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08-04）
王龙（石家庄）
《瞭望》周刊近期发表题为《引导好农村特殊群体》的文章，称中国的宗教势力和宗族势力正呈“隐性扩张”势头，在农村形成了一个个“特殊群体”，由于他们的“发言权”逐渐扩大，导致了法律和公权严重失衡。文章例举了吉林、湖南、安徽、江苏等地一些寺庙、教堂、祭坛增多的现象，对“家族势力不断向基层政权渗透，宗教势力在农村的信徒规模持续壮大”的现状，以及黑恶势力遍及农村的具体现实忧心忡忡。
特殊群体的黑恶化
虽然有专家认为，当前在农村蔓延的宗教势力或教人向善与世无争，或示人以德知足常乐，为维护社会和谐在某种程度上发挥了积极作用。但也应该看到，这个“特殊群体”近年来呈几何状增长，其势力已经不可小觑。据有关资料显示，一些教派官员依仗人多势众，与当地的宗族势力争权夺财，行为越来越趋于黑恶化，致使黑龙江省通河县那种霸占农民土地的事件在各地层出不穷，这些行为已严重影响了社会稳定，损害了政府的公信力。
毫无疑问，作为社会群体最大的一部分，农民问题就是中国的主要问题。实践证明，农民安居乐业社会就能稳定，民心所向才是国家发展的动力。但许多现象表明，当今中国的社会根基正在逐渐丧失应有的秩序，黑恶势力猖獗是一方面，宗族、宗教势力各霸一方的现象更是突出，有些地方公权几乎沦为了一种附属品。比如河北省鹿泉市发生的暴打上访农民事件，丽水发生的奸幼事件，诸如此类叠加起来可谓令人发指，因为其中一个最明显特征，就是主要责任者均为基层握有权柄的人物。
民众信仰的迷失
曾有种比较普遍认同的逻辑，认为中国农村出现众多乱象，根本原因是许多公职人员不是经过充分民选而产生，他们唯上级官员马首是瞻，就注定了要横行乡里、鱼肉百姓。这种说法固然有道理，却也必须看到，恰恰是这个最基层，才是中国唯一实行公权与民意对接的地方。究竟是几千年的奴性传统根深蒂固，还是有人不希望基层民选成为社会的标杆另当别论，最为关键的是，在强大的宗族和黑恶势力干预下，产生出的权力机构绝对不具有广泛的代表性。黑恶势力和宗族势力挟持了公权，弱势群体如果不上访就永远找不到伸冤说理地方。
法律和公权的真空导致了民众信仰的迷失，在很大程度上为宗教的迅速发展提供了空间。尽管从历史认知的角度看这样的现象屡见不鲜，但遗憾的是历朝历代的社会管理者并未从中汲取教训，帝王统而不治、官吏腐败成风、国民信仰危机的情景呈周期性反复，社会进步完全在道德最底线滑行。这时正教、邪教往往应运而生，其势力一旦超过了法律可控范畴，接下来就会形成与政府的对峙局面，清末的义和拳、白莲教、小刀会等组织就是这一社会形态的派生品。
历史经验表明，凡是教派发展兴旺时期，都是皇权影响力微弱的时代。这就为所有的中国人提供了一个反思点。虽然从理论上说，“特殊群体”增多并不意味着人们对国家利益淡漠，但从另一方面说，这一现象未必像某些专家言称的那么“积极”，起码隐喻着一种信仰迷失，尤其是当人们对公职人员贪污受贿、嫖娼奸幼、杀人越货等恶行习以为常的时候，失望、无奈、迷茫便随之而生。失去了精神家园的人们迫切需要一个寄存心灵的容器，在这样的前提下，“特殊群体”就是明目张胆扩张也不足惊讶。
由于近30年来社会利益分配明显不均，贫富差距几乎达到了临界点，特别是有些官员对财富的极端追捧，导致了政府公司化和权力资本化。既得利益集团疯狂掠夺社会资源，富有阶层残酷压榨贫民血汗，在这个过程中，尽管各地GDP在飞速增长，绝大多数人却体验不到经济繁荣带来的快乐。恰恰相反，高房价、高学费、高医疗费越来越让民众不堪重负，由此致贫返贫的家庭逐年增加，在一个举世公认的经济高速发展时代，出现这样的现象令人匪夷所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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