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乡村医生李春燕》的解读

一，要说不容易

　　"你是大山里的最后的赤脚医生，提着篮子在田垄里行医。一间四壁透风的竹楼，成了天下最温暖的医院，一副瘦弱的肩膀，担负起十里八乡的健康，你不是迁徙的候鸟，你是照亮苗乡的月亮。"电视著名主持人白岩松用这些如诗似歌的语言，宣读给乡村医生李春燕颁奖辞，让在现场内外参与中央台颁发2005年度"感动中国"十大人物奖的观众，看见了她坚毅的身影，也激起了大家爱戴的心情。其热烈和红火的程度，藉一斑即可想见。可惜，当时我正在国外探亲，失去了目睹身受的机遇。侥幸的是，当《乡村医生李春燕》刚由人民出版社编印发行之际，才回到北京的我就有机会拿到了还散发着油墨香的一册。我是在半天里断断续续地读完了这本书的 。之所以未能一口气看完，是因为瞧着瞧着，泪水就模糊了双眼，不能不停下来擦一擦，定一定神再接着往下读。原以为这是偶然之事，可是重读一过儿，依然如此。于是不得不回头细想：自己为什么如此动情？是的，我承认，口述者李春燕直白实在的诉说，撰文者黎光寿返扑归真的记述，吸引和带领我走进了"第三世界"的"第三世界"的"第三世界"里去了。同时，我还不能不承认，我也因此细微而深刻地感触到并理解到一个乡村女医生的道路是那样的坎坷，那样的艰辛，叹息她的生活实在太不容易，她的事业实在太不容易了。

二，上学就很难

　　首先，她上学就很难。老少边穷地区的孩子，智商并不低，可是教育设施和水平却不高，就影响了他们的成绩。她初中毕业第一次考卫校，分数离录取的标准竟差100多分。复读了一年，又没有考上。后来还是她当了多年乡村医生和乡卫生院长的父亲，在卫生局为她争取到一个学习机会，上了由南京的基督教信众设立的慈善机构 ——爱德基金会专门为贫困地区培养乡村医生而资助开办的培训班。她的二姐，就是因为学习成绩不好，初小读完就失学了。这个在卫校里开办的爱德班，虽然不用交学费，但是要读完三年下来，家庭的经济负担还是很沉重的。因为乡里只能发一半工资，她爸爸每月只能给她50元的生活费（有时候还不能保证落实，要由哥哥或姐姐代为支付），而这已占去他父亲工资的三分之一了。所以，她每天都不可能有早饭吃。年龄在20岁上下正在长身体的年轻人，每天少吃一顿饭，那滋味是很难过的。

　　记得，1945年，日本鬼子投降以后，我在湘桂交界处考上一个县立初中，我的许多苗、侗、壮族同学，也都吃不起早饭。我们一些有经济条件能参加伙食团吃上早饭的同学，早晨吃的也不过是红米稀粥。八个人一桌，半块豆腐乳，动作慢的只能吃上一碗，动作快的就先盛半碗，吃完马上再盛一碗，可以吃上一碗半。谁都幻想那粥能像干饭似地堆起来，好多吃上一点，不至于在上午最后一节课的时候饿得出汗心慌起来（年纪大了以后才知道，那是低血糖的症候）。而吃不起饭的同学，比我们更惨了。他们常说，每天到了上午最后一节课，肚子饿得就像猫抓一样难受得很。李春燕大概就是像我的那些上午最后一节课总饿得难受得很的同学们一样，硬挺了三年，读完了爱德班。尽管是这样，她的四妹为了让她能从卫校毕业，读完初中就不能不外出打工去了。

　　要知道，这时候已经是20世纪末，改革开放早就开始多年了。即使是父辈坚决要求孩子学医，孩子也积极响应决心学医，心甘情愿去做农村的基层医务人员，那也还要含辛茹苦，挨饿受罪 ，艰苦奋斗才能达到目的的。农村医疗卫生教育资源太少，农民子弟上学的条件太差！想到这里，真不能不喟然长叹！然而就是这个爱德班，竟是爱德基金会在卫校里设立的最后一个班了。而和李春燕一起从这个班毕业的25名由从江县入学的同学，虽然毕业以后都没有一个不回村当医生的，可是三四年后只有三个人还在干这个行当，其他人都跑到外地打工改善自己家庭的生活去了。李春燕就是至今尚留在农村从医的佼佼者之一。唉，上学真难，学有所用也并非不难，这是后话了。

三，成家也很难

　　其次，她成家也很难。李春燕有一个可心的，值得信赖的，完全能够依靠的爱人：孟凡斌。那是在初中比她高两班的的男同学。但是他家里很穷。从小没有穿过一件真正属于自己的衣服，更没有一床属于自己的被子。住校时要在本宿舍找个同学共用一条被子，放假时晚上要到村里别的人家找伙伴同被过夜。尽管小伙子也品学兼优，年年三好，期期免费，大家公认他是最有前途的孩子，老师们都看好他能为学校和家乡增光，愿意凑钱出资供他上完高中考大学，他却不愿意因此而让经济拮据的家庭再为他犯难，毅然参军去了。尽管李春燕的父母出于好意也为女儿另找过婆家，还收了彩礼，险些造成了下一代的人生障碍。但时代已经到了达20世纪末，终归拗不过李春燕的坚持，在婚姻问题上由她自己作了主。李春燕和孟凡斌这两个年轻人首次相识留下了一张别有意味的合影：他们竟然是背靠背地坐在照相馆师傅的镜头前 ——貌似不拢，心实相依！这几乎有点像他们成家之后的写照。

　　本来情投意合的小两口，一个毕业了，一个退伍了，立即谈婚论嫁很自然。何况，在李春燕眼里，小伙子既有苗家人宽广的胸怀，又有军人坚强的意志；而只有初中文化的苗族男孩，能被中专毕业的汉族女孩看上，孟凡斌是深感荣幸的。为了实现婚前的志愿和承诺：姑娘不顾习俗的束缚早早住到婆家，提着个竹篮子为乡亲们看病送药；为了实现砸锅卖铁也要建一个行医的卫生室之诺，小伙子干苦力，跑运输，卖化肥，收破烂，-----什么能挣钱就干什么，磕磕碰碰，风风雨雨，忙忙碌碌，辛辛苦苦全不在乎。不料，从订婚到结婚，竟拖了两年多工夫，到末了将卫生室建起来再举行婚礼的计划还是镜花水月一如泡影。丈夫奔命挣来的钱，公公卖牛换来的钱，全投入到少医缺药的乡亲们身上了，卫生室没有建成，他俩还身无分文，有的只是穷乡亲和五保户们欠下的医药帐，当然，还有他们的歉意和感激。订婚时打算婚礼前拍张婚纱照，婚礼后到桂林旅游一趟，及到名副其实地成家之时再想起来，只能苦笑一下不提了。

　　小两口有过两次生育的机会，第一次怀孕，因为雨夜出诊摔跤，没保住胎流产了；第二次得了个男孩，李春燕坐月子期间都没有吃上一只鸡，孩子满月的时候赶上春节，因拿不出什么象样的礼物，连娘家也没有带孩子回去一趟。后来回想，他俩还清楚地记起来，同样的原因，使小两口在婚后始终就没有应娘家的要求在过年时回去过。我是南方人，我知道，用当地的俗话来讲，这是很失礼的。好在现在的年轻人不太讲究这些了。李春燕也是如此，明知有些事情做得不合乎当地传统习惯和风俗，可是为了给乡亲们筹集医药费，还是把祖传的银饰信物和结婚的耳环戒指买掉了。她说，首饰卖掉了以后还可以花钱再买回来，如果病人失去了生命能够重新找回来吗？当然，当自己的孩子逢年过节看见别的孩子戴有祖传银饰也回家索要之时，为人父母的心里也还是会深为抱歉的。然而他的父母就是不如别人。他俩成家之后，还得和哥嫂、父母等住在老屋，没有属于自己的房子，十几口人紧紧巴巴挤在一起过。孟凡斌在外边跑车做生意，只能省吃俭用，经常钻到学生食堂买一餐一块五的饭菜，有时每天才吃一顿饭；过年过节都舍不得添件衣服，结婚时只添了一身价值60元的所谓西装。退伍后一直穿着从部队带回来的几套旧军装，裤腿的布破了，撕裤兜的布来补，上一截的布破了，撕下一截的布来补，最后一条长裤变成了短裤，直叫李春燕常常内疚。而他却是真心实意想让李春燕的生活过得如意一些，有一个象样点的家。可是，不论如何拼搏，也难如愿。孟凡斌有时也难免不对李春燕表露，如果你不嫁给我，我就不会这样累，我的压力也不会这样大。如果不是卫生室的拖累，也许我们会和其他人一样，甚至比别人过得还好一些。这的确是真心话，大实话！但是让李春燕听来，怎能不酸楚痛苦呢？

　　尽管我们的社会已经迈入了21世纪，生活在"第九世界"的他们，只不过有个小小的愿望：能先立业而后再成家，岂料那也很难！他们离小康还远着呐，更无法奢望先富起来了！掩卷沉思，真难禁潜然泪下！然而，这并不是他们的过错造成的啊！他们只不过想为乡亲办点事，希望乡亲健康愉快，可又有谁想为他们办点事，希望他们也健康愉快呢？白衣天使也还是要食人间烟火的；送医施药、悬壶济世者能不养家糊口、生儿育女？如果这也算是他们的错误，无非是这两位初入世的小青年，天真了一些，执着了一些罢了！

四，行医更加难

　　第三，她行医更加难。李春燕的爸爸大半辈子从事农村医疗卫生工作，还曾背着药箱为修建湘黔铁路的本地民工巡诊，深知农民对于医疗卫生的迫切需要。所以从小就着意努力把自己的子女（不仅李春燕一个）培养他们成为给乡亲们服务的医护人员。当李春燕要嫁给孟凡斌，他的赠言是："不管多苦，不管多累，你都不能离开大塘，因为你是大塘唯一的医生。"孟凡斌的父亲参加过土改，当过乡长，仅在本村党支部书记的岗位上就工作了31年，也有过使村里经济辉煌发展的记录；有人翻查了解放以后村里历年的帐本，他只有5分钱对不上帐。对农村缺医少药的状况，这个基层干部当然 是心知肚明十分了解的。所以当李春燕嫁到他家之后，他十分欢迎，至少是默默无言地分先后把自己为老两口养老而喂壮的三头牛卖了，依旧想要帮助自己的儿媳为村里建个卫生室。正是在父辈热情引导和充分支持下，李春燕以至孟凡斌，才能有非凡的信心和决心去追求自己青春的理想，为本乡本土的人民群众做好医疗卫生工作。

　　别看李春燕只有中专的学历，边给人看病还要边翻医书；别看只有两把止血钳、一把剪刀、一个听诊器、一支体温表、一把镊子（还是偷偷从爸爸的抽屉里顺来的），一个装药小竹篮（孟凡斌姐夫亲手编的代用品，后来花70元赊来个身背的小药箱，一年以后才还清欠款），连屋里的药架也是请家里人现做的；别看打针、输液都在在自己家里的一间不足8平方米的屋子里（公公特意腾出来给她作卫生室专用），连要住院的病人也睡在此处；别看接生、急救，需要顶风冒雨，日夜兼程，一来人叫，拿腿就走；别看患者要转诊到5公里外乡卫生院的，到15公里外县医院的，丈夫跑运输的卡车便成了救护车；----。如此这般，没用多少日子，李春燕在拥有524户人家、2600多人口大塘村，这个贵州省从江县最大的苗寨，成了名副其实的全科全天候全村男女老少缺不了的医生兼护士。而孟凡斌则用他那厚实的脊梁，给她做坚强的后盾。

　　原来李春燕有一个乐观的估计：如果每天有十来个病人，药品按村里原先惯例加价15%出售，养活自己大概会不成问题，也许还能养活全家。所缺的大约也就是2000多元的购置必备药品和简单设备的开办费罢了。她认准孟凡斌是个诚实的人，相信他一定会尽其所能兑现婚前的承诺。事实也正是如此，孟凡斌吃苦受累，奔波折腾，把做生意和跑运输挣来的钱全部交给李春燕掌管，陆陆续续都投入了卫生室的建设。

　　然而这个如意算盘，却在严酷的现实面前被粉碎了。卫生室头开张那一阵子，还正如当初设想的那样，每天求医拿药打针的人络绎不绝，李春燕都忙不过来了。加上接生和急救，尤其是有两三起病情同时发生的特殊情况下，那就得不分日夜、远近、晴雨、冬夏地奔命。出乎意料的是，业务特繁忙，财务大亏空。她的病人都付不起医药费。一个患者，药费：多的二、三十元元；输液费：少的五毛。外出接生，有的人家把家里仅有的一角钱当接生费（晚又送来1元），多的也就两块来钱；外出急救，几乎都是五保户，分文无收。头几个月初步核算，每月进药至少900元，收入最多600元。越到后来，情况越糟。2003年，有一次，两个患者一起来"住院"，连同陪床的共有七八个人挤在她家里，治了一个星期，每天吃喝所费不计算在内，光医药费就欠下了500多元。又一次，他们夫妻二人送一名难产孕妇到县医院求治，产妇没带住院费，小两口从身上磬其所有代为垫付，连饭钱都拿出来了，只得空着肚子回家，可自个儿的代垫现款还成了旁人家的欠款赤字。来求治的患者，多半要赊欠，得到的是记在帐簿上的村民们一笔一笔的未付款的数字。这个卫生室是私人开办的，没有得到任何方面的财物资助；李春燕不过是个农民，没有得到任何一点生活补贴。全部亏空当然只能由自家填补。市场经济嘛！可是孟凡斌七手八脚"斛撸"积攒起来的钱，那是全家人的财产，包括老人的晚年赡养费，一家子的三餐伙食以及日常生活用度，都给李春燕拿去进了药赊予病人，那是说不过去的；所以后来除了生活费之外就不再交由她支配了，卫生室只好独立核算，自收自支，盈亏自负，听天由命。实在支持不下去，需要援助，还得打借条向孟凡斌借用 。仅2001年一年里给孟凡斌就打了5800元欠条（还不包括借用其跑运输的车辆救护病人应付的车耗和油耗等费用，近 10000多元）。因没有现款，原先一直由从江县进药的地方不能再赊欠，只好到远离从江县80 多公里的榕江县靠父亲的好朋友张老板赊购药品，但是2003年一年下来，就欠下这位好心叔叔的药钱4000多元。入不敷出，甚至有出无入，卫生室成了无法填补的大黑洞。公公两次卖牛，自己两次卖首饰，杯水车薪，无济于事。连不断仗义赊药的张老板也不无同情地对李春燕说，"你一直这样做下去，还能做多久？我不帮你，看你又可怜，每天都这么多病人，你有多少钱才能支撑下去？干脆别行医了，到外面去打工还能挣一些钱回来！"孟凡斌逐渐也把事情看明白了，诚挚地对她说，"我们建卫生室没有错，不是我们经营不当，而是你有一副菩萨心肠，是我们这里老百姓生活困难，生得起病看不起病。为了卫生室，我们在精力上和物力上都付出了很多，光靠我们俩的能力是无法改变这种状况的，这需要更多的人来关注。----我们必须选择另一种生活方式。"听了丈夫对她所说的这些话，想到丈夫为此所作的牺牲，李春燕终于不能不同意和孟凡斌出门去打工。条件是：等打工赚到钱以后，再回来开门诊。

　　大塘村的乡亲们对于李春燕的处境和心情是十分了解和谅解的，对她都力所能及地伸出了自己的手。她顾不上看孩子，伯母、叔母、姑母就把孩子抱走了；她顾不上挑水做饭，左邻右舍先把她家的水缸挑满了；她顾不上家里的庄稼活，大家搭把手便帮她干完了；她家东凑西借才建好了半拉的新屋突然塌陷了一角，许多人前来陪她度过那个风雪之夜。----但是只要一接触到最难拨动的那根弦，谁也无法出手，她周围的人们太穷了。然而，当她和丈夫痛下决心临要离去打工的前夜，竭力要给她还债的乡亲们，凑来的那在口袋里揣得皱皱巴巴的100多块一元两元零钱，和那每个抵5毛钱的几百个鸡蛋鸭蛋，终于让她不顾原来对丈夫许下的诺言，还是留了下来。她觉得自己已经和大塘村的男女老少融为一体，不能愧对一寨人。当丈夫因此而甩手离她出走之时，她又不能不深深陷入了痛苦的沉思：如果不是我嫁了他，他会这样吗？是不是我真的错了？是不是我真的应该选择另外的一种生活方式？啊！她不仅是父母所期望的一只预报喜讯的春燕，而且是高尔基笔下那只冲刺于闪电沉雷和狂涛怒海之间的海燕！读到此处，我没有了眼泪，我要对这位几乎倾家荡产也执迷不悟的乡村女医生敬一个军礼！

五，说难也难，说不难也不难

　　坚持为农村服务的基层医务工，为什么会落到凄凉狼狈的地步？李春燕和孟凡斌落脚、出生的大塘村，在远离县城15公里的山区，坡陡墚峭，人均耕地不足5分。上世纪70年代，在孟凡斌父亲这位老支书的领导下，也修过小电站，用上了电，还分别组织了专业队：种植甘蔗、养猪养牛、植树造林，同时又办过面条厂、制糖厂，通了公路，买了拖拉机，大大地红火过一阵子。不料一进80年代没多久，靠全村人血汗积攒下来的、全村事业赖以继续发展的主要财富基础 ——电站和厂房竟被一把大火烧个精光。此后，村里集体产业，后继无人，后继无力，经济停滞不前，每下愈况。近20年来，农民改种杂交稻，勉强能糊口；前些年推广碰（此字左边应为木旁）柑生产，尚无几人致富。大多数人还是没有摆脱贫困，常年手中几个月没有现钱，尤其是那些无儿无女的孤寡老人 ——13家五保户，村里的救济能让他们不挨饿就不错了，哪还有余钱吃药打针。村里的新生儿死亡数字很高，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一岁儿童的存活率只有3-4/10。谁有了急病，要花两三个小时抬到乡医院或县医院去，即使到了医院，没钱也治不了，等筹够钱已经来不及治疗就死了。不少人有了病，只好硬扛着，小病拖，大病磨，实在扛不住了才去找医生，找医生没有钱就先欠着。一年还一次，几年还一次；除非是实在没有钱，很少有不还的，甚至有的人家，一人得病，两代还钱，因病返贫，再次挣扎于贫困线上。但是，在上个世纪60年代，村里也曾有过政府短期培训的赤脚医生，谁有个头疼脑热，跑肚拉稀，接生急救，等等，都还有人料理一下，不至于伸手无援。不过，到了80年代以后人民公社被废除了，村里原有的合作医疗失去了存在的基础，原来的两位医生因为长期治病收不上钱，就不再做医生了。从此，大塘村的乡亲们又重返到60 年代以前无医缺药的日子里。

　　对于这一切，李春燕并非一无所知。她自小就知道，自己的父亲是在60年代那时响应毛泽东主席"要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号召，被动员去学的医，后来才当了卫生员、医生以至卫生院院长的。爸爸对她回忆过，当时，公社搞合作医疗，公社设有专门的合作医疗小组，生产大队筹钱，医院负责买药看病。看病每人次只收5分钱挂号费，没有群众看不起病的。有时一天有五六十患者，实在忙不过来时，病人们非常自觉，一些人排队等候，另一些人则为医生做饭吃。他们三个医生除了每个月公社给的20多元工资外，还可以从100多元的挂号费中分到30多元钱，比一般的干部的工资还高。李春燕爸爸的经历和怀念，在女儿脑海里刻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记，也铸成了立志追求的理想。

　　李春燕一心想着，要像自己的爸爸当年那样努力改变当今农村医疗卫生态势，可她没有想到的是，她和她的父亲年轻那时侯所生活的社会背景不一样了。她的父亲年轻那时侯不难的事情，现在变得难了。她现在难的事情，在她父亲年轻那时侯是不难的。忽略了这种差别，大概就是李春燕到处碰壁、走投无路的主要原因。这种差别，概略说来就是：过去，我们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是农村；现在，我们医疗卫生强调的是产业化。如今，我们的患者，生活在农村的，情况大体就是李春燕经历的那样。在城市里，下岗的和卖断了工龄的老大哥们，生不起病，看不起病，已经是被全社会公认的状况。这里就不再说了。即使是保有程度各不相同医疗保险的所谓"干部"，要上医院看病，那滋味也并不好过。即使心甘情愿地咬紧牙下老本去求医取药，一种被生吞活剥、挨宰的记忆也会刻骨铭心地留之永久。以在下我这个干部的老伴为例，她也是个身体有病的退休干部，出国探亲时没条件出高价购买国外的医疗保险，回国后当然想找高明的大夫仔细检查一下，看看病情是否严重了？天没亮，我凌晨四点钟起床赶头班公交车，到首都那全国最有名的一家大医院排队给她挂号，在分科室的普通的挂号窗口前，排的那队伍少说也有二、三十米长，好容易来到窗口，已经挂不上专家号了。当晚全家经过商量，第二天只好按市场经济规律办事 ，一早改到特需专家门诊窗口去挂号（按老伴所在单位的规定，此种挂号费概由患者自己支付，不许报销），因为并没提前一天前来，只挂到一位副教授的号：60元。她看完没有确诊，只开了几张化验单（费用另计，下同）。第二次，拿到化验结果后，就提前一天去挂号，还好，挂到一位专家的号：300元（相当于李春燕父亲2003年月工资的1/3强）。不料，他看完还是没有确诊，又开了几张化验单，要求拿着化验结果再去找另一个性质相近科室的医生。我们指出，来找特需专家门诊每次挂号都是要花高价的。他竟然说，这是社会医疗资源不足的问题，我解决不了，你们的意见应该向国家去提。对此，我们作为普通的一个公民，能怎么着呢？第三次，拿到化验结果再提前一天又花300元去挂了一位专家的号。老天有眼，这回让我们遇上了"活雷锋"。上了一大把年纪的她，对患者仔细进行了各项检查，看过前两次的化验结果，又反复经过计算，不仅给出了确诊意见，并且当场打电话去联系了一位正在普通门诊部值班应诊的专家，让他允许我们插个队，再给我们开个调整饮食结构的处方。当我们向她反映前两次的医生只开化验单不给确诊意见的情况时，她说，这同时也是近些年来出现的不良的医风，是不良医德的表现，你们应该向我们的院党委的纪检部门写出材料，要求严肃处理。我们衷心向她表示了感谢，但是后来并没有遵照她的话去给自己也给别的同志再添那种不可能有效果的麻烦。因为，如今别说没钱看不起病，有钱也看不好病啊！我们遇到的，不是我们所能解决的问题。如果这种问题将来有一天从根本上解决了，那么，李春燕和大塘村的乡亲，以至城里的老大哥，与我等所谓"干部"们，处理看病吃药，打针开刀，生儿育女，养老送终的事，就说不难也不难了。否则，要说难也难啊！

六，靠谁解难

　　当李春燕和县医院的医务人员使尽力气，费尽心思，由她们接生救活的吴健智在来到这个世界八个小时之后终于不能不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李春燕的感觉是，自己的心被什么掏空了，已经没有眼泪流出来了！她总在设想，如果产妇家景好能保住胎，孩子不会早产；如果产前能住院待产，不会出意外；如果有救护车及时送到医院，也许不会没有救----。然而，现实完全不如她所设想。她说，"我的心比谁都难受，比谁更痛恨，痛恨我们穷，就是穷教育，穷文化，造成了今天的一切的一切。"（李春燕的父亲曾经也有过类似的感慨，他对女儿说过："农村人真命苦啊，这种苦难什么时候才能结束呢？"写到这里，《离骚》中"哀民生之多艰"几个字突然冒到了我的笔下。）孟凡斌还不愧是个受过革命军队多年教育的复员军人，经历了吴健智的闪现，他后来在给李春燕的信中写道："在医院里，大家绝望的眼神告诉我，在这个世界上，也许会允许一些人选择逃避，但必须要有人选择艰难的守护，从那一刻，我对你选择留下来的决定有了彻底的了解。"他终于回到了坚守自己岗位的李春燕身边。他决心"不管以后的路有多艰难，我们一起搀扶走过。"小两口将并肩面对以前所经历的无法解决的困难了。好坚强的一对夫妻！好有志气的两个战士！

　　那么，他们能否走出困境和绝路呢？我猜想，有许多同志也会和我一样在为此而替之担心。也许我们民族传统的良好愿望，反映了世界发展的客观的规律：得道多助，好人必有好报吧，正在这个节骨眼上，当地的记者陪同首都的志愿者偶然地经过大塘村，恰巧又遇上了正在为吴健智存活而忙碌的李春燕。啊，真是先有伯乐而后有千里马！李春燕为农村的医药卫生事业为农民的生存健康而奉献一切的行动和形象感染和激动了他们。他们又仰仗《市民》杂志，凤凰电视台的《冷暖人生》栏目，中央电视台的《实话实说》栏目，《南风窗》杂志等传媒的力量，迅速地向国内外展现了李春燕的为人民服务的英雄行为和崇高境界，使她"感动了中国"！从而，大塘村得到了国内外，省内外诸多志愿者、慈善家和基金会、群众团体的捐献，支援和帮助：一座110平方米、三层楼的卫生室建成了，全村300名中的130名学龄儿童得到资助复了学，学校还设立了乡村图书馆，几乎每个乡亲都穿上了社会捐赠的衣物。同时，利用多余的捐款为近邻的龙江和滚玉两个村也各建了砖木结构的卫生室。我们社会上关怀弱势群体的志愿者、慈善家和基金会、群众团体的力量是雄厚的，作用是巨大的，精神是很值得弘扬的。我们无论如何不能不向他们致以最崇高的敬意！

　　但是，在李春燕从2000年开始用自己单薄的双肩挑起了全村近三千人的防病治病重担6年之后，大塘村医疗卫生条件才得到了较大的改善，而今后还有多少个6年的路途要走？这种依靠志愿者、慈善家和基金会、群众团体的捐献，支援和帮助的改善，能一个6年接一个6年地不断维持下去么？此外，类似过去的大塘村的缺医少药的老少边穷地区在全国还有多少？（我在2006年8月31日的《人民日报》见到，青海省贵德县陆切村乡村医生李加才让，面对的情况也和李春燕大同小异；十几年来，附近十里八村贫困农牧民拖欠的医疗费用，竟高达40多万元。）他们的医疗卫生条件何时才能像大塘村今天那样得到改善？何况，这种改善是要建立在农村的脱贫致富的坚实的平台之上的，而这个坚实的平台又不能只靠志愿者、慈善家和基金会、群众团体来帮助他们和他们一起构筑吧！对于领导这一切工作，完成这一个繁重的、巨大的、光荣的、神圣的任务，我们的行政机关和业务部门，从路线、方针，政策、体制、机构上讲，都完全应该是责无旁贷的。任何一丝一毫的不作为，伪作为，乱作为，错作为，都是不能允许的不能饶恕的。著名军旅作家李存葆写过一部振聋发聩的中篇小说：《十九座坟茔》，鞭挞了某些人借着宣扬事故中英雄的事迹来掩盖事故中责任者的罪行，其针砭至今不失锋芒，值得引以为戒：不要文过饰非。功就是功，过就是过，是就是是，非就是非，功过分明，是非分明，实事求是对待自己，对待事业，这才是真正的共产党人光明磊落的胸怀和品质。我们的责任，是向人民负责。每句话，每个行动，每项政策，都要适合人民的利益，如果有了错误，定要改正，这就叫向人民负责。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合符毛泽东同志一向提倡的我们革命队伍的宗旨：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

　　最后，请允许我谢谢李春燕同志，谢谢黎光寿同志，你们共同熔铸的这本富集了稀有金属元素的好书，给了我以教育，给了我以启迪，不揣冒昧写出了这一篇不象读后感的解读。如果其中有不对的地方，敬请纠正。我先向你们鞠躬了。

2006年9月20日于北京莲花池之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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