平等就业的平台，就连残疾人也都有合适的岗位，还能评上模范。由于大家都是在村上自己的企业上班，村民的劳动能力和分配不会因所有制和权力而存在大的差别，且人人都享受免费供给的福利随着生产的发展而不断增加，从而缩小和限制了三大差别和两极分化。这些村在原生产大队的基础上，借改革开放的东风，坚持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育人特别是用集体主义观念来教育干部和群众，坚定不移地走公有共富的社会主义道路。这就从源头预防和控制了在改革开放中因私有化和两极分化而导致的不安定因素。在人口最多、农业人口占70％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的中国，城市搞好了，农村也相应地搞好了做出了典范，对稳定全国的大局面作出了榜样。正如邓小平同志讲的，“城市搞得再漂亮，没有农村这一稳定的基础是不行的。”因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搞不好，三大差别越来越大，两极分化越来越明显，迟早会要出乱子的，“中国就会发生闹革命的问题”。（附录四）这些共富村的发展既体现了集体经济的优越和社会主义按劳分配的原则，也有供给的共产主义因素。这样的分配方式村民皆大欢喜。这就充分地显现出团结起来力量大——共同富裕和抗御天灾人祸各种灾害的威力。由于村上集体经济的发展使所有村民都受益，因而村上没有看不起病、上不起学、买不起房的人称压在中国农民身上“新三座大山”的贫困户，多年来也没有刑事犯罪和上访事件。因为个人都不占有生产资料，也没有老板和暴发户。这就从所有制和分配原则上限制、取缔了一部分人凭借对生产资料的占有和以权谋私、化公为私去剥削他人的现象。实现了“八大”《党章》要求党员是从事劳动、不剥削他人劳动的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划清与剥削的界限是这些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成熟。只要村党组织成熟不出问题，就能坚定不移地领导村民发展壮大集体经济，走公有共富的社会主义道路，党员是排头兵，村上就不会出乱子，就连在文化大革命中刘庄就成为全国率先一批解决了温饱问题的生产大队。正如史来贺同志说的：他们造他们的反，我们生我们的产，到年底我们分粮食，他们分路线。这就是村民经常讲的“村看村，户看户，群众看党员，党员看支部”一句非常通俗易懂、纯朴而有哲理的名言——对一个村发展好坏的评价，对党员、党组织的基本要求、希望和信任。因而，在这些村让小平同志放心的是“人民的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没有出现、也看不到让小平同志担心的“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了，我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是走了邪路了。”（《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10~111页）从而实现了人与人之间由经济上的平等而推动政治上的平等。村民们过上了老有所养，壮有所用，青有所学，幼有所育，病有所医，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团结奋进，幸福祥和，安居乐业，且环境优美、空气新鲜、人和自然和谐发展的现代化农村都市生活。真正体现了村上一切属于村民，一切为了村民的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得人心者，得心天下。正如国内外参观学习者所称赞的那样：还是走公有共富的社会主义康庄大道好！然而这些，在那个时候全国都在学习的中国改革第一村——安徽凤阳小岗村是办不到的。尽管在一人分得一亩二分地的小天地里一年进入温饱线，但二十多年未进共富门，就连村长严宏昌的办公费用还得靠子女在深圳打工和老婆搞养殖来支撑。（《中国农民调查》，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小岗村经过几次去南街村学习取经，不得不重新走上集体化道路。这算得上是一次新的自我飞跃（详况见下文）。

这些村其所以能有今天，各村都在农业合作化后依靠集体力量战天斗地搞农田基本建设，首先打好农业基础解决温饱问题的同时，结合自己村的天时、地利、人和的具体情况，农牧副多种经营全面发展并开始创办社队企业，且多从自己生产的农产品粮食加工做起：即变原来的农产品由农村运到城市加工，然后再运回来销售给农村为农村就地直接加工，再将其供应城市。这既减少了多余的往返运输，为国家节约了能源，使农民由原来的原料生产型转化为成品生产型；从农家院走出“离土不离乡”的工人；从过去的所谓“副业”转化为名正言顺的“主业”。这就改变了农民只生产不计成本的粮食之类的农产品原料而代代受穷——种粮的喝汤，卖粮的、加工的吃肉，从而使农产品就地多次增值而增加收入。进而走亦工亦农、产加销一条龙、农工贸一体化综合发展之路。如刘庄用了20年、投工40万、挖土200万方，若将其连接起来，相当于京广铁路之长度，硬将黄河古道750多个“盐碱洼”“虾蟆窝”的不毛之地改造成旱涝保收的农业园区。龙泉村也有类似的情况，用了成十年时间向黄河古道要地、要粮、要饭吃。南街村、北徐庄搞了承包后，分别致土地荒芜、粮食减产，水利设施被破坏而致大旱面前几乎绝收的情况下，迫使王宏斌、徐德全痛下决心重整旗鼓，使无可奈何花落去的集体经济，又无可奈何花又开地把农业搞上去。刘志华当队长要让社员吃饱肚子，首先得让地吃饱“肚子”，下狠心从“庄稼一枝花，要靠肥当家”做起，到处搜肥上地先让地“吃饱”，才能多打粮食。韩村河用建筑赚来的钱收回土地承包搞现代化园田农业。村办企业使农村多余的劳动力可就地就近就业，促进并加速了农村城市化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步伐，且减轻了城市的压力和多余的农村劳动力主要靠背井离乡、放弃家乡建设外出打工谋生的妻离子散之苦，避免了不少农村强劳力都出外进城打工而成了人称的“战争景象”。正如毛主席于1955年对《多余劳动力找到了出路》一文按语所说的“人民群众有无限的创造力。他们可以组织起来，向一切可以发挥自己力量的地方和部门进军，向生产的深度和广度进军，替自己创造出日益增多的福利事业。”（《毛主席语录》第104—105页）这就在不断地发挥社会主义集体经济优势和优越性而走向共同富裕的同时，限制、缩小了“三大差别”和两极分化，为最终消灭奠定了基础。由于组织起来力量大，是由穷变富的靠山，村民一心为公、关心集体、把个人、家庭和后代的命运都寄托于集体的集体主义思想不断增强，真正体现出社会主义大家庭的温暖。尽管各村现在都已发展成有自己特色优势的龙头主导产业，如刘庄称得上制药王国，仅肌苷产量就占全国一半以上，是全国最大的制药企业之一；南街村称得上食品王国，为北京奥运会举办城市提供食品，日加工食品用面粉四五百吨，是全国最大的食品企业之一；北徐庄称得上饲料养猪王国，有年产30万吨的饲料企业用于养猪；京华公司称得上旅游王国，有京华园景区、矿泉水疗养、度假村、贸易一条街等景点；龙泉村称得上造纸王国，年生产多种规格纸20万吨；韩村河称得上建筑王国，有职工5 万，年开复工面积200万平方米。但从领导班子讲，其共同点是：各村都在土生土长的不求个人有但求大家富的入党为公，不求当大官但求干大事的不为名不为利，立志扎根农村的好带头人和以他（她）为首的党组织的坚强领导下，高举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按照《共产党宣言》中指出的“一个消灭，两个决裂”的科学发展观和以毛泽东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实现“一化三改”后就制定指出的方向，结合本村的实际，不跟风，不随波逐流，尊上而不唯上，实事求是地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坚持自力更生，奋发图强，坚定不移地发展集壮大体经济，走公有共富的社会主义道路，几十年如一日艰苦创业、不断团结奋进的结果。史来贺同志尽管先后有乡、县、市委书记、连任七届全国人大代表和四届人大常委会常委的职务，但就是不离开刘庄，对外的公开身份是刘庄村党委书记；王宏斌同志心甘情愿地扔掉城里职工的铁饭碗回大队重当生产队队长，也有县委副书记和市人大副主任的头衔，但对外的公开身份仍是南街村党委书记，从不离开自己村；刘志华同志、田雄同志等分别也有全国妇联执委、区人大副主任的职务，但对外还是各自村上（企业）的领导。这些人如果想升官发财，早就当大官了，资产已是多少亿的富翁了。他们整天和村民职工其乐无穷的汗水一起流在村上的共富路上，既是战斗员，也是指挥员——既是老黄牛，也是火车头；先当老黄牛，再当火车头；当了火车头，还是老黄牛。这些村能够建成社会主义新农村，起决定因素的是一心主公、坚持公有制的带头人和领导班子。也就是有了农业的集体化，才有了有巩固的农村基地；村上的党政领导都是按照《党章》和《宪法》规定的选举程序产生并接受村民的监督。由于这些村的领导班子不是权力、暴富和以权谋私的既得利益者，而是完全彻底为人民服务的共产主义者。因而改革开放和深化改革不会触及他们的既得利益而遇到障碍，只能使他们的共产主义信念更加坚定，党组织的战斗堡垒更加坚强。这是改革开放是否能够继续深化而取得最后胜利的关键。可以肯定地说，在这些村不存在什么党的领导没力量，社会主义没方向，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再商量的问题。这些村以铁的事实对《南方人物周刊》编辑部2008年第11期用诬蔑南街村来否定农业合作化“走集体经济道路，迈步走向共产主义，这个曾经笼罩在960万平方公里土地上、诱惑了13亿民众的美妙梦想……早已梦断魂消”的谬论给予了有力地批判。如果社会主义国家不走共同富裕的集体经济道路，那和资本主义国家还有什么区别呢？这是马列主义基本原则问题。由于该文是站在反对走集体化社会主义道路的立场上，因而才有“早已梦断魂消”的观点，那记者的奇谈怪论就更可想而知了。这就叫歪将带不出好兵。《南方都市报》上官敫铭硬把他偷梁换柱的歪曲报道说成是南街村的“真相”。就连中国社科院农村所研究员党国英，也在同期《南方人物周刊》上给这些胡说八道的谬论在摇旗呐喊并手离心口地说什么：“如果千千万万个王宏斌继续现身中国，中国的前景就要暗淡下去了”，“人们糊涂地以为不搞土地承包也可维持集体农业经济效率”。不知这位农村所研究员所研究的中国农村究竟是怎样的“前景”？只要到这些发展集体经济的共富村上看看，才能真正体现出农村基层党组织在发展集体经济、建设公有共富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凝聚力，为中国共产党自成立那天起就写在党章上的为最终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的坚强战斗堡垒；为九亿农民开创出的农村只有走公有共富的道路，才是唯一正确的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仅以刘庄为例，党和国家领导人胡耀邦1981年考查该村时，就肯定、支持史来贺他们继续发展壮大集体经济不搞个人承包；江泽民、李先念、李鹏到刘庄视察、调研后也都给予了充分地肯定，分别挥笔留下了“加强基层组织建设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发展集体经济，走共同富裕的道路”的赞扬墨宝。这些村不仅是我国农村和城市人们羡慕向往的、看得见的、实实在在的、让人心服口服的、用自己的智慧和双手创建起来的真正中国特色的现代农村都市，而且也包括美国、日本、英国、加拿大一些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原来社会主义阵营成员的俄罗斯、南斯拉夫在内的一百五六十个国家和地区的记者、代表团甚至国家元首慕名而来参观、学习、采访和报道，也都给予了很高的评价，甚至称其为到中国来看共产主义。

笔者生在农村，长在农村，初中刚上了一年，因父母年老缺劳，十四岁就停学回家种地，当了名正言顺的小农民，农业合作化后又继续上学。通过种地的亲身体验，深知“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和父母经常讲的“打牛千鞭，不舍麦米一颗”的涵义。看到乡亲们宁肯“喝稀饭，就野菜，省下钱，买公债”，将自己生产的细粮、好粮交给国家的实际行动来支援社会主义建设和城市建设。当时就想，如果将来有机会上大学的话，一定要上农学院。1958年高考的志愿表共有九个志愿，一连就在西北农学院（后西北农业大学、现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填了七个，立志学农，干“七十二行庄稼为王”这个行当。为国家的繁荣富强，为生我养我的农村能过上好日子，并给国家生产大量的粮食等农产品而尽自己一个祖祖辈辈都是农民的农家子弟应尽的义务和责任。通知书下来后，被录取到西北农学院兽医系，学习五年毕业后留校任教。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沦陷，由于右任、戴季陶、杨虎城、辛树帜等一些名家爱国人士创建，并由国民党元老于右任先生任第一任校长的这所国家高等农业学府，就在现在的国家农科城杨陵张家岗村的邻居，农场和周围生产队的地边界。笔者所从事的专业经常在兽医院，或者出诊给家畜治病，给饲料、养殖企业解决一些生产中存在的疑难问题，可以说从小到现在就没有离开农村、农民和农业。除在自己专业范围内为“三农”做了点力所能及、微不足道的服务外，为农村的发展没有做什么工作。尽管早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就听到老模范史来贺同志带领刘庄社员艰苦创业改变“一穷二白”面貌的先进事迹，但“日月属公家”，无机会和时间去参观学习。退休后“光阴归己有”，就非常注意收看、查找这方面的资料，下决心去这些村参观学习。回来后逢人便讲自己参观学习后的收获体会。2005年，中国发展战略学研究会《新时期发展战略的理论与实践》一书录用了笔者撰写的“我看到的南街村”一文并获特等奖；2006年，中国国际网络电视台（CCnetTV）《盛世英才理论文库》录用了“南街村的科学发展”一文，获一等奖并将该文向全世界播放；2007年《和谐中华——构建和谐社会的理论与实践》、2008年《改革开放三十年优秀成果总览》以“厚重经典，观点鲜明，振聋发聩”之评语从网上录用了“南街村以人为本公有共富的科学发展”一文，获特等奖；“《东方红》唱出了人民对党和领袖的真挚情”一文，录入《中国知名专家终身成就荟萃》并获一等奖……2007年，应陕西电信有限公司之邀，在《农家乐》节目中，除做了有关专业方面的讲座外，还对这些共富村分别进行了专题讲座。尽管这些奖都是荣誉奖，但都在激励并促使笔者参观学习、研究探讨和宣传公有共富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热情和责任，并将其作为老有所爱、老有所学、老有所用、老有所为、老有所乐的主要研究探讨内容和任务。

为了宣传世界人口最多的十三亿炎黄子孙里，有九亿农村人口的中国农民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我们都要始终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胡锦涛，《人民日报》2006年9月9日）组织起来爆发出来的无限创造力——向亦工亦农、产加销一条龙、农工贸一体化一切可以发挥自己力量的地方和部门进军，并由劳动密集型向科技密集型发展，替自己创造出日益增多的福利事业的公有共富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城乡经济一体化的现代化农村都市的丰功伟绩；为迎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六十周年，现将这些资料及与其相关的资料，实话实说地整理成《共富村之路——只有坚持公有才能共同富裕》一书，作为笔者参观学习的收获体会和感想介绍给大家，和大家共同研究探讨公有共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这些村能否继续沿着公有共富的社会主义道路走下去，关键是以后的领导班子能否坚定不移地走这条路，创业这一代是没问题的。因为他（她）们是农民的后代，是共产党员，深知几千年农民所受之苦，不做个人先发家致富的带头人，要同乡亲们一起实现共同富裕。刘庄村以史世领为首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已将史来贺（2003年逝世）老一代开创的农村城市化事业继承下来并发扬光大，于2006年村GDP已突破15亿而创造了新高。这就是史来贺同志说的领导班子要有的“主心骨”，接班人由集体培养，大家选举，绝不指定。史世领也是土生土长，在大学学习期间，当队办企业急需要人的节骨眼上，就毅然决然地“非转农”回村上当农民为集体创办企业30年，决心走父辈当代愚公史来贺公有共富的道路。然而，笔者也曾去中央主要领导考查、赞扬过的由国家干部辞职回村任支部书记，领导村民经过十几年发展集体经济走上共同富裕的小康村，当他不当书记后，村上集体经济也就聋子放炮——散了，原来的企业有的归个人了，有的倒闭了。村民们第二次又种上自己承包的地，大部分青壮年劳力不得不走上各奔前程外出打工的谋生之路，村上搞的半拉子新区也半途而废了。

本书稿由搜集资料，亲临各村学习考查到动笔写作，尽管用了近十年时间，通过网上、电信讲座和这些村的联系等多种方式边征求意见，边反复不断地修改。但由于笔者政治理论水平和所从事的兽医专业教学工作（给家畜诊病、开处方、找病因并提出防制措施）对写这类文章之局限，也有参观学习不夠深入……书中笔者的观点和看法，要靠社会实践来检验；也有很难免的争论，这很正常，因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特别是在人口最多、农村人口比例大的中国要把农村搞好，尚无可借鉴的经验；只有按照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出的方向，结合各地的实际有的放矢地不断创新、实践、甚至受挫折也不能停止不前地不断总结，这样才能提高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得人心者得天下；还有不妥，甚至错误之处，敬请批评指导，共同研究探讨和提高。因为现在的认识水平只有这么高。

在此，对参观学习、调查访问期间接触到这些村接待室的同志、村民、职工、干部、外地参观者和参考文献的一并表示衷心的感谢！

                                                    贺普霄

                                               起笔2004年6月

                                               初稿2007年6月

二稿2008年4月

三稿2008年12 月

定稿2009年3月

于中国 杨陵农科城 瑜源书屋

按马恩科学发展观走公有共富农村城市化道路

共产党人可以用一句话把自己的理论概括起来：消灭私有制……共产主义

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已的发展

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和恩格斯以自己的《宣言》创造了一个时代。

                                               ——斯大林

               没有农业社会化，就没有全部的巩固的社会主义。

                                           ——毛泽东

中 国 的 国 情

夏传子后家天下，

改朝换代痼私家。

                                 理想欲“天下为公”，

“世界大同”呈幽灵。

                                 马恩《宣言》指明路：

只有消灭私有制，

两个“决裂”相伴同，

共产主义乃“大同”！

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但不是农业强国。人均耕地面积和水资源分别只相当于世界人均的40%和25%，是13个贫水国家之一。这是“农业八字宪法”里最主要的两项，也是国家持续发展的瓶颈，全国600多个城市中有三分之二缺水，其中100多个城市严重缺水就是信号，南水北调就是例证。这也是毛主席1952年新中国经济刚恢复时就提出的“南方水多，北方水少，能不能借点给北方”南水北调的构想。还不算中西部好多吃水未解决的贫困地区。我国不仅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而且也是农村人口占比例最大的国家。十三亿人口中，农村占70%，即有九亿人在农村。随着城市化建设的快速发展，失地的农民逐年增多，仅“十五”计划的五年间耕地面积净减9240万亩，年均净减1848万亩。（《杂文报》2006年4月21日）这些地都是城市近效的好地。失地农民已经成了“务农无地，上班无岗，低保无份”的“三无人口”。“但存方寸地，留与子孙耕”，这是在乡村到处可见的标语。然而违法占地一路狂奔，基本农田难以守护，在东部不少地方已出现了“地慌”，子孙后代生活的粮仓坐落何处？我国的能源也是严重短缺的国家：石油、天然气人均剩余可采储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7.7%和7.1%，储量比较丰富的煤炭也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58.6%。按目前探明储量和开采能力测算，我国煤炭、石油、天然气可采年限分别只有80年、15年和30年，而世界平均水平分别为230年、45年和61年。（《中国剪报》2006年8月28日）以前常说“我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其实只说对了一半，就是后一半“人口众多”。与此同时，出于对GDP的政绩追逐，对“高消耗、高污染”的依赖，一些地方政府争相“向底线冲击”，恨不得一个早上让地下的矿藏资源全部变成今天的财富，从而给子孙后代埋下诸多发展的隐患。在一个个粗放式开采的矿区土地塌陷，水源渗漏，树木枯死，生态系统破坏严重，出现了不宜人居住的死地。如山西，各类矿山采空区已达到2万多平方公里，全省超过七分之一的地面悬空，地质灾害范围波及1900多个自然村，220万人；陕北的一些村庄，“煤挖走了，水流空了，可怜的几棵树也差不多死光了。原来喜鹊、鸽子很多，现在连麻雀都很少见到。能飞的都飞了，只剩下老人在这儿”。（《报刊文摘》2006年8月21日）还有乱砍滥伐导致水土流失、草原退化、沙进人退，离京城越来越近。这种发展违背了1992年第一次可持续发展大会上，与会各国认同的，1987年世界与环境发展委员会发布的布伦特兰报告，对可持续发展概念所做的界定，即“是能够满足当前的需要又不危及下一代满足需要的能力的发展”。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尽管人民生活水平有了程度不同的提高，但能源浪费、生态环境的破坏和污染非常严重，三大差别越来越大，两极分化（有的私人掌握2700亿工程大款）也越来越明显，已进入世界的前列，国有资产不断流失（央企年流失3500亿）且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也不断降低（民营和外资、港澳台已占GDP的65%）。各行业中的垄断行业从“垄断行业高福利”到“垄断行业高利润”，从“霸道收费”到“企业高层腐败”；“倒闭电厂抄表工年薪竟有十万元”和“吴敬琏称当前贫富差距拉大源自腐败和垄断”；《中国证券报》的“垄断行业收入高于其他行业10倍”和《南方日报》的“发电成本省1400亿反要消费者多掏1600亿，垄断扭曲了中国电力改革”。（《杂文报》2006年7月7日）两者相加就是3000亿，归独家垄断的“电老虎”部门所有，这比国家一年给医疗卫生和教育经费投资的总和还多。由国务院国资委统计评价局编制的统计年报显示，利润排名前40家企业，瓜分了6000多亿央企利润的95%。其中有12家企业利润超过100亿，囊括了央企总利润的78.8%。“十二豪门”主要来自石油、石化、冶金、通讯、煤炭、交通运输和电力系统。夺得“十二豪门”头把交椅的电力部门，人均高达12.36万元。（《杂文报》2006年7月21日）列宁把垄断和帝国主义联系在一起，他在1916年10月就指出：“帝国主义是垄断的资本主义”；“垄断代替自由竞争，是帝国主义的根本经济特征，是帝国主义的实质。”（《列宁选集》第二卷下，第883页）垄断在马列主义里已声名狼藉，但在已有半个多世纪社会主义的中国，改革开放也搞了三十年的今天，垄断行业却变得这么厉害，真让人不可思议。按照有的调查数据，中国居民最高收入组占有的金融资产为66.4%，最低收入组只占1.3%，二者的比例为51:1。（《杂文报》2006年7月21日）不管企业盈利还是亏本，央企老总的年薪好几十万；中国八大银行行长年薪最低的101.4万元，中等的446.18万元，最高的995万元。(《生活文摘报》2007年5月22日)，中国平安集团2007年共有7人税前年薪超过千万元，而该集团的常务副总经理兼首席保险业务执行官梁家驹的税前年收入则稳拿4813万元，是吴仪副总理年收入（12万）的400倍。（《生活文摘报》2008年4月15日），这些高管的年薪相当于数百到上万个农民外出打工的收入。这么高的收入是谁给规定的？这大概就是在社会主义的中国垄断代替法律规定的竞争。改革开放前我们也有这些企业，但为什么不是垄断行业？因而，有人说现在中国不是“三大差别”而是“四大差别”，即在原来三大差别拉大的基础上再加上垄断行业与其他行业的差别。这样的结果，必然导致两极分化越来越明显，国民经济基础的“三农”问题犹如原湖北省监利县棋盘乡党委书记李昌平，于2000年给朱鎔基总理的信上所概括的：“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其具体表现，就是大家议论的压在农民（也包括城市的低收入群体）身上的看不起病（世界卫生组织进行的成员国医疗卫生筹资和分配公平性的排序中，中国位列191个成员国中的倒数第四位），孩子上不起学（供养一个大学生，需要4.2个城镇居民年纯收入，需要13.6个农民年纯收入，贫困地区农民35年纯收入），盖不起房的“新三座大山”。用中央党校教授吴忠民的话说，中国在基本民生方面的投入占GDP的比例在全世界的排名倒数第一，“我们比欧美发达国家低也就罢了，但比非洲那些贫穷国家还低，就说不过去了。”国家对基本民生问题投入不足，导致“教改让穷人读不起书，医改让穷人看不起病，房改让穷人住不起房。”显然，GDP 和财政收入的突飞猛进与民生投入比重的降低有失和谐与“以人为本”、“执政为民”这个中国式“为了谁”的答案格格不入。（《杂文报》2006年7月14日）宁波市委书记巴音朝鲁，于2008年5月6日在市委扩大会议上，引用“生不起，剖腹一刀五千几；读不起，选个学校三万起；住不起，一万多元一平米；娶不起，没房没车谁跟你；病不起，药费让人脱层皮；死不起，火化下葬一万几”的顺口溜来说明民生问题。（《人物周报》2008年8月6日～8月12日）这些穷人主要在农村。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历史任务，要按照“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要求，扎扎实实地推进。全会指出：“坚持以人为本”，“立足科学发展，着力自主创新，完善体制机制，促进社会和谐”。这不仅为社会主义新农村提出了要求，而且还指出要坚持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人民是国家的主人，执政为民，完全彻底为人民服务。十七大则更强调这一点，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中华民族从先祖炎黄二帝到现在，通常称五千年文明史。自“夏传子，家天下”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约四千年的改朝换代，虽然都起到了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的作用。但这些改朝换代都是维护的少数人剥削多数人的私有制。尽管古代就有曾是人们向往的“天下为公”和“世界大同”的政治思想，就连孙中山于1924年6月16日主持黄埔军校开学典礼的训词中，后作为国歌也都有“一建民国，一进大同”，也将“大同”写进国歌里。可见“大同”不仅是我们祖先的向往，也是与共产党合作的革命先驱孙中山先生为之奋斗的目标。“天下为公”指国家的一切属于人民共有。“大同”是指人人平等、自由的社会景象。但在几千年私有制经济基础上，怎能“天下为公”，不能“天下为公”，世界也就“大同”不了了。

                       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发展观

自从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马克思和恩格斯于一八四八年《共产党宣言》的闻世，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的诞生。这就为“天下为公”和“世界大同”指出了科学发展的道路，即在《共产党宣言》中所指出的：“共产党人可以用一句话把自己的理论概括起来：消灭私有制……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265、271~272页）消灭私有制，建立公有制，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这就是笔者理解的马克思和恩格斯以人为本公有共富的科学发展观，也可以简称为“一个消灭，两个决裂”。因为那个地方的私有制消灭了，那个地方的“天下”就“为公”了；那个地方的“世界”也就“大同”了。这就为几千年未能“天下为公”和“世界大同”从经济基础和指导思想上得出了结论，并指明了实现这种崇高理想的道路和方向——各国人民在工人阶级政党共产党的领导下推翻资产阶级政权，建立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消灭私有、消灭剥削，发展公有经济，走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道路，先建成社会主义（初级共产主义），再建成共产主义。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苏联人民在以列宁为首的苏联共产党领导下推翻了沙皇，建立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公有制和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国家——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苏联）。这就是十月革命的道路——共产党领导的人民用武装推翻资产阶级夺取政权的道路。把马克思主义发展到列宁主义阶段。以后又在斯大林的领导下，取得了反法西斯卫国战争的伟大胜利，战后出现了一批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苏联，不仅将沙皇时期的贫穷落后和二战造成的千疮百孔，经过三四十年就建成敢与头号帝国主义美国抗衡的四个现代化的强国。这就充分体现了消灭私有制建立公有制、人民当家作主、走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道路科学发展观的正确和威力，以及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但斯大林逝世后赫鲁晓夫现代修正主义上台全面否定斯大林，实为否定马列主义和社会主义，再经过勃列日涅夫到戈尔巴乔夫现代修正主义掌权，以各种手段化公为私，以权谋私，变公有制为私有制，致苏共亡党、苏联解体，东欧蜕变的惨重教训。

伟大的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传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人民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当1927年八一南昌起义和秋收起义失利后，毛泽东率秋收起义的部队到江西永新县三湾村，对部队进行了改编，确定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奠定了无产阶级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的基础。这就是在中国革命用武装夺取政权初用兵失利紧要关头的“三湾改编”。后于当年10月上井冈山，与袁文才、王佐的农民武装在井冈山建立革命根据地，并于1928年4月与朱德、陈毅率南昌起义保留下的部队也上井冈山会师后，不断发展扩大根据地和人民军队，再用武装夺取政权，推翻了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这就是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发展到毛泽东思想阶段。建国后在农村立即进行土地改革，实现了孙中山先生未能实现的“耕者有其田”的遗愿。土改后紧接着就进行“一化三改”，把汪洋大海般的私有制变成以公有制为主体的、人民当家作主的、走公有共富道路的社会主义国家。但由于在当时帝国主义对我们进行封锁、包围的国际形势下，赫鲁晓夫现代修正主义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破坏以及我们工作上的失误，对集体化道路上存在的一些问题未能及时妥善解决，使集体的优越性和优势未能充分发挥出来。因而，在以后新的国际形势下，在全国实行家庭联产承包的包产到户。这对在特定时期、特定条件下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解决温饱问题起到了好的作用，但在全国稿了“一刀切”却未能解决共同富裕、消灭剥削、消灭两极分化、走向共同富裕，反而促进了剥削、化公为私致国有（卖国企、个个承包）、两极分化，使集体资产大量流失和建党建国以来最严重的腐败。纵观历史，腐败和两极分化不仅是历史兴衰周期率的主要根源，也是社会主义国家的主要危险。这已为几千年的改朝换代和苏联解体、东欧蜕变和我国数百名省部级、数千名地厅级、数以万计的县处级党员干部的腐败所证实。然而，令人可喜的是，每一个省、市都有一些村，他们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总结建党建国以来的经验教训，乘改革开放的强劲东风，但“不跟风，不盲从”、“尊上而不唯上”、有自己的“主心骨”，宁当包产到户的“钉子户”也不随大流搞包产到户。他们紧密结合本村的实际，正确理解、全面贯彻执行中央“宜统则统，宜分则分”，不搞“一刀切”地否定合作化道路将集体分净吃光，而是以科学的态度严肃对待、并采取积极措施妥善解决了农业合作化中存在的问题并非集体化道路的问题。因而，不管风吹浪打，坚持发展集体经济，因地制宜地在打好农业基础解决温饱的同时，变单一的农业经济为多种经营、办企业走有工共富并创造出产加销一条龙、农工贸一体化，坚定不移地走公有共富的农村城市化道路。有的一直坚持发展集体经济未搞个人承包，如河南新乡的刘庄、江苏江阴的华西村、浙江奉化的滕头村、黑龙江的兴十四村等。有的搞了包产到户后出现了问题，就立即重整旗鼓恢复发展集体经济，如河南临颍的南街村、北徐庄等。有的在土地承包后，随着村办集体企业快速发展，收回个人承包的土地办现代化农场，由少数人统一耕种，将大部分农业劳动力解放出来进入村办企业，如北京市房山区韩村河等。有的是辞去国家干部回村带领群众共同致富，如深圳南岭村的张伟基，回村后人家分田他合田，走公有共富之路而成为“特区里的共同富裕村”；河南修武小营村的刘伟铭等走和张伟基相同的道路；湖南临澧太平村的吴志权向县委、地委申请“不当乡长当组长”，回到村上实现他入党时的夙愿——发展集体经济走上共同富裕，把太平村建设成“今日的桃花源”。还有山东省临沂市罗庄区沈泉庄，山东省兖州市新兖镇小马青村、辽宁省大连市金州区后石村、黑龙江省甘南县兴十四村、天津市津南区小站镇东大站村、河北省石家庄市郊区柳辛庄、河北省唐山市开平区半壁店村、浙江省萧山市航民村、福建省厦门市同安区马堂村、四川省成都市黄金牛乡跃进村、湖南省长沙市印山村、湖北省大门市健康村、江西省南昌市郊区进顺村、安徽省合肥市郊区隆岗村、山西省泽州县东四义村、上海市松江区新桥镇春申村、河南新乡小冀镇东街五队（集体致富带头人巾帼英雄刘志华），还有河北晋放州周家庄人民公社等等。这些村都是坚持以人为本，发展集体经济走公有共富的道路才建成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农村都市。这些村的干部没有特殊化，有的仅是吃苦在前，与村民同甘共苦。村上没有两极分化的贫困户、暴发户和老板，村民都过上了幸福祥和、安居乐业的农村都市生活。乡风、村容村貌比一些开发区还文明、整洁，村民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是新“三座大山”，孩子上学、医疗和住房等连一些高等学府、科研单位的专家教授和国家职工都不能完全相比。

苏联解体是对马克思主义科学展观的背叛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于2000年5月举办的“苏联解体的原因和对东欧的影响”国际学术讨论会上，保加利亚科学院副研究员米哈伊尔·基列夫作了《苏联解体的原因》的发言。他认为，苏联解体的“第一个主要的原因”是1956年以后形成的“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路线。正是这一条修正主义路线成了后来戈尔巴乔夫推行的“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路线的前提。基列夫在分析戈尔巴乔夫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社会主义背叛时，引用了戈尔巴乔夫1999年在土尔其首都安卡拉美国大学讲演时的自白：

“我生活的目的就是消灭对人民实行无法忍受的独裁统治的共产主义。我的妻子在这方面坚定了我的信心，她有这种观点比我还早。我只有身居高层职位，才能为此有最大的作为。因此，我妻子要我不懈地努力往上爬。当我亲自认识了西方，我的决定就成了不可更改的了。我必须清除苏共和苏联的整个领导，我必须清除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我的理想是走社会民主党的道路，计划经济束缚了人的能力，只有市场才能引向发展。

“我找到了自己为了实现同样目标的伙伴，首先是雅可夫列夫和泻瓦尔德纳泽，他们为击败共产主义立下了大功。

“世界没有共产主义会更美好。2000年以后世界将迎来和平与繁荣的时期，但是却有巨大的障碍阻碍着人类走向和平和与富强，这就是中国的共产主义。巨大的学潮时我正在北京，当时看来中国的共产主义要垮台了。我很想对巨大广场上的示威者们讲话，告诉他们，要他们坚持住，我们同情他们，中国也必须改革。但中国领导不同意。这是极大的遗憾。要是中国的共产主义垮台了，世界在走向和平正义的道路上会前进得更远。”

“当叶利钦瓦解了苏联、我离开克里姆林宫时，上百的记者们以为我会哭泣。我没有哭，因为我生活的主要目的已经达到：我消灭了苏联和所有欧洲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主义。我没有哭，因为我达到了主要目的，这就是在欧洲消灭了共产主义。然而，阻挠人类在全世界实现自由理想的亚洲的共产主义也应当被消灭。”（《真理的追求》2000年第十期，第13~14页）

戈尔巴乔夫怎样把公有制的社会主义苏联演变成私有制的资本主义？他在苏共已被解散、资本主义复辟已经基本实现的1991年11月与《莫斯科新闻》主编谈话时就说：“应当改变制度，我当时（指他上台不久——引者）就得出了这个结论。但是如果一开始，社会还没有作好准备，就这样提出问题，那将一事无成。”于是，他采用迂回的方式，使用似是而非的语言，制造思想混乱，诱骗群众跟上他走私有化。因而，他主要通过诋毁社会主义公有制，为私有化鸣锣开道；通过宣扬笼统的“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引向私有制为主体的“混合经济”；利用模糊的“非国有化”，引向明确的私有化；通过谈论抽象的市场经济，引向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真理的追求》1997年第一期，第30~32页）

这就是从赫鲁晓夫到戈尔巴乔夫，一脉相承的现代修正主义主义路线的形成、发展到苏联解体、东欧蜕变的自我写照。也是任何阴谋家千方百计地向上爬而身居高位时就原形毕露的写照。赫鲁晓夫就称斯大林是自己的亲生父母；林彪将自己伪装成毛主席的好学生，但毛主席对他一直不放心，梦想急于夺权而自取灭亡；……1989年戈尔巴乔夫访华，我们的新闻媒体报道的和他握手并宣布中苏两党两国关系正常化时，人民对两国关系正常化很能理解，但对两党关系正常化很不理解。因为这时已到苏共解散、苏联解体的前夕，现在大概理解了吧？！

再看看美国经济学教授大卫·科茨，2000年5月24日应中国人民大学之邀，就苏联解体的原因所作的专题讲座是这样说的（摘自《真理的追求》2000年第七期，第26~30页）：

“苏联解体的真正原因来自苏共内部，我这里指的是大约10万人左右的占据着党政机关重要领导岗位的‘精英集团’。正是这个‘精英集团’想实行资本主义，以便他们享有更大的权力，拥有更多的财富。”这个“精英集团”内部的“多数人要走资本主义道路，并且与城市中那些持相同观点的知识分子组成了一个强大的联盟。”“1991年6月，美国一个社会问题调查机构在莫斯科做了一次关于意识形态问题的调查，调查对象是掌握着高层权力的党政要员。调查采取特定小组讨论的方式，一般要同调查对象进行4~5小时的谈话，通过谈话以确定他们的思想观点。分析结果是：大约9.6%的人具有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他们明确支持改革前的共产主义模式；12.3%的人具有民主社会主义观点，拥护改革，并希望社会主义国家实现民主化；76.7%的人认为应当实行资本主义。作为一个在世界上存在最长、影响最大的社会主义苏联，党的干部队伍内部竟有那么多的人主张实行资本主义制度，实在令人震惊。”“许多人认为民主社会主义会减少自身的权力，改革前的社会主义虽然赋予他们某些特权，但又限制了他们把权力传给子女和聚敛更多的财富。显然，实行资本主义最符合‘精英’集团的利益，这样，他们不仅是生产资料的管理者，而且可以成为生产资料的所有者；既可以实现个人财富的尽快增长，又能合法地让子女继承权力和财富。所以我认为，叶利钦之所以能够采取较为和平的方式迫使苏联解体，就是由于党内那些主张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精英’们的支持。那些‘精英’支持叶利钦，使俄罗斯顺利地向资本主义过渡。”

“1991年夏天，我在莫斯科同一位叫尼库拉亚夫的苏共高级干部交谈。我问他：‘你是不是一个共产主义者？’当时苏联还存在。他说：‘我是一个共产党员，但不是共产主义者。’我听了感到不可理解。现在我清楚了，他的回答准确无误地提示了苏联解体的思想基础问题。这里顺便说一下，那些想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前苏共精英们并没有错，如今俄罗斯最富有的人正是当年党内的精英。比如切尔诺梅尔金，80年代他当过苏联天然气公司的总经理，1992年后天然气公司私有化了，切尔诺梅尔金摇身一变成了天然气公司最有实力的控股人，他控制着全世界40%以上的天然气资源，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几个人之一。前苏联共青团中央书记科尔科夫斯基，利用自己的职位创办了一家大银行，把原属于人民的财富变成了他个人的财产。”

“为什么一个由党的精英集团和城市知识分子组成的联盟，竟能不顾广大苏联人民的反对而把国家推向资本主义道路呢？我认为在苏联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条件下，广大人民确实在生活上得到了很多好处，但在政治上是比较被动的，缺乏政治权利。当‘精英联盟’要搞资本主义时，广大人民群众不能采取有效的抵制措施来捍卫社会主义制度。”

“苏联解体的教训在于，由少数精英管理下的社会主义国家，一旦老一代革命家过世，很难保证继承者们不想通过实行资本主义为自己获得更多的好处。我相信，社会主义在经历了一个长过程的发展后，会逐步解决上述问题，真正实现大多数工农群众不仅有受教育的权利，有劳动的权利，还有直接参与和管理国家事务的权利。这样的社会主义肯定比资本主义优越，而且必将作为一种持久的社会制度而存在。”

“同苏联的改革相比，中国的改革取得了很大成就，20年间，大多数人的生活质量有了明显改善。中国经济改革的措施是把国家的有效控制和市场结合起来，到目前为止，不能不承认这是一种成功的模式。但是也要看到，在中国社会群体中，不平等的现象在大幅度增长，失业人数在增加，个人在社会保障方面所获得的福利在逐步减少。如果说在前进中有什么危险的话，我感到，危险主要来自于新自由主义思潮的扩展，这一思潮正为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按照新自由主义的观点，中国的继续发展必须打破政府对资本和商品流通的有效控制，把企业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我认为这是错误的，要知道，美国的自由主义模式不会给中国带来什么好处。据我研究，凡是过去实行计划经济和公有制的国家，一旦采纳新自由主义模式，实行完全的市场化和私有化，最多只能成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附庸。现在俄罗斯已经走上了这条路。我想中国的领导要比俄罗斯人高明，不会成为新自由主义词汇的俘虏，不会重蹈俄罗斯的覆辙。”但愿中国不走精英集团官商勾结的私有化道路。

还有一些谈苏共亡党亡国时的文章提到，苏联的干部路线违背列宁晚年多次提出的防止“人民的公仆”蜕变为“人民的主人”，加强人民对党和国家权力的监督。要改变苏联建国初期从尽快接管地方政权考虑，不得不采取干部委任制。要按照《党章》、《宪法》规定选举党、政干部。斯大林没有这样做，继续采取委任制，而赫鲁晓夫全面否定斯大林时，唯独没有否定这一条而把它继承下来并强化了，特别是到了勃列日涅夫晚年，其主要注意力都集中在“稳定”干部上。一个是稳定权力，不断颁布各种条例、规定，很多都是和人民无关，而是为了官僚阶层日益膨胀的利益要求进一步固定化、规范化、制度化，使他们感恩谢德，成为当时领导集团的坚强维护者。另一个就是稳定队伍，尽量提拔一些亲信，目的主要是为了防止别人再用当年他和波德戈尔内等联合起来，赶赫鲁晓夫下台的办法来对付他本人。而下面的干部也需要像勃列日涅夫这样“爱护”干部的领袖在台上，以维护自身的权力和利益。上下之间形成了一种具有特殊利益、却与群众越来越疏远的“共同体”。这种自上而下的任命制和变相任命制，不仅损害了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而且任命的干部只需对上负责，不用对下负责；只怕领导批评，不怕群众反对。从而，导致大批庸人进入和保留在领导层，导致党的整体决策能力下降而脱离人民，无视群众利益，则进一步失去了做出正确判断的基础。

从这些研究文章的分析不难看出，毛主席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就明确地告诫全党和全国人民：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1965年5月，毛主席重上井冈山，与张平化、刘俊秀、王卓超等同志谈话（汪东兴也在场）时，说：“一想到建立红色政权牺牲了那么多的好青年、好同志，我就担心今天的政权。苏联的政权变了颜色，苏联党内有个特权集团、官僚集团，他们掌握了国家的要害部门，为个人捞取了大量的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一般党员和普通老百姓是没有什么权利的。你提意见他不听，还要打击迫害。”（《中国剪报》2007年12月7日）在延安时代他就提出让人民群众监督党和政府是防止历史兴衰“周期率”新路的重要性。从苏联解体、东欧蜕变不难看出，党内的“精英集团”就是党内的走资派，他们打着共产党员的招牌却不是共产主义者的以权谋私、化公为私，权大于法，由“人民的公仆”蜕变为“人民的主人”，人民无权监督他们。这就是苏共这些“精英集团”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以官为本，变公有制为私有制而背叛马克思列宁主义科学发展观的要害——打江山的死了，守江山的老了，卖江山的发了，坐江山富民，堡垒从内部攻破了，社会主义完了，美国“和平演变”真的不战而胜了。

按马恩科学发展观走公有共富农村城市化道路

中国革命以农村包围城市取得胜利，中国农民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付出的牺牲是巨大的，建国后又勒紧裤腰带支援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和城市建设。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开始，党中央、国务院年年都发减轻农民负担的文件、都开减轻农民负担的会议。直至今日“三农”问题仍是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主要问题。尽管中央给农村取消了农业税在内的好多负担，但农民是否真成了由“庄稼汉纳了粮就是自在王”到不纳粮更自在了呢？李昌平给朱鎔基总理信上所说的“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的状况尽管有所改变，但尚未基本改变。其主要问题仍表现在看不起病、孩子上不起学、买不起房的“新三座大山”。尽管造成这种景况的原因很多，但从改革开放近30年的情况看，其主要原因不是中国经济发展速度慢，而是贪污、浪费等腐败、化公为私的私有化和两极分化太严重了。据中国科学院胡鞍钢的资料：上世纪最后5年，主要类型的腐败所造成的经济损失和消费者福利损失，平均每年在9875亿至12570亿之间。占全国GDP总量的13.2%~16.8%。对腐败官员的查处率低，腐败的收益远高于风险。据统计，1993年至1998年每100名受党政纪处分的干部中只有42.7人立案侦察，最后被判刑的只有6.6人，这意味着一个人贪污受贿只有6.6%的概率绳之以法。这几乎是一个小概率事件，自然就会惹得很多人动心了。（《西安晚报》2001年3月24日）当时全国GDP不到10万亿。近几年报道的公车年消耗3000亿，年公款出国旅游3000亿，央企年资产流失3500亿，2004年公款吃喝竟高达3700亿，2007年已突破4000亿，等等。这样严重的贪污、浪费是建党建国来从来没有过的。仅以9875亿至12570亿所占GDP总量的比例看，我们每年GDP的增长还满足不了贪污浪费的胃口。为什么贪污浪费这么严重呢？除惩治不严外的客观因素有：将56000个人民公社改制成92000个乡镇后，县乡机构特别是乡镇几近失控地扩大。给朱总理写信的李昌平所在的那个监利县棋盘乡，10年就由120人增加到340人；监利县的一个乡镇的财政所就超编了100多人。1979年我国在编的党政干部279万人，到1998年就上升到543万人。（陈桂棣 春桃著《中国农民调查》，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北京）这些超编的人，不但都要靠农民来养活，而且还要想方设法利用手中之权让自己先富起来。那就只好向自己管辖的老百姓身上开刀，因而，各种苛损杂税压得农民喘不过气来。这就必然导致了“天上星多月不明，地上坑多路不平，人间官多民不宁”。这还不算大卖国企、化公为私搞私有化给国家带来的损失。现仅引用新闻媒体报道的敢说实话的三位国家部长的话来说明问题。

原中组部部长张全景批评现在中国“官多为患”体制弊端时说：“一个省有四五十个省级干部，几百个乃至上千个地厅级干部，一个县几十个县级干部，可以说古今中外没有过。更何况一个省、市除省长、市长外，还有八九个副职，每个人再配上秘书，个别的还有助理。解放初期，一般就是一个县委书记，一个县长，或加一个副职，甚至没有副职，现在讲克服官僚主义，减少事务，减少应酬，就这么大一种体制，怎么克服，怎么减少？现在这么多人既增加了开支成本，又滋长了官僚主义。”国家审计署审计长李金华对建设“二廉”政府（廉洁、廉价）的关系是这样讲的：“转变政府职能，不仅要建立一个廉洁的政府，还要建立一个廉价的政府，政府的成本太高，你就是再廉洁，也浪费了纳税人的钱，你要讲成本。”原教育部副部长张宝庆针对教育贷款在执行政策上存在的问题时指出：“中国目前最大的问题是政令不通，中南海制定的东西有时都出不了中南海。”（《报刊文摘》，2006年8月28 日）这三位部长的话真是一针见血地击中了我国目前这种体制在产生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的要害。国家审计署宣布的2007年第6号审计公告称，被审计的国家49个部委个个有问题，公安部、财政部国家这些要津部门概没例外。发改委乱收费；最高法院挪用业务费；人行西安分行能有多少职工，居然挪用8598万元建宿舍！河北肃宁县国土局利用职权非法占地，给每位局长建了一套400平方米的别墅，石局长“面对质疑（居然）很委屈”，因为当地官员建豪华别墅“蔚然成风”，“几乎每个科局都是这样的。”以上说明腐败现象的普遍性。陕西省原政协副主席庞家钰被“双规”后，一直告了他8年的宝鸡市副处级干部曹长征，把这个消息告诉庞任宝鸡市委书记的老部下，后者轻蔑地说：“中纪委算个球！”（《杂文报》2007年10月2日）这就进一步证明了三位部长的话对产生腐败原因的分析和在惩治腐败上存在的问题，连中纪委眼皮下的各部委在审计中没有一个不存在问题，真成了《苏三起解》里的洪洞县了。惩治一个腐败分子，群众抱着对党和人民的高度负责，冒着生命危险，经过“八年抗战”坚持不懈地告状才将边腐边升的腐败分子“双规”。为了揭发河北省原省委书记程维高的腐败行径，郭光允也是举报了8年，入狱3年，20名近亲属受到牵连（《华商报》2008年7月29日），等等。如果我们在“三反五反”运动中像这样八年才把刘青山、张子善挖出来，那美帝国主义早就从朝鲜打过鸭绿江、蒋介石反攻大陆也可能得逞，那中国还能是社会主义国家吗？那就会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变成完全的殖民地了。因而，人民希望反腐败工作能总结、运用毛主席发动群众搞“三反五反”的成功经验，要信任群众、依靠群众、放手发动群众，坚持惩防并举，注重预防和严惩相结合。如果能像“三反五反”一样地发动群众，那庞家钰就升不到省政协副主席；程克杰就当不了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从源头也就是在他原来的单位落马，对国家的损失会小得多，党的威信不会因腐败而降低，庞家钰的部下就不会对中纪委说出那样的话。对卖官买官者，不仅要惩处官帽商，而且对买来的官帽一律摘掉，这样才能将其斩草除根。要学习、借鉴香港的“零度宽容”和欧洲等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的“官员怕议会、议会怕选民”。难道资本主义国家能办到的，我们建国初期自己创造的惩治腐败的成功经验，在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社会主义中国不断成熟的中国共产党就不能做到、不能再用吗？！只有这样，才能改变胡鞍钢说的那种“小概率事件”，让腐败的风险高于收益，不仅不会惹得他们动心，而且要让他们闻风丧胆，谈腐色变。“三反五反”后其所以能安定三十年没有出现大的腐败、偷税漏税和假冒伪劣案件，就是这个道理。庞家钰老部下对中纪委说的那句轻蔑话，能像在延安时一位农民说雷电咋把毛泽东没打死而引起了毛泽东的重视，询问后得知他说这话的实情是农民负担重，边区政府立即开会减轻了农民的负担，得到了人民的拥护。如果中纪委真能这样，那将对全面贯彻落实十七大精神，起码在反腐倡廉方面会起到保驾护航的作用。

两极分化和三大差别的不断扩大，说明国民经济的增长没有装进广大人民的口袋，而装到少数富豪（其中就有新资本家）、富人和还未东窗事发的官商勾结者的口袋里。现以农村收入最多的亿元村与亿万富翁为例。根据中国社会发展促进会提供的最新社会调查数据显示，中国目前国内生产总值超过亿元的行政村已超过8000个，这些村创造了约16000亿元的国内生产总值。（《中国剪报》2007年11月7日）然而，中国亿万富翁的人数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二。2007年胡润百富榜称，资产达到或超过10亿美元的中国人，从去年的15人猛增到108人，比西方国家快得多。今年有800人上了胡润百富榜。上榜富豪的平均财产比去年增加一倍，达到5.62亿美元。（《生活文摘报》2007年11月2日）按平均数推算，这800富豪的总产值为4496亿美元，以7.5元人民币兑换1美元计（写搞时的汇率），则为33720亿元，是8000个亿元村的2.1倍。刘庄、南街村、韩村河、龙泉村等这些共富村平均人口在3000人以上。以一个行政村3000口人计，就是2400万。800富豪的财产是2400万中国农村最富的亿元村农民一年国内总产值的两倍多，相当于5000万富裕的亿元村村民一年的总产值，那在西部贫困地区肯定超过一两亿了。国家发改委研究院张本波指出，按国际发展经验，基尼系数超过0.4，就进入了贫富拉大的黄灯区，而0.5则是红色警告线。无论是国家统计局还是世界银行的预测算，中国在2004年的基尼系数都超过了0.46，并且呈现继续扩大的趋势（2007年0.47——笔者注），这还不算灰色收入。按照国际劳工组织的调查，绝大多数国家城乡收入比都小于1.6，只有3 个国家超过了2，我国就是其中之一（2007年3.3——笔者注）。我国已进入贫富拉大的黄灯区。（《生活文摘报》2007年8月17日）2005年北京职工工资没有达到社会平均工资的人数占64.1%，在经济发展所带来的工资总量增长中，少数人吃掉了一半多；全国总工会2005年对10省20市万名职工调查，2002~2004年企业职工工资低于当地社会平均工资的人数占81.8%，低于社会平均工资一半的占34.2%，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的占12.7%，与1998~2001年相比，低于当地社会平均工资的职工增加了28%，这说明低收入人群在增加。（《生活文摘报》2007年7月3日）这些富豪的财富是靠他自己的劳动得来的，还是靠剥削得来的？这是不言而喻的！中国的10亿美元富翁一年由15人猛增到108人，增加了7.2倍，确实让世界震惊。我们的政策是否由有意回避剥削、掩盖剥削而起到鼓励剥削、支持剥削，使这些人猛增？值得高层决策者深思。工资增长中存在的种种不均衡状态加剧了收入分配的不均衡，从而使贫富差距拉大。这也是不言而喻的。中国平安集团2007年共有7人税前年薪超过千万元。该集团的常务副总经理兼首席保险业务执行官梁家驹的税前收入稳拿4813万（《生活文摘报》2008年4月15日）。《华商报》2008年8月30 日以“人大关注平安老总6000万年薪”为标题进行报道。老总马明哲2007年年薪6616.1万元，折合日薪约18.2万元。有人说这不是国企，难道不是国企就不受法律限制吗？然而在国企，不管盈利还是亏损，这些高管却是旱涝保收。这大概是有些文章说我们是在“以人为本”的口号下，在“替穷人、百姓说话，而是替富人和官员办事”的理由和依据吧。要不这种现实如何解释。不管怎样说，这些钱都在一年的GDP内。如果上不起学、看不起病、买不起房的人也能以大富豪这样的速度在缩减，那中国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年年都发减轻农民负担的一号文件，都开减轻农民负担的会议真的起到了预期的效果，那有7年就解决问题了，不至于酿成今天这种景况。那才能真正充分体现出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的特色社会主义了。不难看出贪污、浪费、化公为私、剥削和两极分化危害之严重了。

从我国的国情、人口分布和收入来讲，我国有九亿人口在农村。不仅农村人口比例大，而且穷人的大多数及其最穷的人群和弱势群体的多数也在农村。因为穷，就有“新三座大山”，所以拖四个现代化后腿的还是农村，且这种城乡差别越来越大、两极分化越来越明显的趋势竟然在世界领先（据世界银行的数字，近年来中国贫富差距迅速扩大，超过美国和俄罗斯），如何以人为本，执政为民，贯彻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的扎实稳步地建设现代化新农村？刘庄、南街村等依靠发壮大展集体经济走向共同富裕了的那些村已给我们做出了典范：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必须坚持发展集体经济，走亦工亦农、多种经济全面发展的道路——老祖宗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的道路——我国建国后搞“一化三改”一直坚持的道路。只有这样才能像温家宝总理说的让农村这条“短腿”长长，中国才不会跌跤。这些公有共富村，由于团结起来力量大，发挥了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优越性和威力，村民的一切负担、孩子上学、医疗、住房等等都已由村上统一解决了，真正地实现了中央提出的社会主义新农村“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要求。有的村容村貌比开发区还好。宽阔的道路纵横交错、工厂林立、村民职工住房井井有条，有运动场及各种运动器械齐全；路旁、厂区和住宅区绿树成荫，花红草绿，芳香四溢，将其点缀成一座座美丽的农村都市。村民的素质、健康状况、物质文化生活和精神面貌连一些离休的老干部都非常羡慕和向往；即使高等院校、科研单位的教授、研究员的医疗、住房、孩子上学等等也不一定能和南街村、刘庄、京华公司、韩村河等相比。哪里还有什么“新三座大山”！20个字社会主义新农村里的“生产发展，生活宽裕”是指的整个村上的生产发展，全体村民的生活宽裕，而不是指个别老板和村领导少数人，不是用笼统的掩盖两极分化的贫富差距越来越大的人均数字；“管理民主”也是指整个村上。至于“乡风文明，村容整洁”那就不言而喻地指村上整体了。笔者认为评价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首要条件，也就是最起码的条件是共同富裕、没有“新三座大山”。不能用笼统的人均GDP数字来掩盖两极分化和三大差别。如果是这样，我们国家解放初期就不必要在全国搞土改了。因为人均土地占有量土改前后都是一样的，所不同的就是土改消除了土地占有的两极分化，这就是中国当时必须解决的主要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就会失去民心，社会主义政权就不会巩固。因此，邓小平就警告后人，上世纪末就要突出解决两极分化的问题。（附录四）这和解放初及时进行土改有同等重要，甚至更为重要的意义。因为两极分化、三大差别不仅在农村，而且在城市和城乡之间。何况现在还有垄断行业与其他行业之间的“四大差别”，那就更增加了社会分配不公的矛盾和不安定因素。依笔者之见，对社会主义新农村20个字后边再加上“公有共富”四个字会更好。这四个字不仅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而且也指出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康庄大道，也是这些共富村创造的前无古人，今有来者的伟大创举。

根据国家一年对医疗卫生、教育的投资还比不上公车支出、公款出国旅游、公款吃喝中的任何一项来看，国家的资金是有限的，现在连医疗、教育、住房中任何一个都不能像这些共富村那样得到妥善解决。就是原来享受公费医疗的事业单位的职工，现在都成了国家出一些、个人出一些的“合作医疗”，何况企业职工，更不用说职工的直系亲属和农民了。原来学校都不收费，现在都收费了（九年义务教育现正向改革开放前恢复），也都市场化了，且乱收费还屡禁不止。这主要是两极分化所致的收入差距拉大之故。你收费再高，人家有钱的能出得起；你明里禁，他暗中收、有钱人找上门让人家收；你公开禁，他偷着收、交了钱的人还说没交。这大概称得上新时代的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吧！这就导致绝大多数穷困和普通收入家庭品学兼优的孩子只好认“穷人的孩子早当家”的“命”而失学外出打工了，童工多是这样产生的。这不知给国家把多少栋梁之材的苗子就这样夭折了。因此，主要靠国家投资建设新农村，经济是不允许的。就以国家给小岗村的投资为例，仅1998年为迎接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视察“承包”二十周年，安徽省动员各厅局大干三个月，花了270多万元来改变小岗村面貌。（《中国农民调查》）这比南街村创业时支部带领党员干部义务打工为集体筹措的两三万元资金要多多少倍，与女生产队长刘志华贷款500元为村办企业买打草绳机、史来贺当年用90元钱买回三头瘦小的奶牛发展畜牧业就更不能相比了。但两百多万元只是搞了些“形象工程”、“政绩工程”，却仍未能改变这个原来只有十八户人家分田到户的小岗村的面貌，却穷得连村长办公还得靠打工、当记者的子女和老婆搞养殖来资助。一个时期来，网上和多种新闻媒体热炒中国有“3万公务员”或“35万公务员”拟去韩国考查“新农村”，一些地方成群结队去韩国学习“新村运动”。但东北某省会城市一个村的党支部书记老徐同志去后回来的感受是：“花了上百万，啥也没学着”。他是该市第六批（每期20名，人均花万元）去韩国培训的党支部书记。人家韩国的有关人员就说，你们这样来作为旅游可以，并非能学到你们希望学到的东西。因为韩国的国情是，有4800万人口，城市人口比例高达93%，农村人口只占7%，粮食60%依赖进口。即使韩国上世纪七十年代的“新农村”运动对韩国起到了某些作用，但有13亿人口的中国，其中70%在农村，如果粮食60%靠进口，哪个国家能供得起？即使能供起，中国人用什么去买。这样的“考查”和“培训”不知给国家浪费了多少冤枉钱。看来像给小岗村这样的投资和学韩国新农村，国家是投资不起的；“啥也没学着”，岂能解决中国农村的问题。要不是这位老徐同志一针见血击中要害地说了这句老实话，还不知道有多少省市的农村党支部书记要到韩国去再花“考查”、“培训”的冤枉钱。说实在的，类似这样的赶潮流的冤枉钱，中国不知花了多少呀！要靠少数大款、富豪发善心来解决更是不可能的，这已为上下五千年的中外历史所证实。事实也正如此，现在还未听说靠国家投资、大款发善心和学习外国而建设的像刘庄、华西、南街村这样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就连有数亿、数十亿资产的大官、十七大代表，甚至数百、数千亿的大富豪也没有听到他投资建起了一个这样的新农村。只听到黑心老板克扣农民工工资、矿难、黑砖窑事件。有些农民工非常痛心地说：“我们含辛茹苦给人家干活，工资却被克扣；过年回家和返还正是春运涨价的关键时刻，火车和各种交通运输都涨价，买不下票被票贩子宰，上车后没座位坐在餐车又被车上宰。买好汽车票上了车还要再加钱，我们流血流汗挣来几个钱，又流着眼泪被他们掏走了！”因而，才出了那些公有共富的社会主义新农村——按照毛泽东指出的依靠农民自己组织起来发展集体经济走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道路来解决“新三座大山”。刘庄这些共富村的实践已经充分证明，只有发展壮大集体经济才能走向共同富裕，才能不断地限制、缩小三大差别和两极分化。在这些村有十几个甚至几十个企业，但都没有垄断和暴利企业，个人都不占有生产资料，没有一个党员干部是老板。这不但不要国家投资，还给国家上缴利税。再从整个中国的现状来看，现在仅一亿多农民进城打工就已经搞得“天翻地覆”了，弄得连温家宝总理也得为他们讨工资。如果要解决“新三座大山”主要靠农民进城打工，那大城市得扩大多少倍？北京现在已扩大到六环路，到底能解决多少问题？即使将它扩大到十二环，以笔者之见还不如南街村的颍松路、韩村河的鲁班路在解决农民就业上发挥的作用大。现在中国城市人口已达四亿多，这和欧洲人口差不多，要解决九亿农村人口的大多数进城就业问题，这不仅在中国，即使将世界上最发达国家加在一起也是很难想象的。但这些共富村却没有也不存在这种情况。如果像小岗村人说的那样，年青力壮的都出去打工了，那城市不但承受不了，农村的土地也荒芜成了“战争景象”，却仍未能解决共同富裕。那李昌平给总理信上说的“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的问题就很难解决了，给朱总理的信就白写了，中央和农业部派人下去就白调查了。尽管李昌平这样很难得的焦裕禄式好干部、“小包公”只能下岗给香港在内地的慈善机构打工去了，但“三农”问题总是要解决的。看来要解决九亿农村人口的共同富裕问题，主要靠城市化建设让农民进城打工是很难如愿以偿的，或者说可能性极小，甚至是不可能的。南街村这些依靠发展集体经济走亦工亦农全面发展的共富道路，让农村城市化来解决“三农”问题和“新三座大山”是蕴藏着极大的得天独厚的潜力。这是在中国第二次用“农村包围城市”——农村城市化来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缩小、限制 “三大差别”和两极分化的好途径。这样将农产品加工和用于农资的企业逐步地由农民自己办，并由城市转向农村，以减少大城市的压力并限制其盲目发展。正如十大女杰、京华公司董事长刘志华说的：我们京华公司所做的，就是把农产品的加工权从城市夺回来，变城市加工为农村就地加工。从而使农村实现三个转化，即农民由原料生产型转化为成品生产型；从农家院走出了“离土不离乡”的工人；从过去的所谓“副业”转化为名正言顺的“正业”。这就简单地概括出已为那些共富村所证实的搞农产品加工是农村城市化的道路的组成部分。农村富裕了，拖四个现代化的“短腿”就长长了，三大差别和两极分化就缩小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路程也就缩短了。这就应该引起党和政府高层决策的重视，并能像当年重视小岗村搞“承包”那样重视刘庄、南街村、小冀镇东街五队、韩村河这些共富村的经验，并结合各地的实际来推广。不要老在小岗村那个没有“主心骨”共富带头人上做文章。那就像江泽民、李念先、李鹏等先后视察了刘庄后题词那样：“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发展农村集体经济，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像李岚清同志对南街村的评价：“我想这个经验要很好地总结一下。如果我们农村有了相当一部分这样的村，我们中国就不得了了。”现在在南街村、华西村等上班的人已超过一万。如果以一个县在十七大期间通过发展集体经济，平均有四五个这样的村，或者发展集体经济之和相当于这样四五个村的产值和就业人数，那就可以解决四五万名农村富裕劳动力的就业问题，且多数是“离土不离乡”的就近就业，这种就业本身就是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而不是“战争景象”的背井离乡，全国两千五百多个县就可解决一亿多人。现在每年外出打工的大约也就是这个数字。这不仅促进了农村的城市化建设，而且还减少了城市和交通运输的压力。在此基础上再不断地总结、提高和继续发展到每一个乡镇都有类似这样的村镇。党和政府在重视、总结、推广这些公有共富村经验的同时，要健全法治，限制消灭剥削，发动群众严惩腐败（不能天天喊严惩，前几年几百万元判死刑，现在千万元以上判死缓），人民群众有权用法律监督国家各级官员，有权公开在新闻媒体批评、甚至提出罢免不合格的官员；党政的监督机构要按照党章、宪法办事，“一把手”的言行也要受法律的约束，与法律不符的，以法律为准，不能权大于法，要维护法律的绝对权威。不要像一些文章和新闻媒体说的：我们的政策、法律部门化，部门利益化；为穷人、百姓说话，替富人、当官的办事。要制定反垄断、反暴利法；重视民生投入占GDP的比重越来越高，起码要高于非洲那些贫穷国家，不要再落在世界的倒数第一位，让公民福祉与GDP、税收一起剧增，那就是怀百姓之心，谋民生之利，方可体现“以人为本”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让人民共享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成果，是构建和谐社会的核心理念。与此同时，还要像国家审计署审计长李金华所说的那样，要建立“二廉”政府。这些共富村的党组织和村委会都是“廉洁”、“廉价”的政府。这就是说，要像毛主席在新中国成立后多次领导全国人民把贪污和浪费都当作极大的犯罪来惩治，仅这两项国家一年就能少损失一两万亿元。用这些钱来反哺农业和城市的贫困人口，那中国特别是农村就是以人为本，走公有共富科学发展的道路了。全国曾学习过的小岗村人的忧虑就没有了，农村的“703861”部队就会大量减少，两千万家庭的留守儿童（2008年8月28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秘书长李建国说，目前全国农村留守儿童约有5800万——《中国剪报》2008年9月1日）和七千万妇女就能和他们的父母、丈夫安居乐业地团聚在一起，那我们中国真的就了不起了。

毛主席早在《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一文中就明确地指出：“我们的任务是过河，但是没有桥或没有船就不能过。不解决桥或船的问题，过河就是一句空话。”（《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一三四页）可以概括地说，新中国成立后所稿的“一化三改”等一系列发展公有制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都是在解决建设社会主义并向共产主义奋斗的桥和船的问题。刘庄、南街村、小冀镇东街五队、韩村河这些共富村其所以能够提前建成十六届五中全会才提出的“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并在不断地发展和提高，就在于在思想上和经济基础上解决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这项艰巨任务的桥和船问题。这个桥和船就是以人为本，发展集体经济走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道路，也就是南街村人说的：共产主义是天堂，集体经济是桥梁；王宏斌的宁为集体造金山，个人不图半块砖；史来贺的集体富，群众富，走的才是社会主义路；刘志华的使自己富是容易的，但我们要坚定不移地走社会主义道路，要使全村人共同富裕；田雄的我是共产党员，不做个人发家致富的带头人；吴仁宝的信仰共产主义决不含糊，坚持集体经济决不动摇；等等。这既符合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以人为本公有共富的科学发展观和十六届五中全会、十七大精神，也符合中国农村的实际情况。在人口最多、农村人口比例最大的中国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发展观，为工业化水平低、农业人口比例大的古巴、越南、蒙古和朝鲜这些社会主义国家也可提出可借鉴之路，那就与秋收起义后上井冈山，先在农村建立根据地和人民军队，用农村包围城市夺取政权一样称得上真正的中国特色了。

创建共产主义小社区的南街村

在无产阶级国家政权的支持下，共产主义的幼芽不会夭折，

而定会茁壮地成长起来，发展成为完全的共产主义。

                                                  —— 列  宁

我们认为个人承包是一种懒办法，是一种没办法的办法，

是表现我们这一级党组织无能的办法。

                                  ——王宏斌

                   南街村之行——一个毛泽东思想村置资本主义于遣憾的事。

                                              ——林凯（英国记者）

南街村地处豫中平原，位于河南省临颍县城南隅。村上有回汉两个民族，848户，3180口人，总面积1.78平方公里。村办企业——河南省南街村（集团）有限公司，下设26个厂、旅游公司和一个现代化农场，是国家大型一档企业，职工万人。村党委下设24个基层支部，村委会辖15个村民小组。村集体致富带头人、村党委书记兼公司董事长王宏斌，包括幼儿园小朋友在内的村民、职工都亲切地称他为“班长”。南街村在以王宏斌同志为首的村党委领导下，坚持发展壮大集体经济走公有共富的社会主义道路，并提出创建共产主义小社区。村上实行供给加工资的分配制度，村民除衣服和部分蔬菜还需要自己购买外的一切负担、住房（内有家具、彩电、中央空调、灶具齐全、电话、气、暖、洗澡等）、养老、粮、油、肉、蛋、鱼、娃娃入托、上学一直到大学、博士毕业、红白喜事全都由村上免费供给和负责筹办，过上了带有共产主义主义因素的幸福生活。这不仅在中国引起震惊：乔石、朱鎔基、李岚清、李德生、宋平、侯宗宾、张爱萍、李长春、张震等数十位党、政、军领导（其中将军就有200多名）视察后都给了很高的评价；《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光明日报》、《经济日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河南电视台等数百家新闻媒体都相继报道；而且还有俄罗斯独立电视台、日本东京电视台、英国路透社、加拿大《多伦多星报》、英国《独立报》、法国CAPA制片公司、澳大利亚广播公司、荷兰电视台、美国之音广播公司、日本《读卖新闻》和《朝日新闻》、美国《波斯顿环球报》等百十个国家和地区的记者、朋友也都远渡重洋到中国的南街村来采访、看共产主义，并通过他们的新闻媒体向世界各国人民宣传报道南街村。

南 街 村 的 特 色

                        京广做伴，               分田地，

                        颍水之滨中州临。         包企业;

村集团，                 复又归，

                        一大二公，               集体营。

                        中外闻名。               靠学用“毛著”，

                        “山穷水尽焉无路”，      坚信马列。

                        有工共富红旗扬。         “外圆内方”开新域，

                        党委带领走《宣言》道，   三五春秋倍两千。

                        志不移。                 建共产主义小社区。

                                                 看南街

从2000年《真理的追求》第12 期上学习了南街村党委的文章、2002年中国杨凌农高会期间，听了南街村前党委副书记姚国顺同志《实事求是 大胆探索 加速建设南街共产主义小社区》的报告后，我出自敬慕和好奇之心，带着耳闻目睹的中国农民身上的“新三座大山”和大家议论的腐败、私有化、两极分化等社会问题以及苏共亡党亡国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蜕变的惨重教训，于2004年5月24日来到南街村，以“第二次接受再教育”的身份，“信马由缰”地想去哪儿就去哪儿进行参观、学习、访问、看资料，并通过对比，深感南街村其所以能够成为今天拥有26个（其中与国外合资的5个）厂、公司和现代化农场（包括畜牧、水产养殖）、旅游在内的产、加、销一条龙，农、工、贸一体化，年产值稳定在十多个亿的国家大一企业——南街村集团（有限）公司，就在于以王宏斌同志为首的南街村党委高举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持以人为本（村民是村里的主人，一切为了村民）发展壮大集体经济走公有共富社会主义道路科学发展的结果。正如总书记胡锦涛同志在纪念110周年时所号召的：“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我们都要始终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他们用毛泽东思想总结建党建国以来的经验教训，特别是农业合作化中存在的问题并非集体化道路本身的问题，而是对这些问题没有及时妥善解决而致集体的优越性和优势没有充分发挥出来。那就不能“一次被蛇咬，终生怕井绳”。因而，在倒澡盆里的澡水时必须把洗澡的小孩捡出来，继承、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建设社会主义的成功经验，牢记党的“三作风”和毛主席在七届二中全会上告诫的两个“务必”。在创办村办企业时，发扬“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延安作风；学大庆人“两论”起家、“三老”、“四严”、“四个一样”的艰苦创业精神；在企业管理上贯彻《鞍钢宪法》，实行“两参一改三结合”，群策群力攻难关……以两次拨乱反正为例：粉碎“四人帮”后，当王宏斌入了党并当选为大队党支部书记时起，就着手第一次拨乱反正，以改变南街村单靠老祖宗留下的人均几分地搞农业的“穷过渡”。他用变卖家里的东西，并向亲戚朋友借钱来带头集资办起了队办面粉厂和砖瓦厂，学习刘庄走有工共富的道路。当承包出了问题，出现了剥削和两极分化，群众怨声载道时，1984年刚一过年就果断地收回了个人承包的两个队办企业，并逐步将承包的土地也收回集体经营，第二次拨乱反正了砸锅分铁搞承包，使粮食亩产由一千多斤骤减到五百来斤，人心涣散，人民生活水平和党组织威信降低的大倒退局面。从此，以王宏斌同志为首的南街村党支部就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地不跟风、不随大流、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完全彻底为村民服务，发展壮大集体经济，消灭私有、消灭剥削、消灭两极分化，走公有共富的社会主义道路。以实现“八大”《党章》规定的划清劳动与剥削的界限是党支部的成熟，党员是自食其力不剥削他人劳动并带领村民共同富裕的先锋战士。当村上富裕后就提出创建产主义小社区。现以实话实说参观学习后的收获、体会和感想来谈南街村以人为本、公有共富的科学发展和加速共产主义小社区建设方面创造的特色。

一、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时，仅12名代表，代表着53名党员，在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深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压迫，和帝国主义密探破坏而迫使大会不得不从上海转移到嘉兴南湖游船上继续进行的白色恐怖下，冒着生命危险就毅然决然地在党章上写着，要在中国推翻资产阶级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实现共产主义。这就是从中国共产党成立那天起，就树起的坚定信念并为之不断奋斗的大目标。许多革命先烈都是为了这个大目标而献身。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经过半个多世纪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也都是为了实现这个大目标而做精神上和物质上的准备。因而，为共产主义奋斗绝不能中途停顿，更不能半途而废。就像王宏斌同志经常说的那样：“共产党就是要搞共产主义”，“按农民朴素的话来说，举手宣誓时都说了这句誓言：‘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不能上边说着，下边蹴着，更不能嘴上说一套，实际做一套。”他认为：实现共产主义“也决非一朝一夕的事，也要分国家、分地区、乃至一个村一个村去实现”。这就是说，要实现“天下为公”、“世界大同”也必须是一个村一个村的“天下为公”和“大同”，这样才能逐步地做到乡、县、省、国的“天下为公”和“大同”。各国的“天下”都“为公”了、都“大同”了，那就是“天下为公”和“世界大同”了。这大概就是南街人提出创建共产主义小社区的依据吧。因而，当南街村在承包后出了问题时，发现背离共产主义信念和科学发展观时，其所以能够当机立断，重整旗鼓恢复发展集体经济才走上共同富裕，就在于时刻不忘这个大目标，步步不离这个大目标。要实现这个大目标，必须消灭私有走公有共富科学发展之路——社会主义的本质 。也就是先让南街村这一点七八平方公里的“天下为公”、“世界大同”起来。就这样经过20多年的艰苦创业和发展，充分体现出集体经济的优越性和威力，在加速共产主义小社区建设上，已经有了让世人瞩目和向往的实实在在的“为公”和“大同”的“幼芽”。1994年 5月26日，当王宏斌被邀请到中南海汇报工作时，引起一千多名党、政、军领导的强烈反响。汇报结束后，杨德忠上将非常兴奋地对王宏斌同志说：“你们坚信南街这个路子是正确的，一定要把它干成。共产主义这句话为什么不可讲呢？我们老一代抛头颅洒热血，为了什么？不是为了钱而是为了共产主义这个大目标。共产主义不是不可讲，而是这些年讲得太少了。”这位身经百战的老将军，根据南街村的典范说出了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为什么要干革命的肺腑之言，也指出了在共产主义信念和宣传方面存在的问题。尽管共产主义不是在短期内可以实现的，但并不是“渺茫”的，经过一代接一代地不断努力是一定能够实现的。如果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共产主义大目标分开，扩大而不是缩小“三大差别”和两极分化；不是发展、巩固和壮大国有经济、集体经济，而是将其以权谋私，化公为私，假公济私等五花八门的暗操作让它大量流失而变成私人的财产，让富豪的财产越来越多，两极分化越来越明显，一些官员特别是那些数以万计的腐败分子，尽管嘴上没说，但实际上也成了苏联解体前一些大官说的“我是共产党员，但不是共产主义者”，那就不仅背离了共产主义大目标，而且“和平演变”成破坏毁灭社会主义制度复辟资本主义的千古罪人。也违背了小平同志提出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含义。因为“初级阶段”前边还有“社会主义”四个字做定语。说明它绝不是在共产党领导下化公为私搞私有化，它和资本主义的私有制是有本质的区别的。否则，就会出现小平同志担心、警告的那样：“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是走了邪路了。”（《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11页）“中国就会发生闹革命的问题。”（附四）

二、坚强的战斗堡垒

　要实现共产主义，必须有共产党领导。因为共产党的名称和共产主义是联系在一起的。以王宏斌同志为代表的南街村党委一班人，就是一心为公，不谋私利的“二百五”、公生明廉生威的典范。从而带出了用特殊材料组成的共产党员和团结奋进的村民。王宏斌“宁为集体造金山，个人不图半块砖”的格言，已成为南街人的共识。不少到南街村参观、考查的有识之士，对南街村党委领导干部的优良作风无不赞叹地说，南街村党委其所以能在干部群众中产生强大的凝聚力、号召力、影响力，就是因为他们身正影直，“五官”端正，即：嘴不歪、眼不斜、耳不偏、手不长、腿不短。

嘴不歪：村党委领导干部评价人和事做到一是一，二是二；是则是，非则非；成绩不夸大，缺点不缩小，不弄虚作假，不把无说成有，不把小说成大，勇于说真话，说实话，坚持实事求是。

眼不斜：村党委领导能全面地、辩证地、用发展变化的眼光看人，善于科学地认识人，正确地用人，使许多有志之士在南街村能施展才能，发挥作用。

耳不偏：村党委领导从不偏听偏信，没有只听正面的，不听反而的；只听表扬的，不听批评的；只听领导的，不听群众的，他们耳听八方，多渠道、多形式地听取各方面的意见，进一步完善领导决策，改进工作方法。

手不长：村党委领导干部廉洁奉公，不伸手向党组织、向人民要官、要权、要利、不以权谋私，不损公肥私，不贪占公家便宜，更不行贿受贿，徇私枉法。

腿不短：村党委领导干部经常深入基层，深入群众，认真调查研究，亲自检查指导一线工作，使各项措施及时落实，各项工作进展顺利。

南街村党员的特殊材料，就特殊在开始创业时为筹措资金，党支部带领党员在火车站打工挣了几万元全部交村上，党员在平时工作中要做到四个决不能：

决不能谁也不顾，自己先富，必须带领广大群众走共同富裕的道路；

决不能台上说人家，台下被人说，必须言行一致，表里如一，以身作则；

决不能喊“给我上”，而要喊“跟我来”，强调干部党员任何时候既要当指挥员，又要当战斗员，处处起模范带头作用；

决不能怕揭短亮丑，必须坚持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致个人于群众监督之下，并接受群众的监督。这很符合列宁晚年提出的增加工人、农民代表在监察机关的比例，毛主席在延安向黄炎培说的，让人民来监督政府就可防止历史兴衰周期率的发生。也是以人为本的具体体现。否则，也会像我们的一些国企那样，把集体的财产也会以权谋私、化公为私而变成少数人的私有财产。

人常说，“村看村，户看户，群众看党员，党员看干部”。南街村在党委这样坚强战斗堡垒的领导下，有了处处起模范带头作用的党员干部做表率，也就有了当家作主、为国家、为集体、为大家而干的团结奋进的村民。在这样和睦相处的大家庭里，村上的好人好事层出不穷。在此，仅以村上尽管不给古稀老人安排工作，让他们安度晚年，但谁也闲不住，都自愿找工作干：八十岁高龄的老人自愿在图书馆为读者服务；就连小脚老太婆们也在为村上的环境卫生、安全而忙碌着，还抓住了到南街村偷自行车的刑满释放犯而被群众荣为“小脚侦缉队”。

当承包以后，群众眼睁睁地看着大家用血汗办的砖瓦厂、矿粉厂两个企业不能为集体谋福利时，就向县上省上告王宏斌和党支部的状，并将大字报贴到村上、县委大院和王宏斌的门口。但王宏斌并没有埋怨群众，也不向上推卸责任，主要在自身上找原因：群众告我们，并不是个人恩恩怨怨，而是对我们党支部的信任，是要让支部带领大家发展集体经济走向共同富裕。因而，经党支部大会研究讨论后得出：“我们认为个人承包是一种懒办法，是一种没办法的办法，是表现我们这一级党组织无能的办法”的结论。立即收回了个人承包的两个企业。不难看出，这是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无产阶级政党学说，特别是执政党学说创造性地应用和发展。有了这样的党委领导下的党员，那就必然是领导村民坚定信念，务实重干，顶着压力，克服困难，建设共产主义小社区的坚强战斗堡垒。原苏联的基层党组织没有说出这样的话，大官却说出了他是共产党员，但不是共产主义者，被赫鲁晓夫到戈尔巴乔夫亡党亡国了。我们的一些国企党的领导没有说出这样的话，把国企化公为私了，甚至挑好的国企先卖，就有“靓女先嫁”、卖的越快越早越便宜越好，真像彭老总在长征路上骂李德的“崽卖爷田心不痛”的败家子逻辑。从而导致大量国有资产流失，工人大量下岗，他们却成了一分钱不摊的富翁。有的将价值一百多亿元的国企以几亿元卖给私人。这样一卖，工人阶级的地位就完全变了，不要说是领导阶级，就连主人翁都不是了，只好低声下气、看人家脸色行事地当人家的雇工，在共产党领导下受人家剥削，还不能反抗，因为这是国家“政策”允许的，也受“法律”保护的。在处理这些问题时，往往像一些新闻媒体说的“替职工说话，替老板办事”、“替穷人百姓说话，替富人官员办事”。还有人民群众“对另一种财富来源越来越不满，那就是通过几乎是盗窃国有资产或者以特权获取资源或土地而得来的财富”。（《参考消息》2006年7月10日）看来王宏斌同志已在二十多年前就将这个问题说清楚了。要不，为什么现在很少或者几乎听不到我们说了多少年的“职工是工厂的主人”、“农民是农村的主人”、“人民是国家的主人”这些话。从吉林石化公司等暴露出来的国企存在的问题也不难看出，国企领导与职工之间的关系并不亚于旧社会资本家与工人之间的关系，职工甚至连上厕所的自由都没有，只好尿裤，否则就用下岗来整你。有个离婚的女工，中午休息时给孩子打了个课表，就被罚下岗一年。工人和领导收入差距十几倍之多。如今国企“老总”在企业内乾纲独断，员工畏之如虎，完全没有任何参与管理的可能，这已成为一个普遍现象。（《杂文报》2005年11月22日）在这样的国企，职工的主人翁地位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那给私企老板打工、把国企卖给私人的工人就可想而知了，农民进城打工还谈得上什么平等呀？要不为什么全国，甚至全世界只有一个加速建设共产主义小社区的南街村，像一个磁性极强的磁铁，把中国人民和百十个国家和地区的记者和朋友，甚至国家元首都吸引到他们那儿来看共产主义；中国几百家和国外百十个国家和地区的新闻媒体都在宣传报道南街村，甚至连台湾的《工商时报》也针对《亚洲周刊》的一连串报道，在1994年10月30日发表了社论：《评“南街现象”——市场经济改革下对社会主义的反思与摸索》。1994年11月17日，《远东经济评论》英国记者林凯发表了《中国南街之行——一个毛泽东思想村置资本主义于遗憾的事》。这就向世人说明，在以王宏斌同志为首的南街村党委这个坚强战斗堡垒的领导下，加速共产主义小社区的建设，那必然要致资本主义于遗憾的事。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出现了现代修正主义赫鲁晓夫时，毛主席在接班人的论述中就明确地提出使帝国主义“和平演变”的预言在中国彻底破产，看来南街村已经走在前边了。

三、旗帜鲜明地消灭私有，消灭剥削，消灭两极分化，走向共同富裕

  多年来，我们经常说私心、剥削都来源于私有制，要实现共产主义，必须消灭私有制和剥削。用南街村人的话来说，“共产主义是天堂，集体经济是桥梁”。工人阶级的政党共产党与其他任何阶级政党的主要区别，就在于立党为公；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在所有制和分配上的主要区别，就是公有和共同富裕。因而，经过半个多世纪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后，现在南街村的所有生产资料，包括一草一木、一砖一瓦和大部分生活资料都姓“公”。在管理上不搞个人承包，不搞计时、计件工资，也不发奖金，主要靠共产党人的思想政治工作对其他工作的统帅、灵魂、生命线作用及其保证作用，以提高人的思想觉悟和素质；在分配制度上，不是主要增加工资部分，而是随着生产的发展不断地增加供给的种类和比例。公有和供给的不断扩大和增加，可逐渐地由“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分配原则向“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的分配原则过渡。为什么在改革开放中出现了那么多的腐败，特别是县以上的厅局、省部级高级干部，甚至在中央政治局也出了腐败分子，就在于私心泛滥和滥用手中的特权之故；就在于他们掌握着国家的主要部门、国企和国家的经济命脉，通过卖国企、合资、股份制、收贿赂等所谓的“改革”潜规则、暗操作而化公为私的结果。1994年11月19日，日本共同社北京分社记者坂仁根发表了称南街村为《复活了的人民公社》的新闻；1995年4月7日，日本《少年月刊》发表了记者睡鸳鸯写的《用毛泽东思想这种独特的方式崛起的村庄——南街》；1996年2月5日，美国著名的《时代周刊》图文并茂地刊登了《继往开来——选择过去的稳定和平等，南街村回到了毛泽东时代》……都把南街村搞的公有制、共同富裕和毛泽东、人民公社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不难看出外国人对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解、对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的现实及走什么样的道路研究得如此深刻。中国农村要富起来，并不在于叫乡、村、组，还是叫公社、大队、生产队的名称，而是看走什么道路。解放前不是也叫省、县、乡、镇嘛！好多共同富裕了的农村，就是保持了原来人民公社生产队的名称，仅无锡市区就有二十多个；河北省晋州市周家庄乡所辖6个自然村，仍然保持着原来10个生产队的体制，已成为全国乡政府外衣下的最后一个人民公社的共富乡。笔者去河南新乡的刘庄、龙泉村等一些公有共富村参观学习时，当问他们村办公室在哪儿时，不管是本村人还是外村在这儿上班的好多人，也包括青年人在内，都把村委会说成“大队部”而感到奇怪，特别是年青人。因为大队改为村的时间比他们的年龄还大。这“大队部”就是原来人民公社生产大队办公室，大概他们以为只有把村委会称“大队部”才能说明她是公有共富的司令部，而不是包产到户的村委会吧！

四、“农村包围城市”的发展策略

　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也不是共产主义；私有化、少数富豪占有国家大量财富、几十亿财富的十七大党代表、党领导、两极分化亦不是社会主义，更不是共产主义。因为这和共产党的名称是相悖的。南街村根据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但不是农业强国，农业人口多、人均耕地少、人每天都要吃饭和河南省是个产粮大省；村上有几百亩坡岗地需要改造成良田，农村、城市都要盖房用砖的具体情况，便因地制宜、有的放矢地利用农村得天独厚的“土”和农民生产的“粮食”的优势，在土和粮食上狠下功夫——立足农村、发展农村、建设农村、支援城市，即用“农村包围城市”——办砖瓦厂和面粉厂以解决城乡建房和吃饭问题。也就是现在说的由玩“泥蛋”（砖瓦厂）起家到玩“面蛋”（食品深加工）发家的发展策略。要把这件大事做好，必须坚定不移地依靠发展壮大靠集体经济的优势，才能走上亦工亦农，多种经营全面发展的共富之路。这个发展策略得到了村民的拥护和支持，从而调动了村民集资办厂的积极性，企业由小到大，由少到多，几乎年年翻番，以稳定的十几亿的年产值，跨入二十一世纪，十五年经济增长了两千多倍。用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河南省省委书记李长春的话讲，南街村的发展速度超过了深圳。2003年至2005年扩建药厂、旅游、电厂、面粉厂四大项目第二次创业的成功，使集体经济更加状大和巩固，村民更加团结奋进。

五、灵活机动的“十六字”发展方针

　在中国的市场经济中，一个没有任何历史背景的穷村，在当时所走的道路还是与大气侯不太相称，甚至是相悖的情况下，尽管用“农村包围城市”的策略已经决定，但要在没有资金、没有技术、没有“后台”的情况下要把村办企业办成国家大一企业，那难度就可想而知了。但以王宏斌同志为代表的南街人没有被吓倒，经过冷静的思考后，终于根据毛主席在《论游击战》里的“敌进我退，敌疲我打，敌驻我扰，敌退我追”十六字，提出了自己的“人无我有，人有我优，人优和廉，人廉我转”灵活机动的十六字发展方针。对村办企业中无发展前途的麻织厂等立即关闭，对有发展前途的食品深加工龙头主导产业方便面则及时抓紧配套，搞产、加、销一条龙，农、工、贸一体化。把食品加工的下脚料加工成饲料发展养殖业，为村民职工提供肉、蛋、鱼等动物性食品。为能加工出优质的方便面等食品，在不断扩大、挖潜、提高等级面粉厂质量的同时，就连调味品、包装、胶印、彩印、汽车运输等全都在配套之列。这些不仅满足了自己企业配套发展的需要，而且还对外营业，从而提高了产品的质量和企业的竞争能力，在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王宏斌将其称为：“多业扶着一业上，一业带着多业兴”。多年来南街村的方便面一直是全国最大的生产厂家之一，方便面及其他产品不仅畅销全国各地，而且还出口俄罗斯、中亚五国、蒙古、加拿大、澳大利亚、美国等国家。1994年9月10日，前国务院副总理、国防部部长、84岁高龄时的老将军张爱萍视察了南街村后，留下了“山穷水尽焉无路，柳绿花红南街村；各尽其劳同富裕，美好未来奋勇奔”意味深长的墨宝。

六、“外圆内方”，真正中国特色的富村治村方略

　南街村党委针对在改革开放中出现的不管黑钱白钱，只要给钱啥事都敢干，只要能弄到钱，啥事都有人干的“向钱看”的歪风邪气，甚至用“娼盛”来达到所谓的“繁荣”的有损国格、人格的人和事，以及乱引进和化公为私、损公肥私、以权谋私诸多触目惊心的腐败现象不断出现和大量出现，在全国到处都搞开发区、特区、示范区的形势下，南街人却创造了既能发展集体经济走向共同富裕，也能防止腐败的富村治村方略——“外圆内方”。即通过“外圆”创商海（富村），与市场经济接轨，但必须严格遵守党纪、国法，绝不能损害国格和人格，用政治思想上的滑坡来换取经济上的增长；严守“内方”治南街，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育人。在创商海的过程中，不仅用“村规民约”和“十星级文明户”评比来规范干部、村民、职工的行为，而且还发动群众来监督和评论干部，以达到拒腐蚀永不沾。对群众评论不过关的干部，绝不允许他“带病”上岗，即使县上很不错的局长回村当不好办公室主任，也得离岗，绝没有“下不为例”的先例。南街村三大班子（党委、村委、企业）成员都是在生产第一线指挥、战斗，除每天或隔天开碰头会及时研究总结和解决出现的问题外，还用定期的生活会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把问题摆在桌面上并消灭在萌芽状态。继承和发扬了战争年代开战地动员、总结会和合作化初期开田间地头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不仅如此，还在1994~1995年用一年多的时间发动群众开展整党整风和反腐倡廉活动（类似于1951年的“三反”运动），对贪污两万元的一名认罪态度不好的会计，经司法机关查证落实后，判了六年刑。当有人听到这个消息后说：像两万元判六年刑在一些大单位能拉一卡车。通过这次活动，不仅惩治了腐败，而且使干部、党员、村民、职工受到了一次普遍的活生生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社会主义的再教育。当人们痛恨现在的腐败时常用“毛主席好领导，贪污浪费、吃喝嫖赌连根倒；‘三反五反’是个宝，谁敢伸手就挨刀，法宝入了库，腐败很难治”来颂扬和缅怀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以人为本，执政为民，放手发动群众严惩腐败的丰功伟绩。能在短期内打败不法资本家和党内腐败分子的猖狂进攻，促进了三年经济恢复、支援了抗美援朝，使国家安定了三十年。现在的腐败与改革开放长期并存，就在于“以官治官”不发动群众，腐败分子无压力。在南街村职务的高低和贡献的大小不以工资的多少来衡量，最早是王宏斌，现在的三大班子成员的工资都是250元。这不仅比几千元的技术人员和教师的工资低，而且还比下属厂长的工资低，体现了巴黎公社对公职人员只付给相当于熟练工人工资的精神。如果要像日本共同社北京分社记者坂仁垠说的南街村是“复活了的人民公社”的话，那就是用巴黎公社这个精神复活了人民公社。国际合众社则称其为“市场经济下的人民公社”。最早叫王宏斌为“二百五”的那种贬义戏称，现在已经成了以此为荣、人人学习和发扬的“二百五精神”，即不怕吃苦耐劳的无私奉献精神，认准了方向绝不回头、不受外界干扰、干不好不罢休的认真负责精神。王宏斌几十里路走亲戚，只能骑自行车，无权公车私用；他爱人不是“跟上老爷当娘子”的夫荣妻贵的官太太，而是“跟上杀猪的翻肠子”的村民公仆党委书记的妻子，也和其他村民一样在村上安排给她的洗衣房岗位上上班的洗衣工。南街村三大班子领导的亲属都是如此。不像现在有些人包括一些大领导在内，一人升官鸡狗升天，首先将他的亲属安排在重要岗位的“有权不用，过期作废”。权越大，“抬轿子”的越多；“轿夫”的级别也越高；给官员把事办成了，他就提升了。这就是人们在下边常议论的某某当了大官后，把他的兄弟姐妹、儿子、外甥等亲属都提拔到一些重要岗位，也将“二奶”、“三奶”都提到重要岗位。南街村的领导没有任何为自己谋利益的特权，只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向人民负责，公生明，廉生威的座右铭——既是老黄牛，也是火车头；先当老黄牛，再当火车头；当了火车头，还是老黄牛。南街村其所以能够成为幸福祥和，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学有榜样，赶有标兵，弘扬正气，安定团结，不以权谋私和刑事犯罪；村民老有所养，壮有所用，少有所教，幼有所育，病有所医、居有所住，安定团结，幸福祥和的农村都市，就在于他们在以王宏斌同志为首的党委领导下，贯彻执行了1945年5月，毛主席回答黄炎培先生提出的“其兴也浡焉”，“其亡也忽焉”的周期率时说的“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过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真理的追求》1997年第二期第32页）的教导而开创的一个真正中国特色的“外圆内方”的村子，参观者则称其为“一方净土”。被中央组织部命名的“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国家民政部命名的“全国模范村民委员会”,中央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命名的“全国创建文明村镇工作先进单位”、“全国文明村”，农业部命名的“全国乡镇企业管理先进单位”和“全国最佳经济效益乡镇企业”，解放军总政治部和总参谋部命名的“民兵预备役部队基层工作先进单位”，中国雷锋工程委员会和中国集体雷锋评审委员会命名的“中国第一雷锋村”……还被中国人民解放军信息工程大学、西北工业大学、河北科技大学、河南师范大学等十多所高等院校选为教学实践、政治理论教育、社会实践基地。

1995年9月，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宋平同志视察南街村时说：“南街是一座精神宝库，是一所好的党校。思想挂帅，政治领先，党校就是培养这个的，是解决世界观问题的。”“你们难能可贵的是不仅抓富裕，更可贵的是思想上的提高，人的素质的提高。”“村民的观念很不简单，你们要把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好传统继承下来。”并亲笔题词：“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带领群众共同富裕。”1998年5月8日，《中国经济时报》载文称：“南街村的进步之处在于，他们的这种发展模式是把市场经济的优点与传统体制的优点有机地结合到了一起，从而产生了一种特殊的力量”，“南街村的‘外圆内方’正好是对一些社会现象的批判，它的这种模式有利于我们发挥市场经济的优点，克服旧体制遗留的弊端”；日本《读卖新闻》1995年7月则称南街村为：“对于目前贫富依然有差别，治安不断恶化的中国社会可以断定是一种成功的典范。”这都是“外圆内方”创造的的奇绩。这就证明毛泽东思想不仅能够指导计划经济，而且也能很好地指导市场经济；用它来规范干部、村民职工的行为而创造的“外圆内方”，在市场经济中不会走邪。这就是中国农民的伟大创举。

七、坚持又红又专，德育为首，以德促智，全面发展，提高质量的办学指导思想

  南街村党委书记王宏斌同志从村办企业发展的实践中，深知科学技术和人才的重要，办好教育与培养人才的关系。在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的前提下提出了坚持又红又专，德育为首，以德促智，全面发展，提高质量的办学指导思想。在村办企业发展过程中急需大量各类人才时，按当时流行的人才标准，似乎只有大专以上的学历才算人才，这种片面的唯学历论的人才观对南街村来说是远水解不了近渴。因而，他就创造性地提出了自己的“不求人人升学，只求人人成材”人才观的办学要求和思想好、技术好、身体好“三好”的人才标准。视思想不好的人是南街村的危险品，视技术不好的人是南街村的次品，视身体不好的人是南街村的废品。在这样的办学指导思想、人才观和人才标准要求下，通过招聘、送出去请进来的办法为村上引进、培养了大批的各类合格人才，满足了企业发展的需要；在普及中专教育的基础上，现在在全国各类学校上大学的学生已达200多人，每年有50名大学毕业生回村参加共产主义小社区建设。这既不存在上不起大学的问题，也不存在大学生毕业后就业难的问题。不难看出南街村的人才观和办学方针已从“不求人人升学，只求人人成材”发展提高到今天的“既求人人升学，更求人人成材”的水平。为使下一代从幼儿从开始就能受到良好的思想、文化素质教育，他们不惜花数千万元的巨资先后兴建起设备齐全的一流现代化的南街村幼儿园、南街村学校（小学和初中）和南街村高中。其中每一项的投资都在千万元以上。从幼儿园到大学（含研究生）的费用全部由村上供给。中小学大门口矗立着基座有毛主席题词的刘胡兰、雷锋塑像，在雷锋像座上还有周恩来总理和朱德委员长的题词，让孩子从小就学习英雄人物的高尚品质，坚持走又红又专的道路。古人云：“德者才之帅，才者德之器。”“德”是指品德情操，“才”是指聪明才干。德胜过才是君子，利国利民；才胜过德是小人，害人害己。这已经把德与才的关系说清楚了。古人的“才胜过德是小人，害人害己”与王宏斌提出的“视思想不好的人是南街村的危险品”，这“危险品”必然“害人害己”。仅用全国数以万计的腐败官员就足以说明问题的严重性了。因而，自古对人才的要求就是德才兼备。南街村的这种提法，既继承了自古以来中华民族德才兼备的人才标准，也符合我们党对人才的一贯要求；也体现了《关于党内政治生活若干准则》要求“共产党员必须成为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先锋战士，努力做到又红又专。‘红’就是具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专’就是学习和掌握现代化的科学知识，成为本职工作的内行和能手。专不等于红，但红必须专”和胡锦涛同志在十七大报告里提出的“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育人为本、德育为先，实施素质教育，提高现代化教育水平”。笔者理解，“德育为首”和“德育领先”的精神是一致的。然而让人非常遗憾而费解的是，我们提了多少年的又红又专，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在我们国家自上而下的文件、领导讲话和高等学校的培养目标则将其从有到无，现在几乎看不到、听见不见了。难怪小平同志早在1989年就说过，十年来最大的失误是教育上的失误。失误就让它失误吧，连《准则》对又红又专、“红”、“专”的标准都不要了，那教育不失误、不滑坡还行吗？

为引进高科技人材，南街村还建有博士后研究工作站和人材公寓。为科技工提供良好舒适的环境和工作条件，让他们的科研成果尽快转化成生产力。

南街村还办有“希望戏曲学校”。除经常为村民职工演出外，还赴中南海为中央领导演出并得到好评；参加中央电视台的春节文艺晚会并获奖。这所戏校既活跃、丰富了村民职工的文化生活，也为社会免费培养了戏曲人才。

八、吃透上边的，摸清下边的，借鉴别人的，干好自己的的发展思路

1981年南街村在顶不住压力的情况下，盲目跟风随大流将队办的两个企业（面粉厂、砖瓦厂）和土地搞了个人承包。结果事与愿违，使集体经济受到严重破坏，粮食产量和群众生活水平普遍下降而引起群众不满。这就是对中央“宜统则统，宜分则分”的政策不了解和当时的新闻媒体、工作组不管“宜”还是“不宜”片面地宣传“分”而忽视“统”，似乎只有分才是改革。大队领导也怕戴上不改革的帽子而违心地将集体的企业和土地分了。结果犯了没有吃透上边政策，没有结合自己村的实际发动群众充分讨论，没有借鉴刘庄、滕头村等村为啥不搞个人承包、不把集体的企业量化给个人，把集体财产分光而吃了大亏。当初他们其所以办面粉厂、砖瓦厂，就是借鉴了刘庄“无工不富”的经验后才开始走有工共富之路。因而，1984年大年刚过，他们就果断地收回了个人承包的两个队办企业，以后则随着企业的发展，将个人承包的土地也收回集体统一耕种。这既符合中央“宜统则统，宜分则分”的精神，也符合南街村群众的需要而得到村民的支持和拥护。在此基础上因地制宜地不断借鉴别人的经验，像给食品企业供面粉到自己搞食品加工、和日本人合资办企业等把自己村发展成产加销一条龙，农工贸一体化的集团企业。由于下得民心，上符合中央的政策，再加上自己的创造，这就创出了既能适应农村改革开放，又能坚持发展集体经济走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道路和反腐倡廉真正中国特色的“外圆内方”。日本《读卖新闻》“断定”南街村的模式“是一种成功的典范”。这就体现了毛主席教导的：信任群众，依靠群众，放手发动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把别人的经验和自己的创造结合在一起，他的本领就更大了。

南街村党委为了更好地吃透上边的，干好自己的，在充分发挥村上的老村干部和老人作用的同时，由村党委书记王宏斌等出面，四处寻找对南街村有重要作用的当地离退休干部，把他们请到村上来，于1992年成立了别具特色的“老干部顾问办公室”。这些离退休干部中，有原临颍县副县长、县监察院监察长、县计委主任、县政法委副书记、县公安局副局长等15名。请老干部的目的主要是觉得自己的知识面有限，对村办企业发展经济中一些问题吃不透，请他们来当参谋，把关定向；由于老干部党性强、正直风气好，请他们当村干部的监督员，时刻提醒他们，防止犯错误。在当时那种几乎听不到、看不到共产主义金光闪闪四个大字的情况下，而南街村却是为发展集体经济创建共产主义小社区之事如此尊重老干部。被聘请的老干部对此举也很感动，因而，村上上门一请，他们都来了。他们到南街村来并不是为了钱和老有所养，连村上给发的报酬都不愿意要，而是充分发挥老有所用的作用。实践证明，这些离退休老干部无论是在公有制大讨论、打假、整党整风，还是在人才培养、村民团结、反腐倡廉诸方面都发挥了他们的重要作用。南街村的实践证明，离退休老干部确实是国家的“宝”，是无法用经济价值来衡量的巨大财富。这与一些地方、单位把离退休老干部当成保守、当成包袱、当成他们改革开放的“绊脚石”形成鲜明的对比。有一文教单位的老同志向自己单位的报纸写了继承发扬老书记、老校长的优良传统和作风的文章，被主编和宣传部长都认为很好而要发搞时，却被一位副书记知道后取消了。问其故，说老领导好，就说我们现在这些领导不行，是给现领导脸上摸黑哩。其实，他们所说的“绊脚石”和“摸黑”不过就是阻止他们以权谋私、脱离群众搞腐败罢了。

九、牢记“三大作风”、两个“务必”

　为使思想这根弦不松动，南街村党委除经常坚持群众性大学毛主席著作、大学雷锋、大唱革命歌曲（我去南街村时，早晨6点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节目前村上播放《东方红》起床，上下班播放《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还播放《大海航行靠舵手》等革命歌曲）“三大”活动外，还根据村上的具体情况和发展需要，及时开展“南街人讲自己的故事”、“公有制大讨论”、“思想作风大整顿”、“共产主义小社区大讨论”、“开展党魂教育”、“比、学、赶、帮、超”社会主义劳动竞赛活动等多种活动。开展活动也是南街村的显著特点之一，用它来提醒三大班子领导牢记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经常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永葆谦虚谨慎不骄不躁和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不断提高村民职工的集体主义思想，为加速建设共产主义小社区多做奉献，在市场经济的商海中立于不败之地，严防历史兴衰“周期率”的发生。根据中科院胡鞍钢的统计资料：上世纪最后五年，主要类型的腐败所造成的经济损失和消费者福利损失，平均每年在9875亿至12570亿之间，占全国GDP总量的13.2％到16.8％。（《西安晚报》2001年3 月24日）如果将这些钱分给九亿农民，每人可得1097元到1397元，再加上他现有的收入，那不就到小康了吗？现以南街村年GDP14亿的13.2％~16.8％为例计算为1.84亿~2.35亿；再以南街村每年给村民和职工的供给制部分分别以3000元和1500元计，则为960万元＋1650万元＝2610万元（0.261亿）。再用1.84亿~2.35亿分别除以0.261亿就等于7.05（年）~9.00（年）。那就是说，南街村一年的廉政可提供3200村民和11000职工七年到九年的供给制。这就不难看出腐败对国家造成的损失之巨大。因而，群众就用“天不怕，地不怕，就怕腐败和三化”（私有化、两极分化和西化）说明其危害的严重并呼吁惩治腐败和防止“三化”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尽管上世纪九十年代，每年GDP的增长以保七争八的百分比速度在快速增长，但两年的增长才能填平被腐败一年挖下的窟窿。这就不难看出贪污和浪费的罪恶之大。尽管现在惩治了那么多的腐败分子，给国家挽回了不少损失，但人们却认为这与一年损失一万多亿还相差很远。从腐败所造成的损失来看，中国其所以穷，近年来并不是经济发展慢，而是腐败太严重了，两极分化已很明显了，严重到建党建国以来之最。腐败和两极分化的严重性，说明了思想政治的滑坡和分配不公，国民经济的增长被少数人占有，有违以人为本、执政为民。新中国刚一诞生的农村和解放前一样，还是那些人，那些地，但为什么要及时搞土改，就在于土地占有者的两极分化太大之故。从人们对腐败和“三化”的担心出发，当唱国歌唱到“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时，人心总有些不安。但在“外圆内方”的南街村，由于继承和发扬了党的“三大作风”的优良传统，牢记两个“务必”，一年的廉政可提供七年到九年的供给制。从而，不难得出，南街村的共同富裕是以人为本，走集体化道路干出来的，也是廉政出来的结论。尽管南街人富裕了，职工吃饭不要钱，村民实行供给制，但却没有人浪费粮食和集体财富。笔者向南街村索要了一份印刷品资料是用包裹寄来的，感到很奇怪。但到邮局取时经计算，用包裹寄比用印刷品寄便宜9角钱。这在其他单位根本没人算这个账。1998年9月，南街村民兵参加中央电视台文艺晚会《我们的后备军在前进》民兵方队到达北京住宿点时，带队的村党委副书记、民兵营营长贾中仁提出不住高档宾馆而换到普通招待所住宿；由于南街人喜欢吃面条，晚餐招待所做的多而吃不了要倒掉时，贾中仁便立即跟服务员商量，让不要倒掉，明天热一下再吃。服务员惊讶地说：“这里剩下的大鱼大肉都倒了，更何况这三盆吃剩下的面条。”尽管话是这样说的，但还是在贾中仁的坚持下留下了，第二天一早热了一下就吃了。这一下招待所的服务员便心服口服地称赞道：“没想到南街村的民兵真是好样的！”这就不难看出，南街人尽管富裕了，但将我们党提倡的中华民族勤俭节约、艰苦朴素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不但没有丢，还将其继承下来并在共和国的首都发扬光大受称赞。

十、严格的干部制度

　南街村党委对三大班子干部的选拔、考核和任命，是按照党的“三大作风”、接班人“五个条件”、“三要三不要”原则和“四化”标准综合考查、严格选拔和任用的。“三大作风”是我们党在长期革命实践中形成的，是防止历史兴衰“周期率”的法宝。南街村党委深知理论一旦脱离实际，必然就脱离群众，不但不能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还会拒绝甚至压制群众的批评。现在有些人，特别是一些领导干部把党的“三大作风”已经修正成为自己升官发财的理论联系实惠，密切联系领导，表扬与自我表扬相结合。把“三要三不要”修正成汇报时要成绩不要缺点，要建议不要意见，要说今后怎么办，不要说以前为啥没办好。出了问题，上级将下级哄着护着，下级将上级捧着抬着，同级之间互相包着让着。最后必然脱离群众，产生骄傲自满和腐化堕落。这已为苏联解体、东欧蜕变和我国几百名省部级、数千名厅局级、数以万计的县处级的腐败分子所证实。“三大作风”是毛主席对我们党优良作风的总结并让我们永远贯彻执行，是南街村党委任用干部的总纲。“五个条件”和“三要三不要”原则是毛主席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分别针对国际共运中出现的现代修正主义赫鲁晓夫和林彪反党集团提出来的（汪东兴同志看了毛主席追悼会的悼词稿后，特别针对“四人帮”把“三要三不要”加进去——天津老年时报），主要强调坚持马列主义路线和实事求是的作风。选拔任用干部的“四化”标准，是在改革开放中提出来的，南街村党委认为其中“革命化”的核心就是为“公”。如果离开了这个核心，将革命化提得再高、说得再多也无用。在南街村谁也不顾，自己先富的人不能入党，也不能当干部。人们都在议论，只靠委任和花钱买来的官，在他们眼中干部“四化”里的革命化就是听提拔他和卖给他官的上司的话；只对他的上司负责，不对群众负责；不怕群众反对，就怕他的上司不信任。连温家宝总理也承认中国许多社会问题与干部选拔制有关，说明这已经引起中央的关注。南街村党政领导班子严格按《党章》和《宪法》规定分别由党员、村民民主选举产生。要选的每位干部的档案都在村民脑子的“硬盘”上储存着。南街村党委对犯错误的干部，停止他们的工作，当他们作了深刻的反省并写好了检查后，就开始在工厂没有工资参加劳动，如能痛改前非，工作成绩显著者，可以恢复其工作，甚至还能提升，但还要给他一段试用期。现在南街村党委成员中，就有犯了错误而改正了错误后提升的同志。有了这样严格的干部制度，你就可想而知南街村的干部队伍了。村党委书记，大家都称他“班长”的王宏斌同志，先后荣获“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优秀农民企业家”、“全国优秀党务工”等荣誉称号，被连选为中共十四大至十七大代表；党委副书记、民兵营营长贾忠仁同志，被光荣入选 “'98时代人物”退伍军人；前南街村党支部副书记刘坤岭同志，大家尊称“老班头”的老人，将自己和两户村民在搞承包责任制时合办的回民食品厂义献给村集体……南街村一心为公的领导班子，充分体现了毛主席教导的：“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

南街人不怕争论

南街村创建共产主义小社区这种提法和做法，轰动了海内外，也惊动了上层，还引起了争论，甚至有专程到南街村来和他们争论、反对的“大学者”。下边引用《中流》2001年第七期，第28~29页刊登的王宏斌与一位经济学家的对话。

“1998年2月，从北京来了个经济专家，省、市委办公厅派有陪同人员。来到南街村，一坐下来他就问我：‘你们南街村是靠毛泽东思想发展起来的？’我说，一个人的成长，一项事业的成功，并不是一个方面的因素，它是各方面的。我说，南街村有今天，首先是改革开放，市场经济，小平理论，各级领导关心和支持，再加上我们坚持以毛泽东思想育人。他说：‘这几个因素各占多少比例？’我说：到目前为止，我们南街人还没有这个水平去量化它，等到我们以后水平提高了再给你汇报。再说，社会上现在还没有这种计量器卖。如果有了，我们可以买一个，把它计量计量，再给你说。他又说：‘你们南街村搞经济，假若经济搞垮了，那不说明毛泽东思想也被你们搞垮了么？’我说，哪能这么讲啊！现在国有企业垮了那么多，下岗工人那么多，社会风气越来越坏，哪能说小平理论不正确？他说：‘小平理论和毛泽东思想是两回事。’我说，你讲错了，总书记在十五大报告里讲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一脉相承，你怎么说是两回事？他说：‘总书记讲的也不一定对。’我说，总书记个人有时讲的不一定对，这也很正常。可这不是他个人讲的，这是党中央集体的意见，是十五大文件，十五大精神。他说：‘十五大也在发展。’我说：发展也有个过程，十五大刚结束，他就把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发展成两回事了吗？他说：‘不管你怎么讲，反正我们这些经济专家百分之百反对你们南街村的做法！’我说：不要说百分之百的反对，就是千分之千的反对，我们南街人愿走这条路，我们就坚定不移地走下去。你也管不了。我们争论后，他走了。”

这位有省、市委办公厅派陪同人员来南街村的经济专家，肯定是有名气、有身份、有地位的大经济专家。人们猜测，他来南街村大概不全是个人行为吧！要不，还未听到哪一位专家下来搞调查研究竟有省、市委派专人来陪同。但从他与王宏斌的对话不仅让人非常惊讶、不可思议，而且也验证了香港经济学教授所说的：“内地真正意义的经济学家不多”这句话的分量。看来香港这位经济学教授能识“庐山真面目”，只缘他身不在此山中吧！

在这篇文章里王宏斌也提到建共产主义小社区的有关问题。“有人问我：你们建设共产主义小社区的标准是什么？什么时候建成？我说，首先申明，我们现在还不是共产主义小社区，那是我们的奋斗目标。至于说标准是什么，什么时候建成，我们没有这个权力和水平。社会上任何人到南街村一看，说‘像共产主义小社区了’，就是像，说‘不像’，我们南街人就继续努力。我们没有制定共产主义小社区的权力和水平，只有为建设共产主义小社区而奋斗的责任和义务。”

王宏斌答记者问时，有人问“南街村这种做法会不会‘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王宏斌答：南街村这种做法能不能“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不是我们考虑的事情，而是中国高层领导考虑的事情。我们作为基层党组织和普通党员，只有认真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大力推进两个文明建设的责任和义务。我们有党中央的统一领导，不是处在乱世，谁的政策好、得人心，谁就可以得天下。中国高层领导如果认为南街的做法符合中国实际，有推广价值，它就可以燎原；如果高层领导认为南街的做法不符合中国实际，没有推广价值，那它就不会燎原。还有记者问“南街红旗能打多久”？王宏斌答：我们从来没有认为我们是红旗，但我们认为南街的做法是正确的。之所以正确，是因为上符合党的基本路线，下符合群众的意愿。党的基本路线是“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南街村创业十几年，经济增长了2000多倍，这足以证明南街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再看坚持改革方面，在短短三年的时间里，我们先后与日本客商合办了4个合资企业，引进了资金、设备、技术，学到了外方先进的管理方式和科学的经营策略。关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方面，我们可以这样说，在南街绝对没有脱轨的地方，在我们南街不存在“党的领导没力量，社会主义没方向，人民民主专政没对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再商量”的问题。至于我们的路子是否真正符合群众的意愿，请到南街村参观指导，请各级各界的朋友到职工、村民中走一走、看一看、亲身感受感受职工、村民焕发出的劳动热情，亲耳听一听职工村民对发展集体经济、走共同富裕道路的肺腑之言，从中就可以做出实事求是的评价。正确的东西没有人敢把它消灭掉。我们坚信南街的路子是正确的，一定能走下去，干成功。（熊焕发，李火烨主编《解读南街村》第77~78页，名家出版社，2002，香港）这话讲得多么客观、多么实事求是呀！

是南街人的南街村

当历史的车轮刚跨入2008年，老天陛下有意给人发怒，几十年不遇的冰雪使我国南方大部分地区受灾，其经济损失达1111亿元。紧接着这场冰雪灾害，从《南方都市报》、《南方人物周刊》等又人为地将这种“冰雪灾害之风”逆向从南方刮到北方中原大地——河南省临颍县创建共产主义小社区的南街村。利用南街村集体经济前进道路上遇到的困难和前村长王金忠的腐败，热剌冷讽以王宏斌同志为首的南街村党委领导村民发展集体经济走公有共富的社会主义道路，并给王宏斌扣上“红色资本家”的帽子。甚至连南街人学习毛主席著作、学雷锋、唱革命歌曲、用毛泽东思想教育人、不搞私有制也被指责是“大崇拜毛泽东思想”。就连中国社科院农村所研究员党国英，也在手离心口地为这些奇谈怪论在呼风唤雨。

《南方人物周刊》（2008年第11期）编辑部以“南街村  一时的迷途，还是神话的破产？”的标题毫不掩饰地说：“走集体经济道路，迈步走向共产主义，这个曾经笼罩在960万平方公里土地上、诱惑了13亿民众的美妙梦想……早已梦断魂消。而今，一个小小的内地村庄，居然旧梦重提，而且一时似乎还有模有样，自然引起了世人的普遍关注和好奇。”从文章的标题就得知，他们将南街村发展集体经济走公有共富的社会主义道路，歪曲成不是“一时的迷途”，就是“神话的破产”。文内则更加露骨地攻击“走集体经济道路，迈步走向共产主义”是“早已梦断魂消”，并放出南街村的公有共富是“一个小小的内地村庄，居然旧梦重提”的谬论。多大的口气呀！的确，小小的南街村可比这个大杂志社在世界上有名多了。这样一来，该杂志社作为集体经济的反对者也就出名了。不过，这种反对，只能促进南街人更加坚定不移地走集体化的社会主义道路。请问这家杂志社：共产党与其他阶级政党的区别是什么？共产党领导人民干革命的目的是什么？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在所有制和分配原则上的主要区别是什么？《党章》、《宪法》规定的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是什么？难道这些还需要别人再给做启蒙教育吗！？在攻击南街村的文章中，还有意将“2006年9月4日，第五届全国‘村官’论坛在山西省晋中市昔阳大塞村举行”时的一张照片——“大塞村的郭风莲（左）被授予功勋‘村官’后与华西村‘村官’吴仁宝（中）合影”（右边与吴仁宝在一起的那名女功勋“村官”未提名——笔者注）和“早已退出历史舞台的天津大丘庄‘庄主’禹作敏”的照片放在一块（该期第32页）。把创建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天下第一村”的村官和“功勋”村官的合影硬要跟禹作敏“庄主”放在一起，可见其绞尽脑汁精心策划的用心之良苦了。这就不仅要否定南街村，还要通过吴仁宝和“功勋”村官来否定所有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公有共富村。由于该杂志社是站在反对、恶意中伤走集体经济社会主义道路的立场上，因而其观点必然是拆公有共富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台，用正面和反面人物的两幅照片来暗示、侮辱这些“功勋”村官致富带头人和禹作敏是一股道上的车。要不作如何解释。至于该杂志社的记者林海、尼克的立场、观点就可想而知了。这就叫歪将带不出好兵。不过，这两位记者也说了些公道话，他们引用南街村办公室主任雷德全评价王宏斌是“一个非常有思想的人，有信仰的人，信仰共产主义”；个人生活方面，“他是一个非常严于自律的人”；他认为“这些骂声并不仅仅是因为南街村的经营问题，更在于南街村所坚持的毛泽东思想”。这就一针见血地击中了骂者的要害。《南街村报》主编盛干宇称王宏斌，“他没有一点私心”，“按他的能力和社会影响，如果为自己，想发财，早就成了百万富翁了”；还有人说，“他就是不离开南街村，要是想当官，早就当很大了。”这就说明了王宏斌在南街人心目中的位置。然而，这两位记者对王宏斌答他们问时提到的南街村为了上市才搞的所谓“股改”时说，“我们同时还签订了一个声明，这个股权都属于集体股，个人没权利拿走。”事实证明王宏斌说到做到，他们一直是按这个声明办的。你们也没有找出他们不按这个声明办而化公为私的任何证据。他俩为什么不把这个声明附在后边呢？是一时的疏忽，还是有意在回避，或者是出自其他原因和目的。这只有他俩清楚。不过这话还给他们留了条后路，暗示出他们内心世界的矛盾，或者出自良心的责备。

令人费解、不可思议的是，《南方都市报》在刮这场人为的冰雪之风而打头阵的上官敫铭的“‘红色亿元村’南街村发展真相”一文，竟抽梁换柱地连南街村在搞“股改”时那个“声明”一字不提地说村上60%的股份归“三大班子”和姚喜兰所有。这样掩盖事实真相的所谓“调查”，将南街村党委书记王宏斌这位“共产主义引路人”就自然变成“红色资本家”而包装成是“经过记者深入调查，我们看到了又一个‘神话’的破灭……”等等，这样就可弄假成真了。这是他们有意抽梁换柱以假乱真地将澡盆里洗澡的小孩拣出来扔掉，让人看到的只能是剩下的肮水一盆了。这就为他们的假相把读者诱进他事先划定的圈套里——“究竟是谁的南街村”？——他们不敢直说的不言而喻的结论了。对社会主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报社和记者来说，这是最起码的实事求是的职业道德问题，是爱什么、恨什么，爱憎分明的原则问题和立场问题。

还有，中国社科院农村所研究员党国英，也在同期《南方人物周刊》上用他对公有制那些荒诞不经的理论胡说什么，“人们却糊涂地以为不搞土地承包也可以维持集体农业经济效率”，“如果千千万万个王宏斌继续现身中国，中国的前景就要暗淡下去了”地给那些胡言乱语加盐添醋地增味润色。这位研究员如果不是有意胡说八道的话，请他也能反思一下前边向《南方人物周刊》提出的那几个问题、中央提出“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社会主义新农村20个字的含义和精神实质是什么？请将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1980）中的“应从实际需要和实际情况出发，允许多种经营方式”，“区别不同地区，不同社队，采取不同方针”，“宜统则统，宜分则分”，“不可拘于一种形式，搞一刀切”的精神认真学习一下；再迈开他的两脚去安徽风阳改革第一村小岗村和南街村看看，他就会明白是自己在说糊涂话。李岚清副总理于1996年4月13日考查了南街村后说，“我想这个经验要很好地总结一下。如果我们农村有了相当一部分这样的村，我们中国就不得了了。整个这个路子很好，一是有一个好班子。农民讲得很对，关键是有王宏斌这样的好带头人、好班长。”这就叫“社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位研究员大概不会不知道毛泽东主席对真理标准这句名言吧，要不他怎能说出这样的糊涂话呢？公有共富是农村所的研究员应该研究的课题和职责吧！

正当春寒料峭，以上刊物否定南街村走集体经济道路，并给其大降“冰雪”灾害之际，《大河报》3月25日16版，专版刊登了“小岗村重走集体合作之路”一文。小岗人“想得很清楚，个体式的农耕作业只能吃饱肚子，不可能走向富裕。要发展，必须走集体合作的道路。”这是小岗人几次组团去南街村参观学习后才寻求得到的集体共同富裕的道路。也就在这期间，宁夏回族自治区委、江苏省委、武警部队、国防大学、解放军艺术学院等主要领导和将军们也来到南街村考查、调研后，都给予高度的评价，称赞南街人是新农村建设的探索者和实践者，南街之路是广大农村的典范。中组部研究室政策法规局副局长李炎溪3月中旬在南街村调研时，伸出大拇指称赞王宏斌，“你能够带领南街村民走集体共同富裕道路，让全村群众都富起来，是一个了不起的功臣”；“如果全国农村都像南街村这样就好了。”4月份，南街村喜获漯河市“善待农民工十佳企业”称号。不少省市党政领导将要组团带队陆续来南街村参观学习和考查，看来这些反对者对南街村会起到正面宣传有时还起不到的积极作用。真要感谢反而教员了。

现在，可以肯定地回答《南方都市报》上官敫铭的“究竟是谁的南街村”？是在以王宏斌同志为首的南街村党委领导下，坚持村民是村上的主人，走公有共富的社会主义道路，为创建共产主义小社区而团结奋进的南街人的南街村。南街村26个村办集体企业、一个现代化农场和旅游公司，村上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瓦都姓公为村民集体所有，村上没有老板，没有暴发户和贫困户的两极分化；村上首先划清“八大”《党章》规定的劳动与剥削的界限是村党委的成熟；村民的医疗、上学（从幼儿园到大学、博士毕业）和住房等十多项福利全由村上供给；村民过上了老有所养，壮有所用，少有所教，幼有所育，病有所医，居有所住，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安定团结，幸福祥和的农村都市生活。告诉《南方人物周刊》，你们反对走集体经济道路的南街人，只能激发他们更加坚定不移地将其走下去。小岗村和全国好多村去南街村学习取经后，其所以都选择要走集体经济这条路，就在于它是建设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并向共产主义迈进的必由之路。共产主义和共产党的名称是不可分离的，共产党的最终目的就要实现共产主义。要不为什么从一大到十七大都把它写在《党章》上呢？请把你们的“走集体经济道路，迈步走向共产主义，这个曾经笼罩在960万平方公里土地上，诱惑了13亿民众的美妙梦想”收回去，好好反思一下吧。王宏斌不求个人有，但求大家富；不求当大官，但求干大事，是几十年如一日地领导南街人走向共同富裕的带头人。他既是老黄牛，也是火车头；先当老黄牛，再当火车头；当了火车头，还是老黄牛。请将你们给王宏斌扣的“红色资本家”的帽子收回去自己戴吧！也告诉党国英研究员，走集体道路不是人们糊涂，而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中国现在不是王宏斌多了，而是太少了，你说的中国前景的“暗淡”，才是真正的光明。在此，也用王宏斌答尼克和林海问时的话奉劝这些刊物和人，“争议是正常的，争议越大，对南街村发展越有利，我们不掏广告费就做了大广告。但争论要争在尖子上，不要同样一个灯泡，安在南街村就变成红色，安在其他地方就不是红色了。灯泡没变，可能是我们自己得了红眼病。”

络绎不绝的海内外参观学习者来南街村游乡村都市，观红色文化，品南街产品，感集体优越已是人心的向往。创建共产主义小社区的南街村，是南街人的南街村，她岿然屹立在祖国的中原大地！

从小岗村的忧虑引出的思考

二十多年前，全国都在学习的“中国改革第一村”——安徽凤阳小岗村的情况现在怎么样？2001年春，《中国农民调查》的陈桂棣、春桃采访该村村长严宏昌时得知，村上已经穷得他这个村长连一分钱的办公费用都没有，出去开会，添置办公用品全靠自己掏腰包。但让他自豪的是，他这个村长全靠在深圳打工的两个孩子、一个当记者的孩子和老婆搞养殖来支撑着。尔后驻小岗村的干部来南街村参观学习后留言：“大包干发源地的人员，看到了南街村的变化，为我们提供了发展的模式，使我们的党组织看到了前进的方向。”两年后的2004年11月，在村党支部书记沈浩带领下一行十三人中，有村委会主任、会计、妇联主任及当年最早分田按手印的十八名发起人中的四人，来到南街村学习，寻求共同富裕的道路。在南街村档案馆，沈浩书记紧紧地握着张天顺副馆长的手并非常感慨地说：“向你们学习，首先把思想武装起来，将农民组织起来，走共同富裕道路。”当年分田搞单干的十八个发起人之一，年逾六旬的严宏俊老人深有感触地说：“分那一亩二分地，现在只能管温饱，年轻人都出去打工了，家里的地靠留下的老弱病残人也料理不好，不是荒着，就是廉价卖给了私企老板。村民想干什么也干不成，被自己那一亩二分地束缚住了手脚，迈不开步子呀！”是呀，严宏俊老人说出了承包后农村的现状，年轻人都出外打工去了，村上留下的就是“703861”部队。“70”代表古稀老人；“38”主要代表中年以上的妇女；“61”代表儿童，有的家庭只留下儿童。打工挣钱的目的首先是为孩子上学。这些孩子与城市里被宠坏的“小皇帝们”相比，已成为中国经济的孤儿。根据中国社科院《2005年蓝皮书》称，“子女教育费用在居民总消费中被排在第一位，超过了养老和住房，超出了居民家庭可承受的正常水平”。父母为了能让他们过上好日子，只得忍痛和自己的骨肉分离。有的孩子甚至连父母的模样都记不清了。因为供一名大学生需要13.6个农民的年纯收入。（《报刊荟萃》2006年第七期第40页）有的家庭父母都出去打工，家里只有爷爷奶奶和孙子，有的只留下孩子，晚上孩子提心吊胆地睡不好觉。有的家晚上失火将孩子烧得面目全非，父母几年打工的工资还不够给孩子看病。像这样的留守儿童中国有2000万。（《中国电视报》，2006年7月10日）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秘书长李建国2008年8月28日说，目前全国农村的留守儿童约有5800万人。有的给黑心矿主打工，出了矿难家里还不知道，就像被反动派抓去的兵阵亡了一样的无下场。因而，小岗村人参观学习了南街村后纷纷表示：“南街之行让我们大开眼界，精神振奋，我们一定要学习南街精神，务实工作，付诸行动。”沈浩书记（据有关资料介绍，是省政府财政厅干部、小岗村第一书记）在档案馆留言薄上欣然写下：“学习南街村，壮大集体经济，走向共同富裕。”小岗村人经过几次参观学习后终于重新走上这条公有共富之路。从改革开放第一村的包产到户到重新走上集体化道路，算得上一次新的飞跃。这说明分田到户的小农经济只能解决温饱，不能走向共同富裕。只有按照《共产党宣言》的“一个消灭，两个决裂”和毛泽东主席指出的走集体经济的社会主义道路，才能走向共同富裕，才能建成真正的社会主义新农村。沈浩能不能像史来贺、王宏斌、刘志华、田雄他们一样，领导小岗村走这条公有共富的社会主义道路，还要靠实践来检验。

学习南街村的科学发展

小岗村人几次参观学习南街村并重新走集体合作道路说明，分田到户只能解决温饱，不能解决共同富裕和两极分化，更不能建成社会主义新农村；要向南街村学习，“首先把思想武装起来，将农民组织起来”，“壮大集体经济，走向共同富裕”。将集体的土地承包给个人，在社会主义国家只能是在特殊情况下所采取的权宜之计，并非长远之计，更不是承包就是社会主义。打个比方，拉车拉到半坡上而拉不动时，可以有意识地向后退一步而得到缓冲再向上拉，这种退是为了进；有的没有退就一直拉上去；退下来后再没有进即再向上拉的，就像小岗村人说的那样，虽然解决了温饱，却未进富裕门。至于把公有企业承包给个人，王宏斌已得出了“是一种懒办法，是一种没办法的办法，是表现我们这一级党组织无能的办法”。据《中国工商时报》2005年12月12日报道：民营经济到2005年末，内资民营在GDP比重中约占49.7%，外商和港澳台比重约占有15%~16%，两者相加约占65%左右。（《中国剪报》2005年12月14日）这个比重比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经过三年经济恢复后的1952年还低——1952年国营和私营工商业产值比重已占67.3%，超过了私营。（《报刊荟萃》2006年第八期第28页）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特别是20多年来的“国退民进”已将其比例颠倒过来了。这还是不是邓小平讲的以公有制为主体的中国特色？但有的经济学家却说，这个量变不能代表质变。这是否要改变哲学上讲的量变引起质变的规律，大概只能用得上“喧宾夺主”这句成语来解答了。今年（2007）的物价猛涨，肉食等食品翻番，但笔者所在地农民的小麦等食品的原粮才涨几分钱到一角钱。其所以如此，人们在下边议论物价猛涨的根源在于，国营那些垄断行业说涨就涨；加工、流通领域特别是商业国营不占主导地位，甚至在好多城市、乡镇找不到或者说没有国营；有时也能找到，但却是承包者的“招牌”而不是实质。那怎能控制市场并抑制其涨价？《瞭望》新闻周刊等刊物已指出，“警惕外商并购危及中国产业安全”,有的还提到中国的粮食和食用油已被外商控制。现在学了南街精神的，都是按照小岗村人说的已经走向或者正在走向共同富裕。和南街村在同一个县的北徐庄，在1987年的大旱面前，被承包破坏了的水利设施使两千亩耕地基本绝收的情况下，迫使要为村民干一番事业的党支部书记徐德全痛下狠心，卖掉了自己的两头牛和磨面机，拿上3 600元到村上；退伍军人、村委会主任徐奎生，把部队发的安家费一分不留地也拿到村上；全村干部将全年7 000多元的工资全部拿出来；参加过抗美援朝的老党员徐明勋，把准备盖房的2 500块砖拉到井台。这就实现了徐德全说的“集体没有钱，咱们自己掏腰包，集体兑钱从我开始，干部带头！”就这样干部带头带动了群众集资，向南街村学习，发展集体经济，走有工共富全面发展的道路，并得到王宏斌人才、技术、资金的大力支援，到2000年产值已达四亿多，过上了和南街人一样的共同富裕的生活。人们称他是由南街村“克隆”过来的。还有临颍县的龙堂村、新安县的土古洞村、兰考县一些村、山西壶关县的小蓬善村、山东鱼台县、吉林梨树县等不少地方的村都在学习南街精神，重新走集体化共同富裕的道路。1996年4 月，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在河南考查时，对南街村的评价及其对中国的影响时说：“原来那么穷的一个村，现在变得那么富裕。我想这个经验要很好地总结一下。如果我们农村有了相当一部分这样的村，我们中国就不得了了。”

噢，这就是集体经济无可奈何花落去，无可奈何花又开，创造“外圆内方”、工资加供给相结合分配制度的南街村！科学发展的南街村！外国人来中国看共产主义的南街村！

我们相信创建共产主义小社区的南街村，一定会像列宁所说的那样：在无产阶级国家政权的支持下，共产主义的幼芽不会夭折，而定会茁壮地成长起来，发展成为完全的共产主义。

             《东方红》唱出了人民对党和领袖的真挚情

——纪念长征胜利七十周

              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我们都要始终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

                                               ——胡锦涛

                            民歌发自民众心，

                                自然物象比喻人。

                                “救星”“太阳”最高尚，

热爱领袖歌颂党。

水深火热救人民，

鱼水之情永不忘。

不靠神仙和皇帝，

共产主义共产党。

一九四九年新中国成立后，人人都爱唱、都会唱的第一首歌曲就是《东方红》：

　　——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为人民谋幸福，呼嗨哟，他是人民大救星；

　　——毛主席，爱人民，他是我们的带路人，为了建设新中国，呼嗨哟，领导人民向前进；

　　——共产党，像太阳，照到哪里哪里亮，哪里有了共产党，呼嗨哟，哪里人民得解放。

　　这是一首源发自人民内心的歌颂中国共产党和人民领袖毛主席的陕北民歌。从延安时代就开始唱，一直唱到上世纪七十年代、唱到我们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上，唱遍了全球和宇宙空间；唱出了人民热爱党、热爱领袖毛主席的内心世界；唱出了共产党、开国领袖毛主席和人民的鱼水情；唱出了……

然而，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一直到现在却有人说，《东方红》这首歌是宣扬“个人迷信”，宣传“救世主”……从此，这首歌和一些革命歌曲就在全国的广播电台、电视台、文艺晚会上再也听不见了。说这些话人的理由是，《国际歌》说，“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因而，《东方红》和《国际歌》是矛盾的。但这样认为的人，他们肯定不会唱这两首歌，即使也唱，却没有把这两首歌的歌词连起来领会其精神实质，也没有把《东方红》和《国际歌》的内容和精神实质做比较。因为歌词里的毛主席“他为人民谋幸福”，人民才称他“是人民大救星”；称“救星”的“毛主席爱人民，他是我们的带路人，为了建设新中国，领导人民向前进”。这就是人民歌颂领袖毛主席的缘由，才把他比做“大救星”。还有“共产党像太阳”，是因为她“照到哪里哪里亮，哪里有了共产党，哪里人民得解放”。

中国的民歌民谣，是以自然物、像做比喻来抒发其内心情感的。《现代汉语词典》2002年版第678页对“救星”一词的解释是：“比喻帮助人民脱离痛苦的集体和个人”。我们在日常生活中通常还可以看到，有的医生发扬救死扶伤的革命人道主义精神，使一些重危病人得救了，人们常常给他送上“人民救星”或“妇女救星”、“儿童救星”的匾牌，以示感谢。有的人在危难的时候得到别人的帮助，也常把帮助他的人称作他自己的“救星”或“救命恩人”。这都是中国人的人之常情。献给中国共产党建党八十周年的《长征》电视剧中，当红军长征路过四川彝族地区，毛主席让找一位彝族同胞做向导时，有一彝族青年“干人”是红军从遵义监狱里救出来后参加了红军，并愿意当向导。当他见到毛主席，看了又看后说，毛主席是救助穷人的“活菩萨”时，毛主席紧接着他的话说：那你就是红军的活菩萨了！甘人在腊子口战斗中为人民献出了他年青的生命而打通了去陕甘的通道后，毛主席又说了：人民是我们的活菩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七十周年《长征颂》大型演唱会《四渡赤水》的歌词中就有“毛主席用兵真如神”，且重复了几遍，并赢得观众热烈地掌声。难道《长征》电视剧也是甘人和毛主席在互相宣传“救世主”和宣扬“个人迷信”吗？颂扬长征的《四渡赤水》之歌也是在宣扬这些吗？至于“像太阳”那比喻就更形象了。因为人们每天都能见到日出东海落西山，中国农民则天天把它从东山背到西山，万物生长都离不开它。这就不难理解人民将共产党、毛主席比做“太阳”、“大救星”，正是说明人民发自内心热爱共产党和毛主席的真挚感情。如果国际歌里的“救世主”也能像共产党、毛主席一样给人民能办好事，解除人民的痛苦，那人民把它比做救世主还是值得的。然而它没有这些，所以，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神仙皇帝也没有给人民干什么好事情。因而，也就不靠神仙皇帝。这是对的。尽管《国际歌》里有“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然而却紧接着清清楚楚地说，“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共产党、毛主席领导人民闹革命就是靠人民自己给自己创造幸福。当长征过沼泽地时怕陷进去出不来，中央领导和战士们手挽着手，边唱《国际歌》“这是最后的斗争，团结起，来明天，英特耐雄纳尔就一定要实现”，边前进。共产党、毛主席领导人民干革命就是按照《国际歌》所指的方向前进。因而，不能把《东方红》里的“大救星”、“像太阳”和《国际歌》里的“救世主”、“神仙”、“皇帝”混为一谈。这是人们爱什么、恨什么，爱憎分明的基本常识和阶级感情，并不需要用什么高深的理论来解释，也不需要有多高的文化程度才能理解。如果像这些人的说法，人们通常给老人祝寿时多用“福如东海，寿比南山”的话也成了宣扬“常生不老”了嘛！那人间还有什么人情味可言。现在看看这首歌产生之前，经过长征到达陕北这个创举，就可深知其内涵。

“讲到长征，请问有什么意义呢？我们说，长征是历史纪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于今，历史上曾经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么？十二个月光阴中间，天上每日几十架飞机侦察轰炸，地下几十万大军围追堵截，路上遇着了说不尽的艰难险阻，我们却开动了每人的两只脚，长驱二万余里，纵横十一个省。请问历史上曾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么？没有，从来没有的。长征又是宣言书。它向全世界宣告，红军是英雄好汉，帝国主义者和他们的走狗蒋介石等辈则是完全无用的。长征宣告了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围追堵截的破产。长征又是宣传队。它向十一个省内大约两万万人民宣布，只有红军的道路，才是解放他们的道路。不因此一举，那么广大的民众怎会如此迅速地知道世界上还有红军这样一篇大道理呢？长征又是播种机。它散布了许多种子在十一个省内，发芽、长叶、开花、结果，将来是会有收获的。总而言之，长征是以我们胜利、敌人失败的结果而告结束。谁使长征胜利的呢？是共产党。没有共产党，这样的长征是不可能设想的。中国共产党，它的领导机关，它的干部，它的党员，是不怕任何艰难困苦的。谁怀疑我们领导革命战争的能力，谁就会陷进机会主义的泥坑里去。长征一完结，新的局面就开始。直罗镇一仗，中央红军同西北红军兄弟般的团结，粉碎了卖国贼蒋介石向着陕甘边区的‘围剿’，给党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的任务，举行了一个奠基礼。”（《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一四五页）

《东方红》这首歌就是中央红军经过举世闻名的、九死一生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到达陕北后，人民为歌颂共产党和人民领袖毛主席的丰功伟绩才唱起来的。可见当时陕北老区人民对党和她的领袖毛主席的感情之深，对在共产党、毛主席领导下彻底改变有五千年文明史中国那种贫穷落后面貌寄予了最大的希望，那就只能用“大救星”和“像太阳”来比喻了。直到现在，为什么一盒普通的《红太阳》系列歌曲磁带，创下了100万盒的销售记录；一本美国人特里尔著的《毛泽东传》在中国的发行量达到120万册；为什么“毛泽东纪念馆网站”开通两年，访问量超过600万人次？就是因为人民在缅怀他的“大救星”、“像太阳”的共产党的创始者之一的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人民希望共产党永远“像太阳”一样，照到哪里哪里亮地严惩腐败，不要让那些污泥浊水沾染党的肌体。不要忘记过去，要永远继承和发扬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艰苦创业的丰功伟绩，和人民心连心、为人民打江山、执政为人民的光荣传统和作风。这就是人民的心愿，也是苏联解体、东欧蜕变的惨重教训和人民的担心。这也可以从总书记胡锦涛同志在纪念110周年讲话中所号召的：“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我们都要始终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人民日报》2006年9月9日第八版）和十七大报告中所指出的：“坚决惩治和有效预防腐败，关系人心背向和党的生死存亡，是党必须始终抓好的重大政治任务”得出答案。

世界各国反腐败经验证明，政府官员财产申报制度是一种最有效的反腐倡廉措施之一。但我国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一直喊到现在，只见打雷不见下雨，就这样难以实现。这肯定不是人民不赞成，而是官本位在作怪。人们经常议论一些贪官在上台前和在台上时，高调反腐倡廉的是他们，以权谋私、官商勾结、对自己的非法鲸吞遮遮掩掩、找保护伞的是他们，将自己的亲属用手中之权提拔到要害部门并公开自称清白的也是他们。但对这个人民关心的官员财产申报的重大问题，常以时机不到或条件不成熟的犹抱琵琶半遮面为借口。从这一点也可说明我们的反腐败不力，在官员的财产上是糊涂账。惩治的那些腐败官员特别是大案要案，多数都有大量财产来源不明的问题。如果他上任时财产申报了，那来源不明不是贪污、受贿，就是以权鲸吞。难道资本主义国家的官员都敢公开个人财产，而立党为公的社会主义中国的官员就不敢公开吗？连财产申报都不敢，那“严惩”能“严”到什么程度？说严重点，不搞官员财产申报，从某种意义上讲已经成了搞腐败的护身符。仅以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王胜俊2008年10月26日公布的，从2003年到2008年上半年判刑的县处级以上官员4525名，同比增长77.52％。2003～2006年县处职务犯罪被查处10431人。（《中国剪报》2008年11月14日）立案未判刑和未被查处的究竟有多少？这既说明反腐的深入，也说明高干腐败的严重性和财产申报的重要性。因而，人们在唱《东方红》这首歌时，也殷切地希望在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的口号下能把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照亮，把人民监督照亮，把“三反”、“五反”的成功经验也照亮，一句话把官员的糊涂账和反腐倡廉都照亮，这样人民才会放心。

显而易见，人民把毛主席称“大救星”、“共产党像太阳”是人民发自内心的对共产党、毛主席深厚无比阶级感情高度升华的结果，愿共产党永远像太阳地照到哪里哪里亮，特别要照亮自身那些阴暗面，晒一晒官员的家底，党的领导要牢记列宁警告的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的深远含义——官员腐败在苏共解散、苏联解体和东欧蜕变中的惨重教训。

 学南街精神  创北徐伟业

——志同道合两“班长”

             把别人的经验变成自己的，他的本领就大了。

                                                 ——毛泽东

                 志同者道合。               学南街精神，走北徐道路。

                        ——王宏斌                       ——徐德全

    中国和世界上下五千年历史中，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朝代，都会出现造福人类、受人尊敬的伟大人物——风流人物。当人类历史进入十九世纪，特别是马克思发现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即由原始共产主义社会——奴隶主义社会——封建主义社会——资本主义社会，最后在无产阶级政党共产党领导下，推翻少数人剥削多数人的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建立人民当家做主的社会主义社会制度后，再逐步消灭剥削、消灭私有和两极分化，走公有共富的社会主义道路。先建成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社会，最终实现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社会。1948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党宣言》的闻世，标志着马克思主义主义的诞生。时隔150多年到二十世纪末与二十一世纪之交的1999年秋天，英国广播公司（BBC）用几周时间在国际互联网上（Internet）上，经过反复评选，最后选定：马克思被评选为最伟大最有影响的思想家，即千年伟人马克思。因而，马克思不仅是全世界工人阶级的伟大领袖和导师，而且也是深受世界人民尊敬和爱戴的千年最伟大的风流人物。

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列宁领导的苏联共产党，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开创了武装夺取政权的十月革命的道路，把马克思主义发展到列宁主义阶段；伟大的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传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先在农村建立根据地和人民军队，用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把马列主义发展到毛泽东思想阶段，也就是中国化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列宁和毛泽东同马克思、恩格斯一样，不仅领导、指导人民闹革命而夺取政权、指出建设公有共富社会主义革命航向的风流人物，而且也是深受本国人民和世界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尊敬的革命导师和领袖。要把列宁和毛泽东开创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即按照马克思所指出的先建成社会主义，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的事业进行到底，需要多少代千千万万的风流人物一代接一代、永不间断地带领人民群众继承下去才能实现。不能像苏联那样，打江山的死了，守江山的老了，卖江山的发了，坐江山的富了，社会主义完了，致社会主义事业半途而废的惨重教训。因而，在四十多年前毛泽东根据当时苏联发生的变化，就提出了防止“和平演变”和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百年大计、千年大计、万年大计；列宁和毛泽东都提出了人民监督对预防党不变修、国不变色的伟大战略——只有坚持马列主义路线、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只有坚持公有共富，才能不走错路。南街村创造的“外圆内方”建设共产主义小社区，北徐庄“学南街精神，创北徐伟业”，就是典型的例证。

                                 老天大旱地绝收，

没有眼泪岂能哭。

小片分割井渠毁，

各自为政能怨谁？

重整旗鼓学南街，

                                 干部带头为集体。

                                 志同道合两班长，

                                 共富路上赛兄弟。

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为了要在中国建成社会主义，最终实现共产主义，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在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土上生存的炎黄子孙里，涌现出了千千万万的立党为公，不谋私利的风流人物，特别是为改变农业人口占80%以上“一穷二白”的农村面貌而孜孜不倦地奋斗着的农民领袖们。这些风流人物在共产党、毛主席领导下，翻身做主人而实现了“一化三改”走上集体化道路的基础上，不管来自“左”的或右的干扰，以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的共产主义者的英雄气慨，始终坚持走公有共富的社会主义道路，也就像全国著名的永葆革命青春的老劳动模范、连选七届全国人大代表和四届人大常委会常委、中共十三大至十六大代表、与雷锋、焦裕禄、王进喜、钱学森一起被中央组织部誉为“建国以来在群众中享有崇高威望的共产党员的优秀代表”、当了51年河南省新乡县刘庄村党支部书记、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史来贺同志所说的：“跟党走，拔掉穷根，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集体有，跟着走；集体空，没人听；集体富，群众富；走的才是社会主义路。”“天下第一村”江苏省江阴市华西村党委书记吴仁宝说的：“我们要做集体经济的坚持者、发展者”。这儿要说的两位风流人物，是带领各自生产大队的社员坚持发展集体经济，走亦工亦农、多种经营综合发展、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道路，被村民都亲切地称为“班长”的河南省临颍县南街村党委书记王宏斌同志和该县北徐庄党委书记徐德全同志。史来贺结合刘庄的实际学大寨人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王宏斌结合南街村大队的实际学习刘庄的创业精神，走有工共富的道路——以当地盛产优质小麦为中心，搞食品深加工的产加销一条龙的河南省南街村集团而共同富裕后，在全国第一个提出创建共产主义小社区。徐德全结合北徐庄的实际“学南街精神，创北徐伟业”、“学南街精神，走北徐道路”，以小麦加工及其副产品麸皮做饲料，搞养猪和屠宰的产加销一条龙的河南省北徐庄集团而共同富裕起来，人称第二个南街村。

有志不在年高

人常说：“有志不在年高迈，无志枉活百岁来”、“不逼是不会上梁山的”。在伟大祖国的中原大地就有这样两位出身相同的中原汉子，在接受历史的考验中逼出了走公有共富的社会主义康庄大道。

王宏斌生于1951年，徐德全生于1948年，比王宏斌大3 岁，都出在于同一个县的农民家庭，都是自幼接受党的教育成长起来的。但不同的是，徐德全20 岁时就是身高1.85米、一次能喝11碗红薯糊糊汤的高大个，膀大腰圆，人称北徐庄的“铁大个”。然而不幸的是父亲早逝，家竟贫困，小学未毕业就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地挑起了家庭生活的重担。王宏斌小学毕业后，学习邢燕子回家乡当农民，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来改变家乡贫穷落后的面貌。他俩都是在贫穷落后、艰难困苦的农村广阔天地环境中，面向黄土背朝天地锻炼成长起来的、土生土长的新中国第一代新农民。由于客观环境的磨砺和自己的努力，使他俩较早成器。当时代的车轮进入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时，18岁的王宏斌和21岁的徐德全各自都当上了自己大队一个生产队的队长。当今这个年龄的青年人，正是在大学就读的黄金时代，有的还要父母陪着去学校报到。当然这不全出自对孩子的溺爱，也有社会治安的不安全因素，孩子带的学费怕在路途被人抢走或骗去，或将女孩子被拐卖了。然而，他俩上任后不几年就都将各自的生产队变成了县、社的先进生产队；他俩都是在党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后加入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也几乎是在同一时间都被选为各自大队的党支部书记，成为带领社员为建设社会主义并向共产主义奋斗的战斗堡垒的“班长”。与此同时，当他俩也都在各自的领导岗位上带领社员大搞农田基本建设、水利建设和农业机械化配套，雄心勃勃大展宏图的时候，先后于1981年、1982年在“国营不如集体、集体不如个人”的奇谈怪论风中，在违背中央“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社队，以至在同一生产队，都应从实际需要和实际情况出发，允许有多种形式，多种计酬办法同时存在”和“宜统则统，宜分则分”的实事求是精神，在顶不住当时只分不统大气候压力（实为右的干扰）的情况下，被“一刀切”地将合作化后苦心经营了几十年的集体经济，在一夜间就砸锅分铁地搞了个人承包。梦想在承包后能改变贫穷落后的面貌。但事与愿违，个人承包在他们这两个生产大队却没有起到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的积极作用，反而使集体经济和农业生产受到了严重的损失。用人的私心泛滥，道德滑坡，不仅未换来经济的发展，反而使社员的生活水平降低，党支部的威望和凝聚力急剧下降的低谷状态。

集体经济无可奈何花又开

王宏斌学习了刘庄“无工不富”，在创办大队面粉厂和砖瓦厂时，因无资金，他和大队干部想方设法让个人先酬资几千元以带动社员集资。与此同时，党支部带领党员、干部义务在临颍火车站打工搞装卸挣了几万元，全部交到队上办面粉厂和砖瓦厂两个队办企业。当企业刚起步，社员刚尝到集体企业的甜头时，1981年就在搞不搞个人承包，就体现出你这个单位的领导人搞不搞改革的风声中，违心地将两个队办企业搞了个人承包，大片土地也分成小块到户。承包后社员见集体的企业不能为大家造福，赚的钱都装进了承包者个人腰包里；分到户的小块土地使农业机械和农田水利设施不能正常使用，致粮食减产一半，有的地已经撂荒了。1983年末社员的大字报和上告信使王宏斌一班人猛醒。因而，刚一过大年就违背大气候地收回了个人承包的面粉厂和砖瓦厂，对社员承包的土地采取自愿申请，队上同意批准后陆续收回集体耕种。当年这两个企业就为集体挣回70万元，就这样年年翻番，并采取滚雪球和引进外资等办法，办成了现在以食品加工为龙头并配套的26个企业、一个现代化农场和旅游公司的产加销一条龙、农工贸一体化的集团公司，属国家大型一档企业，职工过万人，固定资产12亿多，上世纪末产值达14.2亿。现在基本稳定在这个水平上。

徐德全搞承包后，尽管没有像南街村那样有人告状、写大字报，但在1987年，老天有意与人作对，就像《西游记》里的佛祖给唐僧师徒在取经路上设置的大难一样，以考验集体与个人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在颍河两岸遭受了几十年不遇的大旱面前，眼睁睁地看着集体修建的47眼机井，因承包后个人无力、无法使用而淤塞废弃，抽不上多少水；被小块责任田切割得七零八落的水渠又不能把水送到田里。从而导致全村2 400亩秋田中就有2 000亩基本绝收的惨状。这个考验就给徐德全一班人重新唤起了集体意识。这时的徐德全没有哭，眼里也没有泪水，迫使他当机立断地卖掉了自己家的两头牛和一台磨面机，凑得三千多元拿到村上；退伍军人村长徐奎生把部队发的安家费一分不留地全拿到村上；参加过抗美援朝的老党员徐明勋把准备盖房的两万五千块砖拉到井台；全村干部把当年七千多元的工资全部拿出来。在老党员干部的带动下，村民也和南街村人一样积极参加集资。原来估计需要17万元的农田水利设施资金，很快就集够了。这就充分证明了农民渴望重新走集体化道路的心情是多么地强烈和迫切，也充分体现了人常说的“大家拾柴火焰高”——集体力量的威力。在农民中确实蕴藏着重新走集体化道路的愿望，只是现在不提倡不组织罢了，但只要有人发现并发起组织就会爆发出来。从现在农民自发的合作组织已发展到15万多个（《中国剪报》，2007年10月17日）就是证明。如果能像包产到户时那样有中央文件指导和新闻媒体的宣传、引导，就是不派工作组，农民的合作组织也会因地制宜、轰轰烈烈地搞起来。北徐庄这17万元，不仅修复了原来的老井和水渠，还新打了12眼新机井并进行了配套。这么一来，集体经济在北徐庄和南街村一样，被“一刀切”切得无可奈何花落去，又在严重的教训中无可奈何花又开了。1989年又一次大旱，周围一些村庄再次遭受严重灾害，而北徐庄却获得了大丰收，重新突现出我们在农业合作化时讲的，这些年来忘掉了的，甚至不敢理直气壮提倡的集体经济在抗御自然灾害方面的威力，它与单抢匹马各自为政的个人是无法比拟的。这年年底，北徐庄被列为漯河市黄淮海平原农业综合开发重点村，得到了政府的重视和支持。

志同者道合，同志加兄弟

徐德全在重整旗鼓恢复发展集体经济，修复、大修水利方面出了名，在临颍县召开的先进村座谈会上，便和王宏斌相逢，二人就此相互结识。见面后王宏斌顺便问徐德全：“你住的恁偏辟，村里又恁穷，你咋想干点事？”徐德全则不假思索、心直口快并斩钉削铁地回答道：“不干点事，没啥意思。”听了他这句想干点事简明扼要而有抱负的话后，王宏斌便爽郎地笑道：“哎呀，我看，我若失败了，还有人陪着我受罪呢！”就这样，两位有抱负、土生土长的农村党支部书记的风流人物便心心相印，一拍即合，在为共同的事业上“一见钟情”，从此就成了莫逆之交。

1990年，徐德全领导的北徐庄也要学南街村办工厂，走有工共富的道路，他就去向王宏主请教。王宏斌认定徐德全是位干大事的能人，便把他和他领导的北徐庄视为南街村的同志加兄弟，并亲笔写了“志同者道合”的条幅代表他和南街人送给了徐德全和北徐庄。在给他出谋划策的同时，经济上、技术上也大力支持，转让给北徐庄一条价值50万元的饼干生产线，并把配方和技术无偿地交给他们，还为他们搞推销。以后还帮助他们办造纸厂等企业。徐德全领导的北徐庄人认真学习南街村人因地制宜，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的精神，提出了“学南街精神，创北徐伟业”，“学南街精神，走北徐道路”，也办起了面粉厂、砖瓦厂、食品加工厂、包装厂、印刷厂等企业，2000年的产值达到4.2亿。

南街村和北徐庄的志同道合，说明他们始终都高举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坚定不移地按照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里的“一个消灭、两个决裂”和以毛泽东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实现“一化三改”后指出的公有共富的社会主义道路不断前进。因而，人称北徐庄为第二个南街村。这两个村既是志同道合的同志加兄弟，除了信仰和走的道路相同外，兄弟则有相貌相似之处。这两个村的村容村貌和企业布局上，也和同胞兄弟一样也很相似。有人见过兄弟俩的哥哥，以后又见了弟弟，往往将弟弟当做哥哥。因而，有人先去了南街村，然后又去北了徐庄，便很凤趣地用了现代生物工程上一个高科技名称来形容北徐庄和南街村的相像——这北徐庄简直是从南街村“克隆”过来的。

说到像，这两个村那可当真的像。南街村和北徐庄的村中心都矗立有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的汉白玉雕像，都有花色鲜亮的花木锦簇，一年到头春夏秋冬，一天二十四个小时都有警姿威武的民兵站岗；村委会的办公楼也是同一式样，连宽阔的柏油马路和高高的路灯也一样；同样都是玩“面蛋”（小麦面粉加工）和“泥蛋”（砖瓦厂）起家而发展成以小麦为主的产加销一条龙、农工贸一体化的集团公司；都信仰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走公有共富的社会主义道路；集体经济也都是无可奈花落去，无可奈何花又开；在毛主席雕像的基座上都镌刻着“毛泽东是人不是神，毛泽东思想胜过神”，基座背面的碑文中都有“要铭记毛主席的似海深情”、颂扬毛主席开创的“英明伟业”，要“昭示后人，千秋永记”；他们都用毛泽东思想育人治村，首先在共产党员中树立“公而忘私，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发扬他们从“为人民服务”引申出的“二百五精神”。在村里大富的今天，王宏斌和徐德全两位“班长”都只拿250元的工资。他们都是用毛泽东思想武装群众，大学毛主席著作，大学雷锋，大唱革命歌曲，开展革命文艺活动，从而体现了“公生明，廉生威”的巨大作用。这两个村都乘改革开放之东风，用毛泽东思想指导市场经济而创造的对外搞改革开放，与市场接轨；对内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育人，用村规民约规范干部、村民行为的“外圆内方”的富村治村方略，全面提高村民的思想素质、文化素质、科技素质和经营素质。充分体现了毛泽东思想既能指导计划经济，也能指导市场经济，在市场经济的大风大浪中能增强党委战斗堡垒的凝聚力和抵御腐败的免疫力。因而，两个村都没有特富的暴发户、没有贫困户和两极分化，没有上不起学、看不起病、买不起房的人称农民身上的“新三座大山”；个人都不占有生产资料，工厂、公司、农场都属村集体所有；因为没有老板，也就没有“老板党员”，更不可能出现“老板书记”。都贯彻执行了八大《党章》划清劳动与剥削的界限是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成熟。王宏斌是十四大到十七代表，但他不是拥有数亿、数十亿资产的“老板代表”，而是真正的无产阶级先锋队的代表。村上的党员都是按半个世纪前八大党章规定的“任何从事劳动，不剥削他人劳动的中国公民，承认党的纲领和党的章程，参加党的一个组织并在其中工作，执行党的决议，并且按照规定交纳党费的，都可以成为本党党员。”（《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第100页，人民出版社，1956年10月第一版，1980年7月北京第一次印刷）八大规定的党员这个标准，说明了我们党的成熟。对一个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指导思想的、成熟的工人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来说，这个规定永远不会过时，永远都是适用的。如果共产党员是拥有数亿、数十亿甚至更多资产的企业老板，剥削他人劳动，那就不是工人阶级的成员，那还能是它的先锋队的成员吗？如果这样的老板是遵纪守法的模范，那只能称得上“红色资本家”。尽管这两个村都是农村基层党委，但却能保持中国共产党工人阶级政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正如邓小平同志于1956年9月16日，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所作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里所指出的：“党章草案首先要求，党员必须是从事劳动而不剥削他人劳动的人。在我们的时代里，一切光荣都是劳动的产物，不劳动而剥削他人的劳动，对于人民群众来说，乃是最大的耻辱。随着社会主义改造事业的发展，依靠剥削他人劳动为生的现象，在我国正在走向消灭。但是，剥削分子、剥削行为、变相的剥削行为和剥削思想，在我国目前的社会中，还是存在着的。我们必须不让这种分子，这种行为和这种思想，侵入到党的队伍里来，并且必须使每一个党员在劳动和剥削之间，坚决地划清界限。”（同上，第147页）时隔半个世纪，总书记胡锦涛同志提出的八荣八耻中就有“以辛勤劳动为荣，以好逸恶劳为耻”。这都强调共产党员必须划清劳动和剥削之间的界限，也就是光荣和耻辱的界限。这都说明中国共产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的性质是不会改变的，也是不会接收老板入党的，因为老板总是有剥削的，有剥削就不是工人阶级的成员。按照中国现代史，在政策允许下的剥削大概算民族资产阶级吧。他们两个村都实行工资加供给的分配制度，这既体现了以人为本公有共富的科学发展，也体现了按劳分配，在社会主义阶段出现的共产主义因素。下边引两个村毛主席雕像基座背面的碑文为证。

                        饮水思源 垂教后人

禾苗生长靠雨露阳光南街的兴旺靠的是毛泽东思想这是南街人在长期实践中取得的共识正是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耀着南街人由黑暗走向光明由贫穷走向富裕

解放以后人民做主群情欣喜生产复生然单一农业经济举步维艰群众终年劳作仅免冻馁南街党组织坚持用毛泽东思想育人领导群众大学毛著立足南街放眼世界认真反思大胆探索终知无工不富决心走毛泽东指引的集体富裕之路总支牢记为人民报务的立党宗旨恪守公生明廉生威的古训乘十一届三中全会改革开放的东风群策群力办起了产供销一条龙农工贸一体化的中原工贸公司九一年率先摘取省亿无村的桂冠产值连年翻番总支被省委命名为先进党组织

村内实行工资和供应相结合的分配制度入托上学养老一律免费图书馆文工团体育场等公益设施陆续建成新学校村民楼正在兴建村里工厂林立机声阵阵道路宽阔花木成荫村民文明礼貌和睦团结乐于奉献敬业革命歌声到处回荡欢声笑语随时可闻村风朴实井然有序夜不闭户道不拾遗南街是省级文明村

村总支怀着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逐步扩大公共积累跨跃小康向共产主义迈进一个具有高度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共产主义的新南街正在中原大地崛起

饮水思源南街人铭记党和毛主席似海恩情值此一百周年之际敬建毛泽东雕像并撰文刻石以志伟绩昭示后人千秋永记

                                   南街村党总支书记  王宏彬

                                       一九九三年十二月

英明伟业 千秋永记

翻身不忘共产党，毛主席领导人民得解放，北徐庄人学南街精神，创北徐伟业，摆脱贫穷走向富裕。解放以后，人民做主，北徐庄人抓生产搞自救，群情激昂。然单一农业经济举步维艰，干群终年辛劳难解温饱。北徐庄村党组织以南街村党委书记王宏斌为榜样，大胆探索寻求致富策略，党委一班人树公而忘私，为人民服务之宗旨，恪守公生明，廉生威之古训，乘十一届三中全会改革开放之东风，带领干群群策群力。紧紧抓住黄淮海开发之契机，强农重工，办起了产供销一条龙，贸工农一体化的颍川工贸公司。九三年产值超千万，九五年产值超亿元，被省委命名为“发展农村集体经济先进单位”。村内土地统一耕种，机械操作，机电配套。北徐庄是省级农业综合开发示范村，村内工厂高楼群立，机声隆隆，道路宽广，路灯明亮，花木成荫，村民实行工资和供应相结合的分配制度，入托上学、养老、水电、职工保险一律免费，办公楼、新学校、图书室、狮武队、军乐团等文化娱乐设施活跃精神生活，文明礼貌、和睦团结、敬业乐业、心情舒畅，欢声笑语随风而至。朴实村风、夜不闭户、道不拾遗，干群一心为公，集体经济大发展。北徐庄是治安绿洲村和省市县明星村，村党委坚定集体经济共同富裕之信念，走南街式发展道路，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带领全体村民实现小康目标，向高度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社会新农村迈进。九七年寄党恩情，盼香港归，北徐人铭记毛主席似海情深。值此事业有成，香港回归之年，敬造毛泽东雕像，并撰文刻石以志伟绩，昭示后代，千秋永记。

北徐庄村党委书记  徐德全

公元一九九七年

北徐庄确实把南街精神学到手而创造了北徐伟业，并走出北徐庄自己的道路。这就表达了，中国农民为自己创造的南街公有共富精神和模式的认同，学习也是学习人家的精神，并非死搬硬套。还有龙堂村等全国好多村学了南街精神后，正在创造自己公有共富的伟业，会出现第三个、第四个以至无穷的南街式的新农村。

北徐庄1991年学南街精神，经过3年于1993年产值超千万元；南街村1994年收回个人承包，经过4年于1988年产值超千万元。南街村经过7年于1991年夺得了河南省第一个红色亿元村，北徐庄经过5年于1995年产值超亿元。南街村1997年产值为4.2亿元，北徐庄同年为2.5亿元。上世纪末南街村和北徐庄的产值分别达到14.2亿和4.2亿。其经济发展速度也非常相似。北徐庄的村容村貌和分配制度也学习南街村。但这并不是“邯郸学步”的机械搬用和模仿别人搞“形象工程”，而是利用人家的成功经验，为自己新农村的规划建设、企业布局节省了大量设计、建筑和搬迁费用。学习南街村工资加供给的分配制度，能够充分调动村民的集体主义意识和为共产主义团结奋进的积极性，增强了党委战斗堡垒的凝聚力。正如毛主席所教导的，把别人的经验变成自己的，他的本领就大了。

二次创业对两位班长的新考验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竞争越来越激烈，特别是对集体经济比较薄弱，还要让大家共同富裕的村办企业与个人先富、以权谋私、化公为私、官商勾结、两极分化相对比的情况下，更是如此。那就必须在市场竞争的大风大浪里不断地总结和创新。否则，就会半途而废，为否定集体经济走公有共富社会主义道路的“精英”、崽卖爷田的败家子、“理论家”们找到借口。2003年下半年到2005年上半年，是南街村和北徐庄集体经济的二次创业，也是最困难的时期。南街村当时要扩建和新建药厂、电厂、旅游和面粉厂四个大项目而占用了3亿元的流动资金，一度造成了资金紧张，急需贷款。然而也就在这时，国家加大了宏观调控力度，金融部门紧缩银根，贷款规模大幅度压缩。在集体急需用钱而遇到困难的节骨眼上，创建共产主义小社区的南街人强烈的集体意识促使了空前的大团结，村民们急村上之所急，各尽所能，自发为集体集资；厂长、经理们更是千方百计，积极主动地在供销商那儿赊回了原材料，在经销商那里拿来了预付款。就这样群策群力，在最困难的时期，要上的新项目没有停工下马，企业没有停产，职工工资没有拖欠，村民福利一直正常供应。这充分地体现了坚定共产主义信念的南街村党委的战斗堡垒作用的凝聚力，南街人把自已的命运与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的集体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北徐庄人这时也在围绕把小麦面粉加工企业变大的同时，将加工面粉的副产品麸皮办成了年产30万顿的饲料厂。有了饲料厂，又围绕肉食办养猪及其屠宰加工的一条龙产业线。先建成种猪场、生猪场，并在全县建养猪基地。2003年可谓北徐集团成立以来最雄心勃勃的一年，但也同南街村一样遇到资金最困难的一年，银行贷款也受紧缩银根的调控。这两个志同道合的兄弟这时在资金上可以说成了同一战壕里的“难兄难弟”，南街村对北徐庄也爱莫能助。要建成日屠宰5 000头、分割3 000头的猪肉企业，至少能实现年销售10亿，利润过亿元。北徐集团也将成为一个集粮食加工、饲料生产、生猪养殖、肉类加工为一体的大型集团企业。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进军无公害放心肉专卖和熟肉制品行业。但工程进入半拉子之际不能因资金短缺而下马泡汤。南街村能克服的困难，北徐庄也能克服。这时徐德全果断地对部分企业实行了股份制，将第一面粉厂除村集体占51%股份外，其余股全部出让。紧接着对生猪养殖也进行了股份改造。与此同时，还与其他大集团公司进行联合。就这样同南街村一样，北徐庄的二次创业在艰难道路上的良性循环中前进着。

王宏斌和徐德全两位班长都立足于中原得天独厚的优质小麦资源，围绕“民以食为天”的根本大做文章，做大文章，从而使南街村成为全国最大的方便面等食品企业之一，称得上食品王国；北徐庄成为饲料、养猪及其屠宰加工的最大企业之一，称得上饲料养猪王国。愿志同道合的两位班长王宏斌领导的南街村集团和徐德全领导的北徐庄集团，在市场经济的大风大浪中，坚定不移地在公有共富的社会主义道路上，永远志同道合、团费奋进、比翼双飞，立足中州，飞向全国，像南街村食品一样，飞出国门，飞向全世界，让世界人民都能吃到中国农民集体智慧结晶的食品。群风愈记                                 

走什么路的问题，一直是中国农村改革是的焦点。南街村和北徐庄都是在走集体化道路上随大流包产到户后杀出的“回马抢”。实践证明这个“回马枪”杀得对，杀得及时、杀得果断。杀出了个人富不算富，集体富是真富，走的才是社会主义公有共富路的本质。在此，引用《夕阳红》2008年第十二期特约记者王景和采访的“‘江南大寨’今与昔”供大家评论。

与天下第一村华西村同是当年农业学大寨老典型的浙江省绍兴县红山公社上旺大队，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作为“江南大赛”声名显赫，86个国家元首和领导人曾踏上上旺的土地。合作化后，党支部领导社员学大寨人“愚公移山”精神，大搞农田基本建设，在11 座癞头山上开出了560亩新茶园；修建了4座地下水库、11座高山水库。到1976年共造了150多亩“大赛田”，全村由过去每年吃国家返销粮9.3万斤变成每年给国家上交3～5万斤，并年年储备几万斤。到1980年村上的储备粮已达到68万斤。在狠抓粮食生产的同时，上旺人“以茶为主，全面发展”，先后建起了茶叶初制厂、砖瓦厂、粮食饲料加工厂、畜牧场等。到1968年集体存款已达50万元，他们按照新村规划，用10年时间建起了20多栋10间一排的二层楼房分配给社员居住。这些楼房每家是上下两层，楼外还有一间平房作为仓库。随着集体经济的发展，社员享受的福利也多。那时村里还办了中学、小学、幼儿园、托儿所、合作医疗，实行了免费入托入学，部分免费医疗，到1971年开始实行了退休制，无论男女，都可享受一定的退休金。后来还办起了一家全县最大、首家自营出口的茶厂，以及当时规模不小的丝绸厂、纺织厂、羊毛衫厂等数家企业。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上旺与华西联合在上旺办起一家颇具规模的钢管厂，吴仁宝像王宏斌扶持北徐庄一样扶持上旺办企业。然而，在1982年，上旺把粮田、茶园和竹林都分到户了，到1985年把房也廉价卖给了个人，集体的两家企业也都转制了。但这个村还未将集体分光，村上还有1520亩山林是集体管着。全村20 家私人企业一年给村上交20万元，村上用这些钱来维护农田水利设施、自来水、道路、给退休人员发退休金。除了退休金外，过去的那些福利都没有了，上学、看病都得自己掏腰包。从此，上旺和华西这一对当年农业学大赛的老典型，在以包产到户为标志的中国农村改革中，走向了两条完全不同的道路而渐行渐远，最终拉开无比巨大的差距。现任上旺党支部书记王银根尽管有自己的针织厂和在外村包了50亩茶山，年收入几十万元，但他仍认为，村民要想富，还得靠发展集体经济。

当代愚公史来贺“老马识途”建刘庄

  千亩棉花亩产百斤以上，你们带了个头，希望你们高产再高产，

彻底改变贫穷面貌，给全国树立个榜样！

                                                ——周恩来

当干部一定得有主心骨，不能听风就是雨。

集体有，跟着走；集体空，没人听；集体富，群众富；

走的才是社会主义路。

                             ——史来贺

                 还是刘庄好，还是社会主义好！

                                           ——一位美国女记者

1949年10月1日,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上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了！从此，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真正地站起来了，成了自己国家的主人,要在960万平方公里大地上开创人类历史上最光荣最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但旧中国留给人民的却是一个经济落后，文化落后的“一穷二白”的烂摊子。怎样在这个烂摊子上穷则思变，要干要革命；一张白纸没有负担，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来建设社会主义呢？这最新最美的文字和图画，必须依靠勤劳勇敢的中华民族自力更生的双手来写，来画。在六亿神州尽舜尧的华北平原的河北新乡，有一个解放前有名的“长工村”——刘庄，就出了这么一位父辈兄弟仨都是拉长工、他本人也是靠打短工生活的带领村民改变“一穷二白”面貌的带头人。他，就是世界上150多个国家的参观者络绎不绝来探个究竟的史来贺之“谜”。

学了毛主席著作“老三篇”中的《愚公移山》后，笔者总想找到当代的真愚公，然而找了半个多世纪却未能找到，但2007年5月14日在刘庄参观了该村的变化和史来贺事迹展览馆后,才真正地的找到了，这个当代的真愚公就是史来贺。这个真愚公也住在华北，不过不是在北山而是在黄河古道。

从1952年12月，年仅21岁的史来贺当上了刘庄村的党支部书记时起，决心用自已的实际行动要把华北老愚公的神话故事变成现实。他这么一上任，就干了51年，直到2003年去世，真正地为实现共产主义事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地奋斗终生。这51年，把在“方圆十里乡，最穷数刘庄，住的茅草房，糠菜半年粮”的“长工村”于上世纪六十年代末用当代愚公的双手改变成为全国最早一批解决了温饱问题的先进大队；八十年代初就实现了小康的“中原首富”村；村上除了现代化农场、畜牧场外,还有食品厂、机械厂、造纸厂、淀粉厂、制药厂等企业,走亦工亦农、产加销一条龙、农工商一体化的公有共富道路，到2005年底各业销售收入9.5亿元。2006年人均GDP已达到90万元，按全村1669人计，GDP总值15亿。150多户村民住上了户均面积472平方米、人均近120平方米、含地下室四层的现代化农村单元别墅。别墅内有书房、办公间、健身房、车库等一应俱全，中央空调、网络宽带、闭路电视、现代家具等应有尽有。未住进去村民的别墅正在建造中（现住150平方米单元楼房）,预计一两年可全部搬进新居。村民享受住房、医疗、上学、退休补贴等40多项免费福利。“老有所养，幼有所育，壮有所用，病有所医，人尽其才，物尽其用”的理想化生活，在刘庄已成为现实。刘庄现代化企业的快速发展令人非常振奋，特别是药厂青霉素、红霉素、肌苷等的生产，肌苷是全国最大的生产厂家，产量占全国一半以上，青霉素是全国第三大厂。称得上制药王国。因而，外国记者刮目相看地赞叹道：中国的农民在搞生物工程！在这51年间，史来贺光荣地被评选为全国历届劳动模范，并受到了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陈云、邓小平老一代和胡耀邦、江泽民、胡锦涛党和国家领导人多次接见，毛主席就接见过九次；十六次进京参加国庆观礼，当选为中共十三大至十六大代表，连选七届全国人大代表并连任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常委，曾与雷锋、焦裕禄、王进喜、钱学森一起被中共中央组织部誉为“建国以来在群众中享有崇高威望的共产党员的优秀代表”；等等。更确切地说，所有的党、政、民兵的荣誉称号史来贺和刘庄都有了。

刘庄村其所以能有今天，史来贺能享有这么多的崇高荣誉，从史来贺任党支部书记时的誓言和刘庄人走的道路就可得到完满地回答。

                             愚公移山并非真，

                             勉励神州须勤奋。

                             “长工村”里史来贺，

就信愚公不信神。

抡起镢头挑起框，

誓叫河滩变园田。

高举红旗奔共富

多业兴旺都市化。

忽然来了工作组，

要让刘庄分到户。

只因坚持集体路，

刘庄成了“钉子户”。

上下左右齐围攻，

不分就把他选掉。

社员不信这一套，

跟老书记走正道。

逼得社员泪汪汪，

书记心里有主张：

“宜统宜分”看情况，

为啥一刀要切光？

长工村能有今天，

岂能忘了老祖先？！

……

八一八八吉祥日，（1988年8月8日）

耀邦书记光临到。

视察完毕开了腔，

我支持刘庄这个。

风吹云散露晴天，

才有今天这刘庄。

苦战二十载，使“盐碱洼”、“蛤蟆窝”

变成旱涝保收的现代化农业园区

小时候听老人讲，庄稼汉要过上好日子，起码得搭3 600个“鸡起”（该方言之意是指夜间鸡叫时就起床），也就是至少得十年起早贪黑，没黑没明地干活才能过上吃饱肚子的好日子。然而史来贺要带领刘庄村，特别是号称“长工村”的几百户一千多口人都能过上好日子，那就不是十年呀。从他任党支部书记那天起就立下了“跟党走，拔掉穷根，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的誓言。农村要过上好日子，在当时的情况下，只能靠土地。因而，新中国成立后，首先在农村进行土地改革，把土地占有的两极分化变成孙中山先生没有实现的“耕者有其田”。笔者非常清楚的记得，土改时就有“土地就是‘刮金板’，分到土地好生产，有了土地就有饭”的宣传口号和标语。这句既朴实而又有哲理的民间话语把土地和农民吃饭的关系一下子就说清楚了，谁都一听就懂，不用再解释。然而，刘庄地处黄河古道，由于历史上黄河多次改道，泛滥成灾，在刘庄这1.5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就留下4条3米多深、纵横穿插的荒沟和人称“耷拉头”、“侧楞坡”和“盐碱洼”、“虾蟆窝”750多块凹凸不平的不毛之地。要让农民吃饱饭,首先要有“刮金板”，特别是要面对人多地少长工村的现实,必须想方设法把这些“坡”、“洼”、“窝”铲平、填满治好,变废为宝，才能变成“刮金板”，才能在它上边“刮金”。史来贺1952年底当选为村党支部书记,1953年春即率先成立初级农业社，也就是刚一上任就开始带领村民组织起来学习“愚公移山”精神，全村400多名劳力全出动，用车推、肩挑、人抬，也就是当年老愚公的老办法，起岗填沟，用了整整20年，也就是7200个起早贪黑、没黑没明地大干，投工40多万个、挖了200多万方土,才把这些不毛之地改造成“刮金板”——旱涝保收的现代化农业园区。如果把这些土方一方一方地接连起来，可以从北京摆到广州，相当于京广铁路的长度。不难看出史来贺这些华北刘庄的当代真愚公们，的的确确地把《愚公移山》的神话故事变成了有目共睹的现实。也就是在共产党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都有可以创造出来。要在“刮金板”上“刮金”，会刮的人刮得多，不会刮的人刮得少。这也和喂牲畜一样，“同样的草，同样的料，不同的喂法，不同的膘”。那就要根据当时当地的具体情况，也就是天时、地利、人和去找“刮金”的突破口。史来贺便把这个突破口找到精耕细作提高种植粮食、棉花的技术上，特别是经济作物棉花。他潜心研究攻克粮、棉种植和棉花育种技术。一个只有两年小学文化程度的他，要在这方面搞出点成绩，那遇到的困难就更可想而知了。但他坚信“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在共产党领导下“三个臭皮匠定能胜过诸葛亮”的内涵。只要依靠大家，认真学习、集思广益，有决心、有信心、有恒心，就能干成功。因而他就大胆地试验，不怕错折，不怕失败，不断总结。他住在棉花地里，白天光着脊梁在烈日下忙碌着，晚上手提马灯像姑娘在油灯下绣花一样在观察棉花的生长，终于在1957年使皮棉平均亩产超过百斤（53.5公斤）,达到当时全国平均产量的三倍，粮食亩产215公斤，获得了粮食、棉花双丰收。在全国棉花会议上，新中国开国总理周恩来紧紧地握着史来贺的手并亲切地勉励道：“千亩棉花亩产百斤以上，你们带了个头，希望你们高产再高产，彻底改变全国面貌，给全国树立个榜样！”这些“长工村”的泥腿子“赤膊技术员”没有辜负周总理的希望，还培育出了“刘庄1号”、“刘庄2号”、“刘庄3号”几个棉花新品种，刘庄这个华北的当代真愚公也一举成了全国的先进典型。

不跟风，不随波逐流，

史来贺是识社会主义之途的“老马”

史来贺刚当上村党支部书记，下决心坚定不移地稳步走毛主席指出的，没有农业的社会化，就没有全部的巩固的社会主义而走农业集体化的道路。当农业合作社在全国刚试办的1953年春，他带头在刘庄村先办起了初级社，走集体化依靠大家的力量拔掉这长工村穷根的共同富裕之路。初级社成立后，农业生产和农村经济开始复兴。1956年有些村初级社刚成立不久，一些干部头脑发热便决定建立高级社。当时史来贺担任夏庄乡党总支书记兼刘庄村党支部书记。工作组进驻夏庄乡，指示该乡所属的八个村二十多个初级社合并成一个高级社。史来贺和刘庄人根据当时的生产水平、管理水平和人的思想觉悟还达不到合并大社的条件，认为当时成立大社的条件还不成熟，不如以村为单位成立小高级社更符合实际。就在夏庄乡召开万人大会宣布成立高级社的同一天，刘庄人不但未去参加大会，反而却在锣鼓、鞭炮声中成立了刘庄村高级社而与工作组唱了对台戏。这就是史来贺的不跟风、不随波逐流、人要有“主心骨”的第一次突现。工作组便指责刘庄“目无领导”、“本位主义”，开会不通知他们，不发给统计表。这些都被史来贺只用了“我们的小社也是集体”一句话就顶回去了。实践证明，他不跟风并大社是对的，当年夏收时老天连降大雨，几天时间就降了600毫米。收割到场的小麦发芽霉烂了，大面积棉花苗被积水浸泡死了。秋粮作物种不上，眼看着秋季将会颗粒不收的严重灾情面前，这时部分社员心里就发慌了，有的人扛起了铺盖卷准备要到外地做工谋生和逃荒。史来贺看到这种情况后,立即带领支部一班人走村串户,做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他对社员说：“旧社会一遇灾荒，咱穷人逃荒要饭，冻死饿死没人管，如今是新社会，有共产党领导，奔的是社会主义。请大家放心，有党支部带领大家团结抗灾，决不会让一个人挨饿，决不会让旧社会的悲剧重演！”这一下人们就想起了1942年刘庄遭受了罕见的旱灾和蝗灾，一年多时间全村就饿死了72人，卖儿卖女的37 家,逃荒要饭的76 家，还有5家绝了户的悲惨状况。经他们说服和社员回忆后，全村人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刘庄村党支部增加了信任感，决心在党支部的带领下，一心一意搞生产自救。党支部带领社员一方面积极改水排涝，抢救棉花和小秋作物，补种萝卜、蔓青；一方面搞副业生产，办起了豆腐坊、粉坊，磨豆腐、下粉条；纺纱织布卖布，烧砖瓦，搞运输，到黄河滩割青草卖等多种门路换回钱来安排社员生活。半年时间给社员就分了四次红，解决了大家买粮用钱难的问题。过年的时候，家家户户都吃上了白面馍和饺子。大灾之年，刘庄人在党支部的领导下通过生产自救，不但没有一个人挨饥受饿，却为1957年的粮、棉（皮棉过百斤）双丰收打下了基础。在全国棉花会议上，周总理赞扬史来贺为全国树立了榜样。然而夏庄乡的大社却因社大生产水平不适应，管理不力,人心涣散,生产遭受严重损失,不得不以村为单位分成7个小社。经过对这场灾害的生产自救,党的威望,集体的力量通过史来贺一班人在刘庄建立起来了，党的实事求是的作风通过史来贺一心为公的的共产党的好支部书记的榜样也树起来了。因而社员便心服口服地说：还是共产党领导的好，还是社会主义集体好！

农业受自然灾害的影响最大，自古就有“谋事在人，成事在天”，“有收没收在于天，收多收少在于人”的格言。因而，要想农业打翻身丈，必须扎扎实实地把基础夯实。1958年，搞“一平二调”刮共产风时，公社派人到各村伐树、拉东西等搞建筑。史来贺要求拉走的东西都要打收条。最后纠正“五风”（共产风、命令风、浮夸风、特殊化风、瞎指挥风）错误时，公社要凭收据退赔，刘庄得到几万元的退赔款，周围村的人都非常敬佩地称赞史来贺有眼光。上世纪六十年代全国农业学大寨时，史来贺主要结合刘庄的实际学习大寨人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制定了他们村兴修水利、养猪积肥的规划，组织强壮劳力到百里外的太行山脚下拉石子搞农田水利建设。从1964年到1968年打机井7眼，架设高、低压线路5 500米，兴修桥梁涵闸7座，改明渠为暗渠37条，总长1 300多米，铺设地下管道1 000多米,实现了井、渠灌溉双保障,旱涝保丰收。社员家家建猪圈养猪积肥，既减少了买化肥的投资，降低了农业生产成本，有机肥也改良了土壤。文革期间，造反派到刘庄来串联,给史来贺扣上“生产党”、“黑劳模”的帽子,想把刘庄搞乱。然而史来贺却清醒地认识到，刘庄不能乱，如果乱了将是一场人为的灾难。党支部召开社员大会公开宣布：“谁离开生产外出串联不计工分,不发盘缠；贴大字报,集体不开支一分钱”。史来贺这时有句名言：“他们造他们的反，我们生我们的产，到年底我们分粮食，他们分路线。”党支部针对刘庄的情况加强正面教育，以史来贺为首的党支部的威望及其在社员心目中的位置，使刘庄的不安定因素得到化解，在社会上最乱的时候，刘庄村的领导班子没有瘫痪，人心没有乱，一直安定团结搞生产。这正如史来贺经常说的坚持正面教育和谈心能起到“活血化瘀”的作用。

心甘情愿当一辈子只有汗水露水，

没有油水的村官而不去地委坐镇

史来贺人在刘庄，心在刘庄，根在刘庄，建设刘庄，永不离开刘庄，这就是他一生坚定不移的志向。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从农村青年中选拔了不少人充实干部队伍。这些人大部分都是在农村工作中成绩显著，特别是在农业合作化运动中工作积极踏实成绩突出者。然而史来贺尽管在全国非常突出，但他就是不离开刘庄，即使有乡、县、地委书记、人大常委会常委的职务，他还是不离开刘庄。说史来贺是个“谜”也就谜在这里，确实让不少人迷惑不解。不过也很简单，他干革命工作不是为自己升官发财，就是要“跟党走，拔掉穷根，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实践证明，刘庄村能有今天，就是他这个“谜”的谜底。在全国各地也曾经有不少人在村上干的很好的农民干部，由于提升后这个村就垮了下来，或者接着干的人没有再提干，以后就不干了。因为接着干的人的目的是想提拔为国家干部，也就是现在所说的、人民群众非常讨厌的、像传染病一样流行的搞升官发财捷径的“形象工程”、“政绩工程”。从而，使开始改变了生他养他的村、社、队面貌的先进典型，接着就垮了。这些被提拔的人，有的已经当了县上、市上甚至更大的领导，但就是他们的村并没有像刘庄那样发展集体经济走上共同富裕，并对其他村起到示范带动作用。相反，全国好多共富村的实践都证明，只有走史来贺这位识社会主义之途者的“老马”所走之路的人，就都使村上走向共同富裕的农村都市。实践也证明，在农村这广阔天地上，的的确确是大有作为的。仅以河南省为例，有新乡的刘志华，她爱人黄占山北京大学毕业后分配到国家文化部工作，她放弃几次“农转非”进京享“清福”的良机，硬要在广阔天地的农村干一番她要干的为中国人争口气，为农民争口气，为妇女争口气的事业，于1972年在男社员都无人当生产队长的情况下，她毛遂自荐当上了“九品”女生产队长。她接任时的生产队只有四头瘦牛、一辆破旧马车、三间草房和8 000元的债务。但在她领导下的小冀镇东街大队第五生产队，一年让社员吃饱饭后就办企业，村民早已住进一家一幢欧式别墅的共富村，原来一个贫穷落后吃粮靠返销的生产队变成集体有固定资产七亿的“京华公司”。临颍县南行街村的王宏斌，小学毕业后回村，尽管以后也有了城里的“铁饭碗”，但他毅然决然地辞掉，回村继续当他的生产队长，后任大队党支部书记，一心为公，领导大家发展集体经济，集体家底十几亿，在全国第一个提出创建共产主义小社区。尽管他也有县委副书记、市人大副主任的头衔，但他就是不离开南街村。临颍县的徐德全“学南街精神，创北徐伟业”，人称北徐庄是从南街村“克隆”过来的。还有新乡离刘庄不远的造纸王国龙泉村，等等。南街村和北徐庄在顶不住“一刀切”的承包风时，砸锅分铁搞了个人承包后，大面积土地分割成小块后机械没法使用，成了土地下户，拖拉机入库；渠被挖断，机井报废。使粮食减产，群众生活水平下降，人心涣散，党组织威信降低的情况下，迫使王宏斌、徐德全这两位想为村民干一番事业的中原汉子痛下决心，收回了个人承包，重整旗鼓，使无可奈何花落去的集体经济又无可奈何花又开了，重新走上公有共富的道路。王宏斌办企业最早也是学习了刘庄“无工不富”后，才因地制宜地发展以小麦粉食品加工为龙头的产加销一条龙的大企业，走亦工亦农，有工共富的道路。因而笔者参观学习了南街村后，收获体会最大的一点就是，党委带领走“宣言”路（《共产党宣言》指出的“一个消灭、两个决裂”），志不移，有工共富展红旗。在刘庄参观学习后，这个收获体会就更大更清楚了，它是世界人口最多、农村人口比例大的中国农民首创的农村走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也是限制、消灭体脑劳动、城乡之间、工农之间三大差别和两极分化最好的途径。中国农民的这种伟大创举丰富和发展了马列主义，特别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宝库。

1953年，上级领导多次调史来贺到区上工作，他却说，“刘庄还很穷，这里需要我。”每当史来贺取得成绩时,上级组织便有意说服他出任更高的职务，但都被他就这样十多次婉言谢绝了。1977年，新乡地委按照省委的要求，动员史来贺把家搬到新乡市，把老伴、孩子的户口也“农转非”。这时正是刘庄队办企业——药厂缺技术人员的节骨眼上，他不但未按省委的要求“农转非”，却“反其道而行之”地把自己正在大学上学的大儿子史世领动员回到村上，“非转农”地当了农民办药厂。你说他这人怪不怪？不仅他生在刘庄，人在刘庄，根在刘庄，建设刘庄，永不离开刘庄，还让他的孩子们也如此。活像《愚公移山》中那位北山老愚公，让他的子孙后代也在刘庄跟他一样“挖山”不止地来建设刘庄。多年来人们总以为进城、当干部高人一等，总想千方百计地让自己和子女能进城而离开贫穷落后的农村，当上干部，端上国家的铁饭碗，特别是两极分化明显的今天，有权有势、有钱、有门路的人，利用职权、走后门、花钱买官；无权无势、无钱、无门路的人，想尽一切办法，不惜借债，砸锅卖铁，背井离乡出外打工，也要让孩子上大学，将来在城里找份工作而跳出农门。似乎这已成了现在离开农村唯一的“自古华山一条路”。多数人其所以不愿意让自己的孩子当工人、当农民，就在于现在的社会现实使人们的“观念”已经“转变”，国家的方针政策也促使推动历史发展的主要动力的领导阶级工人、工农联盟基础的农民的社会地位和待遇越来越低，也被人瞧不起。现在很少听到我们说了多少年的工人是工厂的主人，农民是农村的主人这句话。“两参一改三结合”被称为办社会主义企业的“鞍钢宪法”，却也被当做计划经济的条条框框而和澡盆里的小孩一起被倒掉。可以非常肯定的说，没有计划经济，没有农民勒紧裤腰带支援城市建设，社会主义国家开始就无法生存。计划经济不是不要市场，市场经济也不是不要计划。单纯的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经济都是不存在的。问题在于如何把二者结合起来，搞真正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不能用否定计划经济来否定我们的过去，否定“一化三改”，甚至否定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把崽卖爷田心不痛、化公为私的所谓市场经济造成下岗职工和农民工像叫花子一样受人，特别是少数有钱人和老板的歧视，一些为富不仁者的黑心老板和崽卖爷田心不痛的当官者、承包者比旧社会的资本家还厉害的劣迹，都归结为计划经济的“过错”。旧社会长工村的这位共产党员、当代真愚公史来贺就敢于理直气壮地挺起腰杆来反这个潮流，不仅要让旧中国留下这贫穷落后的农村赶上、超过城市和国家干部的生活水平，还要让资本主义国家刮目相看，因而才狠下了这么大的决心，让世人看看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农民，特别是旧社会最低层的“长工村”人的伟大创举。因为他父亲兄弟仨都是给人扛长工，他也是给人打短工的“臭皮匠”。尽管刘庄人的生活是芝麻开花节节高，然而在生活上史来贺从来都是“就低不就高”，以突现出共产党人吃苦在前享受在后的无私奉献。从1965年新乡县委就给他发工资（他是县委副书记），也就是从那时起，当社员的平均收入低于他的工资时，他就给队上交了工资，按社员的平均标准拿工分；后来队上的企业赚钱多了，社员的平均收入高于他的工资时，他又变成交回了工分又拿起了自己的工资。这和我们现在一些官员包括一些大官在内，身兼数职拿几份工资，或明里不拿暗里拿，或官员通过歪门邪道弄个教授、研究员的职称，让秘书给代读个博士学位，在领工资、拿津贴时，官高，就随官；职称高，又随职称形成显明的对比。有的工资拿职称，津贴拿官的（因为官的津贴比技术职称高）“旱涝”双“保险”。史来贺其所以能够如此，就在于他自己打铁先要本身硬的“人不离刘庄，心不离群众，身不离劳动”、“干部要劳动带头，吃亏也要带头”和他特为自已和家人定下的“一不比群众特殊，二不占公家便宜，三不收礼送礼”的家规来规范、约束自己和家人的行为。史来贺的小儿子1976年结婚时，村上的年青人和部分社员，为了表达自己的心意，给送去了脸盆、毛巾之类的几十份礼品，当时家里人不好当场拒绝。史来贺便对他们说：“咱可不能借结婚收别人送的东西，是谁送的咱要给人家退回去。”事后他的姑娘登门对送礼人表示感谢后，一一退回，并得到群众的理解和称赞。这看来似乎是件小事，其实是关系到党风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老传统的大事。现在好多干部，就是利用过年、过节、过生日、子女结婚、孩子过满月、甚至无病装病、小病住院大养等大量收受礼金敛财而腐败的。这是当今中国官员权力过于集中，权大于法，利用自己的特权和地位背离“三大作风”和“两个务必”；监督机构不力、不到位，特别是不接受群众监督、致群众于监督之外的结果。这就是苏联和东欧那些社会主义国家亡党亡国的要害所在，也是我国严重腐败的根本根源。不改变不得了，也是落实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的最大障碍。以人为本就是针对以官为本而提出来的，二者是水火不相容的。

史来贺经常说：“我们农村干部只有汗水露水，没有油水，要做到一不怕亏，二不怕苦，三不怕得罪人”地把集体的事情搞好，实现他“集体有，跟着走；集体空，没人听；集体富，群众富，走的才是社会主义路。”这就是印在他头脑里、落实在行动上的社会主义理念。“至于个人生活，社会地位如何，我从没想过，刘庄搞好了，全村人都富了，我富得才顺气、美气！”他对“吃亏”问题也有自己的看法：“当干部要有不怕吃亏的精神,才能干好。但是总的来说,当干部又没吃亏。你想，你带领全村人共同富裕，当大家都富裕了，干部不也就富裕起来了吗？”这就是史来贺的干部观。史来贺是全国劳动模范，还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常委20多年。这些年来，全国人大每年都安排一次人大常委疗养，并允许带家属和一名工作人员。全国总工会和农业部也多次组织劳模到北戴河、庐山等地疗养，史来贺都因工作忙一次也没有去过。史来贺每年都要去北京开几次会，有一次去北京开会时，老伴说她还没有去过北京，想看看天安门，但他认为开会是公事，也未能让老伴跟他一起去。这恐怕对他这样职务的人，没有听说过第二个吧。

            挺起腰杆，理直气壮地执行和捍卫党的方针政策

文化大革命中，到处造反，但刘庄村的生产却照常发展，于上世纪六十年代后期，也就是文革期间比较混乱的时候，就发展成为全国首批最早解决温饱的先进生产大队。因为在文革期间，史来贺就说了“他们造他们的反，我们生我们的产，到年底我们分粮食，他们分路线”的名言。改革开放初期，全国农村普遍实行了包产到户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特别是他和他的刘庄这个老模范、老典型更应如此，然而却不然。据笔者在刘庄参观学习时，有意问到这个问题时，接待人员介绍，1981年省上给刘庄派了十几位人组成的工作组，见社员就讲、大会小会和广播都讲的让史来贺带头把集体分了让个人承包（后从有关资料得知国务院派来的调查组也让分）。但他领导社员认真学习领会中央文件“应从实际需要和实际情况出发，允许有多种经营方式”，“宜统则统，宜分则分”的精神，几次开会让社员投票决定是分，还是不分。但社员是在史来贺带领下走集体道路才将“长工村”引进共富门。根据中央文件精神，刘庄宜统不宜分，不能搞分田单干“一刀切”一种模式，因而社员和史来贺一样都不同意分。因为当时的刘庄已经突破了单一的农业格局，已经打下了农、林、牧、副、商全面发展的基础，农业全部实现了机械化、水利化，且抗灾能力比较有保障的稳产高产；全大队的林、牧、副、工、商收入已占总收入的70%以上，三分之二的劳动力已经转到第二、第三产业上来,1980年已达到小康水平；公共积累较多，集体经济实力雄厚，1981年公共积累已达到500多万元,集体有足够的资金扩大再生产，能保证社员分配稳步增长，群众无后顾之忧；有以史来贺为首的坚强的党组织的战斗堡垒的领导和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有一班作风正派、懂经营、会管理、群众信赖的干部队伍。这样的社会主义大家庭谁能舍得把它分掉？如果不分，就让将史来贺选掉，那社员更不干，不少社员都为此而急哭了。恰巧这时总书记胡耀邦于8月8日来刘庄视察，看了刘庄的变化、听到汇报后，说：“就要因地制宜，要实事求是嘛，我赞成这个”。支持了史来贺和刘庄社员。这一下，再没有人敢叫刘庄包产到户了。当参观者听到这一幕后便问，“为什么当时没有听到新闻媒体报道这个？如果报道了会挽救多少像刘庄这样的生产大队，那农村就不会是现在这样子。”在没有人回答的片刻后，一位参观者风趣地说，大概怕报道了有人给念紧箍咒！这时大家对他这种诙谐而高明地回答发出了满意地一笑，大家心里都明白了。在坚持集体经济的基础上，成立了刘庄农工商总公司，下设农业、园林、畜牧、工副、商业、农机、建筑七个专业，创造性地实行了集体专业联产承包责任制，继续走共同富裕的集体化道路。没有像南街村、北徐庄那样顶不住压力而违心地搞了个人承包，当生产受到损失，群众生活水平下降后，又重整旗鼓收回个人承包，而在发展集体经济上走了弯路。他这个“钉子户”搞的“集体专业联产承包责任制”和1956年并大社时说的“我们的小社也是集体”意味多么深刻呀！不并大社防止了“左”的“共产风”；没搞“一刀切”的包产到户，防止了来自右的破坏集体经济、化公为私和两极分化的干扰。这就是史来贺这位共产党员的“老马”，能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出引的社会主义之途的高瞻远瞩，也是他经常说的：“当干部一定得有主心骨，不能听风就是雨”。实践一再证明，在集体经济发展好的社队，把集体承包给个人就和集体大不一样了的质的区别。不难看出，史来贺的集体联产承包责任制，实际上就是坚持集体经济按专业分工、分组进行生产和管理而已，有了“承包”二字，这就把刘庄的集体经济保存下来了。如果那时刘庄也跟风违心地搞了个人承包，那刘庄能有今天吗？笔者亲眼看见，原来有好多集体经济搞得很好的大队、生产队就是由于没有“主心骨”而跟风搞承包，或经不住不按中央政策办的上级的压力硬违心地砸锅分铁了。结果就和南街村、北徐庄一样，使机械耕种的大面积土地分成小块，有的连牲畜都用不上，只好用人挖；水渠切断了，机井报废了，农田水利设施几乎全被破坏了，眼睁睁地看着天旱也没法使用。但却没有人把它重新再组织起来。在总结工作时，各级领导都违心地有意回避这个似乎成了《小儿黑结婚》里二诸葛的“不宜栽种”和三仙姑的“米烂了”神仙忌讳的敏感问题。北徐庄村的徐德全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让两千亩秋田几乎颗粒不收的惨重教训面前，不得不卖掉自己的两头牛和磨面机吃“后悔药”带头集资收回个人承包，重整旗鼓发展集体经济，才走向共同富裕，人称第二个南街村。赶潮流跟风和在压力下搞了承包的，好好的集体企业因承包给个人而采取“杀鸡取蛋”的办法捞了一把后，再也无法运行而瘫痪了，或者把机器也当废铁卖掉了。身强力壮的劳力只好背井离乡出外打工谋生，村上剩下老弱病残，地种不好，有的竟荒芜了，甚至卖给私人老板。中国改革第一村的安徽风阳小岗村就是这样的典型事例。现在的中国农村有两千多万留守儿童过着提心吊胆的生活，七千多万妇女在家里硬撑着，这样的农村就成了人称的“战争景象”，也有人将其称为现在的“新长工村”。那社会主义新农村靠谁来建设，怎样建设？中央提出的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不是成了口号和空中楼阁了吗？

在刘庄参观学习和访问中得知，半个多世纪来史来贺和刘庄承受压力最大、最难顶得住的就是1981年派来的工作组让刘庄把集体分了让个人搞承包。有的领导同志找史来贺，好心劝说：“还是把地分了吧，不然可要犯错误哩！”尽管以史来贺为首的党组织和社员开了多次会投票都不同意这样做，一定要坚持走公有共富的社会主义道路——这是符合中央“宜统则统”精神的。刘庄这时就成了包产到户的“钉子户”。恰在这时胡耀邦总书记来刘庄考查后支持了史来贺。但新闻媒体就是不敢报道。如果报道了，就会挽救好多类似于刘庄的那些集体经济搞得好的社队，类似于后来小岗村的景象肯定会少，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步伐肯定会加快。这件事说明我们如何认真学习、全面令会、因地制宜贯彻执行中央政策，不仅仅是基层干部和农民的事情，而且更重要的是省、市高级领导干部的事情。不要一出问题都归结到基层干部和群众的政策水平低，歪嘴和尚把中央政策的“经”念错了。实际上不少基层干部，特别是农民干部和人民群众对党的方针政策的理解、贯彻执行的水平比我们一些省、市的领导高明得多。歪嘴和尚多属那些“方丈”大领导。这就是毛主席说的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道理。除史来贺外，还有浙江奉化的滕头村、江苏江阴的华西村、深圳的南岭村和前边提到的河南那几个村等等。他们都是在认真学习，全面领会中央政策精神、因地制宜地贯彻执行。一句话，不管怎样改革，必须坚持走公有共富的社会主义道路，才会有今天的农村都市。离开了公有共富，那还有什么社会主义可谈，就连一位美国女记者慕名来到刘庄采访，前后两次在社员家中住了32天。她亲眼看到坚持走公有共富社会主义道路给刘庄创造出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巨大成绩后，便连声称赞：“还是刘庄好，还是社会主义好！”正因为有了这些坚持走公有共富社会主义道路的新农村，中央才提出“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标准，也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任务。我在刘庄参观学习和调查访问中，不少人说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标准是胡锦涛总书记在他们村考查后，才按照他们村的实际提出来的。群众这样议论并非是在猜测。因为胡锦涛总书记确实在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标准提出前去视察过刘庄村，刘庄确实也达到了这些标准。达到社会主义新农村标准的，究竟有多少？据说大概有几百、几千个吧。如果这些村都跟了风把集体散伙了，或顶不住上边的压力而违心地把集体砸锅分铁了，或承包后出了问题未重整旗鼓恢复发展集体经济，那中国的农村现在是个什么样子？这些村能够顶住的主要是上级领导违背中央政策“一刀切”的瞎指挥。还有在中国当今仍存在的人称最后一个人民公社——河北省晋州市周家庄人民公社，在上级的压力下，多次开会让社员投票而坚持不散伙的情况下，甚至省委在任命新县委书记时，就有一个任务是解散这个人民公社。在一位中央领导考查时点了头后（也未见新闻媒体报道），才终于将其保存下来了，他现在的劳动日值是30元，是全市农民平均收入最高的，是坚持走人民公社集体经济的没有两极分化的共同富裕道路的结果。（《华商报》2006年9月20日）由此就联想到我们以前在执行中央政策的一些错误也有类似的情况。1966年笔者亲自参加了一期农村的社教（也称“四清”）工作，还担任工作组的指导员。《农村社会主义教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二十三条”中明确指出：干部分一、二、三、四类，前两类好的比较好的是多数；提倡辩证法，反对形而上学和烦琐哲学；好话、坏话、正确的话和错误的话都有要听，特别是那些反对的话要耐心听，要让人把话讲完。一个县的社教工作团的领导班子都是由省、地的领导来担任。工作组一进村将所有当过生产大队、生产队干部的人一律按“四不清”对待，让他们“靠边站”来接受工作组的审察。据参加过几期社教的同志讲，这仍是按照被否定了的“桃园经验”办。但现在把这些错误时有归结到社教运动上、农业合作化上和毛泽东身上。如果是这样，那把不执行中央政策卖国企、硬把集体经济搞得好好的公社大队、生产队砸锅分铁后化公为私而导致的工厂的主人工人下岗、农民上访和两极分化也可归结到改革开放和其他人身上。那我们半个多世纪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还有什么优越性可谈呢？以毛泽东为代表的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所开创的“一化三改”的社会主义道路及其现在的改革开放是完全正确的，尽管也是坎坷不平的，但必须坚定不移地要走下去。对国营不如集体、集体不如个体的谬论必须彻底批判和肃清，才能正本清源。可以肯定地说，“一化三改”走公有共富的社会主义道路是坚定不移的，改革开放也是为了加速建设公有共富社会主义制度的步伐，但打着让少数人先富起来的旗号搞化公为私、以权谋私、搞私有化是错误的，官商勾结是最危险的。苏联和东欧那些社会主义国家的蜕变，就是党的领导者背叛了马列主义和社会主义道路,打着“改革”的旗号,官商勾结化公为私的结果。史来贺经常说的“搞歪门邪道,社会财富不会增加,只是富了这家、穷了那家；肥了自己，坑了国家。不走正道富了不文明，也不光彩！”这句话一针见血地指出了那些崽卖爷田心不痛、以权谋私、化公为私、官商勾结者的实质。

以史为贺为代表的农村党支部书记的典范，其所以能几十年如一日地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能“老马”识社会主义之途地坚持带领群众发展壮大集体经济，言行一致地走公有共富的社会主义道路,就在于他们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才是无所畏惧的。他们不为五斗米折腰,不是为自己的升官发财和头上的乌纱而绞尽脑汁。史来贺有人大常委会常委、地委书记多种职务，但他就是不离开刘庄，对外的公开身份还是刘庄村的党委书记；王宏斌有县委副书记、市人大副主任的职务，但他也是不离开南街村，对外的公开身份也还是村党委书记，村上的男女老少包括幼儿园的小朋友都亲切地称他为“班长”；能上能下的吴仁宝，卸任了县委书记回村当党支部书记，把华西村发展成“天下第一村”；还有好多土生土长，或者自愿辞去公职回村带领社员发展集体经济，把生他养他的农村变成公有共富、幸福祥和的农村都市。然而，2000年给朱鎔基总理写信的原湖北省监利县棋盘乡党委书记李昌平，顶着各种压力和县委的那位Y书记的歪风邪气进行了坚决地斗争，中央派人调查证明他信上写的事实是真的。但事过之后他只好，说确切点也只能辞去乡党委书记的职务，去给香港在内地的慈善机构打工搞扶贫。这是多年来很难得的一位当今乡镇党委书记“小包公”的下场。然而该县的领导们却一致同意将一位花花公子提升为副县长。这大概就是人们常说的“对歪风邪气能顶得住的站不住，顶不住的能站住，与其同流合污者却能升官发财，让英雄倒在自己制度的枪口下”的道理吧。如果李昌平是一个不吃“皇粮”或吃“皇粮”而不离开生他养他的村的村官，肯定能干出一个好的城市化的农村都市来。为什么改革开放以来没有出现几个焦裕禄式的吃“皇粮”的好干部，却出现了像陈良玉、成克杰、胡长青、王怀中、李有业之流吃“皇粮”的大腐败分子，这不能与这话无关。涌现的焦裕禄式的好干部却是不吃“皇粮”的村官。这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深思。

自力更生，因陋就简，滚动发展

一、二、三产业，走农工商一体化道路

1955年，毛主席在《多余的劳动力找到了出路》一文的按语中指出：“人民群众有无限的创造力。他们可以组织起来，向一切可以发挥自己力量的地方和部门进军，向生产的深度和广度进军，替自己创造出日益增多的福利事业。”要让农村富起来，只靠老祖宗留下的一亩二分地种粮食是不行的。因为农产品不仅价格低、土地的产量有限，而且农业受自然灾害的威胁明显，一亩地产一顿粮食也卖不到几个钱，特别是随着化肥等农用物资不断涨价的情况下，农业的投资不断增加，但粮食价格却不按成本核算。《华商报》2008年7月27日，以“今年化肥价格超过60％的涨幅压得农民喘不过气来，新一轮涨价正在传递一个危险信号——化肥涨价太凶种地不如打工！”种粮只能解决温饱，不能解决富裕，特别是让全村人共同富裕。这时史来贺就通过发展畜牧业和副业来增加社员的收入。当时在资金少的情况下，他用了90元钱买回来三头瘦小的奶牛开始兴办畜牧场时，刚把牛买回来，有人就开玩笑地问他：“你买的是牛还是羊？”他也笑着说出了这三头牛的作用：“走着瞧，有苗不愁长，无苗愁断肠。”就在这三头小苗的基础上发展成几百头牛的奶牛场了。与此同时，还养猪、养马、养奶羊，也着手办工业。机械厂就是在三个半人的铁木业组的基础上，不失时机地迅速发展成拥有几十台机床的大厂。从此开始了商品生产，走亦工亦农、有工共富、农工商一条龙的道路。当时生产的小喇叭已响遍全国各地；小型奶粉机销往全国二十多个省、市、自治区。其实生产小喇叭也是被逼出来的。因为当时自己队上的拖拉机、汽车上的喇叭坏了，跑了好几个地方也买不到，几个人将几个报废的喇叭拆开后，将其内能用的零件一鼓捣却成功了，于是他们就办起机械厂生产喇叭。开始一天只生产一对,后来一天生产5对、15对、50对。赚了钱，再买设备扩大再生产,直到一天生产100对,一年生产3万对。就这样滚雪球地发展到现在已拥有车、磨、刨、铣几十台机床，不仅会造双音排气喇叭、小型奶粉机，还能生产电瓶车、汽车零件，造纸、制药设备。以后就这样又陆续建起了食品厂、造纸厂、淀粉厂等，并向高科技进军——建起全国最大的华兴药厂，生产的肌苷占全国产量的一半以上。还生产青霉素、红霉素、洁霉素、氧氟沙星、依维菌素、维生素C、丙酮、乙醇、正丁醇、赖氨酸等产品。企业由劳动密集型向科技密集型发展。现在的刘庄农工商总公司有医药、淀粉、机械、运输、农场、商业及酒店七个产业。2006年GDP达15亿元，全村1669人、人均GDP 90万元，上缴国家税金8700万元，人均纳税5万多元，人均现金分配9500元，加上村民享受的福利已超过万元。

刘庄的快速发展，是经过1951—1957年、1958—1977年、1978到现在三个阶段。即第一阶段以农业为主业。党支部带领群众组织互助组、初级社，男女老少齐出动平整土地，改良土壤，兴修水利，大搞积肥，培养地力，选用优良品种，学习推广先进技术，提高粮食、棉花产量，解决糠菜半年粮的吃饭、穿衣问题。第二阶段发展林、牧、副业，突破单一的农业生产，开始建自己的队办企业，先后建起机械厂、造纸厂、食品厂、面粉厂、冰糕厂等。第三阶段引进高新技术生物工程办药厂，生产肌苷、抗生素等。药厂已成为村上的主产企业，称得上制药王国，已由劳动密集型向科技密集型转化。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

史来贺领导的刘庄，其所以能引起中外震惊，有1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记者采访并在他们的新闻媒体报道，就在于他这个长工村、长工的后代，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成了国家的主人，为中国这个贫穷落后的农业大国开创出了一条发展集体经济，走公有共富的农村城市化的社会主义道路。其他村结合本村实际学习了刘庄精神后,只要求真务实、扎扎实实地干起来的,也都走上共同富裕的道路。王宏斌带南街村大队干部参观学习了刘庄回去后，结合本村实际办面粉厂和砖瓦厂走上了有工共富的道路；刘志华、龙泉村也都是学习了刘庄，在刘庄精神鼓舞下，走自力更生道路发展起来的。史来贺不仅把刘庄由穷变富，还积极地无私支援、帮助了好多村。八里庄村要办造纸厂，史来贺帮助他们跑来了贷款；东王庄村要和北京市合作办厂，刘庄出面做担保；东杨兴村企业产品销路不畅，刘庄先接下来为其想办法；等等。因而，河南省省委书记感慨地向记者说：“在新乡市，乃至整个河南省，都有一大批史来贺式的好干部，一个先进典型，就是一面旗帜。史来贺精神教育和影响了两代甚至三代农村干部和广大党员”。史来贺同志于2003年4月23日逝世后,河南省委在郑州市举办“史来贺先进事迹座谈会”，省委号召全省人民向史来贺同志学习：学习他与时俱进的进取精神；学习他执政为民、爱民之心；学习他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学习他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龙泉村党委书记梁修昌同志，在史来贺同志逝世后，于《新乡日报》发表了怀念史来贺同志的《良师兄长 楷模》的文章中说：我一直以史来贺为榜样：一是“当干部不能怕吃亏，怕吃亏就不要当干部”：二是“最难坚持的是学习，最欠缺的是知识”；三是“最难战胜的是自己，最大的危险是骄傲”。“我要继续以史来贺书记为榜样，坚持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无私奉献，廉洁奉公，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奉献一切。”这话说出了史来贺这位真正的共产主义者榜样的力量是无穷。说到学习，那史来贺确实是够得上持之以恒、孜孜不倦了。他没有进过正规的学校和专职培训，完全是结合生产和工作的需要自学的结果。只上过两年私塾他，手边常备着“三件宝”——书、收音机和笔记本——他的自修大学，一有空就翻开书学习，或打开收音机收听中央有关的方针政策和外地的先进经验，并随时把它记在小笔记本子上。这个小本本，除了是学习的笔记外，还将生产中存在的问题、群众的意见和建议等等都及时记上。这三件宝是经常陪同史来贺同志的“亲密战友”、“秘书”和“助手”。因而，梁修昌同志通过他的亲身体验才讲出了要当好农村共同富裕的带头人，“最难坚持的是学习，最欠缺的是知识。”这就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创建者、革命导师列宁所教导的“知识就是力量”的道理。

继 往 开 来

刘庄村的老书记史来贺走了，但他开创的事业后继有人。接班人的问题是一件大事，但他生前不止一次地说过：“决不指定，是集体培养，大家选举，谁能让群众生活富裕，谁能让集体经济发展壮大，就选谁。”史来贺逝世后，刘庄村党委采取直选的办法选举党委新领导人。2003年5月14日，117名符合选举条件的党员，都拿到了一张空白选票，直选党委书记，选举结果，华兴药厂厂长史世领以116票（他本人没投自己的票）当选为刘庄村新一任党委书记。两个月后，村民根据选举办法和程序，史世领又以高票当选为刘庄村村委会主任。史世领众望所归，成为刘庄村新的掌舵人。他要继承和发扬老书记、老前辈的革命传统：“既要把群众带富、带正，还要不断地提高群众的幸福指数。”于2006年，刘庄的GDP达到15亿元，创造了历史的新高。

由生产队长到十大女杰刘志华的共富经

                      妇女抬头的机会已到。

                                         ——毛泽东

我这一辈子争三口气，为农村争口气，为农民争口气，

为妇女争口气。

我要乡下人赶上城里人！并超过城里人！城里有的乡下

有，城里没有的乡下也要有！

——刘志华

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有一家喻户晓的相声段子叫《女生产队长》。甲、乙二人一开腔就是：

——从前妇女受压迫；

——今天妇女管男的；

——怎么女人管起男人来了？你说的是你家吧；

——不仅是我家，也是我们生产队；

——那你们生产队的男社员怎么都是“气管炎”了！？

——那你就不知道了，因为我老婆是生产队长，男社员不叫她管行吗？

——那当然了！

……

整个故事说的是女生产队长大公无私，带领社员战天斗地、艰苦创业脍炙人口的先进事迹。最后的结尾是甲再问乙再答：

——这样好的女生产队长，社员该没啥说的了吗？

——那你就不知道了，她挪用“公款”；

——啊！这么好的女队长她怎能挪用公款，我全然不信，你说说她怎样挪用公款！？

——她到县城给生产队买农药，我爸爸让给他代买几尺布缝衣服，因为买农药的钱不够，她就把我爸爸让买布的钱给队上买农药用了；

——哪怎能叫挪用公款！？

——我爸爸是她的什么人？

——是她公爹；

——她把她公爹的钱给生产队买东西用了，不叫挪用“公款”叫什么呢！

这样的女生产队长，笔者找了四十多年都未找到，现在终于找到了！她就是巾帼英雄、全国人大代表、妇联执委、三八红旗手、全国十大女杰、原河南省新乡县小冀镇公社东街大队第五生产队队长，现在的“河南省京华实业公司”党支部书记、董事长兼总经理刘志华同志。不过，她这位女生产队长不像相声里那位女生产队长挪用“公款”，却是“寅吃卯粮”——由于队办企业经费举步维艰，便将刚过门儿媳妇结婚时亲戚朋友送的一点礼金都为集体办企业用了。刘志华领导的京华公司有食品加工、化工、商业、集贸市场、房地产、旅游、疗养院、养生苑等11个经济实体，固定资产5.8亿、人均152万元，年收入1.05亿、人均2.8万元，村民住进了欧式别墅楼房，并享受住房、吃粮、幼儿入托、学生上学、矿泉水洗浴、供水、供暖等20多项福利，做到了老有所养，幼有所教，在公有共富的社会主义道路上过上了幸福祥和的农村都市生活。

昔日的小冀镇东街五队，从一个吃粮靠返销，花钱靠贷款，连生产队长都没有人当的贫穷落后的农村“老马换毛成了龙”，“枯萎的竹子成了林”，一跃成为一个参照中国古典建筑艺术和世界各国建筑风格建成雄视苍穹的塔形办公大楼、一座座厂房、一幢幢农民公寓构成的共同富裕的乡村都市。这并不是梦，而是笔者一辈子未戴过眼镜的老眼，竟也眼花缭乱地亲眼看见的活生生的现实——在女生产队长刘志华领导下，全队社员破除迷人，解放思想，自力更生，奋发图强，团结奋进，勇于在艰苦创业的实践中创新，经过三十多年迈了了三大步上了三个台阶：

第一步，以农业为主，兼营副业，首先解决了温饱问题，同时奠定了创造队办工业的基础；

第二步，以发展农产品加工为主，农业为副，为农工商综合经营、走上协调发展并积累了资金，创造了腾飞的条件；

第三步农工商协调发展，发展成今天有11个经济实体的农村都市的实业公司。

要知道它的变迁，还得从30多年前的1972年冬天选生产队长的情景说起。这就是：

                             妇女撑起整个天，

                             不信去到小冀观。

                             五队当年丁当响，

穷得没人当队长。

巾帼英雄刘志华，

毛遂自荐要“补天”。

自信团结力无穷

赢得世人举拇指。

                   沧海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

人们常用“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这句话来形容英雄人物的英雄气慨。1972年冬天，小冀镇东街大队第五生产队就出了这样一位女英雄人物。在公社干部的主持下，该队连续开了五个晚上的社员大会都选举不出一个生产队长来。社员们个个屈指一算，全队的男社员中，包括饲养员、车把式在内都当过生产队干部，谁都不愿意再当这个连一点油星星都没有的生产队队长的情况下，在第六天晚上，出乎预料的是，一位三十出头的女社员毫不犹豫地站起来挺起腰杆，看了看正为选不出生产队队长的社员和驻队的公社干部一个个无可奈何的发愁面孔后，铿锵有力地毛遂自荐道：“男人没人干，俺女人干！”她这一石激起男人群里的浊浪：哄笑声、嘲弄声使沉默的三间草房的会场炸了窝！

“老爷们都干不成，老娘儿们能干成？五队的爷儿们死光了，逼寡夫上阵哩？”

“蚂蚱戴眼镜，假充人物头！”

“丈母娘当家，她算哪一回？”

……

但这位女社员却是当真的并非儿戏，她不卑不亢、非常自信并胸有成竹地说：“这集体有我一份，我有这个义务！也有决心把集体的事干好！如果有点本事就打自家算盘，谋自家利益，那跟着他，一万年也走不到社会主义！”

大家见她顶了真，不仅不让集体这样再继续烂下去，让大伙跟着受穷，而且在有决心将集体的事办好，并旁敲侧击地以“打自家算盘”、“谋自家利益”将生产队原来干部存在的主要问题也门神里边卷灶神——话（画）里边夹话（画）地影射出来了。这话的确是上鞋不拿槌子——真（针）解决问题。让社员听来确确实实是非常入耳中听的大实话，但让当过队长而内心有鬼，特别是刚刚撂下挑子的队长心里却不安起来。尽管还“虎不失威”地还带着讽刺挖苦的气愤，但却也给自己找台阶下并顺水推舟地在熊道：“队长又没卖给我，她想干就让她干吧！”就在这样沸沸扬扬中，社员还是选举这位女社员当队长。公社只好尊重社员的选举权就宣布了这位女生产队长和由她组成的妇女班子。东街五队确实是“穆桂英挂帅”了。看来这位当代的穆桂英挂了帅，是能破东街五队几十年损兵折将后连生产队长这个“帅印”都无人再敢掌的“天门大阵”了！

  这位毛遂自荐扛起东街五队“帅旗”的当代穆桂英女生产队长就是刘志华。她接手的小冀镇公社东街大队第五生产队仅有四头瘦牛、一辆老破旧马车和三间草房的家当，另有8 000元的债务和七十多户三百来口人要吃饭。这就是这个生产队的家底，称得上穷得名副其实地叮叮噹响了。然而，刘志华要破东街五队这个穷得叮噹响的“天门大阵”，也有她的“降龙木”——就是靠她的“自信和力量！”这个“自信”就是自己相信自己一心为公，不打自家算盘、不谋自家私利的一颗大公无私的心，会得到社员的信任和支持，会将社员改变贫穷落后面貌的自信心以自己的言行激发带动起来、团结起来。这种团结起来的力量是无穷无尽的，正如雷锋同志说的：力量从团结中来，智慧从劳动中来，荣誉从集体中来，行动从思想中来。就能用大家勤劳的双手在东街五队写出最新最美的文字，画出最新最美的图画。

小冀镇是新乡县的大镇，人称小县城。在笔者家乡那个地方，有句说街镇一些惹不起的难缠人的名言叫“乡下的狗歪（厉害），街镇的人歪”。意思是说到城镇去办事，不要怕那里的狗，但要防那里的人。这话不无道理。笔者从上小学五年级开始，从家里背馍馍在镇上的完全小学住宿读书，农村娃经常受到街镇娃欺负。农村娃生气地把他们叫“街痞”、“街游子”。因为街镇娃比农村娃接触的人多，胆子大，脑子里的怪花花也多。到县城高中上学时，这种现象则有过之而无不及。可是农村的娃多数学习努力，经常受到老师的表扬，才把街镇几个不好好学习爱欺负人的“街痞”压下去了。街镇的“街痞”小孩的师傅多是他的“街痞”大人。可见大人“街痞”就更难缠了。然而街镇的狗接触的人多了后就成了“混眼”，在街道谁给点吃的，它就给谁摇尾巴，当然就看不住门户。农村的狗则正好和街镇的狗相反。由此推测，当时城镇的穷烂摊子生产队要比农村的穷烂摊子生产队难整顿的道理大概就与此有关吧。文革期间，笔者去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时，和一位农村工作经验非常丰富的县上的干部在一块，他就说过，要到“三类”生产队（穷烂摊子生产队的代名词）去驻队工作，他宁愿去农村甚至山区艰苦的地方而不愿去城镇。因为那儿的“国小、民穷、‘诸候’多，事情难办。”他说的“诸侯”就是“街痞”。他这话验正了我的推测。从有关资料得知，刘志华要在她这个比那位县干部说的还难办的生产队还要“青出于蓝”的街镇生产队，且还有人想当地头蛇在煽风点火、无事生非地在说：“刘志华，咱走着瞧，我趿拉着鞋让你撵不上”而拆台的情况下当队长，她的决心和遇到的困难就更可想而知了。但对作为一名有抱负、土生土长在这个生产队的女共产党员来说，那就更能体现出“沧海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的英雄气概了。

庄稼一枝花，要靠肥当家

人常说“好的开头，就是成功的一半”。刘志华其所以能在上任的第一天，也就是她这个“九品”生产队长第一次“击鼓（打铃）升堂”能够旗开得胜，就在于她从“庄稼一枝花，要靠肥当家”入手。五队其所以穷得不能温饱，就是粮食的产量低，然而低产并不是地的土质不好。其主要原因是领导不力、人懒地薄没肥力，也就是说地也在饿“肚子”。要想叫人吃饱肚子，首先要有人带领社员给地里施足肥让地先吃饱“肚子”。这是刘志华心明如镜的当前不能温饱的主要根源。买化肥吧，队上没有钱；靠牲畜厩肥吧，四头牛是杯水车薪解决不了问题。然而离他们队不远处有一化肥厂排出的废水里有氨水，却让它白白地浪费掉。只要有人带领社员舍得出力流汗拉回来往地里施就行了，不但一分钱不用花，还可让闲着无事晒太阳扯淡的社员活动一下筋骨，以增强体质和集体观念。刘志华上任第一次打铃上工，也就是“击鼓升堂”时，自己就拉着架子车和两个大汽油桶。社员到了后她当场就干脆利索地宣布：“既然我当了队长，大家就得听指挥！从今天起，从化肥厂拉废氨水上麦地，想吃饱饭的跟我走！”。说罢，尽管还有些人在胡搅蛮缠地无是生非，但她和她丈夫黄占山拉着架子车，雨靴踩着嘎吱嘎吱响的雪路向化肥厂方向走了。这时，要给上任新官“杀威棒”吃，让她领教队长不好当的人的脖下边塞了块砖，把他们噎住了，就没戏唱了；想看热闹的人也看不成了；好心善良的社员提到嗓子眼跟前的心并捏着的一把冷汗终于咯噔一下，心脏回到了原来的位置，长嘘了口气，汗也就随即自然洒开了，急忙回家拉上架子车，紧紧跟着他们的女生产队长妇夫俩打头阵的架子车轮在雪地里碾出的辙印，也拉废氨水去了。她这上任的第一招，不但未被存心不善者搞的“杀威棒”所吓倒，反给了他们一顿无声的“杀威棒”。不过这杀威棒，并不是想打在他们的身上，而是要打在他们的心上。这一下，这些人也在开始动脑筋想了。她上任第一天生产队的铃声终于击出了这个“九品”女生产队长首次“升堂”的“响鼓”。正如毛主席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所说的“最近农民运动一起，许多地方，妇女跟着组织了乡村女界联合会，妇女抬头的机会已到，夫权便一天一天地动摇起来。”（《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三四页）毛主席1926年的报告，经过48年到1972年终于在小冀镇东街五队只有男的能当队长的“夫权”终于被“抬头”的妇女替换了，并在生产队组织了女生产班子。刘志华其所以多次放弃随丈夫农转非进北京享“清福”，就是在东街五队等待“妇女抬头的机会”。今天终于到来了！从此，这东街五队的“衙门”就不再向南开而向北开了。社员明白了给地里施足肥与吃饱饭的关系——人勤地不懒，粪多地肥多产粮的道理后，从此也就不再聚集在太阳底下说东道西胡乱扯淡了，就任了女生产队长的卯了。在此基础上，为了增加肥源，刘志华让社员将家里的土茅坑掘地三尺，让有点肥力的土都往地里上。因为土闲三年都能长一料庄稼，何况这茅坑周围的土了。与此同时，不失时机的将城镇的厕所能搞来的肥料都往地里挑，就像陈永贵当年带领大塞人挑水抗旱播种一样“千里百担一亩苗”地给小麦地浇施了一遍肥，终于先让地吃饱了“肚子”。尽管不服气的人还在胡闹瞎折腾、写大字报，甚至在夏收、分粮时捣乱，就连妇女班子里也有人给她出难题，但刘队长都挺过来了。她的身体力行使队上的正气在不断上升，终于迎来了上任后的第一个，也是东街五队有史以来的第一个大丰收年，粮食增产了88%的两位与人们常说“发”“发”谐音相同的吉利数字，预示着社员盼望已久的要“发”要“发”了。实现了她在选队长时激起的浊浪哄笑声中给社员当面的承诺：一年要让大家吃饱饭终于实现了！人吃饱了肚子，除了个别人的蔫肚皮鼓起来不用再在饿肚子时紧裤带嫌“撑”人外，大部分社员都心安理得地跟着他们的女生产队长走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的道路。

“三顾茅庐”化解矛盾

《三国演义》里有刘备三顾茅庐请诸葛亮出山的故事。然而刘志华却是用“三顾茅庐”以化解矛盾来调动社员团结奋进的积极性和办好集体事业的责任心。刘志华这个妇女班子上台后，由于她坚持严格的管理，得罪了一户社员，这一家人手持棍棒、镰刀将她打伤。但她并未以此而记仇，当这位社员家无粮吃的时候，她反倒将自已家的粮食借给对方。别人对此事很不理解，然而她却说：“吵嘴打架是公事，我借粮给他们是私事。公是公，私是私”的公私分明。还有，在她背后拆台的L老爷们，挑唆起一些波皮娘儿们，动不动一跳三尺高！女人一闹腾，男人就躺倒不干活了，关起门来睡大觉。这L却咬牙切齿地说：“刘志华犯在我手里，非剁饺子馅吞了她不中！”然而刘志华这位毛遂自荐当队长的女性，并非人常说的女人是小心眼，她却宰相肚里能撑船。只要自己走得端行得正，身正不怕瞎说影子歪，不管鸡乱叫，大雁照样飞。反过来却有意在这些人身上找积极因素，那怕只看见芝麻大点好事就表扬，并下定决心偏偏硬要到那最难缠的又臭又硬的茅坑沿的石头L家，不仅做他硬在鸡蛋里挑骨头的思想工作，还要请他这个心里想干却有其不可告人的目的佯装撂下队长挑子不干、但也不甘心让别人干的老队长家请他“出山”给妇女班子当顾问。如果这个矛盾能及时得到妥善解决，其他大大小小的问题也都比较容易解决。因而，她三次在他丈夫黄占山的陪同下去老队长家请他“出山”。第一次、第二次在他家门口先打招呼，明知他人在家，但他却有意藏起来，让家里人给她说人不在家，两次都吃了闭门羹，甚至还受到屈辱。然而刘志华她并不计较，也不悔心丧气。为了集体的事业，她俩第三次就在他家门口不再打招呼而竟直进其家门。这位老队长也来不及躲藏，这就迫使他非常尴尬地和她俩见面了。刘志华和他丈夫的三次登门，终于使这位硬石头老队长对“人心都是肉长的”这句话有所反思，从此，他也关心起生产队的事来了。

吃饱肚子还要有钱花

东街五队人均只有七分地，随着人口的增加，城镇的发展，地越来越少，就凭在这七分地上打的粮食再多，也只能解决温饱而绝对不能解决富裕特别是共同富裕的问题，何况这农业受自然灾害的影响大，土地增产的潜力有限。这位女队长仔细地算过这样一笔账：“我认真计算了几遍，在咱这人多地少的地方，就是亩产顿斤粮，皮棉200斤，一个劳动日净值也只有4角来钱，啥时候也不会过上幸福生活。”这就是说一个强劳力一年的收入也就是一百多元，只让社员光吃饱肚子不行，还要口袋里有钱花。要有钱花，光靠农业不行，必须搞副业（当时社员把农业以外的二三产业都叫副业）。于是就因地制宜地利用当地的稻草资源和当时包装用草绳的市场信息，她决定打草绳来赚钱。因为每斤草绳的价格是每斤稻草的5倍以上，且投资少、技术简单易学、能解决生产队过多的劳力有活干。但队上当时无钱买打草绳的机械（其实也就是个和老式手摇纺线车相似的、不用电的手摇打绳机），只能向银行贷款。然而社员对贷款却有后顾之忧，因为队上已有8 000元的债款还未还。这时她又给社员计算打草绳嫌钱的情况并当众承诺：“贷款买打草绳机赚了钱是集体的，如果赔了钱是我自己的”。这时社员已经相信她的承诺不仅是真的，她的想法也是对的，于是就贷了500元买了几台打草绳机，她就没黑没明地和社员干起来。数九寒天用手操作洒了水的冰冻稻草，尽管人人被划破的手上都被胶布条贴满了，但大家却热火朝天地干着。姑娘们凤趣地说：队长给我们手指上带满了银戒子。刘队长看了看这些如花似玉姑娘们的手，既心疼也没办法，却也在顺水推舟凤趣地说，“等将来有钱了一定给你们带上金戒子！”当今，她们不仅带上了金戒子，而且也住上了欧式别墅，什么花色款式的时兴服装、首饰想要什么就买什么，还往全国各地去旅游，连城里人和洋人也对东街五队的人刮目相看。不仅十名出嫁到外村的姑娘，舍不得离开她昔日的东街五队——今日的“京华公司”，便带回了十名“侨民”，这十名侨民大都成了公司的骨干；而且外村人却羡慕地说：“你们真有福气”；城里来的人喟叹道：“我们也想迁到你们这里来”；更有甚者，连日本的妇女代表团也称赞“这里的住宅比我们的好！”中国国际广播电视台的14国专家，在这个村兴趣盎然地参观后，一位南斯拉夫的专家说：“在世界上，我们和你们曾经是社会主义国家的伙伴。现在，我的国家已经没有集体经济了。可在你们这片村庄里，不仅搞社会主义，而且具备了这么丰富的共产主义因素。”丢掉了社会主义国家的南斯拉夫人民，才深感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优越。俄国人则说，看到你们的办公楼，就像看到了沙皇的宫殿。1990年岁末的一天，加拿大一家电视广播公司在这里采访摄片。结尾时，女主持人站在京华公司大门前，迎着凛冽的寒风说了这样一段话：“现在，世界上有许多人想离开信仰共产主义的国家，而在这里，却有不少人想进来享受集体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在这个小小的村庄里，不仅是在搞社会主义，而且还具备了那么丰富的共产主义因素。”这话的意味多么深长呀，说出了公有共富社会主义本质的优越性，并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前提！

一年打草绳赚了几万元，不仅还清了8 000元的债款，社员还分了钱，尝到了有工共富的甜头。一次在县城，有位老同学请刘志华吃饭时，吃到腐竹这个菜，不仅营养好，味道也很好。再一问得知是用黄豆制作的，且工艺并不难，投资也不多。这就让她动起了脑筋，根据市场调查和当地产黄豆的优势，就办起了腐竹厂。由于生产的腐竹质量好，价格低，一下子就占领了北京市场，并进了中南海。让农民就地用自己生产的原料搞农产品加工真是天经地义的好事，正如刘志华所说，我们京华公司所做的，就是把农产品的加工权从城里夺回来，变城市加工为乡村就地加工。从而使乡村实现三个转化：其一，农民由原料生产型转化为成品生产型；其二，从农家院走出了“离土不离乡”的工人；其三，从过去的“副业”转化为名正言顺的“主业”。这个转化就让农产品的生产者就地加工多次增值，不仅加工出了农民致富的门路，也解决了多余劳动力背井离乡进城打工就业的门路，还减少了城市的压力；从而走上了立足本地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和农村城市化的道路，也是这些共富村所走的共同道路。这就实践了毛主席1955年对《多余劳动力找到了出路》一文按语所指出的：“人民群众有无限的创造力。他们可以组织起来，向一切可以发挥自己力量的地方和部门进军，向生产的深度和广度进军，替自己创造出日益增多的福利事业。”（《毛主席语录》第104—105页）这时，刘志华由于终年劳累，她的胃尽管累得下垂了，但她的“胃口”却更大了，紧接着办起了豆浆晶厂、罐头厂、化工厂、商业、集贸市场、房地产、旅游等11个经济实体的“京华实业公司”。终于实现了她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接受中央电视台采访时所说：“我们的目标，就是要使俺农村城市化，农民工人化、知识化，生活水平超过城里人。”也实现了她“我这一辈子争三口气：为农民争口气，为农村争口气，为妇女争口气。”中国农民就是要争这样的气。

身先士卒，严于律已

刘志华领导的小冀镇东街五队其所以能有今天，除了党的富民政策和她的领导才能外，最主要的一条是她严于律已，身体力行。特别是在这个穷得叮噹响而再无“唐僧肉”可吃的、连生产除都选不出来的、穷得丁响的生产队，在当今的市场经济和让少数人先富起来的大气候环境下显得更为重要、更为难得和宝贵，也是对一名共产党员是不是一位真正的共产主义者考验的试金石。我们党内数百名省部级、数千名地厅级、数以万计的县处级的腐败分子都倒在了“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有权不用，过期作废”的金钱和滥用手中之权的情况下，就在于他们的个人利益膨胀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在苏联解体前，苏共一些高级干部回答研究苏联问题的美国专家问他是不是共产主义者的问题时说：我是共产党员，但不是共产主义者。当时这位专家对这话很不理解。但苏联解体后，这些高级干部就成了大资本家，这位专家才理解了。这就是说，在共产党执政的国家，他们打着共产党员的招牌就容易升官发财，这就是他们入党的目的。这就不难看出刘志华这位普通农民共产党员共产主义信念的坚定，完全彻底为人民服务思想的坚决，以实现她“我是一个共产党员，为党的事业贡献一切是我的志愿”。这就是共产党员必须是坚定的共产主义者的体现。

刘志华的爱人黄占山，从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分配到国家文化部出版局工作。按照他的条件，他爱人刘志华完全可以“农转非”进首都北京享“清福”。但她却多次放弃进京的机会，而硬是选择了不进城，要在家乡干一番事业，来改变农村面貌，让别人看来“可笑”而“愚蠢”的道路。她在生产队是一名遵纪守法、主持公道、好打抱不平的社员，因而挨过不少整。例如，有一次，队长开会分派出工的活计时，踉踉跄跄地跑来一位谭姓社员，分开人群至队长跟前，怯怯懦懦地说：“队长，我兄弟快不中了，求队里借给五块钱，到医院打一针。”队长把脸一怔说：“五块钱，五分钱也没有！”“求求你了，救我兄弟一条命吧！”“队里没钱！”队长置之不理。这位40多岁的男子汉社员，为了五块钱竟嚎啕大哭起来。正在这时，一身干练、利索、眉宇间凝聚着一股不屈的正气的刘志华来了，她在众目睽睽之下，质问队长：“社员靠的是集体。社员有难处，你这个队长不管谁管？”队长却把脸一横“没钱就是没钱。”“你爹有病怎么有钱？”她紧接着的这一质问，队长顿时无言以对地低下了头。“告诉你，就是向信用社贷，也得让老谭去看病。否则，我们就不认你这个队长！”这时队长老老实实地拿出五块钱，救了老谭弟弟一命。刘志华其所以毛遂自荐自找苦吃当这个没人愿意当的穷烂摊子生产队长，就在于“我是一个炎黄子孙，为祖国富强勤恳劳动是我的责任”，“我是一个农民女儿，为农村争口气，为农民争口气，为妇女争口气是我的追求”。她其所以能把这样涣散、勾心斗角的生产队的社员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只能以她的模范行动来激励和感化。为提高粮食产量，在拉废氨水和积肥活动中她首先拉起架子车，到晚上雨鞋里的冰雪块和肿胀的双脚已是雨鞋无法脱下而不得不用剪刀剪破雨鞋；街镇的人爱面子不愿意挑厕所的粪肥给地里上，自己则率先挑起粪桶在城镇厕所挑粪，由于过度劳累而晕倒在路边的沟里；多次累得住院或躺在家……一位老农告诉采访者：“以前队上的干部，光想自个儿合适，村民都要饭了，干部家还晒粮食，干部的心都不在集体上，群众的心咋能在？志华当队长，啥时候都是先公后私，头一回分钱时，到最后不够了，志华一分没拿，家里喝稀饭过的年。”1989年，公司上豆浆晶厂，一次试产她指挥不当，生产受到损失，这本是难免的事。但她不能原谅自己的失误，在黑板上写了一条公告：“经理刘志华盲目指挥，给生产造成损失，罚款100元，以示警戒！”他的二儿子开车撞掉了厂区花坛的一块砖，刘志华怒气冲冲地喝道：“罚款10 元”。并且通报批评，大喇叭一天三次点他的名。她的小儿子在公司当电工，平时工作积极、认真负责，有天来了几位同学多喝了点酒，耽误了上班时间。当她知道后，令其停职检查。尔后调到办公室来扫地、抹桌、倒痰盂，不给发工资干了将近一年，后经大家一再解释说明情况，她才同意发给50元生活费，是当时（上世纪八十年代）职工平均工资的四分之一。1999年年关时节，她爱人黄占山有几位同学在买腐竹时，腐竹厂只收了成本钱，可刘志华不允许这样做。待客人走后，她又按出厂价自己掏钱把短款补交齐。就这样，在这年春节她为亲朋好友补垫了500多元，使集体财产未受到一分钱损失。有人找刘志华，想以“京华”的名义贷款办企业，并说贷了款就算她入股了，她一口直接拒绝……这就是她所说的“老想着自己，一万年也建不成共产主义！”现在的腐败这么严重，就在于改革开放提倡私有制，我们的一些干部的私心泛滥，以权谋私、化公为私的结果。也可以说是用思想政治上的滑坡来换取经济上的增长的必然结果，是后患无穷的恶果，也是刘志华当队长前小冀镇东街五队为什么搞不好的主要根源。

该出手时就出手

刘志华平时非常节俭，一分钱狠不得掰开当两分钱用。办腐竹厂时，由于缺乏资金，将刚过门儿媳妇结婚时的礼金都拿去用了，这就是在前边提到的“寅吃卯粮”。做石棉瓦，买一吨玻璃丝得花1 000元，自己学拔玻璃丝，一吨省500元。拔丝用的坩锅汽车运输时容易破碎，在焦作买下，则靠强劳力往回背来省钱和设备的安全。就这样能省多少就省多少。但她对引进先进技术、培养人才、扶持别人却舍得花钱和投资。1980年，当腐竹厂投产后技术不过关，为产品质量差而发愁时，外边来了一位师傅开口月工资要一千元。天那，那时的一千元比现在的几万元都顶用，相当于几个教授的月工资呀。大家都心疼地舍不得出，但刘志华确认这位师傅能解决技术难关后，便当即立断：“一千就一千吧！”结果确实解决了技术上的难关。腐竹不仅占据了北京市场，进了中南海，还出口欧洲。离小冀镇不远的宋庄见刘志华搞豆制品赚了钱，也想搞，但又怕她不传授技术。当刘志华知道后，不仅积极扶持、毫无保留地把自己厂的技术教给他们，还主动答应她自己厂的产品退出已占领的新乡市、县的市场而让给宋庄。尽管她这个意见得到厂内不少同志的反对，但为了能让宋庄村也富起来，还是按她的意见办了。就在这场有争论的事后不久，北京一家食品部门发来了电报，说某家腐竹厂的推销员冒充她们公司的名义，向他们推销劣质腐竹被识破，正准备向法庭起诉。看完电报，她立即向北京回电：不要起诉。紧接着把她们的技术科长找来，让他派人到那个工厂去说明情况，并帮助他们提高腐竹质量。她这样做确实让生意行的人不可思议。但她却说：“他们的产品质量上去了，就用不着干那些不名誉的事了！”这在当今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是很少、很难听到、见到的。当第一批原来村民的住房要拆除盖公寓时，有几户老庄基的面积比新盖楼房地基面积大而不让拆。虽然经过大家做工作后，当这几户无计可施时，便说，如果刘志华的房子拆了他们就拆。因为刘志华家的房不在第一批拆迁的范围内。但她和家里商量后，决定马上提前拆迁。这么一来，不愿拆迁的人没话说了，只好拆迁，这为以后的拆迁扫清了障碍。当这些人先搬进现代欧式楼房别墅，里边的家用电器、家具一应俱全时，感到当时说这些话实在对不住为大家呕心沥心的刘志华。刘志华的爱人黄占山是国家文化部的干部，在文革中没事干，经请示同意后，未去干校也就回到家乡生产队这个“干校”当“后补社员”。新乡县有一位副县长发现了他这个被埋没了的人才，便也“三顾茅庐”让他出山任县文化局局长而被谢绝时，最后在任命书面前，只好按党章规定的个人服从组织的原则，答应只干三年。以后那位副县长调到省上工作。然而，黄占山不是想当那“一张报纸一杯茶，熬够钟点就回家”的文化局局长，而是要干一番为有五千年优秀文化历史的县文化局长应干的事业，且千方百计想把它干好却遭到某领导的白眼。刘志华得知在中国这个千古文明而今却文盲遍地的国度里，偏偏却在作践文化，冷落文化，鄙视文化，见他这个局长的岗位还不如在村上能人尽其才。她才当机立断地喊出了：“黄占山，你给我回去！这个局长咱不当了！”黄占山这个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的才子，曾在国家文化部出版局工作，是见过世面的人，并非是在某些官员中流行的“气管炎”，而是不为五斗米折腰的当今的“陶渊明”。他立即写了“本人才疏学浅，年龄偏大，视力下降，特辞去文化局长职务”的桂冠辞职报告，就像陶渊明一样地归去来兮了。不过他不是回家隐居，而是和她的爱人刘志华比翼双飞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里指出的道路和毛泽东为中国设计的蓝图上，干出了一番让村民共同富裕的惊天动地的不求个人有，但求大家富；不求当大官，但求干大事的事业。这是他夫妇对官本位意识的蔑视，主动告别了中国文化人争着抢着拥挤了几千年、直到现在仍然如此的，甚至花钱买的那条“独木桥”的仕途之路。人常说“成功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的”，依笔者之见，这京华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全国十大女杰刘志华成功的一半是男人——他丈夫黄占山的。也可以这样说，这就是一个不愿意进城的农村女人和一个不愿意由农村到城里当官的男人，在母亲河——黄河岸边这片土地上干了一件神奇而又令人费解的事业——伟大的创举！真应了“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这句流传了不知多少年的中国民间谚语。

不仅富口袋，还要富脑袋

改革开放以来有少数人确实富起来了，但却有些人为富不仁，有的不是靠正道而是靠歪门邪道富起来的。因而社会上就流行着“男人有钱就变坏”和“女人变坏就有钱”；有的集体富了后，因领导班子出问题，或经营管理不当而又返贫的现象。尽管其中的因素很多，但主要还是富了口袋而没富脑袋，或者说，口袋富了，脑袋空了。因而，刘志华她不仅要让村民富口袋，还要富脑袋。这实际上就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简明扼要的纯朴概括。因而，江泽民同志于1991年来这儿考查时，亲笔写下：“努力提高农民素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对刘志华领导的京华公司的称赞。

对东街五队来说，要把它发展好、治理好，天时、地利、人和这三者比较起来，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刘志华在严于律已，身先士卒的同时，要把大家带好，得先要让人心服口服。要让人服，首先得尊重别人。拉废氨水、从街镇厕所挑粪便、打草绳、搞推销等等都是她冲锋在前，几次累晕在第一线，累得胃下垂了十多厘米和多种疾病。在尊重别人方面，除了前面提到的对对立面不计前嫌和他们现在的所作所为，就在他们身上找积极因素和那芝麻粒大的一点优点，以调动其积极性。对弱势群体，也就是没有特殊才能和门路还要致富的人，这是社员也是群众里的大多数。如在学习中央有关承包的文件时，这些人就提出：“没门路、没成色的人咋办？”刘志华便不假思索、斩钉截铁并爽郎地笑着说：“只要大家信得过我，我不会扔下乡亲们不管的。咱们一起办工厂、搞副业，同心协力地奔富裕，好不好？”这话迎来了一片哗然的掌声。对弱势里最弱者她则更加关心和照顾。在企业起步阶段，资金紧张的情况下，对60 岁以上的老人每月还发点零用钱。对与老人分居的子女，不按月给老人赡养费者，公司保持了原生产队时的做法，从他们的工资里先扣除一部分给老人。对无子女的老人则全部包下来。对残疾人、独生子女的嫁娶，由公司出力出资操办，婚礼比平常人家更红火。村里有一位年轻小伙子，因小时患小儿麻痹，生活全靠母亲料理。母亲不幸去世，刘志华为他料理了母亲的后事。他几次想轻生，但在刘志华的帮助和鼓励下，自己掏钱给他买了辆手摇三轮车，安排在公司当了保管员。从此，他身残志不残，保管工作尽职尽责，被评为公司的模范。职工去全国旅游时也要把他带上，用职工的话说，就是背，也要让他和大家一样游览祖国的大好河山，开扩眼界。刘志华还给他介绍对象成了家，也有了儿子，小日子过得美滋滋的。腐竹厂厂长，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有一次出公差，不幸丢失了100元，按规定应如数赔偿。当时的100元在他家比较困难的情况下，是一个不小的数字。刘志华知道后，从她的工资里挤出70元给他，作为对他的补助。但他不要，她却执意要给。他知道她这人一旦决定，没有反悔的余地。他只好收下。但这位厂长并未将这钱作为自己补偿之用，而是给厂里买了些常用药品，供职工一些小伤小病时用。刘志华知道后，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做？他回答道：这是跟经理您学来的。有一古稀老太婆，土改时分了两间草房，丈夫有病二十多年无力维修而无法再住，雨天外边下，屋内也下。刘志华当队长后带领几位社员将房给她翻修好；她丈夫去世后又是刘志华料理后事；姑娘到出嫁年龄，刘志华又给她找到合适的女婿、并主婚让他上门，且婚事办得热热闹闹，报上也登了，还有照片。公司既是娘家也是婆家。这位老人经常给姑娘和女婿交代要好好工作，绝不能做对不起公司、对不起志华的事。不仅如此，老人总想为公司出把力，但因年老多病，不能为公司工作。当她看见罐头厂排出的废水有一层浮油，就试着回收，一个月下来收入三百多元。她建议公司搞回收，仅此一年就回收了14.8万元。腐竹厂淘黄豆时，渗漏一些小粒好豆，工人们便捞出来洗干净，一年就增收7万元。有一村民的媳妇买了台电扇，放在自己房子里。媳妇上班后，婆婆热，把风扇搬出来用。媳妇下班后看见了，脸色很不好看。婆婆怎能受得了，便生闷气。刘志华听说后，买了台电扇给老人家送过去。儿子听说后，赶忙回家批评了自己的媳妇。儿子很惭愧，媳妇也知道自己错了。这起到了直接批评不一定能起到的好效果。像这样的事情，刘志华不知解决了多少家庭、村民、职工的生活问题。家庭和睦相处了，把各方面的积极因素都调动起来了，大家心向一处想、劲向一处鼓，“人心齐泰山移”，产品的质量、技术上的难关也好突破了。就以腐竹厂为例，不仅质量好，黄豆的出竹率也很高，别的厂顶多每斤黄豆出四两半，而她们厂则达到五两三。

京华公司从1985年开始，将每年7月定为旅游月，村民职工分期分批赴北京、天津、上海、南京、西安、青岛、苏州、杭州、泰山、华山、北戴河等地旅游，足迹踏遍全国各地。这不仅让村民职工游览了祖国的大好山河和名胜古迹，从而开阔了眼界，进行了爱国主义教育的同时，也学到了外地的先进经验和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增强了市场意识，激发了干好本职工作的信心和决心。

为了提高村民职工的文化水平，除办好自幼儿园到高中一条龙的义务教育外，还通过送出去、请进来的方式进行培训，并与新乡平原大学联合在村上举办京华公司经济管理专科班。京华公司现有高、中、初级技术职称者占职工50%以上和六级以上技工组成了技术力量比较雄厚的科技实力。企业由劳动密集型向科技密集型转化。

“如今啥也不愁了，只愁俺经理的身体”

刘志华为能让东街五队尽快富起来，她的付出终于达到了预期效果，甚至比预期的好得多。但她本人并未成为腰缠万贯的富翁。十多年前，西德来访的客人问她：“你是百万富翁吗？”刘志华说：“岂止！一年就是数百万！不过财富是大家创造的，不属于我一个刘志华！”但刘志华却牺牲了家庭，特别是三个孩子。大的文革中高中毕业，两个小的初中毕业就辍学了。为了大家的事业，她没有时间管孩子。因而，公司不惜投资巨款办起了从幼儿园到高中一条龙的现代化学校，要让孙辈们及其以后，从幼儿园开始就能受到良好的正规教育，以作为对她的孩子和东街五队辍学孩子的补偿。由于长期为集体事业的劳累，她患有胃下垂、慢性肾病、腰肌损伤等多种病。当她劳累过度而住院时，村上几位基督教徒从百里外请来她们信任的神甫，为她们的经理刘志华除灾解难；当她劳累过度而躺在家里的床上休息时，几位老大妈悄悄来到她家里，蹑手蹑足地走到他的床边，人们怎么也不会想到她们在祈祷：“上帝呀，仁慈的主！保佑保佑领着我们奔好时光的刘经理吧，我们依仗着她呀……”这些老人的泪水涌出眼眶顺着布满皱纹的面颊落在了地上。当记者、参观者问起京华人“你们还有什么担心的”时，他们不假思索地说：“如今啥也不愁了，只愁俺经理的身体。”“俺啥也不怕，就怕经理有病。”“我们最担心志华的身体，俺就怕上级把志华调走！”这几句内容基本相同的朴实的农民话语，把刘志华和村民的心紧紧地贴在一起。然而这富裕生活对刘志华来说，“盖几座大楼并不能标志我们富有，真正把京华人培养成有理想、有抱负、有追求的时代新人，才能显示我们真正的富有。”她希望这座雄伟的办公大楼“不会成为傲视四方黄土的城堡，或是供人们仰慕你功绩的纪念碑；也不希望所有的京华人把你奉为这片土地的救世主或是小国之君！而希望将现有的基业作为探索宇宙的导弹和发射场，由此起步，去寻找我们理想中美妙的境界——真正的天堂。”这天堂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的、中国共产党成立那天起就写在党章上并为之奋斗的共产主义。

大集体小自由公有共富的龙泉村

                      我们能够学会我们原来不懂的东西。我们不但善于破

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

                              ——毛泽东

只有走共同富裕道路，村集体才会有实力，村两委

班子才会有威望，农村这个小社会才会安定。

 ——梁修昌

河南省新乡县七里营镇有一个国家级文明村——龙泉村。全村820户、3600口人，耕地2800亩。村委会下设6个村民小组，村党委下设8个支部。村经济实体为河南省龙泉集团有限公司，以造纸为主的13个企业。村上有1500亩地的高效农业园区。尽管土地也搞了承包，但并未划成小块单独分户经营，而是由村上统一耕种、灌溉、收获，只分户田间管理。人均住房40平方米，250—310平方米的村民别墅正在建设中。从幼儿园到初中全由村上免费教育，高中只收半费。60岁以上的老人每月可领取生活补贴。村民在村上以造纸为龙头的集体企业上班，即上班、种地兼而有之的亦工亦农，还可向村办企业入股分红。也能自己做生意当个体户、搞运输。村经济收入主要靠村办企业，其他包括农业在内均属副业。2002年和2004年两次被评为“全国创建文明村镇工作先进村镇”，2004年获“全国民主法治示范村”称号，2005年获“全国服务农业、服务基层文化工作先进单位”，2006年中央组织部授予龙泉村党委“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村集体致富带头人梁修昌任村党委书记20多年，是全国劳动模范。2006年村集体企业GDP达5.7亿元，村民人均纯收入6000元。党和国家领导人胡锦涛、回良玉等来过龙泉村视察。这个村的发展和其他共富村的发展有相同之处，但也有他自己的独特之处——大集体小自由的公有共富村。这个村今昔相比，确实是鸟枪换大炮了：

                            住在黄河边，村名乃“景观”。

                            土丘人称龙，积水唤做泉。

                            种地人吃粮，还得国家管。

                            学习史来贺，时来命运转。

                            扛起镢头锨，大战黄河滩。   

                            丘平龙则醒，水流泉就涌。

                            荒滩变田园，造纸王国冠。

平整土地首先打好农业基础

龙泉村地处黄河古道。解放前的龙泉村并不像传说中龙腾泉涌的一片风水宝地般的美丽。其实际情况是,“出门都是沟，十年九不收”的“土丘为龙”、“积水成泉”。村上70%的农户出外逃过荒要过饭，30多户人家不得不卖儿卖女。上世纪六十年代初的龙泉村，每年需要吃国家40多万斤返销粮。梁修昌这时已高中毕业回村，参加过几期社教后不愿提拔为国家干部而回村当上了生产大队的副大队长。他站在村外的土岭上，面对黄河古道沟沟坎坎、坑坑洼洼高低不平的盐碱地在问自己：作为种粮的农民，却要靠国家的返销粮来过活，你不觉得丢人吗？你应该为龙泉村干些什么？你会为龙泉村干些什么？“丘不铲平龙不醒，流水不畅泉不涌”，这就是土丘为龙、积水成泉所致十年九不收的根源。于是，他和当时的党支部书记梁志海带领社员战天斗地，先引黄河水淤灌三年后，平整土地的运动开始了。在当时的情况下，只能靠独轮车推、人抬、肩挑，架子车就算现代化工具了，也和刘庄一样像愚公移山那样去干。大队干部和社员住在工地、吃在工地，不管夏天的烈日似火，冬天的寒风剌骨，他们都在和社员心向一处想，劲向一处鼓，其乐无穷地与天奋斗、与地奋斗着。在修一个渠道涵洞时正逢腊月，第一个跳进零下十多度冰泥水中的是梁修昌。就这样用打日本鬼子的决心，经过八年苦战下来，挖土五万多方,终于在七十年代将这片800多亩不毛之地变成了千亩亩产千斤的稻田。龙泉村由一个每年吃国家40万斤返销粮的大队，不仅解决了温饱，一跃变成向国家上缴40万斤公粮和余粮的生产大队。这八年苦战，仅粮食就年增加了80多万斤，充分显示出组织起来力量大，万众一条心能将黄河丘滩变成金，确实是由穷变富的必由之路。

走亦工亦农的共富之路

要由穷变富，光吃饱了肚子不行，还得有钱花。但单靠农业种植的单一经济，只能解决温饱和为国家生产粮食，并不能解决共同富裕的问题。这已为他们附近的刘庄所证实，并率先突破“无工不富”的单一农业格局而做出了榜样。因而龙泉村要富，也必须走刘庄亦工亦农有工共富的道路。这也是梁修昌从当上大队主要领导时起，就认定的一个理：只有集体有实力，带动社员共同致富，村干部才会有威信，农村这个小社会才会安定。开始时，他们买了一台拖拉机搞运输，一年赚了一万元，这就尝到了搞副业的甜头。于是在1973年就办起了大队的面粉厂,当年就赚了五万元。别看这一万元、五万元现在看来并没有什么了不起,但在三十多年前那可是个不小的数字呀，分别相当于十万斤、五十万斤粮食的价值，这可是几百亩、上千亩地的年收入呀！同年又自力更生、白手起家建起了砖瓦厂,先是小土窑,再是机制窑,由小到大，由“土”到“洋”。办工业的甜头就这样让人感到越来越甜时，人的思路也就开拓了，于1976年就建起了村上第一个造纸厂。由于资金、技术等问题的制约，吃了不少苦头的情况下，只得将廉价买来的废旧设备拆了重来，终于在大年除夕夜晚合格的瓦楞纸生产出来了。梁修昌的除夕夜就在造纸厂和社员们一起度过的。纸造出来了，销路却成了大问题，他们用肩扛、自行车驮着游街串乡,由近到远,沿途叫卖，最后终于打开了销路。现在龙泉村有13个村办集体企业中，工业以造纸企为龙头，年生产能力为20万吨，拥有四大系列20多个规格（玻璃卡纸、铜版纸、凸版纸、书写纸、单双胶纸、瓦楞纸、黄版纸等）的造纸王国。但造纸厂是污染比较严重的企业，这不仅对本村，而且对邻村也造成了威胁。他们深知“污染不治理，再富也不算新农村”的道理。这就迫使他们不仅要建立起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社会,而且还要尽快建成环境友好型社会。这也符合我们老祖宗很早就提出的“天人合一”的思想。因而，就不惜投资8 000多万元建成了配套的废水处理、碱回收工程，治理了造纸工业的污染，使环保工作走上正规化的道路。村集体现有总资产4.8亿元，2006年实现社会总产值6.5亿元，其中工业总产值5.7亿元，利税6 000多万元。

实事求是，不跟风，不赶潮流，尊上而不唯上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龙泉的队办企业一个接着一个上马。正当他们的集体企业欣欣向荣、蒸蒸日上的时候，社会上风风火火地推行个人承包国营和集体企业，甚至还有国营不如集体、集体不如个人的颠倒社会主义公有制和共同富裕与资本主义私有制和两极分化的谬论。然而，龙泉村党委用自己的头脑思考问题而不信邪。他们认为，把已经具有相当规模的集体企业让个人承包，弊大于利，弄不好就会“富了个人，穷了集体，苦了职工。”他们明确提出不搞个人承包，只搞目标责任制，也可以说是集体承包吧。几度春秋过去，周围一些本来很不错的队办集体企业，由于赶潮流搞了个人承包，相继垮了下来。尽管龙泉村对土地也实行了分户管理，但仍实行小麦、水稻、棉花三大产区区域种植，耕种、收获、浇灌仍由村上的机械统一操作。村上的农业机械、水利设施仍为集体所有，由村上统一调配、使用。不像有些地方将集体分净吃光而成了名存实亡的空架子。2002年村上建设了高效农业园区，占地1 500亩，其中有精品黄金梨700亩,还有国内外名优水果、花卉20多种。高效农业园区占了个人管理的土地，村上每年每亩地付给800元报酬。实践证明,龙泉村党委领导的龙泉人真正走了自己的路——大集体小自由公有共富的社会主义道路。

近年来，由于官出数字、数字出官，弄虚作假的“形象工程”、“政绩工程”在一些地方和部门非常时兴，也因此而升了一批时兴官员，为干部队伍埋下了隐患。上面领导为了向更上面的领导汇报他的“政绩”（也就像2007年人代会期间，代表给温总理念的那个村哄乡，乡哄县，一直哄到国务院；国务院下文件，文件下来层层念，念完文件进饭店，落实文件不兑现的顺口溜），就派来了一名干部给龙泉村送了一张上报表，叫龙泉村将当时还不足亿元的总产值填上两亿元。当以梁修昌为首的村党委拒绝填这张表时，这位干部因未能如愿却在对村上放心地说，你们怕负责任，你们盖上章就行了，我们拿回去填。梁修昌他们还是不干。至今那张表还在龙泉村村委会保存着。这张表可作为对党员、村民、职工进行党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教育的活教材。提到这件事，梁修昌深有感触地说：“1958年的浮夸风，使我们国家好几年都恢复不了元气。虽然已事隔40年，当时我才13 岁,但对那场闹剧记忆犹新。”从梁修昌这句话我们可以悟出毛主席教导的犯错误有啥要紧，改了就是了。我们要从所犯错误中汲取经验教训，不再犯重复的错误。过来的人都知道，1958年的浮夸风多是群众自发的，而当今的浮夸风却成了某些官员搞“政绩”、树“形象”而升官发财的捷径，且已经上升到上层建筑领域的一些大官。这种浮夸风也渗透到科技文化界，有人东拼西凑些数据，甚至是假数据，再花钱找些观点相同的人开个鉴定会，就算成果,甚至还得了上级的大奖,可见它的危害之大了。浮夸风不除，党的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以及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优良作风就难以继承和发扬，党在群众中的威信和凝聚力就会受到严重的影响。这也是当前党风上存在的主要问题之一。如果用政治思想和党风上的滑坡来换取经济上的某些增长，这不仅不可能维持持续稳定的经济增长，反会成为历史的罪人。这已为我们大量害民的“政绩工程”、“形象工程”和贪污浪费的犯罪事件所证实。据《生活文摘报》2007年11月23日摘自《瞭望新闻周刊》的“秘书代上课，坐满一教室”一文载：近年来，中国政界掀起了一股攻读学位的热潮，一些官员的学位年年看涨，文凭越拿越高。“有些官员混文凭的方式，真是千奇百怪”。北京某高校研究生院负责人告诉记者，“一般情况下，报名、考试、结业时，官员们会亲自出面，平时上课基本上由秘书代替，有时甚至会出现秘书坐满一教室的滑稽局面。”南方某地区驻北京的一位工作人员向记者透露，他复旦大学研究生毕业后给领导当秘书，工作还不到一年，就被调到驻京办，平时的工作就是替领导去学校听课、完成作业，还有负责与导师搞好关系。学期末领导来考试，基本是开卷考试，考题也很简单。平时成绩占80%，考试占20%，只要他这里没问题，就是领导考零分，最后的科目成绩也能合格。这就是当今一些官员高学历来源的真实写照。学生考试违规，就要受校处纪分，严重者甚至开除。高考对作弊者也都严肃处理，这都有章可循。然而，我们一些当官者让秘书代读学位却是公开的。难道对学生作弊处理的规章制度就“刑不上大夫”吗？这所高校研究生院的负责人为什么不按校规处理？还将其说成“滑稽局面”。这一“滑稽”将中国的高等教育就滑到九霄云外去了。我们的教育部、主管教育的中央领导、纪委难道不知道吗？这种丑文在新闻媒体暴光已不是一次，还未曾见到这些官员受处分的报道，且这种败坏教育风气的劣迹有愈演愈烈之势。在一所高校竟能坐满一教室，那所有培养研究生的高校究竟有多少？能让它这样长期下去吗？据报道，第十一届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有一半为研究生学历。在这些研究生学历代表中的官员代表里，究竟有多少是秘书代读的？至于这些官员是凭什么当的官，那就是不言而喻了的事了。像这样的官员能按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办事吗？现在我们每开一次重大会议后，将新领导班子的学历作为其水平高的资本。如果官员的学历是这样由秘书代读“滑稽”得来的，还不如让这些官员的秘书当领导好了。因此，人们在下边常议论，某某领导的水平还不如秘书的水平高，这种议论并非奇谈怪论，要不为什么他不去读研究生而要请秘书代读呢？如果我们的各级领导都能像龙泉村党委那样，实事求是的汲取1958年浮夸给国家造成的危害，那我们党和政府的威信就不会滑坡，我们的干部队伍里就不会出现那么多乱七八糟让人不可思议的败坏党风、政风、学风，有损国格、人格的丑恶事件。看来还是那些共富村没有高学历的农民干部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水平和社会主义觉悟比这些“高学历”的高官水平高得多。如果中央能下令像处理高考作弊那样将这些让秘书代读研究生的官员的学历证书、乌纱帽统统摘掉，那就不会再出现这种“滑稽”的局面了。那就可还中国高等教育自身之“圣贤”的真面目。这才叫真正的从源头治理，才能以正本清源地回归在教育面前人人平等的真面目，才能体现出教育上的以人为本和执政为民。这比在文件上写一百遍、会议上念一千遍、一万遍都解决问题。现在群众在下边议论某些领导（包括一些大官在内），或者当他的车从某地车过后，群众不是指脊背就是在骂娘。

建设和谐社会先从家庭做起

家庭是社会最小的独立单位。每一个村、乡、县、省直到国家都是由一个一个家庭组成的。因而，要建设和谐社会、文明村镇，首先必须从和睦家庭做起。因而，自古到今就有“清官难断家务事”之说。其实难断的这些家务事多是些鸡毛蒜皮的事情所发生的误会和互不谅解、互不让步。根据中国几千年来的习惯，家庭矛盾中，除兄弟、妯娌的矛盾外，最主要的就是婆媳之间的矛盾较难处理。但兄弟、妯娌不和，父母可以出面调解和批评，家大时也可以分家，即使分了家也还得处理好关系。因为这也是处理好邻居关系的基础。但婆媳不和不能靠分家来解决，尽管生儿育女不只是为了防老，但人老了总要有人赡养和照顾，特别是近年来这个问题在全国各地表现得比较普遍、比较突出，经常在各种新闻媒体上都可以见到、听到，甚至还动用了法庭。尽管这与我国的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体系跟不上有关，然而即使将来跟上了，和睦家庭仍是社会和谐的起码条件和基础。龙泉村党委在这方面采取了独出心裁的“晒被子”和评选“好媳妇”、“好婆婆”活动取得了非常好的立竿见影的效果。晒被子是村上不定期地选择一个晴朗的天气，把60岁以上的老人的被褥、床单拿出来在村上指定的广场贴上老人和子女、儿媳、女婿的名字晾晒，让村民都来参观、评比，看谁家老人的铺盖新、干净、柔软、舒适。从这一个侧面就可以看出谁家尊老爱幼，特别是婆媳之间关系的好坏和家庭的和睦情况。尽管不公开评比、表扬、批评和奖励，但大家心里都有数。好的，老人高兴，子女、媳妇、女婿脸上光彩。差的尤其是特别差的，老人感到自己没有把子女教育好，子女特别是儿媳妇就感到有无形的压力，甚至压力很大。有的当天就给老人把铺盖全换成新的，并勤给老人拆洗，保持干净卫生；有的家里要换新被褥先给老人换。连续三年评上好媳妇的，村上给好媳妇娘家送喜报，给其父母披红戴花并拍照、摄像，然后再在村上的闭路电视播放，让大家学习。这个活动的结果，子女、儿媳、女婿对老人更尊敬孝顺了，老人也更体量子女、媳妇和女婿了，对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也不再计较，对一些小的误会能够谅解和自我解脱，从而促进了家庭和睦。这在十里八乡引起强烈反响。这个“晒被子”和“好媳妇”、“好婆婆”评比对和睦家庭、友好邻居、村民团结友爱和文明村镇建设都起到了非常好的推动作用，把几千年清官难断的家务事一下子就“晒”好了、“评”清了。这项活动还上了中央电视台的《焦点访谈》和《夕阳红》栏目，在全国的反响也很强烈。在此基础上，龙泉村将其发展成“十评比”活动，即评“五好家庭“、”好公婆“、“好媳妇”、“好妯娌”、“文明职工”、“十佳青年”、“优秀教师”、“文明经商户”、“文明村民小组”、“文明村民”。这就让村民的思想道德建设进入多样化的良性发展阶段。在此基础上村党委把各项政策转化为制度，使龙泉村的思想道德建设走上规范化、制度化的正轨，村上将各种规章制度装订成册，发放到户。从2005年正月开始,村上为80岁以上的老人过生日。在生日那天,村党委和村委派老龄委支部书记和妇联会主席代表村“两委”和全村村民给老人送去生日蛋糕，祝老人健康长寿。一个生日蛋糕更加密切了党群、干群关系，使和睦家庭更和睦，友好邻居更加友好，团结奋进的村民更加团结。

既要把群众带富，也要把群众带好

以梁修昌为首的龙泉村党委认为，一部分按照党的富民政策先富起来的人，多是自己有致富头脑和本事的“能人”。这些人当中有个别人容易钱袋子满了，脑袋空了。也就是人常说的，有了钱了就变坏。对这些人要加强正面的教育和引导，不能让他们为富不仁。另一部分则是占绝大多数缺乏致富本领的“弱势群体”。对“弱势群体”，村上就要想方设法打造一个致富的平台。只有解决好这两个问题，实现物质富裕、精神富裕才不会导致富者更富，贫者更贫的两极分化。这样才能达到真正意义上的共同富裕。因而,村里坚持以人为本，拉长产业链，集体的13个经济实体为村上80%的劳力提供了平等就业的条件和机会，从而使村上家家户户都有固定工资收入的、在村办企业上班的务工人员。村上还办有良种羊繁殖场,采取公司加农户的办法，让那些无特殊致富能力的人养上几只羊也能增加一定的收入。与此同时，既要有物质富裕，还要有精神富裕。村里依托宣传文化阵地，坚持不懈地针对村民的实际情况进行思想道德、法治、科技文化教育。按照全村六个村民小组设置六所农民夜校,村里还投资100多万元建立了图书馆，馆里有多种政治、专业书籍供村民借阅。从1995年开始，先后投资1 000万元兴建从幼儿园、小学、初中到高中教育齐全的教育一条街，并免费享受义务教育，使下一代从幼儿园开始就受到良好的教育。这就是既要把群众带好，也要把群众带富；既要物质富，也要精神富的“双带双富”。在此基础上，他们还设立教育奖励基金，专门用于奖励品学兼优的在校学生、优秀教师和在生产第一线的科技创造发明者。

对待村民、党员的学习，不是谁想学就学，谁不想学就不学，而是有计划的、有针对性的、有激励、有约束的制度化学习，也就是我们以前说的“灌输”式的学习。因为不这样，社会主义新农村、和谐社会就无法建成。例如，党员干部每月15日和30日晚订为学习日,农民夜校订为每月1日和16日晚为学习日。为了确保学习质量，对党员干部实行签到制度，无故迟到和缺课者，施以经济处罚，缺课一次罚款20元。对村民则采取激励和约束相结合的办法,规定每户村民全年交纳100元的学习保证金，缺一次课，扣20元。全年满勤的年终考核合格者，每人奖励20元。这种看来似乎有些“强迫”的灌输式学习，但对两个文明建设确实起到了非常好的促进作用。这种学习制度，对村办企业带起的100多辆跑汽车运输、60多户搞工商服务业的人员也都必须参加。我们说,龙泉村是大集体小自由的公有共富村，但这种“自由”并不是无人管理的自流。个体经商户也必须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的各种证件合格后，村上才同意他们开业，并给予支持。但在经营过程中也必须遵守国家的各项政策法令，否则村上有权管理、制止他们，并按照村上相关规定进行处理。这种学习制度并不是关起门来学习，而是采取走出去请进来的开放式学习。聘请有关行业的专家教授给他们当顾问，将大量的信息传递给村民，并选派一部分人去相关大专院校进行深造，或请这方面的专家教授来村上讲学。他们曾与天津轻工学院联合举办造纸大专班，与河北师范大学联合举办会计进修班，先后向省内7所院校输送了多名委培生。现在龙泉村已有一百多名在职人员取得了中专和大专文凭,已初步形成四五百名各种专业技术人才的技术队伍。

干部以身作则，严于律已

在龙泉村，你要问群众：在你们村，谁说了算？村民便肯定地回答：制度说了算。这是因为，龙泉村党委书记梁修昌在1967年开始担任大队干部时，就给自己立下了“决不在经济上犯错误；不在生活作风上出问题；按照党的方针、政策办事；一定要带领大家共同奋斗,过上好日子”的诺言。党委对干部“约发三章”就明文规定：一、凡要求群众办到的事，支委和干部要带头先办；要求群众不办的事，支委和干部首先不办。二、支委和干部及其家属违反村委会各种规定，和群众一样处理，不得特殊。三、无论任何情况，支委和干部不准向集体经济和群众利益伸手。就在他刚当上干部不久，大队规定肥料统管，不准随便上到自家的自留地。可是在开会的时候，梁修昌的父亲上地割草去了，不知道精神，把茅厕的粪上到了自留地。梁修昌真不忍心处理他父亲，不让父亲丢脸。父亲原是个生意人，每天起早贪黑到外地进货，又赶到其他小镇去卖。父亲很疼爱他，为了养家糊口，一头挑着西瓜，一头挑着他，如此负重又无怨无悔而心甘情愿。然而梁修昌心里清楚，全队的社员都在看自己是否能按队上的制度办？为了严格遵守队上规定的规章制度，还是忍痛对他父亲进行处理：一、让他父亲在社员大会上检讨；二、罚十个劳动日；三、把拉到自留地的粪挖出来送到生产队的地里。梁修昌的同胞兄弟刨了集体一棵树,梁修昌硬是逼着他写了6次检查，并对其加重处罚。为了做通“双女户”的节育工作，他先做好两个弟媳的工作带头做了手术。村党委一位副书记的院墙按规定越了线，他得知情况后，便亲自动手把刚建好的院墙拆掉了。1985年梁修昌患脑血管痉挛性头疼病在家休息，有一位挺不错的厂长，也是一个村干部的苗子，不知怎么一时糊涂，趁书记患病之机盖房子多占了二分庄基地。问题反映到梁修昌面前，他立即带病召开支委会，明确做出决定：一、房子搬掉；二、深刻检查；三、罚款1 000元。这位厂长认识错误并从中汲取教训，努力工作，得到群众的信任还当上了村上的副书记。梁修昌不仅不沾集体一分钱的光，每年都把自己应得的2 000元奖金捐献给学校办教育。有一次，梁修昌给在龙泉村搞了十多年建筑的包工队，在郑州市介绍了一项工程，工头给了他个人2 000元的介绍费时，梁修昌像受了侮辱一样断然地说：“你马上给我离开龙泉村！”工头不愿离开龙泉村，连忙乖乖地把钱收回去。这就是龙泉村的党委是堡垒，党员是旗帜，干部是榜样，职务是责任。在此基础上，龙泉村党委注重四种力量的培养，即党委的凝聚力，集体经济的吸引力，政治工作的激励力，党员干部的带动力。在全村干部和群众中强调三个不准特殊：不准有特殊干部，不准有特殊党员，不准有特殊村民。四不准欺负：干部不准欺负群众，有钱户不准欺负没钱户,大户不准欺负小户，本村人不准欺负外来户。要求每个龙泉人都要做到六爱：爱党，爱国，爱集体，爱岗，爱家，爱自己。真正做到人与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公有共富的社会主义新农村。

“班门”共富村建筑王国韩村河

                    攻城不怕艰，攻书莫畏难；科学有险阻，苦战能过关。

                                                       ——叶剑英

                    我是农民的儿子，我是共产党员，我不做个人先发家致富的带头

                人……要同乡亲们一起实现共同富裕。

不给群众办实事，说得多好都是空话。老百姓从心眼儿里讨厌讲

空话的人。群众拥护不拥护、信赖不信赖，关键是看你给他创造的利

益如何。不发展群众的利益是得不到群众信赖的。

                                         ——田  雄

2000年5月2日至5月4日，中国首届“乡村发展世纪论坛”、2005年“社会主义新农村小康建设促进工作研讨会暨中国合作经济学会2005年年会”都在京郊经济发展十佳单位第一名，响当当的京郊第一村韩村河召开。这个村得名于辽宋时期，已有1 300多年历史的村庄。它位于首都京郊西南房山区，距天安门40公里。面积2.4平方公里，910户，2 700口人，人均住房面积68平方米。村上宽阔平坦的水泥路纵横交错，街道整洁，绿树成荫，花草缤纷；从幼儿园、小学、初中、高中、高职到大专一条龙的教育体系；有公园、影剧院、邮政、电讯、医院一应俱全，风格各异的农民小别墅竞相比美。村民过上了连城里人都难以想象的安居乐业、幸福祥和的农村都市生活。如果事先不给你说这是什么地方，你肯定会说它是风格高当的城市别墅区。笔者看后也会得出同样的结论，因为它比我看到的某兵种军级离休老干部住的干休所的环境和楼房的档次还要高。然而它却是今日田园风光的韩村河村的农村都市，里边住的是地地道道的农民，或者说是亦工亦农、离土不离乡的农民。真乃是：

                            京郊十佳数第一，

                             村名辽宋时代起。

                             虽然村史过千年，

                             农民受穷仍可怜。

                             大队有帮“老三届”，

                             为民致富学鲁班。

                             他们都是农家子，

                             建筑王国只姓公。

“老三届”学鲁班致富，有志者事竟成

尽管韩村河村有1300多年较长的村史，历史上离京城也近，但直到解放前，它还是个“几条洪沟村穿过，墩台上边搭土窝，天灾人祸经常有，穷村破家常挨饿。”因此，人们也称其为“寒心河”。解放后，农民翻身，当家作主，生产生活有了大变化。但在当时国家“一穷二白”的经济基础上、农业机械化程度差和单一的农业经济条件下，却仍是名不见经传的比较贫穷的普通小村。当时人们普遍认为，特别是韩村河致富带头人田雄的父亲认定，上学是孩子的唯一出路，让孩子“上学念书，凭本事考出去”。田雄就很争气，没有辜负父亲对他的希望，初中毕业考高中时，考了全县第一名，上了房山高中。正当全家满怀希望盼着田雄兄弟六人能出几个大学生时，文化大革命不期而来。田雄和他同时代的人成了中国历史上“老三届”的成员。文革期间，以田雄为代表的回村高中毕业生“老三届”不甘心受穷，决心挑战命运。当时在社员中，生活过得比较好的是给人盖房的泥瓦匠和有木工手艺的人。因为农村不管穷富总得要盖房住，只是房的质量有高有低差距不大罢了。木匠和泥瓦匠给群众盖房不但能吃饱吃好，还能挣几个零花钱。于是，田雄就拜全村最有名的老泥瓦匠为师学起了盖房的手艺。由于他肯吃苦，又有文化，心灵手巧，不久他的瓦工技术就远近有名。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田雄认为脱贫致富的机会来了。根据村上泥瓦匠、木匠多的特点，他找到田兴（现任韩建集团总经理）等一邦年青人商议，想组建一个建筑队。大家一拍即合。于是韩村河历史上第一个建筑队就诞生了。在党的改革开放政策指导下，他们开始以搞修缮、建民房、干承包为起点，一把泥、一块砖，一点一滴的积累，白天架上练工，夜间灯下攻书，经过几个春秋摸爬滚打和滚雪球式的逐年滚动，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的创业和市场竞争中不断发展，终于将当初只有30多人的建筑队，逐步发展成为集建筑、房地产、水利、市政等多元化经营为一体、职工5万名、拥有总资产36亿、流动资金12亿、年开复工面积200万平方米、产值20多亿的国家特级质资大型企业——北京韩建集团。这的确称得上建筑王国了！终于实践了叶剑英元帅在《攻关》诗里所说指出的那样：“攻城不怕艰，攻书莫畏难；科学有险阻，苦战能过关。”

背水一战，一炮打响紫玉饭店建筑

韩村河建筑队成立后，尽管经过五六年的实践考验后的技术水平和经济实力都有较大的提高，并在京城郊区的房山县也小有名气。但田雄却不以为然。这大概是人常说的“山里没老虎，猴子称大王”吧！他认定，建筑队要大发展，就要在竞争激烈的京城建筑市场上与强手角力，干大工程。说来也巧，1984年春，机会终于到来了——北京市紫玉饭店招标：建筑面积8 600多平方米的仿古建筑，3月份招标，工期6个月，10月1日国庆节前必须峻工并能接待外宾。由于工期太短，工程质量要求高，许多一、二级资质的国营建筑企业都望而却步，但田雄却认为这是个打入首都建筑市场很难得的好机遇。然而，却只因为自己企业的资质级别不够而不能投标。尽管如此，但雄心勃勃的田雄并没有以此而退缩，他却灵机一动计上心来，于是就采取了以退为进的战略战术，请求让自己的建筑队干施工中的“粗活重活”，以这种下策的诚信形式介入这个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工程的施工。这一招真是“老天有眼”。事后，当甲方仍然找不到承接工程的企业之时，也就在这时的田雄则认为，韩村河建筑队在这个节骨眼上应该迎难而上。他说，如果有困难，不敢承揽高档建筑工程，韩村河建筑队何时才能打入京城建筑市场呢？他召集干部会议，陈述利害关系，统一思想，决心背水一战，打好进军京城建筑市场第一仗，也只有打好这一仗，才能抓住机遇，才能如虎添翼地快速发展。田雄的这种勇气不仅激励着领导班子，而且也成了领导班子的集体决策。工期短，可招请民工，分成三班倒，将1天变成3天，将6个月就可变成18个月；没有古建筑工程技术人员，他们四处聘请；田雄用自学的建筑知识帮助甲方修改图纸，完善设计，赢得了甲方更多的信任和尊重。他们苦干、巧干，再加上灵活机动的科学组织，把工程进度分秒必争地落实到每个工时上。一旦发现工程质量稍有不过硬之处，立即推倒重来，毫不迁就。就在这样高度责任感精神鼓励下，以严格的质量管理制度、严明的施工纪律和严谨的施工进度保障下，终于按照毛主席教导的战略上的藐视和战术上的重视，于1984年9月2日流光溢彩、富丽堂皇的仿古紫玉饭店于国庆节前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北京正式开张。真正实现了有志者事竟成和叶剑英元帅在《攻关》诗中所说的“苦战能过关”了。北京市政府对紫玉饭店的优质高速峻工非常满意，剪彩时特邀请田雄参加剪彩。建筑队也被评为“模范集体”。他们就这样狠下决心背水一战中，就一炮打响，一鸣惊人。从此，韩村河建筑队在京城建筑市场上占有了一席之地，承接了许多工程项目，并以罕见的速度荣获了好多优质样本工程。

企业姓公不姓私，钱不能装错口袋

韩村河的建筑企业，从一开始到现在，不管风吹浪打，始终保持一条主线，也就是集体性质的姓“公”而不姓“私”。田雄在2006年5月27日，与中宣部新闻局一行座谈会上，回答他们提出的，当初最早从二三十个人的小建筑队到现在的规模，成功方面的因素很多，除了客观因素，对于您自身来讲，有哪些规律或者说是精神值得我们学习和推广的问题时说：精神倒不敢说。我们的做法有一条主线，就是保持企业的集体性质。韩村河建筑队一开始就是集体性质的，一直到现在还是这样。集体性质的好处是什么呢？就是该给工人的、该给村民的、该给经理的都给，剩下的就是集体的。如果不是搞集体的而是搞私人的，交够税，给村里一点儿钱，剩下的都是自己的。这样就会有另一种结果：不管你挣多少钱，一旦装入个人腰包，再让他拿出来为群众办好事，太难。这是我的体会。你看有的村富主儿也不少啊，是不是？这些富主儿，他屋里面富丽堂皇的，屋门口就是泥土。出门就属于公共设施，要他拿出自己的钱为公共设施服务，而且还是无偿的，他很不情愿。所以我说新农村建设的重点应该在基础设施和公共设施上。我们挣的钱不能吃光分尽。1984年底我们挣了11万块钱后，我拿出2万元，给大伙儿分了。有分1 000多元的，有分2 000多元的，剩下的钱留作再发展。当时要是都分了，现在的韩村河就没了，这第一桶金怎样处理是很关键的一步棋。一步棋走错了，以后就跟着全错。一步棋走对了，以后就可以坚持下来了。一直到现在，韩建集团的各级领导干部都能统一认识。我们其实也是在算一笔账，11万元当时如果不好好安排，都分掉，那以后的1 100万元，11 000万元就挣不上，更甭说现在的30个亿了。如果当初的方向走错了，哪有现在的30个亿，哪有韩村河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啊！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关键的环节。在发展中坚持什么样的路线？我们是共同走向富裕，共同实现富裕，先富帮后富，大家一块儿富。这就是田雄村办企业的姓“社”不姓“资”的性质，钱应该装在集体的“大口袋”里的走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道路，不要装在个人的“小口袋”里走个人发家致富的另一条道路。不仅田雄是这样，他们党委一班人从创业开始到现在，上千万元的奖金没有要，都贡献给了集体。这就是他和他们党委核心班子的成员为了党和群众的事业，不能先成了资本家。要是那样，就不会有韩建集团的今天，更不会有韩村河这样的农村都市。这就是他经常说的“我是农民的儿子，我是共产党员，我不做个人先发家致富的带头人，我只有一个心眼儿：把村民的利益放在鼻子尖儿上，让村民富起来，让村里好起来，要同乡亲们一起实现共同富裕。”他们始终牢记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坚持以人为本，公有共富的社会主义本质。韩村河的企业姓“社”不姓“资”说明了共产党领导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本质。不提姓“社”姓“资”的实质是用其掩盖以权谋私、化公为私搞私有化复辟资本主义的要害。

用企业赚钱来解决“三农”问题

当全国实行土地承包时，韩村河也没例外地搞了承包。但韩村河的富裕不是靠一人几分地的手工操作，而是靠建筑企业的集体所有挣来的钱装备农业。当企业赚了钱后，村上投资500多万元购置大中型农业机械30多台，将小块分散承包的2 000亩土地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又回归村上由二十几个人（占全村劳动力5%）统一机械化、产业化经营，浇灌也实现了喷灌化。将大部分劳动力从个人承包的几亩地的小农经济中解放出来，到村上的集体企业、建筑队去上班。从而起到了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的新“飞跃”，从温饱走向共富之路，粮食一跃到亩产吨斤以上。1996年底，又投资3 000万元，建成了占地260亩的韩村河高科技蔬菜园区。其中包括66栋日光节能型温室，5栋美国双层充气塑料大棚，可常年周期性地生产各种名、特、优、新、鲜蔬菜。1997年底，园区被国家科委命名为“国家科委工厂化高效农业房山示范区”。现已发展成500亩，设施占地260亩的集示范、生产、贮藏、加工、观光、科普教育、良性生态循环为一体的现代化农业专业示范园区。蔬菜园区积极引进新品种，发展无污染绿色蔬菜。自建园以来，已引种以色列樱桃西红柿、南韩黄香蕉西葫芦、荷兰无剌黄瓜、日本栗子曼南瓜、美国加州牛角王菜椒、无土栽培泰国生菜等50 多个品种。随着韩建集团企业的快速发展，还必须从根本上解决村民的居住条件和居住环境。因而，从1992年至1998年，利用6年时间、投资5.3亿元建起了11个高标准住宅小区、581栋小别墅、8种建筑风格、21门多层公寓式住宅楼，建筑面积20多万平方米，人均住房70平方米。为提高农民的自身素质，韩村河多年来把坚持培养人才作为精神文明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来抓。这就必须狠抓教育。因而，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前半期，投资3 000万元，建成从幼儿园、小学、初中、高中到大专为一体的教育中心。多年来通过岗位技术培训、业余进修、正规专业培训等多种形式，培训各种人才1 800多名。昔日贫困落后的韩村河现已建设成为一个各项产业蓬勃发展、公共设施齐备、人人安居乐业的社会主义新农村都市。这也是走的史来贺带领刘庄人走的有工共富的道路。看来这就是真正中国特色的农村共同富裕的必由之路。因为我国人多土地少，农村人口比例大，人均一亩多地，城郊只有几分地，且失地的人逐年增多，单靠土地生产粮食只能解决温饱，不能走上共同富裕之路。正如中国改革第一村的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人参观了河南省临颍县南街村后，非常感慨地说他们承包后“一年进入温饱线，二十年没进富裕门”。因此，要想共同富裕，必须从各地的实际出发，发展集体经济，走亦工亦农多种经营全面发展的道路。因为一斤粮食只能卖几角钱。今年（2007）食品等全面涨价，但陕西关中一斤小麦和往年差不多仍卖7~8角钱，加工成面粉卖一元五角甚至更多（一斤压好的湿面条都卖到一元五角），再加工成糕点之类卖5元以上；用粮食加工的副产品做饲料发展养殖业，就地将其转化成肉、蛋、奶、鱼，这样就可使粮食多次增值。正如十大女杰、公有共富带头人刘志华说的，我们京华公司所做的，就是把农产品的加工权从城市夺回来，变城市加工为乡村就地加工。使农民由原料生产型转化为成品生产型；从农家院走出了“离土不离乡”的工人；从过去的“副业”转化成名正言顺的“主业”。只有这样农民种粮食才不会吃亏，这既解决了农村多余劳动力就地就业的致富门路，也不受背井离乡、妻离子散之苦，还能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和和谐社会建设。农村也就逐步城市化了。然而，农业要机械化、现代化、产业化、高效农业和农村城市化，也必须有工业积累资金。一家种那几亩地是没办法积累，也不可能搞农业机械化和现代化的。这已为李昌平给朱总理信上写的：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的“三农”问题所证实，也被刘庄、南街村、小冀镇东街五队、韩村河等等这些共富村所走的道路给中国农村指明了方向。

永远不忘艰苦创业

毛主席在建国前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就告诫全党和全国人民，夺取全国的胜利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中国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这就是我们常说的要牢记的“两个务必”。我们经常也说：看过去想将来，幸福的生活苦中来，学习革命老前辈，艰苦奋斗（朴素）为将来。艰苦朴素和艰苦创业是紧密相连的。艰苦朴素和贪污浪费是对立的，是格格不入的。特别是当今贪污、浪费等腐败犯罪令人触目惊心的情况下，如果忘记了艰苦创业和勤俭节约，家底再厚也会被毁灭一空，脱贫后又会返贫。一些原来很好的国企的破产、被私人兼并都是由于败家子的守业者不知创业者难而忘记了艰苦创业，才走向反面。正如田雄讲的，韩村河能有今天的成绩，光有党的好政策也是不够的，更重要是我们还有不怕苦不怕累的艰苦奋斗精神，这一点是每一个韩村河人都应该牢记的，尤其是那些没有经历艰苦年代的孩子们，更要让他们去了解创业时代的艰辛，让他们明白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韩建集团从当年30多人的村级小建筑队，发展到现在拥有23个分公司，25个直属分公司的集建筑、建材、设计、开发为一体的大型特级建筑集团。有一个设计院，管理层有6 000名技术人员和管理干部，职工队伍总共5万，年开复工面积200万平方米。拥有总资产36亿，可支配流动资金10亿元。2005年实现工农业总产值21亿元，上缴国家税金6 300万元，村民人均收入18 000元，在全国乡镇集体建筑企业中排列第一名，荣获“京郊经济发展十佳单位”第一名。田雄先后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优秀建筑企业家”、“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思想政治工”等荣誉称号。然而，他们的发展所遇到的艰难困苦、风雨磨难没有真正经历的人是很难体会来的。建筑队刚成立的时候，干不了大工程，只能到处给人干散活。设备也只是几个推车、几把泥瓦刀之类，全靠体力、靠骑自行车跑，小则几公里，多则几十公里往返跑个不停。中午吃窝头，就咸菜，喝凉水。建紫玉饭店时，连吃饭、上厕所的时间都恨不得节省下来，一连几天不睡觉也是常见的事，就以这种顽强的意志和拼命精神终于提前高质量的在首都完成这项工程。从此，打响了韩建在北京的名气。现在像田雄、田兴这些韩建当年的元老们，想起鏖战紫玉饭店的情景，也都还是心有余悸啊！纵观历史，无论是大到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还是小到一个集体、一个家庭，如果没有艰苦奋斗和勤俭节约的精神来支撑，即使再富有，也是暂短的。因而，田雄的担心也是我们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大事。这就要求老干部要保持晚节，永葆革命青春；年青人要接过老一代的班，将它继承下来，发扬光大，永远不要忘记过去，才能永远不会背叛。

把韩村河建成农村新城镇

前边已经提到，要解决中国九亿农民的共同富裕和就业问题，必须让农民组织起来，因地制宜地发展集体经济，走农村城市化的道路。在2005年“社会主义新农村小康建设推进工作会议”上，田雄认为：中国农村将来的发展，小城镇建设是一个极好的出路。韩村河发展了，先建起小城镇来。韩村河的两个乡一合并，有27个自然村，4万多人。他建议以韩村河为中心，发展中心镇。韩村河镇的中心服务区就在韩村河村，现有的民房不动，周边还要规划，他跟镇上商量，计划用3~5年时间完成。韩村河中心镇发展起来了，这儿的村民可以农转非了。村民农转非后，就业问题、福利问题等都可很好解决，可以享受国家的各项政策，生活也就稳定了，不再担心因韩建集团的兴衰而改变他们的生活质量。中心镇的基础设施也可以由政府来管理运行，这样不仅能使韩建集团得以解脱，也避免农民把自己的命运捆绑在一两个人或是企业身上。否则企业破产了，农民又恢复到以前的困难竟地，这个可不成。有人说，将韩村河周边的村都收过来，村和地都归韩村河村管时，田雄说这样不行。全指望他，那路子不行，依他看小城镇建设，一部分市政设施、基础设施需国家和政府来拿钱，房子便宜点卖给农民，对房价要限价。这样既有市场经济、计划经济，又有国家支持；既是自主创新，农民自己干起来的，国家又不用背负担。拿出一笔钱弄起来后，小城镇有自己的第三产业，有工业、农业，农民自己养活自已。田雄认为：“这样的发展，我看也是一种模式。”

毛泽东论“走资派”丰富和发展了马列政党学说    

                    ——纪念113周年

                              （2006年12月）              

        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

                                   ——列  宁

          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是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表人物。

                                   ——毛泽东

                全会认为，对于文化大革命，也应当历史地、科学地、实事求是地去看待它。

毛泽东同志发动这样一场大革命，主要是鉴于苏联变修，从反修防修出发的。

          ——《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

    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我们都要始终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

    十六大以来……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高举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

思想伟大旗帜，战胜各种困难和风险，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开

拓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境界。

——胡锦涛

              一九二一，                  搞土改，

              上海、嘉兴开大会。          复经济；

              十二人，                   “三五反”

共议国事，                  顺民意。

我党建立。                  现“一化三改”

领导神州闹革命，            公有根基。

共产主义乃目的。            改革开放开新域，

奋战廿八载展眉喜，          化公为私切禁忌。

五星旗。                    “和平演变”谁最危险？

                            “走资派”。

摘  要：“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也是社会主义国家前途命运和生死存亡的首要问题。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批判修正主义鼻祖伯恩斯坦开始，到苏共执政党现代修正主义赫鲁晓夫上台，再经过两三代到戈尔巴乔夫，将苏共解散、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解体和东欧那些社会主义国家蜕变。从1917年十月革命胜利到现在，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九十年的历程证明：无论是帝国主义侵略，还是国内外反动势力勾结搞颠覆破坏，都未能将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搞垮。然而，苏联和东欧那些社会主义国家却命丧于无产阶级执政党的修正主义之手。这就是帝国主义用战争不能消灭社会主义，而要和社会主义打一场“没有硝烟的世界大战”即“和平演变”，以达到“不战而胜”的目的。对这一有关国际共产主义运和社会主义国家发展前途命运的大问题，当赫鲁晓夫上台后，就引起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国共产党的极大关注。因而，在举起批判赫鲁晓夫现代修正主义大旗的同时，提出了防止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在中国重演的一系列重大原则问题。把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称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包括党内掌权的腐败分子在内，统称为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即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变无产阶级专政为资产阶级专政。走资派是党和人民的主要敌人。因此，社会主义国家除发展生产搞四个现代化建设，不断提高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发扬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防止内外敌人的侵略和颠覆破坏外，最危险的敌人就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即社会主义革命要整的重点。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和人民群众的监督，是防止历史兴衰周期率的新路。毛泽东论走资派丰富和发展了马列政党学说，特别是执政党学说，使列宁的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更加明确化、具体化到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走资派身上。

革命的首要问题是认清敌我友

翻开《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一篇文章一开头就是：“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中国过去一切革命斗争成效甚少，其基本原因就是因为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革命党是群众的向导，在革命中未有革命党领错了路而革命不失败的。我们的革命要有不领错路和一定成功的把握，不可不注意团结我们真正的朋友，以攻击我们真正的敌人。”（《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三页）中国革命，其所以经过28年的浴血奋战而取得胜利，关键在于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反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1927年八一南昌起义和秋收起义初用兵失利后，毛泽东率秋收起义部队上井冈山敌人统治薄弱的地方创建革命根据地，1928年4月，朱德、陈毅等率南昌起义保留下来的部队也上井冈山和毛泽东会师。从而使中国革命走上了毛泽东提出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于1931年11月在江西瑞金成立了“中华苏维埃临时政府”即“中国工农民主政府”。由于王明路线的错误，在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迫使中央红军进行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完成了北上抗日之路，使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延安。再经过八年抗战（与蒋介石能合作就合作，不能合作就你打你的，我打我的）和三年解放战争，打败了日本侵略者，推翻了蒋家王朝，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从此，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建国后立即进行了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实现了孙中山先生未能实现的“耕者有其田”的愿望，巩固了人民政权。中国革命的胜利，就是贯彻执行了毛泽东同志认清敌、我、友，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以攻击我们真正的共同敌人。

走资派是社会主义国家的主要敌人

建国后经过土改、三年经济恢复，尽管广大贫苦农民有了地而成了土地的主人，国有企业工人成了工厂的主人，但农村土地买卖和两极分化也开始出现，正如毛主席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所指出的：“没有农业社会化，就没有全部的巩固的社会主义。农业社会化的步骤，必须和以国有企业为主体的强大的工业的发展相适应。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必须有步骤地解决国家工业化的问题。”（《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一四八二页）因而，在1953年就及时地提出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要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即“一化三改”。“一化三改”完成后，将“夏传子，家天下”以来四千多年遗留下来的汪洋大海般的私有制，改造成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基本上实现了《共产党宣言》所指出的“共产党人可以用一句话把自己的理论概括起来：消灭私有制。”（《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265页）这时，尽管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但共产党是否通过发展生产不断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就能建成社会主义并向共产主义奋斗呢？当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第二代领导人斯大林于1953年3月逝世后，被现代修正主义赫鲁晓夫于同年9月迫使马林科夫下台而篡夺了苏共中央最高领导权，于1956年2月在苏共二十大作反对斯大林的秘密报告，全面否定斯大林，实为否定社会主义和马列主义。1917年列宁开创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诞生，打破了资产阶级一统天下的格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一批社会主义国家相继诞生，特别是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出现了以苏联为首的十多个社会主义国家的社会主义阵营。这就引起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阵营的极度恐慌和仇恨。他们不能容忍社会主义的胜利，也不甘心自己的失败。不惜采取武装侵略、经济封锁、地缘威慑等一切手段，特别是梦想用侵朝战争和侵越战争把亚洲的社会主义国家，特别是新中国扼杀在摇篮里而遭到惨败后，从而就采取非军事的手段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政治的、经济的、意识形态的渗透，培养、扶持社会主义国家内部的“自由势力”，特别是共产党内想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掌权者来改变社会主义制度。这就是他们的“和平演变”，即要和社会主义国家“打一场没有硝烟的新的世界大战”，从而达到“不战而胜”的目的。这些都引起了以毛泽东主席为首的中国共产党的极大关注。因而，毛主席于1956年11月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的讲话中，针对苏共二十大就指出：“我看有‘两把刀子’：一把是列宁，一把是斯大林。现在，斯大林这把刀子，俄国人丢了。”“列宁这把刀子现在是不是也被苏联一些领导人丢掉一些呢？我看也丢掉相当多了。十月革命还灵不灵？还可不可以作为各国的模范？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赫鲁晓夫的报告说，可以经过议会道路去取得政权，这就是说，各国可以不学十月革命了。这个门一开，列宁主义就基本上丢掉了。”（《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321—322页）1957年2月，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指出：“修正主义，或者右倾机会主义，是一种资产阶级思潮，它比教条主义有更大的危险性。修正主义者，右倾机会主义者，口头上也挂着马克思主义，他们也在那里攻击‘教条主义’。但是他们所攻击的正是马克思主义的最根本的东西。他们反对或者歪曲唯物论和辩证法，反对或者企图削弱人民民主专政和共产党的领导，反对或者企图削弱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取得基本胜利以后，社会上还有一部分人梦想恢复资本主义制度，他们要从各个方面向工人阶级进行斗争，包括思想方面的斗争。而在这个斗争中，修正主义者就是他们最好的助手。”（同上，第392页）同年3月，《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更明确地指出：“马克思主义一定要向前发展，要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不能停滞不前。停止了，老是那么一套，它就没有生命了。但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又是不能违背的，违背了就要犯错误。用形而上学的观点来看待马克思主义，把它看成僵死的东西，这是教条主义。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这就是修正主义。修正主义是一种资产阶级思想。修正主义者抹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区别，抹杀无产阶级专政和资产阶级专政的区别。他们所主张的，在实际上并不是社会主义路线，而是资本主义路线。在现在的情况下，修正主义是比教条主义更有危害的东西。我们现在思想战线上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开展对于修正主义的批判。”（同上，第417—418页）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希望通过兄弟党之间的会谈和两次莫斯科会议（1957和1960），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来解决国际共运中存在的修正主义路线问题，但都没有让赫鲁晓夫回到马列主义路线上来。特别是1961年苏共二十二大赫鲁晓夫进一步大反斯大林，并将兄弟党之间的矛盾公之于世界，以“老子党”来训斥阿尔巴尼亚党，迫使参加大会的中共代表团团长周恩来不得不当场给予严厉的批评和驳斥，并率团提前回国，以示抗议。中苏两党的矛盾就此被赫鲁晓夫激化并公开化了。为了批判赫鲁晓夫现代修正主义挑起的公开论战，我们党连续发表了“两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九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等一系列文章，对赫鲁晓夫篡改、背叛马列主义的实质和危害进行了全面的剖析和批判，从而捍卫、丰富和发展了马列主义。与此同时，为了预防帝国主义的预言家们根据苏联发生的变化，也把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中国党的第三代或者第四代身上，防止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在中国重演，毛主席及时提出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战略和接班人的五个条件，在农村、工厂等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先后于1965年和1966年制订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二十三条）和《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十六条）中，都明确地指出：“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二十三条”中还指出“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有在幕前的，有在幕后的”；“支持这些当权派的人，有的在下面，有的在上面”；“在上面的，有在社、区、县、地、甚至有在省和中央部门的一些反对搞社会主义的人”。这些文件都是中央会议决定的，不仅代表毛泽东的意见，也是中央集体的意见。“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是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表人物”；（《人民日报》1967年11月6日）“要警惕出修正主义，特别是要警惕在中央出修正主义”；（《红旗》杂志1967年第七期）“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很可能出，这是最危险的。”（同上，1967年第十三期）1965年八九月间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第一次提出：“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应该造反”（《报刊荟萃》2006年第九期，第45页）。

高岗、林彪、“四人帮”三个反党集团，他们都蜕变成了典型的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夺取政权，变无产阶级专政为资产阶级专政。他们里面为首的已到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机构的副职。但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及时识破了他们的阴谋，高岗、林彪两个反党集团都是在毛主席领导下将他们彻底粉碎了。尽管党的“九大”把林彪写进了党章作为接班人（人们都在议论，这可能是毛主席为了让他尽快暴露而不给后边留下隐患），但毛主席对他还是不放心。1966年，就针对林彪说过：我历来不相信，我那几本小书，有那样大的神通。现在经他这么一吹，全党全国都吹起来了，真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我猜他们的本意，是为了打鬼，借助钟馗，我就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当了共产党的钟馗了。尽管林彪多次提出要设国家主席，梦想通过当国家主席来夺权，但毛主席就是不设国家主席，不让他当国家主席，不能把权交给他。因为革命的根本问题就是政权问题。当他急着要夺权失败后，便狗急跳墙，仓惶出逃，于投敌叛国途中摔死在蒙古的温都尔汗。针对林彪反党集团，毛主席提出了“三要三不要”原则，即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毛主席追悼会的悼词稿，经汪东兴看后，又针对“四人帮”将“三要三不要”加进去（天津老年时报）。对“四人帮”，毛主席早已发现，并经过多次批评教育，他们就是死不改悔。因而，病榻上的毛主席便在我们党的历史上，第一次破天荒地决定华国锋同志为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毛主席逝世后，由于“四人帮”的人在中央政治局占有一定的比例，对“四人帮”不能靠开会来解决。因而，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通过个别交谈勾通，就果断地决定立即采取抓的办法，并告诉王震，再让他转告陈云。这就是以华国锋为首的党中央，没动一刀一枪一举粉碎了“四人帮”。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当华国锋、汪东兴的职位有变化，征求一些老干部的意见，叶剑英在广州看到这份意见时，说了这样一番话：“在抓‘四人帮’时，只有我们三人知道，如果我们三人当中任何一人走漏了消息，后果不堪设想。他们两个是有功的，应给予适当安排。”（《报刊文摘》2006年11月3日）以华国锋为首的党中央对“四人帮”立即采取如此果断的措施，从而避免了“四人帮”像赫鲁晓夫赶马林科夫下台那样的悲剧在中国重演。看来，华国锋在粉碎“四人帮”的问题上确实是按照毛主席说的：“你办事，我放心”，“照过去方针办”了。办得好。也确实像他老人家在73岁时说的“马、恩没有料到他们创立的党，他们死后成为资产阶级的党。”“许多事情都是这样：领导人一变，就都变了。”（《报刊荟萃》2006年第九期，第45—46页）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在人事安排上没有把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交给“四人帮”，为以后粉碎“四人帮”奠定了基础。这就是他老人家的英明伟大之处。高岗、林彪、“四人帮”、陈良宇、程克杰的出现，验证了毛主席说的要警惕出修正主义，特别是要警惕中央出修正主义，中央出了修正主义是最危险的。实践也已证明中央领导里边出了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对党和国家造成的危害和损失，要比省部级及其以下的修正主义即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大得多。不过，他们都被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粉碎和惩治了。据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胡耀邦的长子胡德平同志忆述胡耀邦谈华国锋在“真理标准”讨论中的宽容态度：“1978年底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华国锋同志讲：我是下决心叫大家讲话，既然把大家请来了，就要让大家讲话，集思广益。”“华国锋同志的这种民主精神和作风，在当时也是难能可贵的，也不是谁都能做到的。”因为“华国锋同志当时作为中共中央主席、国务院总理和中央军委主席，处于最高领导地位。”“在党的十五大上，当华国锋同志以全票重新当选为中央委员时，全场响起热烈掌声。”（《报刊文摘》2008年7月2日）看来，对华国锋的评价问题，人民心中有数，并不像有的人说的那样。对毛主席和华国锋两位建国后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人的评价问题，不仅仅是他俩的个人问题，而且最重要的是对建国30年，特别是在帝修勾结那种特殊国际环境下搞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史评价问题；是走公有共富的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官商勾结化公主私的资本主义道路问题；如何全面总结正反经验教训的问题和不再重犯赫鲁晓夫上台后否定斯大林的错误而一直到戈尔巴乔夫的亡党亡国，被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用“和平演变”以达到“不战而胜”的问题。在俄罗斯等国家，原来反对斯大林者现在已经后悔了，俄罗斯对贬低苏联二战者可能获刑。这是苏联解体后对斯大林功德的重新评价，也是对赫鲁晓夫及其继承者的清算。从我国现在暴露出来的私有化、官商勾结的严重腐败和两极分化等等让人民不安的问题就与对毛泽东、华国锋为首的两任党中央领导人的评价和否定有关。直到华国锋逝世还没有说他是党政军的主要领导人。难道党的主席、国务院总理和中央军委主席不是主要领导人，哪谁是主要领导人呢？党和国家这五年没有主要领导人，难道“四人帮”是自取灭亡的吗？没有主要领导人的五年历史我们如何写，如何向后人交代？

苏联解体后戈尔巴乔夫自白道：“我离开克里姆林宫时，上百的记者们以为我会哭泣。我没有哭，因为我生活的主要目的已经达到：我消灭了苏联和所有欧洲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主义。我没有哭，因为我达到了主要目的，这就是在欧洲消灭了共产主义。然而，阻挠人类在全世界实现自由理想的亚洲共产主义世界也应当消灭。”（《真理的追求》2000年第十期，第14页）

美国经济学教授大卫·科茨，应中国人民大学之邀，对苏联解体专题报告里是这样说的：“苏联解体的真正原因来自苏共内部，我这里指的是大约10万人左右的占据着党政机关重要领导岗位的‘精英集团’。正是这个‘精英集团’想实行资本主义，以便他们享有更大的权力，拥有更多的财富。”“他们中的多数人要走资本主义道路，并与城市中那些持相同观点的知识分子结成了一个强大的联盟。”因为“实行资本主义最符合‘精英集团’的利益。这样，他们不仅是生产资料的管理者，而且可以成为生产资料的所有者；既可以实现个人财富的尽快增长，又能合法地让子女继承权力和财富。”“为什么一个由党的精英集团和城市知识分子组成的联盟，竟能不顾广大苏联人民的反对将国家推向资本主义道路呢？我认为，在苏联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条件下，广大人民确实在生活上得到了很多好处，但在政治上是比较被动的，缺乏政治权利。当‘精英联盟’要搞资本主义时，广大人民群众不能采取有效的抵制措施来捍卫社会主义制度。”“苏联解体的教训在于，由少数精英管理下的社会主义国家，一旦老一代革命家过世，很难保证继承者们不想通过实行资本主义而为自已获得更多的好处。我相信，社会主义在经历了一个长过程的发展后，会逐步解决上述问题，真正实现大多数工农群众不仅有受教育的权利，有劳动的权利，还有直接参与和管理国家事务的权利。这样的社会主义肯定比资本主义优越，而且必将作为一种持久的社会制度而存在。”（《真理的追求》2000年第七期，第27—29页）可惜呀，《真理的追求》这样的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公有共富社会主义，批判官商勾结化公为私的好杂志却让其停刊了。

苏联解体、苏共解散后，其财产被没收时，令人震惊的是，查封者不仅没有遇到任何有组织的反抗。在有关的历史档案中，也没有发现那里有工人、职员、苏共党员们自发地集合起来，去保卫自己的区委、市委和州委，或举行大规模抗议的记载。这说明苏共的“精英集团”已将苏联的人心伤透了。从1980年至1983年这短短的四年时间里，苏共中央就接到了仅乌兹别克的老百姓四万多封反映营私舞弊，违法乱纪的信件，这些都转到乌兹别克党中央，回答却千篇一律的是，或查无实据，或已作了处理。但群众还在不断地写信，反映他们遭到打击报复。（《报刊文摘》2001年8月23日）苏联十几个加盟共和国到底给苏共中央写了多少这样的信件，多少写信者遭到打击报复？苏联人民还能相信他们吗，还能自觉地起来保卫他们吗？萨达姆被捕几年后已被绞死，但伊拉克的游击队使美国侵略者到现在还不得安宁。这说明以戈尔巴乔夫为代表的苏共党内的走资派，一旦失去了民心，连萨达姆都不如。

二战后到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正处在兴旺发达时期。然而，就在这时的1953年，斯大林不幸逝世后，赫鲁晓夫现代修正主义篡夺了苏联党政最高领导权，继承了他老祖宗伯恩斯坦的“资本主义可以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鼓吹无产阶级不要经过武装斗争而经过议会道路来取得政权。宣扬全民党、全民国家，否定党和国家的阶级性，破坏公有经济搞官商勾结的私有化。这就为帝国主义的和平演变在共产党内找资产阶级代表奠定了基础。由于列宁、斯大林领导的苏联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国家威望很高，因而，不少兄弟党一时还认不清赫鲁晓夫背叛马列主义的真面目，这就使好多兄弟党受到他的影响和指挥（控制）而不信马列了，有的党分裂成两个，其中一个坚持马列，一个跟上赫鲁晓夫的指挥棒走。正如毛主席在1966年所说，全世界一百多个党，大多数的党不信马列主义了，马克思、列宁也被他们打得粉碎了，何况我们呢？我是准备跌得粉碎的。那也没有什么要紧，物质不灭，不过粉碎罢了。要不为什么从赫鲁晓夫篡权后，仅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出现了古巴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外，不仅再未出现社会主义国家，反而将苏联和东欧那些社会主义国家全部复辟了，使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处在现在的低潮。这就不难看出赫鲁晓夫现代修正主义，要比他的老祖宗伯恩斯坦危害之严重，也不难看出毛泽东高举马列旗帜，及时进行反修防修，对赫鲁晓夫全面否定斯大林，宣扬“和平过渡”、“和平竞赛”、“全民国家”、“全民党”等马列主义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重大原则问题的揭发和批判，对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丰富和发展马列主义的重大贡献。中苏两党的论战，与反对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的霸权主义不能画等号，尽管当时我们把他们称为美苏两霸。因为中苏两党论战，除了反霸权（这是两霸互相勾结称霸世界的共同处）之外，还有马列主义基本原则（这就是美国利用苏共叛徒搞“和平演变”来瓦解社会主义）问题。对中苏论战不能像有人把它说成是多年来，存在一个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理解问题，用各打五十大板来画句号。更不能把毛泽东的反修防修、论走资派说成“左”。就连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有重大意义的《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以下简称《公报》）也是这样写的：“全会认为，对于文化大革命，也应当历史地、科学地、实事求是地去看待它。毛泽东同志发动这样一场大革命，主要是鉴于苏联变修，从反防修出发的。至于实际过程中发生的缺点、错误，适当的时候作为经验教训加以总结，统一全党和全国人民的认识，是必要的，但是不应匆忙地进行。这既不影响我们实事求是地解决历史上的一切遗留问题，更不影响我们集中力量加快实现四个现代化这一当前最伟大的历史任务。”（中共中央党校教材《中共中央文件选编》第110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公报》把发动文化大革命主要出于苏共变修和反修防修。这个认为是历史的、科学的和实事求是的。这个认为是十一届三中全会的集体决定，不是某一个人的意见。这个认为确实是有划时代历史意义的。否则,不仅不会对毛泽东晚年做出公正的评价，而且也否定了马列对伯恩斯坦的批判，从根本上否定了无产阶级通过武装夺取政权和十月革命的道路。《公报》提出的“不应匆忙地进行”，“这既不影响……更不影响……”意义多么深刻呀！美国的第一颗原子弹到爆炸第一颗氢弹用了7年零3个月，英国用了4年零7个月，苏联用了6年零3个月，法国是8年零6个月，而中国只用了2年零8个月，于1967年6月17日中国第一颗氢弹的爆炸。这一速度当时在全世界引起震动。当这一“消息传到法国后，法国科学界和政界都感到十分惊诧。当时的戴高乐总统为此大发雷霆，他把原子能总署的官员和主要科学家叫到他的办公室，拍着桌子质问为什么法国的氢弹迟迟搞不出来，而让中国人抢在前面了。”为什么中国能搞得这么快，这在世界科技界成了一个谜。原核工业部办公厅主任李鹰翔揭开了这个谜底：1958年，正在全国搞“大跃进”的时候，提出了“全民办铀矿”，“大家办原子能科学”的口号。后来反观这两个口号，虽然有大跃进不切实际的成分，但是好处还是很多的。通过“全民办铀矿”积累了一定技术力量和专业队伍。而氢弹研制前的“技术民主”更是把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变成了可能。“技术民主”是中国科技界的一个非常好的传统，类似于“头脑风暴”，大家坐在一起，有老科学家，有刚毕业的年轻大学生，有中层技术骨干，大家平等地进行讨论，各抒己见，畅所欲言，这里没有学术权威，只有科技工。（《中国剪报》2007年6月22日）李鹰翔说这番话距1958年已近半个世纪，距第一颗氢弹爆炸已四十多年。这话符合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要历史地、科学地、实事求是地去看待它（1958年和文革中中国的成就），“不应匆忙地进行”，“既不影响……更不影响……”的精神。这就是说对任何事情都有要一分为二，不能肯定一切，也不能否定一切，特别是群众运动和发扬民主。看来，对毛主席提出的走资派是社会主义革命的主要对象，这一巩固社会主义政权的重大原则问题的认识，在短期内还不能真正地解决。这可从1976年6月毛主席的病情不断加重的情况下，突患心肌梗塞，经过及时抢救才脱离危险。这一年，毛主席在他的住地召见华国锋等人时，又一次提到自己一生中的两件大事时说：

人生“七十古来稀”，我八十多岁了，人老总想后事。中国有句古语叫“盖棺定论”，我虽未“盖棺”也快了，总可以定论吧！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与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把他赶到那么几个海岛上去了；抗战八年，把日本人请回老家去了。对这些事持异议的人不多，只有那么几个人在我耳边叽叽喳喳，无非是让我及早收回那几个海岛罢了。另一件事你们都知道，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这两件事没有完，这笔“遗产”得交给下一代。怎么交？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交，搞不好就得“血雨腥风”了。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第1781—1782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

这两件事就是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第二件事要解决的社会主义国家尚未解决的巩固政权的问题。不能像苏联那样：打江山的死了，守江山的老了，卖江山的发了，坐江山的富了，社会主义完了。这就是《公报》所说的他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目的。这大概也是他老人家对自己“盖棺”不能“定论”的预料吧！如果对反修防修和走资派的认识问题真的解决了，那毛主席干的第二件事就不是一团糟了，那就和《公报》的认为一致了，也和他老人家做的第一件事一样成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遗产”了，只是没有成功罢了。我国爆炸的第一颗氢弹、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上天、1972年和我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是最多的一年等，都是在文革期间。如果说巴黎公社是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尝试而失败了，毛主席干的第二件事是无产阶级巩固政权、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也失败了，那马克思对巴黎公社的评价：即使公社被搞垮了，斗争也只是延期而已。公社的原则是永存的，是消灭不了的；在工人阶级得到解放以前，这些原则将一再表现出来。现有的社会主义国家，特别是中国成千上万的党的高级干部的腐败不就一再表现出毛主席干的第二件事的原则嘛！不过从苏联解体和东欧蜕变，对反修防修已经得了结论；对走资派的认识，经过四十多年的实践，对党内出现的数以万计的县处级、地厅级、省部级，甚至在中央政治局也出现了大走资派后，群众已真正地理解了。毛主席那时说的“只有天知道”的“天”，人们的理解是创造世界历史真正动力的人民，也就是给天底下这杆秤掌秤砣的老百姓。这些腐败分子都掌握着党、政、军大权，把几百万、几千万、几亿元的人民血汗装在自己的口袋里任意挥霍，吃喝嫖赌样样俱全。你说他们是走社会主义道路、入党为公吗？当然不是。他们就是当权派走资本主义道路，就是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表，就是反对搞社会主义的修正主义分子，就是美国在中国共产党内要找的代理人，是社会主义革命要整的重点。要不，中央为什么三令五申提出严惩腐败，把反腐败与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人民为什么非常仇恨腐败和腐败分子。要不，为什么到现在为止，没有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是被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国内外反动势力勾结所搞垮，而是灭亡于自己党内掌权的修正主义之手。这就是实践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对走资派、对反修防修进行检验后的回答。只是现在不提走资派、修正主义罢了，还在批判前者。不提并不等于不存在，如果批判能批得没有严重腐败、官商勾结、私有化和两极分化，人民才能心服口服，然而却是其反面。但帝国主义并没有放弃“和平演变”，反而更加强烈。这也进一步证明，1963年11 月，毛主席在审阅《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的两条路线》（五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这篇文章时，加写了一个名句：“社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是对真理标准问题继《实践论》（1937年）之后进一步所作出的完备表述，现在已被人们普遍认为是一个经典的概括。（同上，1290-1291页）如果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不搞反修防修，毛泽东不提出走资派的危害，中国也跟上赫鲁晓夫的指挥棒走，那世界上现在还有社会主义国家吗？戈尔巴乔夫的自白不是清楚地说他消灭了苏联和欧洲的共产主义，但还没有消灭亚洲的共产主义嘛。为什么亚洲的共产主义没有被他消灭？从我党与苏共的论战，不就一目了然了吗。如果他也消灭了亚洲的共产主义，那美国的“不战而胜”不就真的实现了吗，列宁要警惕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不是白说了吗？走私“大王”赖昌星其所以能顺利地成功外逃，与原福建省公安厅副厅长兼福州市公安局局长庄如顺的“鼎力帮助”密不可分。1999年8月11日至8月12日，庄如顺得知公安机关正在缉捕赖昌星的情况后，四次给赖昌星打电话，为其通风报信，出谋划策。演绎了一出“猫为鼠佣”的丑剧。（《杂文报》2007年6月22日）这就是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的例证，要不，为什么贪官“在逃者”顺利捕回的不多，“敏感者”成功外逃的倒是不少。在专政机关出现这样的问题是最危险的。我们党从第三代不是成千上万地出现走资派的腐败分子吗？这和帝国主义的预言家们根据苏联发生的变化，也把“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中国党的第三代或者第四代身上是相符的，也是毛主席最担心的。我们一定要让帝国主义的这种预言彻底破产。对这些，没有清醒的头脑就是最大的危险，何况不提了，甚至被歪曲否定了。不难看出，不加分析把反修防修、论走资派说成“左”只能是讳疾忌医，对帝修反有利。这不仅是对毛泽东提出的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如何巩固政权这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否定和歪曲、对毛泽东个人不公，而且也是对中国化了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马列主义一些基本原理的否定。现在尽管苏共解散了、苏联解体了、东欧社会主义国家蜕变了，但赫鲁晓夫的影响并没有解散，在某种程度、某些方面的流毒还是年深日久，根深蒂固。但可喜的是，现在还有亚洲和古巴这几个社会主义国家存在，尽管没有社会主义阵营那个时期多了，但却更坚强了特别是朝鲜和古巴。他们不信邪，坚信马列主义，骨头是最硬的。因为他们经过了与帝修反斗争的考验并汲取苏联解体、东欧蜕变的惨重教训。然而以后是否会继续坚持马列主义路线走公有共富的社会主义道路，先建成社会主义再向共产主义奋斗还说不定。因为在社会主义这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中，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谁战胜谁的问题还没有解决，始终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这已被有七十多年社会主义史的苏联解体、东欧社会主义国家蜕变和我们党内严重的腐败所证实。现有的社会主义国家要搞市场经济，要对外开放，在经济上属发展中国家，经济基础比较薄弱，要引进资本主义国家的资金。美国就要通过提供贷款援助和扩大交流等手段“推动铁幕后面的和平变革”。尼克松曾公开说过：“当他们打开国门伸手取他们想要的东西时，我们应竭尽全力把可能多的真理塞进门去”。在肯尼迪、约翰逊、尼克松、卡特政府大搞“和平演变”战略的基础上，布什上台后，把“和平演变”战略表演得更加淋漓尽致，提出“超越遏制”政策，即在保持军事威胁实力的同时，更多地利用经济、政治、文化手段对社会主义国家恩威兼施，促进社会主义国家“和平演变”。（高哲等主编《南街之路》第225—228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8）有报道称，中国在最近十年调查了约50万起腐败案件，其中64%与国际贸易和外商有关。（《中国剪报》2006年11月13日）不少腐败官员把贪污的钱和家人先转移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然后他再拿上国家的护照跑了。为什么不到蒙古、朝鲜、越南、古巴跑？这算得上“和平演变”一种体现吧。与此同时，在让少数人先富起来，把国企承包、卖给，甚至送给私人的“崽卖爷田心不痛”的鼓动下，一些党内的掌权者就会成为资产阶级的俘虏和代理人，利用手中的职权为自己子女及其亲属谋利益。这已为我国改革开放中的大量官员腐败案和官员不敢申报财产所证实。在无产阶级先进队伍的中国共产党内，现在也有了老板党员、老板书记和各级党代会的老板党代表，甚至有的地方以资产的多少作为不同级别的代表、委员的条件。2006年登上胡润富豪榜的500位企业家中，有35%是中共党员。党员人数仅占全国人口的百分之五六，但在富豪榜里却占到35%。这起码不是喜讯。因为，现在经常说八大是开得好的一次党代会，其后由于“左”干扰了八大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执行。然而八大的《党章》就明确规定：“任何从事劳动，不剥削他人劳动的中国公民，承认党的纲领和党的章程，参加党的一个组织并在其中工作，执行党的决议，并且按照规定交纳学费的，都可以成为本党党员。”党员不剥削他人，是我们的党成熟，是让党员首先必须划清剥削与劳动的界限，这也是对赫鲁晓夫“全民党”的批判。如果党员是剥削者，那他还能是工人阶级吗？不是工人阶级，那还能是其先锋队的成员吗？登上富豪榜的党员，他们的财富是靠自己的劳动得来的吗？肯定不全是。如果是剥削得来的，这大概算得上共产党里的“红色资本家”了吧。我国的两极分化和分配差距越来越大，已在世界名列前茅，20%的富人占有80%的社会财富。最穷者和最富者的收入相差几百倍、几千倍、甚至多少万倍。2006年八大银行行长年薪最低的101.4万，最高的995万，中等的446.18万。百万富翁、千万富翁、亿元富翁已不是新鲜事，几百亿、几千亿也不是个别的。“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已不是历史不再复返，而是当今社会现实中两极分化的必然结果。中央党校吴忠民教授说，教育改革改的让穷人的孩子上不起学，医疗改革改的让穷人看不起病，住房改革改的让穷人住不起房。改革开放前，尽管国家穷，但孩子只要能考上大学，家里没钱政府却能管得起；谁敢将没钱的病人从医院里推出去（就是在旧社会也有“十人看病，一人花钱”之说）？更没有听说过还要在病人身上搞敲诈勒索发横财，靠办教育来发财。这些恐怕连小平同志也没有预料到。1986年9月2日，邓小平答美国记者华莱士问时说：“我们的政策是允许一部分人先好起来，允许一部分地区先好起来，目的是更好地实现共同富裕。正因为社会主义的原则最终要达到共同富裕，所以我们的另一个原则是我们的政策不至于导致两极分化，就是说，不会导致富的越富，贫的越贫。坦率地说，我们不会导致产生新的资产阶级。百万富翁很难在我们社会主义制度下产生。”（《人民日报》1986年9月15 日）不过小平同志对如何评价改革开放时也说过：“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搞两极分化。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了，我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的走了邪路了。”（《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10—111页）现在中国有没有新的资产阶级？能不能将掌管国家10万亿左右资本的5 000万人（《生活文摘报》2007年7月3日）都称为“新社会阶层”？这10 万亿可是国家现在年GDP的50%呀。人们认为，这里边相当一部分人就是小平同志讲的新的资产阶级。何况这“新社会阶层”的概念非常模糊不清，它不同于知识分子阶层是靠脑力劳动自食其力而不剥削他人谋生的阶层。这里边不仅有小平同志说的很难产生百万富翁，而且还有千万、亿元，数十、数百、数千亿元富翁。如果说这些富人是新社会阶层，那大多数穷人不就是旧社会阶层了吗？这究竟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还是……？

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是在无产阶级革命实践中不断发展的，会得到越来越多的工人阶级和革命人民群众的信任。1999年秋天，由英国广播公司（BBC）用几周时间在国际互联网（Internet）上，经过反复评选后，马克思被评选为千年最伟大、最有影响的思想家——千年伟人马克思。可见，马克思、恩格斯和马克思主义，经过一个半世纪的革命实践检验后，在世界人民心目中的地位越来越高。尽管现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处在低潮，但人类社会总是会沿着马克思指引的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前进的，列宁开创的十月革命的道路是永存的，毛泽东论走资派会使无产阶级执政党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并向共产主义奋斗，让帝国主义的“和平演变”彻底破产。有朝一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高潮到来、苏联和东欧原来那些社会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政党搞二次革命时，毛泽东思想同马列主义就能共同发挥指导作用。这时毛泽东一生干的两件大事就真正都成为遗产了。我们深信，在这暂时的低潮期，全世界无产者会总结国际共产主义运的经验教训，特别是苏共解散、苏联解体和东欧蜕变的教训，会进一步联合起来，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新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高潮一定会到来，英特耐雄纳尔一定要实现！

苏联解体、东欧蜕变和我国数百名省部级、数千名厅局级、数以万计的县处级的走资派腐败分子，如果把乡镇和科级党内腐败分子加在一起，可能已经超过苏联的十万“精英集团”。在十三大、十五大、十六大期间，受党纪处分的党员200多万，相当于1945年召开七大要夺取全国胜利时全国党员（120万）总数的两倍。这就充分地证明了帝国主义“和平演变”战略要比用战争来消灭社会主义更阴险毒辣，更具有欺骗性，对社会主义国家更具有市场，更具有危险性。也证明了，苏共中央被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篡权后毛主席对苏联前途命运的预料是完全正确的，提出反修防修是非常及时的，也是非常必要的。无论是苏联解体、东欧蜕变，还是我国出现的建党建国以来最严重的腐败，毛主席从资产阶级影响是产生修正主义的国内根源，屈服于帝国主义的压力是产生修正主义的国外根源；修正主义就是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表，是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修正主义就是共产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归根结底到工人阶级政党共产党的掌权者身上：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就是当权派走资本主义道路。笔认为这就是毛主席对马列主义政党学说，特别是执政党学说的丰富和发展，使列宁的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更加明确化和具体化到党内的资产阶级——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身上。也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丰富和发展。从苏联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诞生到现在90年历程中，没有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被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国内外反动势力勾结所颠覆：二战的德国法西斯不但没有把苏联消灭掉，反而在东欧和亚洲出现了一批社会主义国家；美帝国主义发动的侵朝、侵越战争，不但没有把社会主义中国、朝鲜和越南消灭掉，反而促进了越南南北统一成社会主义国家；1956年，国内外反动势力搞的匈牙利反革命暴乱，也没有把社会主义的匈牙利搞垮。就在国际共运中出了赫鲁晓夫叛徒之后，在美国的高压之下还诞生的社会主义古巴，仍巍然屹立在美国的眼皮之下。因为帝国主义和反动势力的“标签”很明显，臭名昭著，已经成了过街的老鼠人人喊打，而走资派却是共产党里的当权者，打着共产党的旗号在发号施令（打着红旗反红旗，就像苏联解体前苏共高官说的，他是共产党员，但不是共产主义者），和战争年代混在革命队伍中的汉奸、叛徒一样容易迷惑人且不易被人们所识破，甚至还会得到重用，就像林彪、“四人帮”一样，有很大的欺骗性。因而社会主义国家，不仅要大力发展生产，不断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要体现出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比资本主义更优越。这已被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所证实。仅以苏联为例，苏联人民在列宁和斯大林的领导下，把一个贫穷落后的俄国和经过二战千疮百孔的苏联，仅用了三四十年时间就建设、重建成敢于与世界头号帝国主义美国抗衡的现代工业、农业、科学技术和国防的社会主义强国，在一些尖端科学领域已超过美国，就是有力的证明。但当斯大林逝世后，还未解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谁胜谁负的问题，最后还是让资本主义复辟了，东欧那些社会主义国家也蜕变了。据报道，我国腐败案中，乡镇以上的政府官员绝大多数或基本上都是共产党员，级别越高党员的比例越大，省部级腐败分子中，据说除原山东省的政协副主席外，都是共产党员；在查办过程中，有70%的官员腐败案件有人讲情。这些讲情者都是有权有身份的人，也可能就是没有东窗事发之前还在走的走资派。这就证明了毛主席主持制定的“二十三”条中所指出的，支持这些走资派的人，有在幕前的，有在幕后的，有在上面的，有在下面的，甚至有在省和中央部门的论断。好多乡镇走资派的腐败案有县市里的后台支持，县市走资派的腐败案有省里的后台支持……且上下之间互相勾结，买官卖官，营私舞弊。也就是群众所讲的，这些上下之间的走资派腐败案，“上边将下边哄着护着，下边将上边捧着抬着，同级之间互相包着让着；问题出在前三排，根子扎在主席台。”甚至在中央政治局出了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程克杰这样的大走资派即资产阶级在党内的大代表。部队里也出了海军副司令员、中将王守业这样的走资派，不仅贪污受贿，而且道德非常败坏，包养了好几个“二奶”长达十多年，并生下孩子。这不是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还能是什么呢？！并不像有的人将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说成在党内还有一个阶级。这是对毛主席这一论断的偏见、歪曲，甚至是攻击。说严重点，或者更确切点，他可能就是还在走的走资派，就是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表。这从70%腐败案件有人说情来干扰就可得到佐证。说情人可能就是这个“萝卜”上的“泥”，怕“拔了萝卜”带出“泥”，有的“泥”比“萝卜”还大且把“萝卜”保护着。这些都验证了，毛主席1962年八九月在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和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所讲的：“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要认识这种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要提高警惕。要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要正确理解和处理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问题，正确区别和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不然的话，我们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就会走向反面，就会变质，就会出现复辟。我们从现在起，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使我们对这个问题，有比较清醒的认识，有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红旗》杂志，1967年第十期）这段话得到一些人和文章的批判、歪曲和攻击。批判毛泽东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左”的代表时，常引用这段话。这段话现在不仅不天天讲、月月讲，甚至二三十年都不讲了，还在受批判。但不讲和受批判以后却天天、月月、年年都在出走资派，且级别越来越高，案件越来越大，立案的底数在不断“上涨”，刑法处理越来越轻。陈良宇这个大走资派，带出了一串走资派；东北某省政府主要领导就是个走资派班子；陕西省民政厅的厅长和处长这些走资派全进了高墙内；公安部副部长李济洲这个专政机构的大走资派为大案要案当保护伞，有的市、县的公安局被走资派弄得全烂了，群众称其为“从前土匪在深山，现在土匪在公安”；等等。现在究竟有多少官员是执政为民，有多少权不在立党为公的真正共产主义者手中掌握，值得深思。要不为什么改革开放以来，没有出几个焦裕禄、雷锋式的干部，却出了那么多的刘青山、张子善式的腐败分子。既然毛主席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反修防修、走资派是社会主义革命要整的重点受到了批判，那无产阶级专政下还要不要巩固政权的继续革命？有没有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帝国主义还搞不搞“和平演变”，有没有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苏联解体、东欧蜕变、我国严重的腐败如何解释？这大概用得上多少年不读马列了，让党内这些走资派腐败分子的假象把人民骗了。这不能不引起人民对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担心。其实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实质就是巩固政权，防止“和平演变”而导致资本主义复辟，只是现在不这样提罢了。胡锦涛在十七大的报告和中纪委的报告，都提到腐败问题的严重性。胡锦涛是这样讲的：“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和宗旨，决定了党同各种消极腐败现象是水火不相容的。坚决惩治和有效预防腐败，关系人心背向和党的生死存亡，是党必须始终抓好的重大政治任务。全党同志一定要充分认识反腐败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把反腐倡廉建设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旗帜鲜明地反对腐败。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方针，扎实推进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在坚决惩治腐败的同时，更加注重预防，更加注重制度建设，拓展从源头上防治腐败工作领域。”“水火不容”、“人心背向”、“生死存亡”、“重大政治任务”、“更加突出的位置”、“旗帜鲜明”这些词语已经将党内腐败与“和平演变”和“复辟”的危险性说清楚了。一句话，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因为腐败主要出现在党内的掌权者，他们要走的道路是与社会主义道路是背道而驰的道路——资本主义道路。这与党的性质和宗旨是水火不相容的。这就是毛主席一目了然地指出的：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就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要整的重点。只有发动群众用党纪和国法来监督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党政部门和干部，才能跳出“以官治官”惩治不力的软局面——要让人人当“好猫”，腐败“硕鼠”哪有窝。这大概算得上从源头防治吧。

贪污和浪费都是极大的犯罪

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从战争年代起就非常重视惩治贪污和浪费。他在《我们的财经政策》（1934年1月23日）一文中就明确地指出：“财政的支出，应该根据节省的方针。应该使一切政府工作人员明白，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反对贪污和浪费的斗争，过去有了些成绩，以后还应用力。节省每一个铜板为着战争和革命事业，为着我们的经济建设，是我们的会计制度的原则。我们对于国家收入的使用方法，应该和国民党的方法有严格的区别。”（《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一二九页）建国初期当党内的腐败刚一抬头、不法资本家向新中国发生猖狂（并无现在一些案件猖狂，甚至差得远）进攻时，毛主席就发动群众搞“三反”、“五反”，仅1951年至1952年就多次提出：“反贪污反浪费一事，是全党一件大事”；“必须严重地注意干部被资产阶级腐蚀发生严重贪污行为这一事实，注意发现、揭露和惩处，并须当作一场大斗争来处理”；“应把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看作如同镇压反革命的斗争一样的重要，一样的发动广大群众包括民主党派和社会各界人士去进行，一样的大张旗鼓去进行，一样的首长负责，亲自动手，号召坦白和检举，轻者批评教育，重者撤职，惩办，判处徒刑（劳动改造），直至枪毙一批最严重的贪污犯，才能解决问题。”（《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53—54页）在“三反五反”斗争中，杀了战争年代对革命有功，曾在敌人的监狱里面对严刑逼供而不屈服，建国后腐败的、号称第一大案的刘青山（1931年入党）、张子善（1933年入党）而严惩了党内的腐败，打败了不法资本家的猖狂进攻，顺利地赢得了三年经济恢复比我们预料的要好，和抗美援朝的伟大胜利，使国家安定了三十年未出现大的贪污、浪费、行贿受贿、偷税漏税、盗窃国家资财和偷工减料等案件。因而，人们常用“毛主席好领导，贪污、浪费、官僚主义、吃喝嫖赌连根倒；‘三反五反’是个宝，谁敢伸手就挨刀；法宝入了库，腐败很难治”来缅怀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发动群众严惩腐败的丰功伟绩，对当今腐败和改革开放长期共存和反腐倡廉的担心。根据中科院胡鞍钢的统计资料，上世纪最后五年主要类型的腐败所造成的经济损失和消费者福利损失，平均每年在9 875亿到12 570亿之间，占全国GDP总量的13.2%—16.8%（《西安晚报》2001年3月24日）。那时国家GDP不到10万亿元/年。进入本世纪大案越来越大，已突破了省级无正职而到政治局委员的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前几年胡长青受贿、索贿所得财物折合人民币544万元，再有161万元财产来源不明，加在一起是705万元，判了死刑。但河南省交通厅厅长石发亮受贿款折合人民币1 900万元，却只判无期徒刑。还有不少千万元以上的腐败分子也都免死了。（《夕阳红》2006年第十二期，第47页）立案的底数越来越高，腐败分子自杀后就不再追究，自杀一个可保护一批，能富几代。这就是我们的“严惩”。这样“严惩”的结果腐败分子的胆子越来越大。浪费也是让人触目惊心的。官车一年消耗3 000亿（《中国剪报》2005年11月28日），比教育和医疗经费的总投资之和还多；有报道公款出国旅游年消耗3 000亿；中央企业年资产流失3 500亿；2004年公款吃掉3 700亿，2007年已突破4 000亿。一年GDP到底能增长几个3 000亿？这仅是浪费，还不包括被挖出来的走资派和在岗位上还在走的走资派装到他口袋里的钱。难怪人们都在说，中国特别是广大农村和城市贫民其所以穷，并不是中国经济发展慢，而是以党内的资产阶级——走资派为代表的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太严重了。毛主席提出走资派到现在经过40多年，实践让人们对它的内涵和危害越来越清楚了。在改革开放中，贪污和浪费也的的确确都是极大的犯罪，毛主席早就把它同镇压反革命一样来对待。仅把公款吃喝浪费掉的3 700亿去救济一亿三千万贫困线下人口，每人可得2 700元。如果把被贪污和浪费的全部去提高低收入群体的生活水平，那中国不就到小康了吗。刚进入2008年冰雪灾害造成1 111亿损失，已引起全党全国高度的重视，但才相当于同年公款吃喝的四分之一，说明嘴比灾更厉害。中国其所以现在还未到小康、新农村和和谐社会还未建成，关键就在这里，就在于这些问题太严重了。正如国家审计署署长李金华所说：“转变政府的职能，不仅要建立一个廉洁的政府，还要建立一个廉价的政府，政府的成本太高，你就是再廉洁也浪费了纳税人的钱，你要计成本”（《中国剪报》2006年9月6日）。如果按照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有关部门负责人所说，2004年底公务员的统计数字为640万，那当年被吃掉的3 700亿公款，平均到每个公务员头上就近5.8万元。1990年公款吃喝为400亿，1994年突破1 000亿大关，2002年为2 000亿，2004年就到3 700亿（同上，2006年11月3日）。真乃是突飞猛进，大概是当今世界之最了吧。如果世界大奖有公款吃喝奖的话，中国得奖保险是十拿九稳的了。这样的政府人民能养活得起吗，不廉价行吗？至于官僚主义，可用得上原中组部部长张全景痛陈中国政治上“官满为患”是一大弊端时说的：“一个省有四五十个省级干部，几百个乃至上千个地厅级干部，一个县几十个县级干部，可以说古今中外没有过。更何况一个省、市除省长、市长外，还有八九个副职，每个人再配上秘书，个别的还有助理。解放初期，一般就是一个县委书记，一个县长，或加一个副职，甚至没有副职，现在讲克服官僚主义，减少事务，减少应酬，就这么一个体制，怎么克服，怎么减少？现在这么多人既增加了开支成本，又滋长了官僚主义。”“官满为患”必然滋长官僚主义，从而导致政令不通，用原教育部副部长张宝庆的话说：“中国目前最大的问题是政令不通，中南海制定的东西有时都出不了中南海”（同上，2006年9月6日）。连美国《华盛顿邮报》2008年8月16日也以“北京的‘奢华聚会’增多”报道了中国富人数年来一直在举办造人的新潮聚会……但是这届奥运会期间，北京以共产党从严未见过的极度奢华的方式，展显资本主义、商业主义的作用，并乐此不疲。（《生活文摘报》2008年9月29日）从而，不难看出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之间关系之密切。因而，建国初期把三者放在一起发动群众搞“三反”，正是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英明伟大。

当年担任中央人民政府节约检查委员会主任、华北局第一书记的薄一波同志，在《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一书中说：“回忆毛主席当年抓防腐蚀的斗争，真是雷厉风行，至今历历在目。他看准的事情，一旦下决心要抓，就抓得很紧很紧，一抓到底，从不虎头蛇尾，从不走过场。他不仅提出方针，而且亲自督办；不仅提出任务，而且交待办法。在‘三反’运动紧张的日子里，他几乎每天晚上都要听取我的汇报，甚至经常坐镇中节委，参加办公会议，亲自指点。”在公审刘青山、张子善大会召开前，有人提出是否可以向毛主席说说，不要枪毙，给他们一个改过的机会。意见反映到毛主席那里，毛主席说：正因为他们两人的地位高，功劳大，影响大，所以才要下决心处决他们。只有处决他们，才能挽救二十个、二百个、二千个、二万个犯有各种不同程度错误的干部。在毛主席直接领导下处理此案的薄一波说：“我觉得‘三反’斗争经验中最可贵的一条，就是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对清除党的肌体上发生的腐败现象，表现了高度的自觉性和巨大的决心与魄力，真正做到了从高级干部抓起，敢于碰硬，从严治党。”“后来，我们党也多次下决心惩治我们党内存在的腐败现象，但往往失之过宽，未能收到应有的效果。这就更加证明了，在清除腐败现象的斗争中，必须坚持这一条宝贵的经验。”（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第212、218页）薄老是亲自参加并负责领导“三反”、“五反”运动的老一代开国元勋，他能总结出“三反”运动是在清除腐败现象中，必须坚持的一条“宝贵”经验。其所以“宝贵”，就是和以后我们多次惩治腐败而“未能收到应有效果”的比较中得出来的。查办刘青山、张子善贪污案成员、原河北省监察署监察长、现已98 岁高龄的孙光瑞老人，当记者采访时，他对该案记忆犹新。1951年11月下旬刘青山、张子善的贪污罪行被揭发，省委省政府立即成立以省主席杨秀峰为主任、省委组织部长薛迅为副主任，省监察署监察长孙光瑞、省监委主任李国华、省法院院长宋志毅为委员的调查处理刘、张案件委员会，责成由孙光瑞、李国华、宋志毅组成办案组，孙光瑞为组长，负责侦讯刘、张贪污案。随即，省监察院成立了刘、张案件侦讯办公室，并抽调省公安厅李定一处长加强侦讯工作。委员会成立后，先由省委将在苏联学习的刘青山调回。1952年1月18日，依照法律程序，孙光瑞签署了河北省人民监察署对刘青山、张子善特大贪污案的公诉书。公诉书认定，刘、张在治理潮白河、海河、永定河、大清河等工程中，利用职权、勾结奸商、贪污浪费、盗窃和非法骗取、挪用公款等项共171.6亿多元（旧币）等于新币171.6万多元。1952年2月10日，在河北省委、省政府领导下，河北省法院组织临时法庭，在保定市广场召开两万人参加的公判大会，省委组织部长薛迅在大会上控诉了刘青山、张子善的罪行，省主席杨秀峰宣布了最高人民法院的死刑核准令。刘青山遗言：“拿我做个典型吧，处理算了，在历史上说也有用。”张子善的遗言是“伤痛，万分伤痛！现在已经来不及说别的了，只有接受这血的教训！”该案从揭发到判决，前后只用了两个月零二十天。（《中国剪报》2008年8月20日）这就是中国第一大案，在新中国刚成立三年经济恢复期中，就这样雷厉风行、斩钉削铁地解决了。其所以如此，就在于省党政、公检监法主要领导亲自挂帅，也就是毛主席说的“首长负责”，谁也不当保护伞，才刀响见菜；开两万人的公判会，省政府主席、省委组织部长在会上宣判和控诉，可见其教育意义之深远。现在比刘、张案件大多少倍的腐败分子都是异地无声无息地（群众称秘密办案）审查，不让群众揭发，不开公判大会，也无主要领导参加，更谈不上“重要”讲话、控诉了。当地人、原单位人根本不知道对腐败分子的惩处，甚至领导还对其保密，这里边就有猫腻。那怎能起到严惩和教育的作用，更不能雷厉风行了。这大概是腐败与改革开放长期并存的缘由吧？刘青山、张子善是地师级干部，由省上开两万人参加的宣判大会，省主要领导讲话，对反腐倡廉的意义深远。如果现在对省部级的腐败分子如程克杰、陈良玉等也能开几万人的宣判大会，有中央主要领导主持并作重要讲话，那肯定对惩治腐败能起到很大的促进作用。薄一波评价三反是惩治腐败必须坚持的一条宝贵经验，毛主席用“‘三反’和‘五反’的胜利是极其伟大的，毫无疑义应当进行‘三反’和‘五反’，不进行这一正义的斗争，我们就会失败”来评价三反五反，说明它和镇反一样重要。（《毛泽东传》第235页）纵观历史上的改朝换代，腐败是其中的主要根源。这就是毛主席进京前和进京后多次讲的，我们是进京赶考，我们决不做李自成，决不背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决不让千千万万先烈的鲜血白流。实践已经证明，这是我们党建国后惩治腐败非常成功的经验，真正的中国特色。刘青山、张子善这第一大案放到现在只是小菜一盘，那一个逃到国外的腐败分子都是刘、张案件的几十、几百、几千甚至更多倍。这大概是把“三反”、“五反”成功经验之“抢刀”入了库马放南山——“厩马肥死弓断弦”的结果吧！

三个世界的划分，让世界人民团结起来反对共同敌人

在反修防修斗争中，毛主席也没有放松对美帝国主义的斗争。1970年5月20日，发表了震惊世界的声明：《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五二O”声明），支持印度支那人民的抗美救国斗争。告诫尼克松政府，中国政府不会拿原则作交易。中国政府伸张正义、援助弱小、蔑视强权的举动，赢得了全世界许多发展中国家的钦佩和赞誉。为后来中国在恢复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所取得的出乎美国预料的胜利，推动了中国的外交。美国、日本都先后到北京来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仅文革中的1972年这一年，我国先后和18个国家建立外交关系或实现外交机构升格，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与外国建交最多的一年，为后来实行对外开放创造了重要条件。当赫鲁晓上台及其以后苏联发生的变化，国际上经过一次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的过程，帝国主义内部四分五裂，社会主义阵营也不复存在。美、苏两个超级大国要称霸世界。因此，毛主席于1974年2月22日，在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时，指出世界已划分为三个世界的战略。他说，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日本、欧洲、加拿大、澳大利亚是第二世界。亚洲除了日本，还有整个非洲、拉丁美洲是第三世界。他强调：中国属于第三世界。因为政治、经济各方面，中国不能跟富国、大国比，只能跟一些比较穷的国家在一起。这个理论总结了当代世界上各种错综复杂的矛盾，指明了国际斗争的大方向。它把世界人民作为一方，美、苏两霸作为另一方，使国际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在世界范围内的阶级斗争中，能够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结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来进行反对超级大国的斗争。这一战略思想已在全世界发生了极为广泛和深远的影响。这也是毛主席晚年让世界人民始终不要忘记，把斗争矛头指向共同的敌人。现在尽管苏联解体了，只是第一世界少了一个而已，但它仍想称霸世界，以萨达姆有什么重型杀伤武器为借口而侵略伊拉克。但到现在，萨达姆已被绞死了，还没有找到这些武器。这就是列宁说的帝国主义的本性就是侵略的道理。

三大作风和人民监督是防止复辟的关键

1945年，毛主席在延安回答黄炎培先生提出的如何防止“其兴也浡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兴衰周期率时说：“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过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真理的追求》1997年第二期，第32页）同年，在《论联合政府》一文中，总结出我们党的三大作风：“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在中国人民中产生了新的工作作风，这主要的就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以及自我批评的作风。”（《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一O九四——一O九五页）。以后又将自我批评改成批评和自我批评。建国后到改革开放前，为什么党的各级领导中腐败分子那么少？就在于党的干部经过战争年代九死一生的考验，深知新中国来自不易，是用多少万先烈的鲜血和生命换来的。因而，坚持立党为公，自觉地贯彻执行党的三大作风、遵守党纪、国法，将自己置于群众之中，并接受群众对自己和政府的监督，对人民群众的批评意见能及时研究处理，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干部下乡（厂）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有事与群众同商量，吃一顿饭按规定付钱，从不吃请，也不白吃、白拿。因而，党群、干群关系非常融洽。1951年当腐败刚一出现，毛主席就发动群众搞“三反”、“五反”，人民群众起来了，千千万万双眼睛让腐败分子无藏身之地。现在腐败其所以严重到建党建国以来之最，甚至在世界上有名，就在于我们的党员干部，特别是一些党的领导干部也就是当权派，他们丢掉了党的三大作风，守业者不知创业难。改革开放以来提倡让少数人先富起来，搞私有制，把国企承包、廉价卖给或白送给私人，他的个人算盘就打起来了。首先变理论联系实际为理论联系实惠，把党和人民给他的权力作为为自己谋私的资本，和苏联解体前苏共一些领导干部一样，不但要当国家财产的管理者，还要成为国家财产的所有者并让子孙后代当继承者。用手中的大权千方百计地以权谋私、化公为私。这就是私有制是产生私心的根源，私心是产生腐败的根源。变密切联系群众为密切联系领导，特别是提拔他的领导或者卖给他官的“官帽商”，不怕群众反对，就怕提拔他的领导、“官帽商”不信任。变批评和自我批评为表扬（吹鼓手吹捧）与自我表扬（自吹）相结合，或者依靠权力和花钱让新闻媒体鼓吹搞“政绩”，甚至有些新闻媒体已经成了同级领导的吹鼓手。这些不但未得到上级的批评，反而却提升了。就以成克杰（副委员长）、王怀忠（安徽省副省长）、庞家钰（陕西省政协副主席）等这些大官走资派为例，都是在原来工作的省、市群众的举报声中边腐边升，群众举报八九年、十多年才惩治的。有的人冒着生命危险将自己的单位、电话、身份证复印件一并告诉上级直至中央。但很少听到甚至听不到一些大案要案像“三反”、“五反”那样，在几个月内把它解决。更其甚者，在反腐这条“看得见的战线上”倒下来的举报人接连不断。据最高监察院统计显示，全国每年发生的证人、举报人致残致死案件从上世纪90年代每年不足500件，已上升到如今每年1 200多件。（《杂文月刊》2008年第6期/上）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举报人、证人横遭祸患呢？就在于以官治官，腐败分子无压力甚至有后台而太猖狂之故。照这样十年复十年，腐败何时能惩治完，有多少举报人和证人还要死在这条看得见的战线上。作为主管部门这是对人民的犯罪。这只能说明不依靠群众、不发动群众、不总结利用我们“三反五反”等惩治腐败的成功经验而导致的对腐败惩治不力。用得上党和国家的主领导人，在世纪之交接受外国记采访时，用了古今中外，概莫能外，来回答中国的腐败问题。这时他不再提经常说的“理论”、“代表”和“特色”了。处理买卖官事件时，只处理卖官者，少处理或不处理买官者，这种办法群众叫“割艽菜”，买官者以后还要卖官。因为买官为赚钱，亏本生意他是不干的。这样，一个“官帽商”就“繁殖”了一群遗传基因很强的“官帽商子孙”。这大概就是官场买卖生意兴隆有利可图的环境吧。只有在处理卖官者的同时，将所有买官者全部处理，才能斩草除根。还有干部的“带病提拔”。报载近十年来某省先后被提拔的地（市）、厅局级领导干部近300名，其中有经济问题、生活问题（主要是包二奶）的竟占到一半以上。其中由于给省上大官（包括其亲属、子女）牟利益做出过贡献并还在做贡献的有近百人。还有一个特征是，不论是一个地区还是一个单位，只要是主要领导特别是一把手是个含官或者是掌人事大权的贪官，那这个单位提拔和任用干部的实际标准就是贪污能力如何，是对他虐诚的能力如何。（《生活文摘报》2008年6月薪24日）这样的“带病提拔”其实就是边腐边升，是完全违背《党章》和《宪法》的权大于法，与官帽商是一脉相承的。笔者体会胡锦涛总书记提出八荣八耻社会主义荣辱观的核心是，实事求是光荣，弄虚作假耻辱。要理论联系实际必须实事求是，这是一个共产党人的基本条件。正如马克思说的，判断一个人，当然不是主要看他的声明，而是看他的行为，不是看他自称如何，如何，而是看他做些什么和实际上是怎样一个人。毛主席一贯提倡实事求是，批评讲假话的人的人时说，老实人，敢讲真话的人，归根结蒂对人民事业有益，对自己也不吃亏；爱讲假话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总是吃亏；干劲一定要有，假话一定不可讲。实践证明，一旦理论脱离实际，就必然脱离群众；不但不能自我批评，还会反对、压制别人的批评，甚至打击迫害批评和揭发问题的人，有的甚至动用公安，从而使矛盾激化。这已被惩处的成千上万的死不改悔的县处级、地厅级、省部级走资派所证实。现在存在的带有普遍性的不实事求是的问题是报喜不报忧，说实话的人少了，说实话的刊物也被查封停办了。开会、汇报时谁提了正确的批评意见而触及到某位领导，特别是一把手的“敏感”神经，谁的日子就不好过，特别是上级检查时说了实话，按组织原则给上级写信者。苏共就是这样失去人心，自己把自己消灭了。把毛主席针对林彪反党集团提出的“三要三不要”变成汇报、写文章、汇报时要成绩，不要缺点错误；要表扬、建议，不要批评、意见；要说今后怎么办，不要说以前为啥没办好。给朱镕基总理写信的原湖北省监利县棋盘乡党委书记李昌平，是一位在全国很难得的焦裕禄式的好干部，中央调查证明他反映情况属实，却落了个辞职外出打工的下场。然而就在这个县竟将一位花花公子一致同意提升任命为副县长。这还能出第二个李昌平吗？这就是人常说的：“对歪风邪气能顶得住的站不住，能站得住的顶不住，与其同流合污者却能升官发财，让英雄倒在自己制度的枪口之下”的道理。《瞭望新闻周刊》刊登关注政治诚信的评论文章指出：当一个官员总在宣称“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而又大享威福、贪腐奢靡时，就会有更多的人去违心地说假话；当官员能凭弄虚作假升官时，必然让很多人认为“不说假话办不成大事”；当官员一面力陈“心底无私”一面奔竞权门，一面讲五湖四海一面树山头搞宗派时，还怎么能要求别人对社会风气扭转抱有信心？戒除不诚信政治行为，社会诚信才有希望，政风好转才有可能，社会和谐才有基础。（《报刊文摘》2006年12月8日）因而，温家宝总理在2006年9月访问欧洲之前，接受欧洲媒体联合采访时说：当前中国社会存在的好多问题与政府的工作有关，与干部选拔制度有关。（《中国剪报》2006年9月11日）问题在于，如何将有关变成无关，这是人民群众最关心的和最希望的。例如，每年开人代会时都要出现好多数字，但就是没有把贪污腐败、公款吃喝、公车开支、公费旅游、央企资产流失等的数字控制到或减少到多少？这是“二廉”政府的主要标准。难道立党为公的共产党还管不住自己官员的嘴吗？没有这些数字，每年GDP增长再多，用人均数字就不能体现出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的科学发展。

人民监督是共产党群众路线的主要内容，也是人民是国家的主人、执政为民、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因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真正的动力。任何事情只有信任群众，依靠群众，放手发动群众，尊重群众的创造精神，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天大的困难都能克服。这不仅为人类历史的改朝换代所证实，更为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所证实。长征路上每日天上有数十架飞机侦察轰炸，地上有几十万大军围追堵截；日本侵略者那么猖狂、穷凶极恶地侵占了我国大片领土，实行惨无人道的抢光、烧光、杀光的“三光”政策；三年解放战争、抗美援朝、“三反五反”等等，都是依靠群众，发动群众，在群众的直接参加下取得胜利的。资本主义国家人民敢于在各种新闻媒体批评各级政府官员，甚至可以弹骇总统。官员上任要公开自己的财产，难道共产党的官员就可以脱离群众，不受群众的监督吗？如果资本主义国家没有这一条，官员只怕上级领导而不怕议会和选民，那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早就胜利了。资本主义的州、市官员，连总统下来都不搞迎送；而我们的官员，特别是大官要下来，提前好多天都组织专门班子在兴师动众安排搞迎接。群众要告倒一个走资派，特别是罪大恶极的大走资派贪官，少则三五年，多则十几年。当群众的揭发材料送上去后，有的无人过问或有后台保护，有的上级领导不顾群众的反对，将腐败分子竟然照样提升而造成边腐边升的“前腐后继”，群众气愤之下说了些过激的气话或写了大字报却被公安机关把人逮捕了。因为现在的宪法中公民无“四大”自由。难道宪法规定有搞腐败的自由吗？这就造成了群众说的搞腐败有理，反腐败有罪，“XXXX没青天，谁反腐败谁坐监”，致群众于反腐败之外的“以官治官”，使走资派与改革开放长期共存的缘由之一。原苏联的安德罗波夫接替勃列日涅夫之后，虽曾下决心反腐败，但没有依靠人民群众，跳不出“以官治官”的巢臼而失败了。这说明用“以官治官”惩治腐败，是扬汤止沸，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只有发动群众让群众来惩治，让群众来监督，才是釜底抽薪，才能解决根本问题。列宁之所以伟大，就在于他不满足于党的监察机关的作用，他对监察机关同官僚主义作斗争的成效甚微时，便严厉地批评：“再没有比我们工农检查院这个机关办得更糟糕的机关了。”他呕心沥血地寻找人民监督的形式并强调人民监督。1922年，列宁向俄共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建议，把党和国家的检查机构合并起来，把中央监察委员会扩大，“从工人和农民中选出75—100名新的中央监察委员”作为补充，“他们也应享有中央委员的一切权利”。这些中央监察委员“应该形成一个紧密的集体，这个集体应该‘不顾情面’，应该注意不让任何人的威信，不管是总书记，还是某个其他中央委员的威信，来妨碍他们提出质询，检查文件，以至做到绝对了解情况并使各项事务严格按照规定办事。”（《真理的追求》1997年第二期，第30页）毛主席回答黄炎培的问题，不仅和列宁的人民监督是一致的，而且被建国后的“三反”、“五反”等一系列惩治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的活动所证实：人民监督确实是防止历史兴衰周期率的新路。在“三反”运动中，杀刘青山、张子善时，谁都不许说情。对人民监督，毛主席还提出，对“危害革命的错误领导，不应当无条件接受，而应当坚决抵制”。（《人民日报》1967年1月1日）1962年1月30日，毛主席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既然作了第一书记，对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就要担起责任。不负责任，怕负责任，不许人讲话，老虎屁股摸不得，凡是采取这种态度的人，十个就有十个要失败。”“让人讲话，天不会塌下来，自己也不会垮台。不让人讲话呢？那就难免有一天要垮台。”；“各级党委是执行集中领导的机关。但是，党委的领导是集体领导，不是第一书记个人独断。在党委会内部只应当实行民主集中制。第一书记同其他书记和委员之间的关系是少数服从多数。”好话、坏话、正确的话和错误的话都有要听，特别是那些反对的话要耐心听，要让人把话讲完；那有共产党怕人民群众的道理。真理有时在少数人方面。田纪云任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时，在接待欧洲议会代表团并回答他们提出的欧洲的官员怕议会，议会怕选民，中国的官员怕什么时，便不假思索地说：中国的官员怕领导（天津老年时报）。人们议论这句话指出中国的官员已不是毛泽东时代接受人民监督的公仆了，马列主义的人民监督已被资本主义国家的官员接受了。韩国要搞城市改造，市民有意见，市长与市民直接通过几千次电话回答群众提出的问题，但在中国只要领导一句话，拆了建，建了拆，一任领导一个脸，将文明城市搞得稀巴烂。因此，好多腐败问题人民无法依靠法律来解决，只好上京告“御状”了。告“御状”者，有的被走资派派便衣警察把他们抓回来，在他们门朝南开的衙门“惩治”了。这就导致了党内缺乏民主，有的地方，领导一句话，叫抓谁就抓谁，司法部门明知违法也得听领导的。这就是权大于法。权大于法的结果是，“第一把手绝对真理，第二把手相对真理，第三把手服从真理，其他把手没有真理”。（《报刊文摘》2006年10月30日）人民无处讲理，从而导致“党员的沉默形成了腐败的黑色土壤。”（《杂文报》2006年11月7日）群众用“国家把法治全了，大盖帽把天遮严了，人民没有‘四大’了，腐败分子不怕了”来说明没有人民监督，以走资派为代表的腐败分子就非常猖狂。这样以来，群众看党员都是那样子，群众只好听之任之。那不是将披着人民公仆外衣的走资派变成骑在人民头上的“坐山雕”了吗？党的威信能高吗？这就是监督机构不建全、不到位，致群众于监督之外，监督无力导致的权大于法的必然结果。香港廉政公署前副廉政专员兼执行处处长郭文纬，2005年在清华大学举办的政府治理学术沙龙上，介绍了香港廉政公署的反贪模式：“零度宽容”，即“无论是大贪还是小贪，100元、10元，甚至1元都要处理。”“零度宽容”，不仅体现在“严禁”的内容，更重要的是有一整套完善的“违者必究”的措施，使“零度宽容”操作“到位”。正由于对腐败分子实行“零度宽容”的严惩不贷，今天的香港才以廉洁著称于世界。与此同时，他也反观内地，就拿“节日腐败”问题来说，不少地区和单位在节前都会印发禁止向领导干部送礼（现金、代金券等）的文件。但节后又有谁为节日期间收受礼金而被追究呢？难道领导干部在节日期间都自律的“一尘不染”了吗？由于缺乏健全的监督机制和有力的“违者必究”措施，使这些“红头文件”必然沦为“空头文件”。（《中国剪报》2005年2月23日）这话说得多么确切、实在而中肯，只要联系实际查一查我们的“红头文件”，就一目了然了。韩国反腐败不仅与香港有相同之处，人民还敢于弹劾总统，弹劾后没有问题，总统会当得更好。这在中国行吗？现仅举群众监督两例：文革中，某高校革委会副主任签字报销的出差单据中，有一张几元钱的单据，经会计审核它不符合财务制度而不给报销时，这位副主任批评会计，他都签字了为啥不给报销。会计给他讲了不能报销的原因后，他还要以权压会计，并把会计教训了一番，但会计还是坚持原则不给报销，并将此事写了大字报。紧接着群众也写了批评这位副主任的大字报。这位副主任见群众起来了，也害怕了，就立即给会计和大家公开做检讨。上世纪八十年代，北京沣泽园庄的厨师阵爱武，向中国青年报反映商业部部长王磊搞特权，吃一顿饭交的钱不够买一碗汤。1980年10月16日《中国青年报》在第一版头条位置刊登了通讯并配发社论。当天王磊向中纪委做了书面检查。1982年3 月王磊被免职。（《生活文摘报》2008年4月15日）如果我们现在能像这样的让群众对领导监督，那国家一年就不会有一万多亿被腐败分子吞掉，再加上浪费的财富，那中国早已经到小康了。因此，在健全法律法规加强法治的同时，应当认真地总结我们党惩治贪污、浪费的经验，发动群众、监督到位、严惩不贷，特别要总结“三反”、“五反”、利用“四大”的成功经验和香港的“零度宽容”，学习韩国、欧洲的官员怕议会，议会怕选民。现在一提起“三反”、“五反”、“四大”，有人就说这是极“左”，特别是与腐败有牵连和手脚不干净的官员。“三反”、“五反”、“四大”不过是放手发动群众，让群众参加、监督来惩治腐败的一种组织形式、手段或武器，是群众路线在反腐败中的应用，就看你如何运用了。如果不是建国初期的“三反”、“五反”，我们的经济恢复能那么快吗，人民政权会那么快的巩固吗，抗美援朝能取得那么大的胜利吗？建国后，亲自参加领导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半个多世纪的薄一波同志，对“三反”的评价和我们现在反腐不力的问题，不是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吗。美国有两弹，我们不是也有两弹嘛，但我们不是用它来搞侵略、搞霸权，而是为了防御、反对霸权、保卫世界和平。现在的腐败为什么这么严重，与改革开放长期并存，关键在于未总结和运用“三反”、“五反”运动和运用“四大”的成功经验。只说它的不足而不提它的功劳。也就是倒澡盆里的澡水时连洗澡的小孩一起倒掉，甚至还不让别人把小孩捡出来。如果我们国家把以党内走资派为重点的腐败分子根除了，帝国主义就很难从党内找到“和平演变”的对象了，堡垒内部就更坚强了，党员不再沉默了，政府官员既是廉洁的，又是廉价的，那一年至少给国家增加一万多亿的收入。用这些钱去资助那些贫困和低收入群体，办养老等社会福利，让穷人能看起病、孩子能上起学、有房住，身上的“新三座大山”就推翻了，两极分化明显缩小了，工人真正是工厂的主人，农民真正是农村的主人，人民真正是国家的主人，好多社会问题也都迎刃而解了，和谐社会和新农村建设的步伐肯定会加快。从所有制和战斗堡垒上就可防止苏联解体和化公为私造成的悲剧。那社会主义的江山就保住了。就能充分体现出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先建成社会主义，再向共产主义奋斗。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才是真正的铜墙铁壁而永存于世界，帝国主义的“和平演变”不仅要彻底破产，而且连他自己最终也要被社会主义所代替。这就是不可抗拒的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毛主席对走资派的政策，和“三反五反”时一样，对大多数犯有走资派错误的人（其中有上贼船的），轻者批评教育，重者受党政纪处分，即团结-批评-团结的一贯政策；只有对像刘青山、张子善那样罪大恶极死不改悔的走资派，才判处徒刑，甚至处死，如当今的陈良宇、成克杰、胡长青、王怀忠等。

永远走与工农民众相结合的道路

  ——纪念五四运动八十八周年

                              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识分子的最后的分界，

看其是否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民众相结合。

                      ——毛泽东

       革命不革命，标准在民众。

       今朝鱼水情，你就是革命；

       明日鱼离水，那就不革命；

       后天刽子手，就是反革命。

       无论官大小，永远都适用。

       谁想来否定，起码糊涂虫。

       廉政和腐败，一目了如镜。

 一九三九年五月，毛主席在延安写了两篇纪念“五四”运动的文章。一篇是为延安的报纸写的纪念五四运动二十周年的论文：《五四运动》；一篇是在延安青年群众的五四运动二十周年纪念会上的讲演：《青年运动的方向》。这两篇文章笔者在人生不同的时期多次读过。从大的方面来讲，主要有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初，即在中学、大学上学阶段学习。主要强调的是坚持又红又专的道路，德、智、体全面发展，学好为人民服务的本领即科学知识，毕业后要和工农群众打成一片，用自己所学的知识为人民服务，做一名合格的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第二阶段，工作后学习，也就是六七十年代，当时主要强调的是知识分子要建立工农感情，接受工农兵的再教育，改造自己头脑中轻视工农的非无产阶级思想，以适应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和反修防修的需要。这两个阶段的学习，从总的方面来看，对一个青年的成长，对一个国家干部、人民教师的培养和要求都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第三阶段，是在退休后无人安排的情况下，自己学习，特别是最近二十多年来结合国内外形势变化，主要是结合苏联解体、东欧蜕变和我国出现党政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的严重腐败进行学习，深感这两篇文章不仅是对青年人，而且也是对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党政干部特别是党的领导干部，无论是过去，现在，还是将来都有非常重要的指导意义和现实意义，确实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宝库中的光辉文献。文内的原则性问题和标准很能说明和回答苏联解体、东欧蜕变和我党仅在十三、十五、十六大期间受处分的二百多万党员干部的腐败问题。在这两篇文章中，毛主席都提出了革命与不革命青年的标准。在《青年运动的方向》一文中，他对《五四运动》一文提出的标准进行了肯定和进一步的论述：“早几天，我作了一篇短文（指《五四运动》——笔者注），我在那里说过这样一句话：‘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识分子的最后的分界，看其是否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民众相结合。’我在这里提出了一个标准，我认为是唯一的标准。看一个青年是不是革命的，拿什么做标准呢？拿什么去辨别他呢？只有一个标准，这就是看他愿意不愿意、并且实行不实行和广大的工农群众结合在一块。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结合的，是革命的，否则就是不革命的，或者是反革命的。他今天把自己结合于工农群众，他今天是革命的；但是如果他明天不去结合了，或者反过来压迫老百姓，那就是不革命的，或者是反革命的了。”这个标准不仅是辨别青年人革命、不革命或反革命的标准，而且也是辨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标准。因而，他接着说：“所以我们看人的时候，看他是一个假三民主义者还是一个真三民主义者，是一个假马克思主义者还是一个真马克思主义者，只要看他和广大的工农群众的关系如何，就完全清楚了。只有这一个辨别的标准，没有第二个标准。”（《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五五四——五五五页）

我们国家是工人阶级通过它的政党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建国已有半个多世纪的今天，我们的青年和党的各级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高级干部要不要和工农群众相结合？要不要改造思想？要不要接受群众的监督和批评？笔者的回答不仅是非常肯定的要，而且也是完全的需要。这是由我们党的无产阶级政党的先进性，肩负的建设社会主义，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的历史重任以及苏联解体、东欧蜕变和我们党内出现严重腐败的教训所决定的。

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即由原始共产主义社会到奴隶主义社会、封建主义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人类社会就是这样由低级到高级不断发展，不断前进。从有了私有制的奴隶主义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中国则从“夏传子，家天下”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改朝换代，都是维护的少数人剥削压迫多数人的私有制社会。只有共产党领导人民推翻了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少数人剥削压迫多数人的“三座大山”，建立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制度，消灭私有、消灭剥削，人民才是国家的主人，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走公有共富的社会主义道路，先建成社会主义，最终实现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社会。这就是历史发展的必由之路。也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指出的“共产党人可以用一句话把自己的理论概括起来：消灭私有制。”（《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265页）中国民众的主体是工农，占人口的百分之九十，兵则是穿上军装的工农。苏联、中国和一切社会主义国家的革命，都是共产党领导民众、依靠民众、放手发动民众、解决民众的疾苦和民众的积极参加而取得胜利的。胜利了首先就要通过各种方式和途径建立社会主义的公有制，先建成社会主义，并要为最终建成共产主义而不断奋斗。在战争年代，我们党的干部、革命青年要走和工农民众相结合的道路，要深入群众、宣传群众、组织群众、领导群众而取得革命的胜利；革命胜利了，人民当家作主了，要建设社会主义也必须这样。这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基本路线——群众路线的主要内容，也是我们党的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三大作风”的主要容。中国革命和建设一再证明，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我们和工农民众结合得好，就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我们的事业就兴旺发达；反之，群众则对我们有意见，就不支持我们，我们的事业就会受错折、受损失。苏共解散、苏联解体，东欧蜕变，其中最主要的一条就是脱离群众，以权谋私、化公为私、官商勾结，直接损害人民群众的利益和历史发展的必由之路的结果。我们国家出现了建党建国以来最严重的腐败，这些腐败分子里，有的原先还给人民做了有益的事情，有的甚至是功臣，能和群众结合在一起，听取群众的不同意见，接受群众的批评和监督，人民就拥护他；随着官越做越大，离群众越来越远，就脱离群众，不和群众结合了，甚至反过来欺压群众，变成了吸人民群众血汗的腐败分子。有些原来很好的国企，甚至是有名的大型企业，在国营不如集体，集体不如个体和民进国退私有化谬论的指导下，被崽卖爷田心不痛的败家子以收受贿赂而廉价卖给、白送给私人，或者以权谋私而变成自己的；有些原来集体经济发展很好的生产大队，在违背中央“宜统则统，宜分则分”的政策和群众的意愿，甚至有的省委在任命新县委书记时，给的任务就是必须把群众坚持要办的集体经济硬以下级服从上级把它砸锅分铁，破坏了农业集体化、现代化和新农村建设，从而导致工人大量下岗、农民上访和两极分化，少数人和一些当官者却发了横财，成了新资本家。河南省漯河市从1991年至2006年三任市委书记都是“前腐后继”的腐败分子，二任的程三昌将95％的国企卖了后带上亿元巨款逃到新西兰，这就遭遇该市政府信任危机。（《报刊文摘》2008年8月8日）这是东窗事发后才将其暴光，没有东窗事发者究竟把多少国企卖掉了？只有天知道。正如一位老红军所说的那样：打江山的死了，守江山的老了，卖江山的发了，坐江山的富了，社会主义的公有共富的本质越来越少了。本书提到的那些村按照中央文件精神，力排“左”的和右的干扰，硬将集体经济坚持下来，社会主义新农村已经建成了。实际上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就是根据那些坚持发展壮大集体经济没有散伙的人民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走公有共富的社会主义道路的结果而提出来的。因为前两句不是指个别人的生产发展，生活宽裕，而是指一个村整体；三四句则更清楚的指整体，不是少数人住高楼，多数人住茅屋的两极分化；最后一句也是指村整体管理民主，不是村上多数人给个别老板当雇工，让老板给大家恩赐。据山西省反商业贿赂部门的数据显示，山西纠正官员入股煤矿数字为1 126人，投资入股金额17100.16万元。但当地的经济学家认为，这个数字只是冰山一角。事实上撤股的官员多为乡级干部。但县一级的官员们才是真正能给煤老板提供畅行通道的主力。（《报刊荟萃》2007年第四期，第41页）现在煤炭疯狂涨价，且合格率只有三分之一左右，就与此密切相关。这些县太爷连中央的“红头”文件都当作耳边风，正如香港廉政公署有关人员在北京讲学时说的将“红头文件”变成“空头文件”。像这些县太爷他们能和工农民众相结合吗？能把他领导下的地方建设成社会主义新农村吗？肯定不能。因为现在还未听到一个官商、煤老板发善心建成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报道。只听到的是矿难不断发生，他们的心和煤一样的黑，甚至比煤还黑，但从职工身上榨取的黑心钱却越来越多，甚至一天就是百万。

和工农民众相结合并不等于整天立在群众中就是结合了。这仅仅是一个方面，更重要的是要站在工农群众的立场上，政治上、思想上的结合，也就是为什么人的原则问题和立场问题。用得上毛主席一句最朴实、最有哲理的大众化名言来说，就是“为人民服务”，“向人民负责”。这就是要“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一O九五——一O九六页）“我们的责任，是向人民负责。每句话，每个行动，每项政策，都要适合人民的利益，如果有了错误，定要改正，这就叫句人民负责。”（《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一一二八页）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取得密切的联系，是我们共产党人区别于任何政党的一个显著的标志。就以医院为例，医院本该是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保护人民健康的单位。医院整天和病人打交道，应该说是和群众相结合的了。但不少医院却把病人当成他们发财的对象，小病大治，无病也要动手术，想尽一切办法搞五花八门的天价医疗费。记者为对部分医院的工作作风进行暗访，用茶水当作尿液样本，在十家医院化验，竟有六家医院化验出红细胞和白细胞的病态，还给记者配了消炎药，总计药费1 300元左右。这事竟出在人间天堂杭州，其中还有省级大医院；做梦也想不到病愈出院的单据上竟然出现尸体整容费，一天按25小时收费。（《中国剪报》2007年3月23日）这样在病人身上找财路，可够得上当今的“活阎王不嫌鬼瘦”了。有的领导去农村、企业、事业单位考查时，事前通知主管部门，级别越高，提前通知的时间越早，并将要考查的内容在他下去考查前搞好。下级就根据上级领导的要求“如实照办”。待领导下去后开个汇报会，看看事先安排好的“形象工程”、“政绩工程”和单位，让能说会道的假农民、假工人汇报，被领导接见和参加会议的人都是经过严格挑选和培训的嘴不露实话的“可靠者”，回答问题都有“台词”。某位大领导要去某省视察一个村，该省领导带上各厅局领导，花费了三四个月的时间，耗资几百万在这个村大搞“形象工程”来“改变面貌”。这样的考察汇报完后，领导就发表重要讲话给予高度评价，再加上新闻媒体的大力渲染，就像“大大泡泡，越吹越大”。搞“形象工程”、“政绩工程”、弄虚作假的下级就被上级提拔高升了。因而，这种弄虚作假的“形象工程”、“政绩工程”就像烈性传染病一样的在全国各地大流行开了，成了林彪不说假话办不成大事的升官发财的捷径。领导干部下去调查研究，这本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继承和发扬我们党的优良传统，提出重大决策的好办法。中国革命其所以能以农村包围城市取得胜利，就在于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下，对中国的国情进行调查研究和“八一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初用兵失利后得出的真正中国特色的正确道路。但现在却被我们有些领导下去把它搞得变味了。有的群众想给下来的领导特别是大领导说几句肺腑之言的话，却被警车和警察赶得远远的，真比封建社会的官员下去时“闲人闪开，鸣锣开道”要厉害得多了。然而这些封建官员还不打拦轿告状的，许多大案、要案都是这样拦轿告的。因而，群众就用“听见警车响，群众在猜想，不是抓逃犯，就是来首长”这样的顺口溜来形容、讽刺警车的作用和某些领导下来的威风。2007年的“两会”期间，代表们给温家宝总理念了在群众中流行了二十多年的：村骗乡、乡骗县、一直骗到国务院。国务院下文件，一层一层往下念，念完文件进饭店，落实文件不兑现的顺口溜。群众还将这个顺口溜编成对联。上联：下哄上，层层哄，哄到顶；下联：上吃下,级级吃，吃到底；横额：吃喝哄骗。在《中国农民调查》一书中，群众将这种吃喝风称其为“革命不是请客就是吃饭”，和毛主席的“革命不是请客吃饭”唱对台戏。那只能是坐官当老爷了。这样伤害民心的弄虚作假，难道我们的各级领导特别是一些大领导不知道吗？肯定大部分是知道的，但就是在视察时几乎没有见到新闻媒体说某领导严厉批评，或者撤销这样官员的报道，只是在他们受到“双规”和法律制裁时才把这些问题端出来。这样的人在干部队伍中究竟有多少，看来不是个别的，是有一定比例的。这都严重地损害了群众的利益，降低了党和政府在人民心目中的威信。这说明与工农民众相结合的问题，不仅仅是青年人的方向和应走的道路，而且也是我们每个党政干部，特别是党的领导干部和高级干部必须坚持的方向和道路。因为他们是处在领导岗位，是某一方面、某些重大问题的决策者和执行者。在这个问题上一旦出现了差错，就会出现决策上的失误和偏差。像这样的失误难道我们的教训还少吗？在农业合作化中，由于发展过快而犯了侵犯群众的利益的急性病，也叫“一刀切”的错误；在搞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时，又把集体经济一哄而散搞了包产到户，使好多集体经济搞得好产队、生产大队、公社不顾群众的反对也没切两刀，就砸锅分铁了，致使集体经济受到严重的破坏。还有卖国企风等。现在经常称前者是犯了“左”的错误。那后者该是其反面而右了吧。但现在只提前者而不提后者，似乎这后者是敏感神经。像这些情况，随便在各地都可找到、看到、听到。中央、国务院每年都发“一号文件”、开“两会”，都提出了好多深化改革的设想、措施和数字，但就是没有把群众最关心、最反感、最气愤的公车开支的3 000亿、公款吃喝的3 700亿、公费出国旅游的3 000亿、央企资产流失的3 500亿，通过什么措施控制减少到多少？这都是廉洁、廉价政府的基本要求。如果连廉价政府都做不到，那廉洁政府就很难做到了。因为贪污和浪费都是极大的犯罪，好多贪污犯罪都是从浪费开始的。这些都是广大群众迫切要求急需解决的问题。这些问如果能减少三分之二，就是八九千亿元，用这些钱去资助农村和城市的低收入群体，每人至少可得到一千多元的收入。再加上对腐败分子的严惩，中国不就到小康了吗。正如国家审计署审计长李金华所说：“转变政府的职能，不仅要建立一个廉洁的政府，还要建立一个廉价的政府，政府的成本太高，你就是再廉洁也浪费了纳税人的钱，你要讲成本。”（《报刊文摘》2006年9月6日）

与人民群众相结合的过程中，还有个思想改造的问题和群众监督的问题。这个问题也不仅仅是指青年，而且还包括我们的各级干部和高级干部，特别是后者。成千上万的腐败官员特别是一些大官被推上审判台时，都提到他们犯罪是放松了对自己的思想改造、没有接受群众的批评和监督而变成了人民的罪人。这从反面提醒人们要与工农民众相结合，不断地改造自己头脑中的非无产阶级思想，接受群众的监督，特别是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的膨胀而导致的以权谋私，这是滋生腐败的总根源。一些国营企业的领导不按国家有关规定办事，当职工提出质疑时，他便说：工资是我给你们发的，国家有规定，你就让国家给你发工资吧。把国营企业完全当作他自己的私人企业，他就是老板，作为企业主人的职工却成了他的雇工，把国企领导和职工的关系变成了旧社会资本家和雇工的关系。否则，就以下岗来威胁。这难道是社会主义的国营企业吗？他们完全违背了毛泽东主席1960年3月，对鞍山市委关于鞍山钢铁公司工作报告的批示中提出的办社会主义企业的总方针——《鞍钢宪法》。它的基本原则是：坚持政治挂帅，加强党的领导，大搞群众运动，实行两参（干部参加集体劳动，工人参加企业管理）、一改（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三结合（工人、干部和技术人员三结合），开展技术革新技术革命。笔者理解，这实际上就是把纪念五四运动两篇文章的精神，以《鞍钢宪法》的形式指出办社会主义企业、搞社会主义建设如何走与工农民众相结合的问题。可惜呀，实在可惜，“两参一改三结合”的《鞍钢宪法》不仅不少国企领导把它否定了，就连2002年增订的《现代汉语词典》也把它增订掉了。还有大庆人的“三老”、“四严”、“人民公社”等好多建设社会主义的新名称（词）都被增订掉了。农村的村长、书记这些不算国家正式干部的村官，要不要和村民相结合呢？当然也要。闻名全国的公有共富村河南新乡的刘庄、小冀镇东街五队，临颍的南街村、北徐庄，江苏江阴的华西村等等，其所以能发展成现代化的农村都市，就在于分别在他们的带头人史来贺、刘志华（女）、王宏斌、徐德全、吴仁宝为首的一心为集体的一班人的带领下，致自己于群众的监督之下，和群众团结、战斗在一起，心向一处想，劲向一处鼓，汗向一处流，几十年如一日扎扎实实地干出来的。史来贺从1952年21岁时就任党支部书记，直干到生命最后的2003年，当了51年党支部书记。尽管他还有新乡地委书记、人大常委会常委的头衔，但就是不离开刘庄。用二十多年肩挑、人抬、车推起岗填坑，拉沙治碱,把村周围的750多块凹凸不平的“盐碱洼”、“蛤蟆窝”荒地改造成现代化农业园区。以后就发展畜牧业、搞工业办机械厂、食品厂等走亦工亦农的道路。仅肌苷的产量就占全国一半以上。史来贺依靠“四个坚持”、“三个在前”。即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坚持发展集体经济，坚持按劳取酬，合理差别、共同富裕；实干在前，吃苦在前，吃亏在前。史来贺常说的社会主义路就是“集体有，跟着走；集体空，没人听；集体富，群众富；走的才是社会主义路。”巾帼英雄刘志华，于1972年在全队的男社员都无人当生产队长的情况下，便毛遂自荐当生产队长，在当年让社员吃饱饭的基础上，就开始贷款500元办企业，并向群众保证：“赚了钱是集体的，赔了钱是我的。”就这样滚雪球先后办起了12个企业，固定资产五亿多。她不仅让群众富口袋，而且还要富脑袋。王宏斌、徐德全在随大流砸锅分铁搞承包使村上变穷后，下决心重整旗鼓，变卖自己家里的东西带头集资发展集体经济而走向共同富裕。王宏斌以“共产党就是要搞共产主义”的坚定信念，“宁为集体造金山，个人不图半块砖”，以他为班长的南街村提出创建共产主义小社区；以徐德全为班长的北徐庄“学南街精神，创北徐伟业”，人们称它是从南街村“克隆”过来的。吴仁宝领导的华西村号称“天下第一村”。还有原来就是乡长、国家干部辞职回村带领村民发展集体经济，走向共同富裕。这样的干部群众举着大拇指称赞。“改革第一村”的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虽一年进入温饱线，但二十多年未进富裕门，村上的劳力都出外打工去了，留下老弱妇孺，地也种不好，甚至撂荒，与公有共富村相比，却穷得可怜，几次去南街村学习后，终于重新走上集体化道路。但也可看到一些村在搞承包后，首富的却是村长、书记等村干部。这其中就有“秘密”。这样的干部群众背后不是骂，就是指脊梁。这些人尽管天天都在群众中，但却是“人在曹营，心在汉”。原西北农学院培养的学生其所以深受教学、科研等单位的欢迎，就在于他们的基础理论扎实、实践动手能力强、与工农相结合的创业精神好。这三大特点是由学校的三大优势培养出来的：学校是在“九一八”事变后，由于右任、杨虎城等一些名家爱国人士提出建校的（建校后不久就有共产党的地下组织），第一任校长是国民党元老于右任先生，以后便是教育家、生物学家、古农学家辛树帜（从解放前一直到文革）等任院长，解放后由延安派来的教育家、农业科学家康迪担任副院长、院长，解放前在秦晋搞地下工作的陈吾愚同志任党委书记。这些主要领导都是爱国人士、教育家、农业专家、“三八”式革命老干部。有以著名的小麦育种专家、全国劳动模范、几届人大代表、中科院院士赵洪璋教授为代表的理论紧密结合实际的教师队伍。有得天独厚的几千亩农场、几百亩果园、几百亩蔬菜站、林业苗圃站、畜群种类齐全的畜牧场、号称“亚洲兽医院”等校内教学基地。在校内基地实习和在教学大楼做实验一样方便，甚至更方便，师生们节日假期、课余随时都可去校内基地接触实践、搞科研。这所学校就建在农村，和农民房连脊地边界。一出校门就接触的农村、农民、庄稼和牲畜。学校与周围农村关系很融洽，农民把学生当作自己的子弟，师生也非常尊重农民。有一年春天天旱，刚下了一场好雨，因路滑一位学生不小心，摔了一跤，他便说：老天下雨真讨厌。这话却被农民大伯听见了，立即就批评了这位学生，并讲了这场春雨对夏粮作物的重要性。不仅和这位学生一块的同学都受到了教育，学校也把这件事作为培养工农感情、接受群众批评教育的事例对师生进行教育。该校的领导、师生生活朴素，领导上下班就走在职工里边，食堂没有浪费饭菜的现象。如果把农业院校改革开放成农场没地了，果园挖光了，蔬菜地不要了，兽医院和畜牧场合到一起（这是搞畜牧业的禁忌，兽医院病畜威胁畜牧场的安全，促进疾病的传播）把地皮卖掉了，学生的实习成了校外出不去、校内没基地，用电脑来代替的“无土栽培”。领导闭口不提教育方针，不提教育质量，空谈不接触实践的与国际接轨，那不活见鬼才怪哩。年青教师和学生不仅不能和工农结合，连自己的专业也很难结合。这就违背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教育方针，致教师队伍“弱将带不出强兵”的根源。那怎能培养出德、智、体全面发展建设现代化的人才呢。仅浪费这一项就让人目不忍睹。似乎领导不浪费，就没有气魄，就不像个副部级。有的学生父母打工省吃俭用供他上学，他买上饭菜吃几口就扔了，别人还批评不得。尽管家境贫寒，还要打肿脸装胖子和富人家的孩子比。有的则是爱面子怕家穷别人看不起。这样的人和他（她）的父母的思想感情都不能结合，怎能和工农民众相结合呢？当然这不能全怪学生，是与社会大环境密切相关的。现在一提到与工农民众相结合和改造思想、接受群众的监督，有人就很反感，甚至把它都统统说成是极“左”思潮。可以肯定地说，好干部、好政府是和群众心连心地结合出来的，也是群众监督出来的，批评出来的。这正是毛泽东主席在延安时期回答爱国民主人士黄炎培关于“周期率”的问题时说的：“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中国剪报》2007年3月21日）要不，为什么这二三十年没有改革开放出几个焦裕禄式的好干部，却出现了千千万万的腐败分子，且级别越来越高，贪污的钱越来越多。尽管其中的因素较多，但最主要的是脱离群众，不接受群众的批评和监督的结果。苏联就是这样走向人亡政息。因此，共产党的干部和青年要接好老一代的班，先建成社会主义并向共产主义奋斗，必须永远走与工农民众相合的道路，这才是唯一正确的道路。

毛泽东时代的“三”

自从盘古开天地，

三皇五帝到如今。

尽管数字那么多，

祖先特别崇尚“三”。

三是生产和发展，

三皇五帝首冠三。

一生二来二生三，

三生万物在世间。

八年抗战胜日寇，

内中就有不少三。

翻开中共党史看，

本文就在于说三。

数字“三”在毛泽东时代出现得较多。不仅在他的著作里，而且在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历史大事纪中也出现得较多。现根据《毛泽东选集》、《简明历史辞典》、《现代汉语词典》（1979年版）和有关记载搜集整理如下，但并不完全。它对本书有关内容有一定参考价值。

1．三湾改编  1927年9月29日，毛泽东领导秋收起义部队到达江西永新县三湾村，对部队进行了改编：把一个师缩编为一个团，改称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在部队中建立各级党的组织，班有党小组，连有党支部，营团建立党委，连以上设党代表，全团由毛泽东为书记的前敌委员会统一指挥；进行民主改革，实行官兵平等、军民一致的原则，选举士兵委员会。经过三湾改编，确定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奠定了无产阶级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的基础。

2．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三大纪律如下：（一）一切行动听指挥；（二）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三）一切缴获要归公。八项注意如下：（一）说话和气；（二）买卖公平；（三）借东西要还；（四）损坏东西要赔；（五）不打人骂人：（六）不损坏庄稼；（七）不调戏妇女；（八）不虐待俘虏。（《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一二四一页）

3．井冈山上的贺氏三杰和三位女杰  贺氏三杰指贺敏学、贺子珍、贺毅兄妹三人，他仨是和袁文才、王佐永新起义后上井冈山的。毛泽东上井冈山后，他们都为井冈山根据地的建立和巩固立了大功。贺氏兄妹仨都能提抢跃马，人称“贺氏三杰”、“一龙二凤”、“永新三贺”，贺子珍枪法特别好并使双抢被称为“神枪手”、“双枪女将”。“二凤”和袁文才的妻子谢梅香被称为井冈山“三位女杰”。谢梅香和贺子珍俩随时都可奔赴疆场。用贺子珍的话说：“我的骑马是选三（袁文才）大哥所教，打抢是南斗（王佐）大哥所教，每逢缺吃少穿就来找谢梅香这位知心的嫂子。”毛委员刚上井冈山就称贺子珍和谢梅香是“上天下凡救我一命的活菩萨。”

4．红军三虎  红军第四次反“围剿”胜利后，红一军团1933年8月经军政训练确定的“模范工作的红五团”、“英勇冲锋的红四团”和“牺牲决胜的红一团”号称红军三虎威名扬。在突破乌江、占领遵义、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过雪山草地……整个长征全过程中，毛泽东一次又一次地使用这三个团。周恩来则称其为三只拳头。

5．三座大山  指压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旧中国人民身上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这三大敌人为“三座大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就是要推翻这“三座大山”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现在则把上不起学、看不起病、买不起房称农民和城市贫民身上的“新三座大山”。

6．三大作风  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在中国人民中产生了新的工作作风，这主要的就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密切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以及自我批评的作风。（《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一O九四——一O九五页）以后又将自我批评改成批评和自我批评。这是共产党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主要标志之一。

7．三大法宝  一个有纪律的，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武装的，采取自我批评方法的，联系人民群众的党。一个由这样的党领导的军队。一个由这样的党领导的各革命阶级各革命派别的统一战线。这三件是我们战胜敌人的主要武器。这三件都是我们区别于前人的，依靠这三件，使我们取得了基本的胜利。（《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一四八四页）也称中国革命的三大法宝。

8．三大目的  部队内部政治工作方针，是放手发动士兵群众、指挥员和一切工作人员，通过集中指导下的民主运动，达到政治上高度团结、生活上获得改善、军事上提高技术和战术的三大目的。（《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一二七五页）

9．三大民主  指人民解放军的政治民主，经济民主，军事民主。这是人民解放军与其他军队的主要区别。

10. 三大任务  毛泽东同志指出，我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既是一个战斗队，又是一个工作队，担负着打仗、做群众工作和生产三大任务。

11．三  军  毛主席的七律《长征》最后两句：“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中的“三军”指红一方面军、红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人们通常称海军、陆军、空军为三军。

12．八路军政治工作的三大原则  一九三七年十月二十五日，毛泽东主席和英国记者贝特兰谈话时讲：八路军的政治工作的基本原则有三个，即，第一、官兵一致的原则，这就是在军队中肃清封建主义，废除打骂制度，建立自觉纪律，实行同甘共苦的生活，因此全军是团结一致的。第二、军民一致的原则，这就是秋毫无犯的民众纪律，宣传、组织和武装民众，减轻民众的经济负担，打击危害军民的汉奸卖国贼，因此军民团结一致，到处得到人民的欢迎。第三、瓦解敌军和宽待俘虏的原则。（《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三六九页）

13．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三个条件  第一是中国抗日统一战线的完成；第二是国际抗日统一战线的完成；第三个是日本国内人民和日本殖民地人民的革命运动的兴起。三个条件中，中国人民的大联合是主要的。（《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四三三页）

14．持久战的三个阶段  抗日战争的持久战，将具体地表现为三个阶段之中。第一阶段，是敌之战略进攻、我之战略防御的时期。第二阶段，是敌之战略保守、我之准备反攻的时期——战略的相持阶段。第三阶段，是我之战略反攻、敌之战略退却时期——收复失地的反攻阶段。（《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四五二——四五五页）

15. 日本帝国主义的三大弱点  毛主席在《抗日游击战争的略问题》一文中指出：本来战略的防御战和内线作战，争取主动较为困难些，而进攻的外线作战，争取主动较为容易些。但是日本帝国主义有两个基本的弱点，即是兵力不足和异国作战。并且因其对中国力量的估计不足和日本军阀内部的矛盾，产生了许多指挥的错误……可以说是他的第三个弱点。（《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四0一页）

17. 游击战的三原则  毛主席在《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提到游击战的三原则是主动性、灵活性、计划性。

18. 游击战中灵活用兵的三个方法  毛主席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中谈到分散（化整为零）、集中（化零为整）、变换（转移兵力）是游击战争灵活使用兵力的三个方法。

19．三次反共高潮  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反动派掀起了三次反共、反人民的内战。第一次在一九三九年冬至一九四0春；第二次在一九四0年冬至一九四一年春；第三次在一九四三年七月，国民党反动派下令撤河防大军包围陕甘宁边区，企图“闪击”延安。这三次反共高潮都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正确领导下被胜利地击退和制止了。

20．三查三整  1947年冬至翌年春解放区各级党组织开展了三查（即在地方上开展查阶级、查思想、查作风；在部队中开展查阶级、查工作、查斗志）、三整（整顿组织、整顿思想、整顿作风）为主要内容的整党运动。通过整党运动改善了农村中党与群众的关系，促进了解放区土地改革的发展，为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21．三三制政权  抗日战争时期，在解放区，由中国共产党领导建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性质的政权。根据“三三制”原则，在参政会和政府里，代表工人和贫农的共产党员、代表小资产阶级的进步分子和代表民族资产阶级与开明士绅的人士各占三分之一名额。它调动了各阶级、各阶层抗日的积极性。

22．三八作风  将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时代提出的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这三句话和团结紧张、严肃活泼八个字统称为三八作风，也称延安作风。

23．一套棉衣穿三冬  是指延安时代的白天少开会，晚上少点灯，一套棉衣穿三冬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和生活作风。

24．三个三年  形容延安时代一套衣服要穿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再三年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和生活作风。

25．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  1945年—1949年，中国人民为争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为推翻美帝国主义直接支持的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而进行的伟大的革命战争，将其最后三年称为中国人民的三年解放战争。

26．三次革命战争  指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也叫三次革命。

27．三猛战术  是指对待敌人猛打、猛冲、猛追。

28．三大战役  指解放战争的辽沈战役，淮海战役和平津战役。

29．三大毒瘤  在《开国领袖毛泽东》电视剧中提到妓女、烟馆、黑社会是中国人民身上的三大毒瘤。

30．三年经济恢复时期  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前三年为国民经济恢复时期。

31．三大政策  全国解放以后，党和人民政府对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业采取的利用、限制、改造的政策称三大政策，使资本主义工商业得到迅速恢复和发展。

32．三大运动  是指1951年在我国开展的抗美援朝、土地改革和镇压反革命的三个大规模的运动。（《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48页）

33．三  手  是指军事训练中的神抢手、神炮手、技术能手。

34．三反、五反运动  由于三大政策的贯彻执行，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业得到迅速的恢复和发展。但随着资本主义经济力量的发展，限制与反限制、改造与反改造的斗争十分尖锐。资产阶级为了牟取暴利，疯狂地进行投机倒把，扰乱市场，破坏金融等活动，并使用各种阴谋狡诈的手法拉拢和腐蚀干部。为了打退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从1951年底开始到1952年上半年在国家工作人员中开展了“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在开展三反运动的同时，党又及时地在私营工商业中开展了“反行赌、反偷税漏税、反盗窃国家资财、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五反运动。“三反”运动严惩了贪污盗窃分子和蜕化变质分了，教育了广大干部，纯洁了国家机关，密切了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联系，增强了国家机关内部的工作纪律和工作效率。在“五反”运动中，党紧密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守法的资产阶级及其他市民，揭发批判不法资产阶级的“五毒”行为，为实现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准备了条件。由于三反五反运动得人心，人民群众积极参加，使国家安定了三十年未在这方面出现大的问题。为了与1953年开展的反对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反对违法乱纪的斗争相区别，则将前者称“老三反”，将后者称“新三反”，但通常说的“三反”运动则指前者。

35．一化三改  新中国成立后，经过三年经济恢复后提出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称其为“一化三改”，将后三者称为“三大改造”。这为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奠定了公有制的经济基础。

36．三好学生  1953年6月30日，毛主席说，我给青年们讲几句话：一、祝他们身体好；二、祝他们学习好；三、祝他们工作好……总之，要使青年身体好，学习好，工作好。多年来就是按照这三好在学校评选“三好学生”。

37．三老、四严、四个一样  大庆石油工人倡导、坚持的优良作风。三老指对革命事业，要当老实人，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四严指干革命工作，要有严格的要求，严密的组织，严肃的态度，严明的纪律；四个一样是指黑天和白天工作一个样，坏天气和好天气工作一个样，领导在和领导不在工作一个样，没人检查和有人检查工作一个样。大庆其所以能成为全国工业战线上的一面红旗和学习的榜样，就在于有“三老”、“四严”、“四个一样”主人翁的精神支柱支撑着。

38．三  同  上世纪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干部下乡和社员要做到同吃、同住、同劳动称“三同”，有的再加上同商量为“四同“。

39．三面红旗  指八届二中全会通过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1958年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

40. 两参一改三结合  1960年3月，毛主席在鞍山市委关于鞍山钢铁公司工作报告的批示中提出的办社会主义工业的总方针。它的基本原则是：坚持政治挂帅，加强党的领导，大搞群众运动，实行两参（干部参加集体劳动，工人参加企业管理）、一改（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三结合（工人、干部和技术人员三结合），开展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也称其为《鞍钢宪法》。这是办好社会主义企业的法宝。

41．三定一顶  是指干部下车间劳动的定工资、定岗位、定时间，顶替一名工人独立操作。

42．三大革命  毛主席在《人的正确思想是从那里来的？》一文中指出：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只能从社会的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项社会实践活动中来。把这三项社会实践统称为“三大革命”。

43．三线建设  按照我国军事经济地理特点，经过深思熟虑，把我国沿海和边疆地区划分为第一线，把介于东部和西部之间的中部地区划分为第二线，把四川、贵州、陕西、甘肃及湖北、湖南等省的部分内陆地区划为第三线。其中西南和西北地区的川、陕、甘为大三线，中部地区和沿海地区的腹地称为小三线。而三线建设，就是指我国从上世纪六十年代开始到七十年代末基本结束的以战略为目的、以国防建设为中心在上述地区进行的大规模工业、交通等基本建设。

44. 三  不  针对“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双百方针”、言论自由提出的不抓辫子、不打棍子、不戴帽子为“三不”。有时也加上不装袋子（档案）为四不。

45．七三指示  一九六四年七月三日，毛主席对减轻学生负担的批示：学生负担太重，影响健康，学了也无用。建议从一切活动总量中砍掉三分之一，请邀学校师生代表讨论几次决定施行。如何，请酌。

46．老三篇  指毛主席的《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和《愚公移山》三篇著作。

47．老三段  指毛主席的三条语录：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我们应当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这是两条根本的原理，如果怀疑这两条原理，那就什么事情也做不成了；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48．新三段  指毛主席在文革期间的三条指示：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不要吃老本，要立新功；要斗私批修。也有的第二条是，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

49．一抓三促  指毛主席提出的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

50．三结合  指文革期间的领导班子由军队、领导干部和群众代表三方面，从年龄上有老、中、青三部分成员相结合而组成。

51．三要三不要  毛主席针对林彪反党集团对党的高级干部提出的：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

52．三个世界  这是毛主席晚年根据世界形势的变化，特别是针对苏联蜕变提出的对世界的划分，即美（国）、苏（联）两霸为第一世界；日、英、法等资本主义国家为第二世界；发展中国家为第三世界。这就把世界人民革命的主要矛头指向美、苏两霸。

53．三级所有队为基础  指人民公社生产资料的所有制为生产队、大队和公社三级所有，以生产队为基础。

54．三等待  在《延安颂》电视剧中，毛主席提出对犯错误的同志要一帮、二看、三等待。

55. 三   农  指农民、农村、农业。原湖北省监利县棋盘乡党委书记李昌平于2000年给朱镕基总理的信上，用“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来概括当时的“三农”问题。

56. 三支两军  指文化大革命中解放军的支左、支工、支农和军训、军管。

57. 三驾马车  指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三人密谋粉碎“四人帮”。

中国农民的伟大创举

           没有农业社会化，就没有全部的巩固的社会主义。

人民群众有无限的创造力。他们可以组织起来，向一切可以发挥

自己力量的地方和部门进军，向生产的深度和广度进军，替自己创造

出日益增多的福利事业。

                                     ——毛泽东

           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不同的特点就是共同富裕，不搞两极分化。

           如果导致两极分化，改革就算失败了。

                                   ——邓小平

                       伟大不伟大，不在说大话。

                       创举不创举，见证在历史。

                       古今中外看，哪些村共富？

                       “天下第一村”，要在中国寻。

                       创共小社区，中国也有村。

                       集体量无穷，农村变都市。

                       欧美刮目看，岂非是创举？

中华民族，从炎黄始祖到如今已有五千年文明史。但从“夏传子，家天下”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约四千年的改朝换代，都是维护的私有制。在这四千年中，以春秋时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算起，到鸦片战争已经过两千五六百年的封建社会，再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百年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就导致了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历史。

伟大的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传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没有经过资本主义这一发展阶段，就推翻了圧在半殖民地半封建旧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这就是新中国的经济基础非常薄弱，特别是没有什么民族工业，再加上农村封建地主的土地兼并，广大失地农民也无法进城当工人。尽管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但不是农业强国，80％的农民终年将太阳从东山背到西山、面向黄土背朝天地辛勤劳动着还在饿肚子。这就是“一穷二白”的根源。因而，解放后首先在农村进行土地改革，实现了“耕者有其田”；优先发展工业，搞城市建设和“一化三改”。在没有机械化的前提下，实现了农业合作化。由于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对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新中国采取政治的、经济的、军事的封锁禁运和仇恨，并发动侵朝、侵越战争，把魔爪伸向台湾岛，以武力威慑。这就迫使我们这个经济基础薄弱的国家为了国家的安全和领土完整，为了社会主义阵营的巩固，为了支援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运动，不得不抗美援朝和抗美援越、支援世界革命付出了大的代价而致台湾也未能及时解放。在农业合作化后，不可能在农业机械、水利设施、化肥、农用物资等诸方面多投资，使其配套在较长时间未能跟上。还有赫鲁晓夫现代修正主义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背叛，到以后的社会帝国主义在中苏边界陈兵百万，为了国家安全、防止苏联“卫星上天，红旗落地”到最后解体——“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不得不反修防修、加强国防建设。再加上我们工作中的失误。这就制约着我国民用工业的发展及农业机械化、现代化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搞了包产到户后，尽管解决了温饱，但一家一户各自为政，亦束缚制约着农业的现代化、产业化和规模化多种经营。改革开放的30年中，随着农业机械、化肥等农用物资的不断丰富，这些共富村农场无论是粮食，还是多种经营的产出和收入都高于个人承包的小天地。尽管经过半个多世纪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特别是城市化建设发展很快，城市人口由解放初的约一亿人已增加到现在的四亿（这其中大多数为国家干部、职工及其家属），农村人口已由80％降低到70％。但仍解决不了农村多余劳动力进城就业问题，现在仅有一亿多农民进城打工，就已经搞得“天翻地覆”了，连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也得为他们讨工资。随着高等教育的快速大发展，大学毕业就业难的问题越来越明显，大学生也和农民工进城抢饭碗。

如何解决中国九亿农民的就业和共同富裕问题？原苏联老大哥没有可借鉴的成功经验。因为苏联的面积比我们大一倍，两亿人口相当于当时我国的三分之一，工业发达，集体农庄没有多余的劳动力。资本主义国家工业发展得早而快，不仅人口少，农业人口比例也低，且人家失地农民进城就业比我国容易得多，就连资本主义国家的大学生利用假期打工也能挣来学费，而我们的大学生则无工可打就是例证；大片土地归少数人所有，早已实现了机械化现代化，粮食生产的成本比我们低。以韩国为例，面积99 600平方公里，人口4 882万，仅首都首尔就有1 000多万，全国四个人中就有一个人住在首都，农业人口只有7％；日本面积377 800平方公里，人口12 765万，城市人口占75％以上。这是亚洲经济的两个强者。这两个国家的粮食主要靠进口。又以加拿大（面积9 984 670平方公里，人口3 166万）和澳大利亚（面积7 692 000平方公里，人口1 988万，城市人口占90％）为例，两国面积之和比我国大近一倍，人口之和才五千万，只有我们的二十六分之一，相当于我们一个中等省。据说农村劳动力还不够，那有多余的劳动力。要解决中国大部分农民进城，不仅在中国难度极大，甚至是不可能的，就连美国和第二世界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加在一起也是不可能的。因为中国九亿农村人口比他们这些国家人口之和还多。如果按新中国成立到现在60年将农村人口降低10％，那将农村人口降到30％还得两三个世纪。那北京在长城外还得修多少环路？再加上中国农村人均耕地少，靠承包那点地只能解决温饱，个人不能搞现代化、产业化大农业，也不能搞第二第三大产业。这种小农经济和大市场是矛盾的。要农民进城就得将人和地分开也是不可能的。因为农民工进城，现在多是“游民”，或称“盲目流动”，在城市真正就业、或者有比较稳定工作的、有房住者是极少数。多数进城打工者将家里承包的那点地宁肯让703861部队硬撑着，或转让给别人承包，甚至荒芜，但还必须有而舍不得将它丢掉。有的城市户口放开他也不向城市转。因为他户口转到城市，不仅买不起房（一年、几年的工资在北京、上海还买不到一平方米），全家人进了城也租不起房，城市生活费用高也养活不起；没有比较稳定的工作，一旦工作出了问题或有病不能上班而丢掉工作，全家就得沿街乞讨，然而农村承包那点地可留有退路，回家起码有饭吃。这就是大部分年富力强农民工只身或夫妇进城打工挣钱养家糊口、供孩子上学而致有5 800万留守儿童、7 000万妇女在农村宁撑着的人称“战争景象”的缘由，也是中国农民与那点土地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舍不得丢弃的命根子的缘由。

这种景况能否得到解决？本书依靠发展壮大集体经济走亦工亦农、产加销一条龙、农工商一体化道路的共同富裕村（这仅是全国8 000多个亿元以上共富村中的几个代表）已经解决了。这是中国农民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的伟大创举。也就是按照马克思和恩格斯160年前在《共产党宣言》（1848年）中指出的“一个消灭、两个决裂”和毛泽东1949和1955年先后指出的，没有农业社会化，就没有全部的巩固的社会主义和组织起来向一切可以发挥自己力量的地方和部门进军，向生产的深度和广度进军，用集体智慧的无限创造力替自己创造出日益增多的福利事业。这就创造了世界上前无古人，今有来者的真正中国特色——依靠发展壮大集体经济，走产加销一条龙、农工商一体化综合发展公有共富的社会主义道路。在“一穷二白”的一张白纸上用自己勤劳的双手写出了最新最美的文字，画出了最新最美的图画。在人口最多、农村人口比例最大的中国丰富和发展了马列主义。为全国农村创出了一条公有共富社——社会主义本质的康庄大道——马克思主义以人为本，公有共富的科学发展观。愿这种公有共富的星星之火能够得到国家像当年重视小岗村包产到户一样的重视和总结，以发挥她的燎原作用。这对朝鲜、蒙古、越南、古巴这些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对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特别是第三世界穷苦人民的革命和建设也有可借鉴之处。

第一， 这些村都是在土生土长的公生明廉生威的共产主义者——党支部书记为首的党组织一班人集体领导下，村上所有的农工商企业的生产资料都归集体所有，坚定不移地走公有共富的社会主义道路；村民真正是村上的主人，村上的一切都属于村民；干部和村民汗往一处流，既是老黄牛，也是火车头，体现了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的科学发展。

第二， 这些村的土地连片，由少数农业能手搞现代化农业园区，大胆放心投资，没有把农民束缚在自己承包那一亩二分地的“土改”后的水平上，从不考虑因土地的承包期限和流转而丢掉饭碗。把绝大多数劳动力由手工操作的土地上解放出来在村办企业上班。不管在那个岗位上班，都是村上农工商所有企业的主人。这既不受背井离乡、妻离子散，使自己的家乡呈“战争景象”而外出打工之苦，在建设好自己家乡的同时，还解决了附近一些多余劳动力的就业问题。他们善待农民工兄弟，比在一天上十几个小时班的私企老板、甚至国企的承包者好得多。和那些“黒砖窑”、“黑煤窑”的黒心老板、不让工人上厕所的“洋老板”、某些国企以权势欺人的领导形成显明的对比。

第三， 由于村民、村干部个人都不占有生产资料，都是在自己村办的集体企业平等上班，人们的劳动能力不存在大的差别，分配差距也不大，且随着生产的发展，人人都享受的福利不断增多，村集体的收入使村民都受益。因而，村民皆大欢喜。不仅从源头限制、缩小了两极分化和三大差别，不存在小平同志警告的20世纪末，就应该突出解决两极分化的问题，而且由经济上的平等推动了政治上的平等。这就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映经济基础。这些村的改革开放是成功的，农村城市化的路子是对的，农业基础是稳定的。

第四，   这些村的党政领导不是由上级任命，也不是靠来“镀金”的国家干部搞的“形象工程”、“政绩工程”；是分别按照《党章》、《宪法》规定选举产生的本村村民，其档案都在掌秤砣的村民脑子“硬盘”里储存着的、村民信得过的、并接受村民监督的农民领袖带领村民所做出的伟大创举。村上没有老板，更没有老板党员、老板书记，都是不剥削他人的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大家都是依靠发展壮大集体经济走公有共富社会主义道路和改革开放的既得利益者。因而，党群、干群关系好，村民和睦相处，党组织是真正领导村民走公有共富社会主义道路的核心力量和战斗堡垒。深化改革不会触及少数人靠对生产资料的占有来剥削他人而暴富和官商勾结鲸吞他人劳动成果的既得利者所遇到的阻力。因而，能充分调动村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先建成社会主义，为最终实现共产主义大目标而奋斗。

第五，   这些村没有上不起学、看不起病、没房住的贫困户、留守儿童和无人赡养的老人，没有“富豪榜”上百万美元以上的富翁（群众称新资产阶级）、也没有3 000万美元以上的超富翁（群众称大资产阶级）和失业者，更没有“张家有财一千万，九家邻居穷光蛋；平均起来算一算，个个都是张百万”的人均数字来掩盖分配不公、私有化、以权谋私而导致的两极分化。大学毕业后可回村上工作，也可去其他地方就业，但基本上都回村上建设自己的家乡。因为回村后就不存在就业、买房、结婚、生孩子、上学、养老和失业等一系列社会问题。这些都由村上统一考虑和解决了，无后顾之忧。真正做到了农民创造的幼有所育，青有所学，壮有所用，老有所养，病有所医，住有所居，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幸福祥和，安居乐业真正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农村都市生活。

第六，   这些村的村容村貌、生态环境、住房、文化生活、医疗卫生等不仅为我国农村、城市人们非常羡慕和向往，而且连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美国、日本、加拿大和原来社会主义阵营成员的俄罗斯、南斯拉夫等国的代表团、采访者也都赞口不绝。

第七，   这些村的村办企业减少了城市压力，缩小了三大差别（中国城乡居民收入比已达到3.33：1，《人口与劳动绿皮书2008》指出，从1990年～2007年城乡收入绝对差距上升近12倍），促进了农村城市化建设并建成了真正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农村都市。真正体现出公有共富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让世人心服口服的是，社会主义国家无论怎样改革开放，都不能离开公有共富这个本质，不能用政治思想上的滑坡来换取经济上的增长；始终坚持发展壮大集体经济就能得人心得天下。用铁的事实证明，公有优于私有，集体胜过个体，集体不是“大锅饭”而是集体富，大家富；农村安，天下安；农村富，国家富；走的才是社会主义路。因而，多年来没有发生刑事犯罪和村民上访事件。也用铁的事实批判了“国营不如集体，集体不如个体”，“只有私有制才能调动人的积极性”的违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谬论。

第八，   这些村不仅不要国家投资，还给国家上交利税。实现了温家宝总理说的，农村这条短腿真的长长了，中国就不会跌跤了。依靠集体力量创建的前无古人，今有来者和可借鉴的真正中国特色，不仅将自己村建设发展成社会主义新农村，并为十七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奠定了比较可靠的基础。

第九，   这些村坚持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育人，旗帜鲜明、理直气壮、坚定不移地走公有共富道路，干部、村民的集体主义观念特别强，人人爱护、保护、维护集体财产和集体利益，把自己、家庭、后代的命运和集体经济发展的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已是和睦相处，安定团结的新农村。农业和二三产业兴旺发达，变李昌平给朱镕基总理信上写的“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的“三农”问题为农民幸福，农村富裕，农工商兴旺发达。

第十，   这些村从领导到村民，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开源节流的光荣传统，把贪污和浪费都当做极大的犯罪。因而，不仅非常勤劳，也很节俭。他们没有忘记过去，能沿着社会主义道路不断前进。

……

   1879年，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指出：

“当社会成为全部生产资料的主人，可以按照社会计划来利用这些生产资料的时候，社会就消灭了人直到现在受他们自己的生产资料奴役的情况。自然，要不是每一个人都得到解放，社会本身也不能得到解放。因此，旧的生产方式必须彻底变革，特别是旧的分工必须消灭。代之而起的应该是这样的生产组织：在这个组织中，一方面，任何个人都不能把自己在生产劳动这个人类生存的自然条件中所应参加的部分推到别人身上；另一方面，生产劳动给每一个人提供全面发展和表现自己全部的即体力的和脑力的能力的机会，这样，生产劳动就不再是奴役人的手段，而成了解放人的手段，因此，生产劳动就从一种负担变成一种快乐。

“现在，这些已不再是什么幻想，不再是什么虔诚的愿望了。在生产力发展的当前情况下，只要有随着生产力的社会化这个事实本身出现的生产的提高，只要消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引起的阻挠和破坏、产品和生产资料的浪费，就足以使劳动时间在普遍参加劳动的情况下减少到从现在的观念看来非常少的程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332～333页）

从这些公有共富村的发展就可得出，他们正在按恩格斯所指出的方向前进。

这些村的发展向世人庄严宣告：社会主义国家不管怎样改革，都不能离开公有共富的社会主义道路。他们永远高举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绝不用思想政治上的滑坡和私有化来诱惑、刺激经济的增长。否则，改革越深化，分化就越大，腐败越严重，官商勾结越猖狂，干群关系越紧张的社会问题就越来越突出。这就是从赫鲁晓夫上台后的“卫星上天，红旗落地”到戈尔巴乔夫的全面崩溃，最终失去民心而解体和东欧蜕变的惨重教训，是背叛马克思列宁主义公有共富社会主义本质的必然结果。

啊，这就是有五千年文明史的中国社会最底层的泥腿子——当代中国农民创造的前无古人，今有来者，让中国农村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可借鉴的创举 ——伟大的创举！它和我们祖先创造发明的造纸、印刷、指南针、火药四大发明对人类的贡献不仅可以并驾齐驱，而且还会更大。历史必将会证明它是伟大的创举。

附  录

附录一

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通过）

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于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八日至二十二日在北京举行。出席会议的中央委员一百六十九人、候补中央委员一百一十二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华国锋，副主席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陈云、汪东兴出席了会议。华国锋同志主持了这次会议，并作了重要讲话。

在全会前，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为全会作了充分准备。

全会决定，鉴于中央在二中全会以来的工作进展顺利，全国范围的大规模的揭批林彪、“四人帮”的群众运动已经基本上胜利完成，全党工作的着重点应该从一九七九年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全会讨论了国际形势和外交工作，认为党和政府的对外政策是正确的，成功的。全会讨论了加快农业生产问题和一九七九、一九八○两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安排，并原则上通过了相应的文件。全会审查和解决了历史上遗留的一批重大问题和一些重要领导人的功过是非问题。为了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全会决定在党的生活和国家政治生活中加强民主，明确党的思想路线，加强党的领导机构和成立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全会增选陈云同志为中央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务委员、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增选邓颖超、胡耀邦、王震三同志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全会考虑到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来党的生活实际变化和目前党的工作的迫切需要，决定采取临时措施，增补黄克诚、宋任穷、胡乔木、习仲勋、王任重、黄火青、陈再道、韩光、周惠九同志为中央委员，将来提请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对这一增补手续予以追认。全会选举陈云同志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书记，邓颖超同志为第二书记，胡耀邦同志为第三书记，黄克诚同志为常务书记，王鹤寿等同志为副书记，并选举了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常务委员和委员。

全会认为，这次会议和会议以前的中央工作会议，在党的历史上具有重大的意义。在两个会议的整个过程中，大家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解放思想，畅所欲言，充分恢复和发扬了党内民主和党的实事求是、群众路线、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优良作风，增强了团结。会议真正实现了毛泽东同志所提倡的“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全会决定，一定要把这种风气扩大到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中去。

（一）

全会对于中央在二中全会以来十个月的工作表示满意。全国揭批林彪、“四人帮”的政治大革命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国民经济得到了进一步的恢复和发展；全国出现了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我国外交政策得到了重大进展。所有这一切，都为全党把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准备了良好条件。

全会指出，我国在发展国际反霸统一战线、发展同世界各国的友好关系方面，取得了新的重要成就。我国领导人今年内对朝鲜、罗马尼亚、南斯拉夫、柬埔寨、伊朗、缅甸、尼泊尔、菲律宾、孟加拉、日本、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和亚洲、非洲、拉丁美洲、欧洲一系列国家的访问，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缔结，中美两国关系正常化谈判的完成，为亚洲和世界和平作出了重大贡献。但是战争危险仍然严重存在，我们必须加强国防，随时准备击退来自任何方面的侵略者。全会认为，随着中美关系正常化，我国神圣领土台湾回到祖国怀抱、实现统一大业的前景，已经进一步摆在我们的面前。全会欢迎台湾同胞、港澳同胞、海外侨胞，本着爱国一家的精神，共同为祖国统一和祖国建设的事业继续作出积极贡献。

毛泽东同志早在建国初期，特别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就再三指示全党，要把工作中心转到经济方面和技术革命方面来。毛泽东同志和周恩来同志领导我们党在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重大的成就，但是后来被林彪、“四人帮”打断了，破坏了。此外，由于我们对于社会主义建设缺乏经验，工作指导上发生了一些缺点和错误，也妨碍了党的工作中心转变的完成。现在，全国范围内揭批林彪、“四人帮”的群众运动已经基本上胜利完成，虽然少数地区和部门的运动比较落后，还需要一段时间来抓紧进行，不能一刀切，但是就整体来说，实行全党工作中心转变的条件已经具备。因此，全会一致同意华国锋同志代表中央政治局所提出的决策，现在就应当适应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及时地、果断地结束全国范围的大规模的揭批林彪、“四人帮”的群众运动，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这对于实现国民经济三年、八年规划和二十三年设想，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巩固我国的无产阶级专政，具有重大的意义。我们党所提出的新时期的总任务，反映了历史的要求和人民的愿望，代表了人民的根本利益。我们能否实现新时期的总任务，能否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并在生产迅速发展的基础上显著地改善人民生活，加强国防，这是全国人民最为关心的大事，对于世界的和平和进步事业也有十分重大的意义。实现四个现代化，要求大幅度地提高生产力，也就必然要求多方面地改变同生产力发展不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改变一切不适应的管理方式、活动方式和思想方式，因而是一场广泛、深刻的革命。我们国内现在还存在着极少数敌视和破坏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反革命分子和刑事犯罪分子，我们决不能放松同他们的阶级斗争，决不能削弱无产阶级专政。但是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对于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应该按照严格区别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的方针去解决，按照宪法和法律规定的程序去解决，决不允许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界限，决不允许损害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所需要的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全会要求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同心同德，进一步发展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并且立即动员起来，鼓足干劲，群策群力，为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而进行新的长征。

（二）

为了迎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任务，会议回顾了建国以来经济建设的经验教训。会议认为，毛泽东同志一九五六年总结我国经济建设经验的《论十大关系》报告中提出的基本方针，既是经济规律的客观反映，也是社会政治安定的重要保证，仍然保持着重要的指导意义。实践证明，保持必要的社会政治安定，按照客观经济规律办事，我们的国民经济就高速度地、稳定地向前发展，反之，国民经济就发展缓慢甚至停滞倒退。现在，我们实现了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恢复和坚持了长时期行之有效的各项经济政策，又根据新的历史条件和实践经验，采取一系列新的重大的经济措施，对经济管理体制和经营管理方法着手认真的改革，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积极发展同世界各国平等互利的经济合作，努力采用世界先进技术和先进设备，并大力加强实现现代化所必需的科学和教育工作。因此，我国经济建设必将重新高速度地、稳定地向前发展，这是毫无疑义的。

全会讨论和原则同意一九七九、一九八○两年的国民经济计划安排，建议国务院在修改后提交明年召开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讨论通过。会议认为，这个计划安排是积极的可行的。会议指出，粉碎“四人帮”以后，我国国民经济恢复和发展的步子很快，一九七八年的工农业总产值和财政收入都有较大幅度的增长。但是必须看到，由于林彪、“四人帮”的长期破坏，国民经济中还存在不少问题。一些重大的比例失调状况没有完全改变过来，生产、建设、流通、分配中的一些混乱现象没有完全消除，城乡人民生活中多年积累下来的一系列问题必须妥善解决。我们必须在这几年中认真地逐步地解决这些问题，切实做到综合平衡，以便为迅速发展奠定稳固的基础。基本建设必须积极地而又量力地循序进行，要集中力量打歼灭战，不可一拥而上，造成窝工和浪费。

会议指出，现在我国经济管理体制的一个严重缺点是权力过于集中，应该有领导地大胆下放，让地方和工农业企业在国家统一计划的指导下有更多的经营管理自主权；应该着手大力精简各级经济行政机构，把它们的大部分职权转交给企业性的专业公司或联合公司；应该坚决实行按经济规律办事，重视价值规律的作用，注意把思想政治工作和经济手段结合起来，充分调动干部和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应该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之下，认真解决党政企不分、以党代政、以政代企的现象，实行分级分工分人负责，加强管理机构和管理人员的权限和责任，减少会议公文，提高工作效率，认真实行考核、奖惩、升降等制度。采取这些措施，才能充分发挥中央部门、地方、企业和劳动者个人四个方面的主动性、积极性、创造性，使社会主义经济的各个部门各个环节普遍地蓬蓬勃勃地发展起来。

会议深入讨论了农业问题，同意将《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试行草案）》发到各省、市、自治区讨论和试行。

全会认为，全党目前必须集中主要精力把农业尽快搞上去，因为农业这个国民经济的基础，这些年来受了严重的破坏，目前就整体来说还十分薄弱。只有大力恢复和加快发展农业生产，坚决地、完整地执行农林牧副渔并举和“以粮为纲，全面发展，因地制宜、适当集中”的方针，逐步实现农业现代化，才能保证整个国民经济的迅速发展，才能不断提高全国人民的生活水平。为此目的，必须首先调动我国几亿农民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必须在经济上充分关心他们的物质利益，在政治上切实保障他们的民主权利。从这个指导思想出发，全会提出了当前发展农业生产的一系列政策措施和经济措施。其中最重要的是：人民公社、生产大队和生产队的所有权和自主权必须受到国家法律的切实保护；不允许无偿调用和占有生产队的劳力、资金、产品和物资；公社各级经济组织必须认真执行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按照劳动的数量和质量计算报酬，克服平均主义；社员自留地、家庭副业和集市贸易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必要补充部分，任何人不得乱加干涉；人民公社要坚决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制度，稳定不变；人民公社各级组织都要坚决实行民主管理、干部选举、帐目公开。会议认为，在今后一个较长时间内，全国粮食征购指标继续稳定在一九七一年到一九七五年“一定五年”的基础上不变，绝对不许购过头粮。为了缩小工农业产品交换的差价，全会建议国务院作出决定，粮食统购价格从一九七九年夏粮上市的时候起提高百分之二十，超购部分在这个基础上再加价百分之五十，棉花、油料、糖料、畜产品、水产品、林产品等农副产品的收购价格也要分别情况，逐步作相应的提高。农业机械、化肥、农药、农用塑料等农用工业品的出厂价格和销售价格，在降低成本的基础上，在一九七九年和一九八○年降低百分之十到十五，把降低成本的好处基本上给农民。农产品收购价格提高以后，一定要保证城市职工的生活水平不致下降。粮食销价一律不动；群众生活必需的其他农产品的销价，也要坚决保持稳定；某些必须提价的，要给予消费者以适当补贴。会议还讨论了加强农业科学教育、制定发展农林牧业的区域规划、建立现代化的农林牧渔业基地、积极发展农村社队工副业等重要问题，决定采取相应的措施。

全会指出，城乡人民的生活必须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逐步改善，必须坚决反对对人民生活中的迫切问题漠不关心的官僚主义态度。同时，我国经济目前还很落后，生活改善的步子一时不可能很大，必须把有关的情况经常告诉人民，并在人民和青年中继续加强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革命思想教育，各级领导同志必须以身作则。

（三）

会议认真地讨论了文化大革命中发生的一些重大政治事件，也讨论了文化大革命前遗留下来的某些历史问题。会议认为，解决好这些问题，对于进一步巩固安定团结的局面，实现全党工作中心的转变，使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万众一心向前看，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四个现代化努力，是非常必要的。

会议指出：一九七五年，邓小平同志受毛泽东同志委托主持中央工作期间，各方面工作取得很大成绩，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是满意的。邓小平同志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一道，按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对“四人帮”的干扰破坏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四人帮”硬把一九七五年的政治路线和工作成就说成是所谓“右倾翻案风”，这个颠倒了的历史必须重新颠倒过来。会议指出：一九七六年四月五日的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动。以天安门事件为中心的全国亿万人民沉痛悼念周恩来同志、愤怒声讨“四人帮”的伟大革命群众运动，为我们党粉碎“四人帮”奠定了群众基础。全会决定撤销中央发出的有关“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和天安门事件的错误文件。

会议审查和纠正了过去对彭德怀、陶铸、薄一波、杨尚昆等同志所作的错误结论，肯定了他们对党和人民的贡献。会议指出，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必须遵循毛泽东同志一贯倡导的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只有坚决地平反假案，纠正错案，昭雪冤案，才能够巩固党和人民的团结，维护党和毛泽东同志的崇高威信。在揭批“四人帮”的群众运动结束以后，这个任务还要坚决抓紧完成。会议一致认为，采取这些步骤，正是完整地、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的表现，正是高举毛主席旗帜的表现。

会议认为，过去那种脱离党和群众的监督，设立专案机构审查干部的方式，弊病极大，必须永远废止。

会议对民主和法制问题进行了认真的讨论。会议认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集中统一的领导，需要严格执行各种规章制度和劳动纪律。资产阶级派性和无政府主义必须坚决反对。但是必须有充分的民主，才能做到正确的集中。由于在过去一个时期内，民主集中制没有真正实行，离开民主讲集中，民主太少，当前这个时期特别需要强调民主，强调民主和集中的辩证统一关系，使党的统一领导和各个生产组织的有效指挥建立在群众路线的基础上。在人民内部的思想政治生活中，只能实行民主方法，不能采取压制、打击手段。要重申不抓辫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的“三不主义”。各级领导要善于集中人民群众的正确意见，对不正确的意见进行适当的解释说服。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必须坚决保障，任何人不得侵犯。

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具有稳定性、连续性和极大的权威，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从现在起，应当把立法工作摆到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的重要议程上来。检察机关和司法机关要保持应有的独立性；要忠实于法律和制度，忠实于人民利益，忠实于事实真相；要保证人民在自己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允许任何人有超于法律之上的特权。

（四）

会议对进一步继承和发扬毛泽东同志所倡导的马克思主义学风，即坚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问题，展开了深入的讨论。会议一致认为，只有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解放思想，努力研究新情况新事物新问题，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我们党才能顺利地实现工作中心的转变，才能正确解决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具体道路、方针、方法和措施，正确改革同生产力迅速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

两年来，通过深入揭批林彪、“四人帮”的斗争，纠正了被他们颠倒的许多思想理论是非。但是，现在还有不少同志不敢大胆地实事求是地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这种状态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全会要求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要继续打破林彪、“四人帮”的精神枷锁，同时要坚决克服权力过于集中的官僚主义、赏罚不明现象和小生产的习惯势力的影响，以利于人人解放思想，“开动机器”。

会议高度评价了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认为这对于促进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解放思想，端正思想路线，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

会议着重指出：毛泽东同志在长期革命斗争中立下的伟大功勋是不可磨灭的。如果没有他的卓越领导，没有毛泽东思想，中国革命有极大的可能到现在还没有胜利，那样中国人民就还处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之下，我们党就还在黑暗中苦斗。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对于包括自己在内的任何人，始终坚持一分为二的科学态度。要求一个革命领袖没有缺点、错误，那不是马克思主义，也不符合毛泽东同志历来对自己的评价。党中央在理论战线上的崇高任务，就是领导、教育全党和全国人民历史地、科学地认识毛泽东同志的伟大功绩，完整地、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普遍原理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以发展。

全会认为，对于文化大革命，也应当历史地、科学地、实事求是地去看待它。毛泽东同志发动这样一场大革命，主要是鉴于苏联变修，从反修防修出发的。至于实际过程中发生的缺点、错误，适当的时候作为经验教训加以总结，统一全党和全国人民的认识，是必要的，但是不应勿忙地进行。这既不影响我们实事求是地解决历史上的一切遗留问题，更不影响我们集中力量加快实现四个现代化这一当前最伟大的历史任务。

（五）

根据党的历史的经验教训，全会决定健全党的民主集中制，健全党规党法，严肃党纪。

华国锋同志在会上着重强调了党中央和各级党委的集体领导。他提议：全国报刊宣传和文艺作品要多歌颂工农兵群众，多歌颂党和老一辈革命家，少宣传个人。全会完全同意并高度评价华国锋同志的提议，认为这是党内民主生活健全化的重要标志。全会重申了毛泽东同志的一贯主张，党内一律互称同志，不要叫官衔；任何负责党员包括中央领导同志的个人意见，不要叫“指示”。会议指出，一定要保障党员在党内对上级领导直至中央常委提出批评性意见的权利，一切不符合党的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原则的做法应该坚决纠正。

会议认为，国要有国法，党要有党规党法。全体党员和党的干部，人人遵守党的纪律，是恢复党和国家正常政治生活的起码要求。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必须带头严守党纪。对于违犯党纪的，不管是什么人，都要执行纪律，做到功过分明，赏罚分明，伸张正气，打击邪气。

全会选举产生了以陈云同志为首的由一百人组成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这是保障党的政治路线的贯彻执行的一个重要措施。纪律检查委员会的根本任务，就是维护党规党法，切实搞好党风。

全会指出，通过粉碎“四人帮”两年来的努力，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团结有了极大的加强，觉悟有了极大的提高。华国锋同志关于“既要解决问题，又要稳定局势”和“思想再解放一点，胆子再大一点，办法再多一点，步子再快一点”的号召，已经深入人心。只要全党努力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本领，继续坚持实事求是，坚持群众路线，既勇于创造新的经验，又保持谦虚谨慎的态度，充分调查研究，实行精心指导，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就一定能够加快实现新时期的总任务，任何困难都不能阻止党和人民的胜利前进。

明年是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三十周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号召全党同志、全军指战员和全国各族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各党派和无党派爱国民主人士：我们在明年把工作中心转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并取得应有的成就，将是对建国三十周年的最好献礼。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下，团结在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周围，为根本改变我国的落后面貌，把我国建成现代化的伟大社会主义强国而奋勇前进！

附录二

中共中央印发

《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

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的通知

（一九八○年九月二十七日）

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各大军区、省军区、野战军党委，中央各部委，国家机关各部委党组，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党委，各人民团体党组：

中央最近召开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座谈会上，讨论了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问题，并写出了讨论纪要。中央同意纪要的各项意见，现发给你们，望及时组织传达讨论，澄清思想，统一认识，结合当地具体情况贯彻执行，以利于动员广大农村干部和群众，做好工作，发展农业生产。

                                                       中共中央

                                                一九八○年九月二十七日

    附录三

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

——一九八○年九月十四日至二十二日，各省、

市、自治党委第一书记座谈会纪要

    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全国各地清除极左路线的影响，落实中央两个农业文件，从价格、税收、信贷和农副产品收购方面调整了农业政策，适当地放宽了对自留地、家庭副业和集市贸易的限制。特别是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因地制宜地发展多种经营，普遍建立各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改进劳动计酬办法，初步纠正了生产指导上的主观主义和分配中的平均主义。这些措施，有效地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使农业生产得到比较迅速的恢复和发展，绝大多数农民的收入有所增加，农村的形势越来越好。

    我们今后的任务，仍然是坚定地沿着党的三中全会确定的路线，方针、政策继续前进，研究新的情况，解决新的问题，争取农业生产的全面高涨和农民生活的逐步富裕，实现农业现代化。

    二、集体经济是我国农业向现代化前进的不可动摇的基础。它具有个体经济所不能比拟的优越性，这是二十年来农业发展的历史已经证明了的。全国解放以后，我们党领导广大农民实现了两项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的社会改革。首先是消灭封建制度，实行土地改革。其次是在这个基础上，对小农经济实行了社会主义改造，引导几亿农民走上了集体化的道路。这就为工农联盟奠定了新的基础，解放了农村生产力，引导农民进入了农业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阶段。

    我国的农业集体化虽然经历过一些曲折和发生过一些失误，但总的说来，成就是主要的。我们说的曲折和失误，主要是在指导农业集体化的过程中，一则未能始终一贯地严格按照群众自愿互利原则办事，不少地方采用政治强制和行政手段多，示范和吸引的办法少；二则未能始终一贯地执行因地制宜，分类指导，循序渐进的正确方针，搞了一刀切、一锅煮的错误作法。这些问题，建立高级农业合作社的阶段在一部分地区已经出现，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又在更大程度和更大规模上发展了，形成全国性的“共产风”、浮夸风、瞎指挥风，带来较大的损失。针对这些情况，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对农村人民公社的体制和政策进行了几次调整，才使集体经济逐步稳定下来。现在，经过了二十多年的努力，农村集体经济在多数地方已经得到巩固，农业集体化的方向已为广大农民所认识和拥护。在农业集体化的基础上，农业的生产力有了较大的提高，农业的生产条件有了初步的改善。目前，全国灌溉面积已有七亿亩，大中型拖拉机六十多万台，各种农业机器总动力一亿八千万马力，社队公共财产八百多亿元，社队企业总产值已占农业总产值的三分之一。主要依靠集体经济，农业生产不断提高，农业总产值比合作化初期增长两倍以上，农民生活也有所改善，社会主义工业化及其他各项事业的发展也得到必要保证。在我国条件下，不能设想可以在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的基础上，建立起现代化的农业，可以实现较高的劳动生产率和商品率，可以使农村根本摆脱贫困和达到共同富裕。因此，毫无疑问，农业集体化的方向是正确的，是必须坚持的。

当然，我们还要看到，由于集体化运动中的缺陷，由于有极左路线的干扰，由于很长时期党的工作重点没有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目前集体经济的物质技术基础还是比较薄弱的，人民公社的体制、结构方面也存在需要改革和完善的问题，经营管理工作更是一个突出的薄弱环节。特别是在贯彻按劳分配原则和建立健全生产责任制方面，长期没有重大的改进和突破。这就使得农民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受到压抑，集体化的优越性未能充分发挥。在少数落后贫困地区，因为集体经济没有办好，甚至使人们动摇了对农业集体化的信心。我们必须正视这些问题，积极地逐步地解决这些问题。在当前，应当把改善经营管理，贯彻按劳分配，加强和完善生产责任制，当做进一步巩固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中心环节，下苦功夫，抓紧抓好。

    三、在党的三中全会精神鼓舞下，两年来，各地干部和社员群众从实际出发，解放思想，大胆探索，建立了多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总起来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小段包工，定额计酬；一类是包工包产，联产计酬。实行结果，多数增产，并且摸索到一些新的经验。特别是出现了专业承包联产计酬责任制，更为社员所欢迎。这是一个很好的开端。各级领导，应当和广大群众一道总结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帮助社队把生产责任制加以完善和提高，把集体经济的管理工作，大大推进一步。

    四、我国地区辽阔，经济落后，发展又很不平衡，加上农业生产不同于工业生产，一般是手工操作为主，劳动分散，生产周期较长，多方面受着自然条件的制约。这就要求生产关系必须适应不同地区的生产力水平，要求农业生产的管理有更大的适应性和更多的灵活性。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社队，以至在同一个生产队，都应从实际需要和实际情况出发，允许有多种经营形式、多种劳动组织、多种计酬办法同时存在。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这些办法和形式，不同时期又会有相应的发展变化。因此，凡有利于鼓励生产者最大限度地关心集体生产，有利于增加生产，增加收入，增加商品的责任制形式，都是好的和可行的，都应加以支持，而不可拘泥于一种模式，搞一刀切。

    五、专业承包联产计酬责任制，就是在生产队统一经营的条件下，分工协作，擅长农业的劳动力，按能力大小分包耕地；擅长林、牧、副、渔、工、商各业的劳动力，按能力大小分包各业；各业的包产，根据方便生产、有利经营的原则，分别到组、到劳力、到户；生产过程的各项作业，生产队宜统则统，宜分则分；包产部分统一分配，超产或减产分别奖罚；以合同形式确定下来当年或几年不变。

    这种生产责任制，较之其他包产形式有许多优点：它可以满足社员联产计酬的要求，稳定生产队的经济主体地位，把调动社员个人的生产积极性和发挥统一经营、分工协作的优越性，具体地统一起来；有利于发展多种经营，有利于推广科学种田和促进商品生产；有利于人尽其才，物尽其用，地尽其力；有利于社员照顾家庭副业，对四属户和劳弱户的生产和生活便于做适当的安排。这种形式，既适用于现在的困难地区，也能随着生产力的提高和生产项目的增加，向更有社会化特点的更高级的专业分工责任制发展。

    还有一些从事农业的生产队，在原来田间管理，责任到人的基础上，发展为联系产量计算奖赔，这也具有专业承包联产计酬责任制的某些优点，而且干部、群众比较熟悉，乐于接受。

    在江、浙、东北等省区以及大城市郊区的一些社队，多种经营比较发达，机械化水平较高，有的已突破生产队范围，以生产大队为单位实行按专业承包联产计酬责任制，这就是一种新的发展。

    各地应当根据群众自愿，加以引导，因地制宜地逐步推广以上各类形式。同时，帮助完善各项制度，解决发展中可能出现的问题。

    六、当前，在一部分省区，在干部和群众中，对于可否实行包产到户（包括包干到户）的问题，引起了广泛的争论。为了有利于工作，有利于生产，从政策上做出相应的规定是必要的。

    我国多数地区集体经济是巩固的或比较巩固的；但也有一些地区，主要由于“左”倾政策或其他领导工作上的原因，集体经济没有办好，生产力水平依然很低，群众生活十分困难。根据这种情况，对于包产到户应当区别不同地区、不同社队采取不同的方针。

    在那些边远山区和贫困落后的地区，长期“吃粮靠返销，生产靠贷款，生活靠救济”的生产队，群众对集体丧失信心，因而要求包产到户的，应当支持群众的要求，可以包产到户，也可以包干到户，并在一个较长的时间内保持稳定。就这种地区的具体情况来看，实行包产到户，是联系群众，发展生产，解决温饱问题的一种必要的措施。就全国而论，在社会主义工业、社会主义商业和集体农业占绝对优势的情况下，在生产队领导下实行的包产到户是依存于社会主义经济，而不会脱离社会主义轨道的，没有什么复辟资本主义的危险，因而并不可怕。

    在一般地区，集体经济比较稳定，生产有所发展，现行的生产责任制群众满意或经过改进可以使群众满意的，就不要搞包产到户。这些地方领导的主要精力应当放在如何把集体经济进一步加以巩固和发展。已经实行包产到户的，如果群众不要求改变，就应允许继续实行，然后根据情况的发展和群众的要求，因势利导，运用各种过渡形式进一步组织起来。

    上述不同地区如何划分，由各省、市、自治区认真调查研究，按当地社队的状况确定。

    对于包产到户的社队，应当经过工作，通过群众讨论，做到以下几点：（1）要保护集体财产，不可拆毁平分，迅速确定林权，禁止乱砍林木；（2）重申不准买卖土地，不准雇工，不准放高利贷；（3）对军烈属、五保户和其他困难户，要有妥善的照顾办法；（4）原有为群众欢迎，经济效果好的某些集体经营的生产项目要尽可能保留；（5）生产队和社员要严格履行各自承担的各项义务，债务债权应清理安排；（6）必须保持生产队的组织，加强基层党组织的核心作用。

    七、要尽力做好那些经济水平和管理水平属于中间状态的社队的工作。这类社队为数很大，约占百分之五十以上。它们内部不稳定的因素很多，容易接受外部影响，只有把这类社队的工作加强，才能稳定全局。

    一部分地区长期困难和一部分社队没有办好，原因是多方面的，不要限于用包产到户一种办法去解决。有的需要从多方面调整政策，减轻负担，把多种经营搞活；有的要逐步改善生产条件，改善交通储运条件；有的要调整社队规模、精简机构和整顿领导班子；有的要适当扩大自留地等社员个人辅助经济的比例等等。总之，要对症下药解决问题。

    八、要充分发挥各类手工业者、小商小贩和各行各业能手的专长，组织他们参加社队企业和各种集体副业生产；少数要求从事个体经营的，可以经过有关部门批准，与生产队签订合同，持证外出劳动和经营。要继续鼓励社员发展家庭副业，以活跃繁荣农村经济。

    九、党在农村实行任何一种政策，开展任何一项工作，都必须照顾农民的经济利益和尊重农民的民主权利。在建立健全生产责任制的工作中，违背当地群众愿望，强制推行一种形式，禁止其他形式的做法是错误的。要把坚持党的领导，同尊重社队自主权统一起来，既要发扬民主，又要善于引导。要把扩大社队自主权同加强社员民主管理结合起来，充分发挥社员代表会议和各级管理委员会的职能，一切关系社员利益的重大事项，包括建立生产责任制在内，都要经过民主讨论，由集体做出决定。

    十、要加强党的领导，改善领导作风。全党同志都应当懂得，改造小生产者的思想和习惯，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任务，需要花一整代甚至几代的时间，经过大量地深入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和扎扎实实的经济工作才能完成。任何强迫命令的作法都是无效的、有害的。要善于运用说服教育、典型示范和经济引导的方法，不断提高农民的社会主义觉悟，密切同农民的联系。

    十一、要认真训练干部，培养一大批懂得党的政策、政府法令，通晓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经营管理的人才。各级从事农业工作的干部，特别是县社干部，都要深入钻研业务，不断实践，尽快使自己成为管理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内行。

    十二、今冬明春，各省、市、自治区要把建立健全生产责任制和进一步搞好劳动计酬当做一项重要任务，同冬季生产和灾区的生产救灾工作统一安排。上述各项原则和方针，各省可根据当地实际情况执行。总的要求是做到稳定大局，发展大好形势，争取一九八一年农业的丰收。

    附录四

邓小平对后人的十点警告

警告一 国民收入分配要使所有的人都得益

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国民收入分配要使所有的人都得益，没有太富的人，也没有太穷的人，所以日子普遍好过。（《争取整个中华民族的大团结》1986 年P161~162）

警告二 如果搞两极分化，中国就会发生闹革命的问题

共同致富，我们从改革一开始就讲，将来总有一天要成为中心课题。社会主义不是少数人富起来、大多数人穷，不是那个样子。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如果搞两极分化，情况就不同了，民族矛盾、区域间矛盾、阶级矛盾都会发展，相应地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也会发展，就可能出乱子。（《善于利用时机解决发展问题》 1990 年P364）

如果搞资本主义，可能有少数人富裕起来，但大量的人会长期处于贫困状态，中国就会发生闹革命的问题。（《吸取历史经致验，防止错误倾向》1987 年P229）

警告三 如果改革导致两极分化，改革就算失败了

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不同的特点就是共同富裕，不搞两极分化。（《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1985 年P123）

如果导致两极分化，改革就算失败了。（《改革是中国发展生产力的必由之路》1985年P139）

现在我们搞四个现代化，是搞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不是搞别的现代化。……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是走了邪路了。我们提倡一部分地区先富裕起来，是为了激励和带动其他地区也富裕起来。……提倡人民中有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也是同样的道理。（《一靠理想二靠纪律才能团结起来》1985年P110~ 111）

警告四 20世纪末，就应突出解决两极分化的问题

走社会主义道路，就是要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共同富裕的构想是这样提出的：一部分地区有条件先发展起来，一部分地区发展慢点，先发展起来的地区带动后发展的地区，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如果富的愈来愈富，穷的愈来愈穷，两极分化就会产生，而社会主义制度就应该而且能够避免两极分化。……什么时候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在什么基础上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要研究。可以设想，在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的时候，就要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 1992 年P373~374）

警告五 城市搞得再漂亮，没有农村这一稳定的基础是不行的

中国有百分之八十的人口住在农村，中国稳定不稳定首先要看这百分之八十稳定不稳定。城市搞得再漂亮，没有农村这一稳定的基础是不行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1984 年P65）

对内经济搞活，首先从农村着手。中国有百分之八十的人口在农村。中国社会是不是安定，中国经济能不能发展，首先要看农村能不能发展，农民生活是不是好起来。翻两番，很重要的是这百分之八十的人口能不能达到。（《我们的宏伟目标和根本政策》 1984 年P77~78）

警告六 思想文化教育卫生部门，都要以社会效益为一切活动的唯一准则

这种“一切向钱看”、把精神产品商品化的倾向，在精神生产的其他方面也有表现。（《党在组织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迫切任务》1983年 P43）

思想文化教育卫生部门，都要以社会效益为一切活动的唯一准则，它们所属的企业也要以社会效益为最高准则。（《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1985年P145）

警告七 如果教育问题解决不好，就会误大事，应要负历史责任

我们多次说过，我国的经济，到建国一百周年时，可能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我们这样说，根据之一，就是在这段时间里，我们完全有能力把教育搞上去，提高我国的科学技术水平，培养出数以亿计的各级各类人才。我们国家，国力的强弱，经济发展后劲的大小，越来越取决于劳动者的素质，取决于知识分子的数量和质量。一个十亿人口的大国，教育搞上去了，人才资源的巨大优势是任何国家比不了的。有了人才优势，再加上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我们的目标就有把握达到。……中央提出要以极大的努力抓教育，并且从中小学抓起，这是有战略眼光的一着。如果现在不向全党提出这样的任务，就会误大事，就要负历史责任。

……还有相当一部分同志，包括一些高级干部，对于发展和改革教育的必要性，认识不足，缺乏紧迫感，或者口头上承认教育重要，到了解决实际问题时又变是不那么重要了。……忽视教育的领导者，是缺乏远见的、不成熟的领导者，就领导不了现代化建设。

各级党委和政府，对教育工作不仅要抓，并且要抓紧、抓好，严格要求，少讲空话，多干实事。（《把教育工作认真抓起来》1985 年P120~121）

警告八 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

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1992年P380）

警告九 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的改革

不搞政治体制改革不能适应形势。改革，应该包括政治体制改革，而且应该把它作为改革向前推进的一个标志。（《在听取经济情况汇报时的谈话》1986 年P160）

政治体制改革同经济体制改革应该相互依赖，相互配合。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因为首先遇到人的障碍。事情要人来做，你提倡放权，他那里收权，你有什么办法？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的改革。（《在全体人民中树立法制观念》1986年 P164）

要得到发展，必须坚持对外开放、对内改革，包括上层建筑领域的政治体制的改革。（《加强四项基本原则教育，坚持改革开放政策》1987年 P202）

警告十 政治体制改革会触及许多人的利益，会遇到很多障碍

我们提出改革时，就包括政治体制改革。现在经济体制改革每前进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经济体制改革继续前进，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障碍四个现代化的实现。

政治体制改革……触及许多人的利益，会遇到很多的障碍。

……要通过改革，处理好法治和人治的关系，处理好党和政府的关系。

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难于贯彻。（《关于政治体制改革》 1986 年P176~177）

改革是全面的改革，包括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和相应的其他各个领域的改革。

……

政治体制改革的每一个措施都涉及到千千万万的人，主要是涉及广大干部，不仅是我们一批老人。（《改革的步子要加快》1987 年P237~240）

摘自《邓小平文选》第三卷

主要参考文献

1．            中共临颍县南街村委员会  实事求是，大胆探索，加速建设南街共产主义小社区

真理的追求，2000，12，35~41

2．            临颍县南街村编写组编  理想之光（之一、之二）

3．            赵国良  崔建林 主编  理想之光（之三）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8，北京

4．            熊焕业  李火烨主编  解读南街村  名家出版社  2002，香港

5．            晓  海  北徐庄——河南“第二个南街村”  真理的追求，2001，3，46~49

6．            河南新乡刘庄党委、村委会编印  刘庄在前进

7．            黄  岩 主编  乡村都市  河南京华实业公司出版，1991

8．            龙泉村党委、村委编印  龙泉之路 

9．            田  雄 著  和谐韩村河  北京出版社，2006，北京

10．         网上有关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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