邋遢道人：改革以来农民收入增长和停滞的原因

改革以来农民收入增长和停滞的原因　　

改革开放后，中国农民收入曾经连续增长十几年，到90年代中期开始停滞至今。即使2003年后中央十分重视这个问题，但总的局面没有变化。农民在改革初期高速增长的原因一般被总结为：“联产承包责任制焕发了农民种田积极性，使农业快速发展，农民收入大幅增加”。此后停滞的原因一般归结为对农村投入不够以及没有实现土地自由流转。　　

这些说法究竟是否接近真实，其实很容易搞清楚，也就是可以从宏观数字上得到验证。但贫道发现，专家们虽然张嘴就说，但很少真正下功夫验证的。贫道就来验证一下。　　

1978年到1996年，农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长8.3%，1996年到2006年年均增长4.8%（在减免农业税前年均增长只有4.3%左右）。在90年代明显有个阶梯。1978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比为237比100，1996年为227比100，2006年为331比100。　　

是否是第一阶段农林牧渔产量增长速度高，此后增长速度低？是这样情况。　　

两阶段农林牧渔产量年均增长　　

显然，第一阶段增速比较高，第二阶段增速下降明显。那么是否因此可证明第一阶段收入高增长就来自农林牧渔产量增长？这必须符合两个条件，一是该阶段产量增长速度要明显高于改革前，如果不必改革前增长明显快，显然就难以证明产量增长是主要因素；二是产量增长速度与纯收入增长速度数值要接近，如果两者相差太大，一定会有别的因素。　　

但数据显然不支持这种判断。下面是第一阶段与1980年与解放前最高产量和1949年产量年均增长对比：　　

注：肉类比的是存栏，因以前没有肉类指标　　

也就是说，除了畜牧业外，第一阶段农产品增长并不明显高于改革前。因此，很难证明改革后农民收入高增长与产量增长高相关。也就是说与“焕发积极性”的关系很难用数字来标注。　　

另一个问题是，农民农林牧渔收入最大头：粮食、棉花，年增长率只有2.8%和3.7%，加上其他农产品增长因素，平均增长4%就不错了。而且这个时期用化肥、柴油、农药等农资远多于改革前，投入也增加不少，因此，即使产量增长4%，对纯收入增长8.3个百分点中，与2-3个百分点有关就不错了。因此，产量增长影响2-3%个百分点，但剩下的5-6个百分点从哪里来的？　　

很简单，从农产品收购价格来的。下面是第一阶段农产品收购价格年均指数：　　

农产品收购价格分类年均指数高度年份增长　　

从1979年开始，农产品收购价格连年上升，高的年份增长百分之三四十。这个趋势一直持续到1995年（1996年总指数只上升4.4%）。到90年代中期，农产品价格已经接近甚至部分超过国际市场价格。而同期工业品综合价格指数年均增长为7.8%。低2.1个百分点。　　

由于这个时期农民纯收入中来自农林牧渔收入依然占大头（1990年为66%，1996年依然有57%），因此，第一阶段农民收入所以能够迅速提高，主要是农产品价格调整幅度大形成的。在改革前与改革后农产品产量增长速度变化不大情况下，农林牧渔产品收购价格较快的，以超过工业品价格增长速度的幅度增长，是第一阶段农民收入大幅提高，城乡差距相对缩小到主要原因。　　

农民纯收入增长另一个因素是农民家庭经营非农产业的收入从无到有，到1996年家庭经营中非农产业已经占纯收入13.7%，而外出务工收入占到23.4%，两者占到37%左右。1985年两者只占28%。但由于这两部分毕竟所占比例较低，因此不能成为增长的主导因素。　　

改革后调高农产品收购价格是必要的。调高农产品收购价格，等于把改革前积累的剪刀差吃净，农民收入自然提高。这里有两点值得总结，一是以后不要再说什么“联产承包焕发了你们积极性”问题。因为显然积极性并没带来更高速度的产量增长。信了积极性，与相信“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是一个道理。无非是说“一心为己”的功能大于“一心为公”的功能而已。另一点也需要注意：假如积累的剪刀差空间释放完了，价格接近国际价格了，怎么办？　　

第一阶段中1985-1996年农民纯收入中来自农林牧渔收入年增长为14.6%。而1996-2006年只有年均3.3%。我们看到，虽然第二阶段产量增长速度有所下降，但除了粮食外依然有4-5%的增长。怎么会这样呢？　　

下面是第一阶段与第二阶段农林牧渔价格年均指数对比　　

农产品收购价格年均分类指数　　

注：第二阶段缺2001年数，因国家统计年鉴上自己就没公布　　

可以看出，农产品收购价格在第二阶段年均下降竟然达到1.1%，2006年收购价格大约为10年前的80%！这就是为什么第二阶段虽然除了粮食外依然有年均4-5%的增长，但由于价格年均下降1.1%，因此来自这部分的增长就只有3.3%了。　　

到2006年，农民收入中来自农林牧渔的收入只占42.4%，已经是小头了。大头是务工收入和家庭经营非农产业收入。　　

按理说，非农产业劳动生产率提高空间要大于农林牧渔，虽然90年代中期后乡镇企业不行了，农民家庭经营来自非农产业比重从1996年的13.7%下降到2006年的11.4%。但农民工人数大幅增加了，怎么会收入增长速度只有城镇居民一半呢？　　

90年代中期，农民工总数在5000万左右，到2006年，农民工达到18000万（2008超过2亿），年均增长13.7%。同期，农民工资性收入从1995年的人均354元增长到1475元，年均增长15.2%。也就是说，农民收入增长比农民工人数增长速度每年高出1.5%——这基本相当于农民工年均工资增长幅度。而国家统计年间这个时期城镇单位职工工资年均增长基本在9-11%之间！　　

那么，我们可以总结出这样两点。第二阶段农民收入增幅下降第一个原因是，改革前剪刀差酝酿的巨大能量在1996年释放完后，农产品价格基本随行就市，但市场在这个时期长期低迷，造成虽然农民农业还在增长，但价格下降导致增长幅度急剧下降。第二，90年代中期开始以出口导向发展的加工业和城市建筑以、服务业高速发展，给农民提供了1个多亿就业机会。但是，农民工工资在这十几年中年均增长幅度远远低于城镇居民，年增长只有1-2%，这造成农民收入增长只能靠机械增加非农就业人数来实现。一旦农业剩余劳动力消耗完，农民通过非农就业实现收入增长的机会也会消失。　　

以上是改革以来农民收入增长因素的分析。下面重点分析一下第二阶段一些数据之间关系。　　

农民来自农林牧渔收入，来自家庭经营中非农产业收入，与务工收入之间是否有关系？　　

贫道以前也经常说，中国的问题在于农民工工资太低。但是市场经济嘛，农民工工资也是受劳动力供求关系决定的，他们真嫌低就走嘛。说得真好，他们真的不嫌低，照样遍地都是找工作的农民工。　　

农民工工资低是因为他们能忍受的工资底线很低。这个底线是什么呢？是农民从事农林牧渔和家庭非农产业收入的高线！也就是说，两者是高度关联的。如果农林牧渔收入和家庭非农产业增长快，对务工工资可忍受的底线增长也快，基本是同步的。正是1996年后每年农林牧渔收入增长幅度只有3%，农民工工资增长幅度就只有1-2%。如果不解决农民自营非农产业增长问题，不解决农林牧渔增长问题，单靠行政立法解决农民工工资，基本没有什么希望。而只要农民工工资不能依照经济增长速度同步增长，中国这7亿多农民算是玩儿完了。　　

现在看来，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解决三农问题的出路还要回到农林牧渔业和农村非农产业经营问题上，如果这个不解决，通常我们都以为最有效的，也是以为是最终解决三农问题的钥匙——城市化——照样解决不了农民收入问题。而农民不现代化，中国就谈不上现代化。　　

那么，怎么解决农民从农林牧渔中和非农产业经营中获得不断增长的收入呢？贫道如果说了，恐怕很多人觉得很麻烦。经济学家们和主管部门听了，一点会骂贫道多事。　　

贫道认为，解决农民从农林牧渔获得收入的唯一途径是大西线南水北调加大西北人工降水工程等大时空水资源调配的实现。解决农民经营非农产业获得持续收入的途径是农村合作化。当然，这些都在加快城市化进程中做的。主线还是城市化。　　

第二阶段为什么农产品产量增长减速？而且是自1949年以来的第一次连续10年接近零增长的减速？很简单，是农作物单产和畜牧业载畜量都在90年代中期接近极限。贫道就不再引数据了，因此类似数据多次介绍过。中国大部分农作物单产在新世纪已经比世界平均水平高50-60%，不仅比发展中国家高，而且比发达国家高。再提高不是没可能，而是没多大空间。单产　200公斤　增长4倍到单产　800公斤　容易，良种化肥水一到位就能实现。而到　1000公斤　，只增长25%就麻烦的很。　　

在价格不变情况下，只有增减劳均农业资源量才能增加收入。有人会说，城市化会解决这个问题呀。农民都进城了，农业资源不就增加了么？那么我们看看数字：　　

改革以来，工业化加快，两亿农民进城，加上自营非农产业就业，非农产业就业总数在大幅度增加。但是，农业就业人数减少了吗？1980年第一产业就业人数为29112万人，此后随着人口增加到1991年达到39089万人，此后开始下降，2006年为32561万人。但这二个数字无非相当于大批非农就业出去前的1988年水平（32249）.1988年后，城市化和工业化加快，而且集中在农业最发达的中东部，农田每年基本以500万亩左右速度在减少，加上退耕还林，到现在劳均耕地还没有1988年多。　　

有人会认为继续城市化嘛，只要继续城市化总会有农村人均资源大幅增加的一天。很多人研究问题喜欢照搬理论或找些不一数量级的例子。确实，日本1980年劳均耕地面积还只有　0.7公顷　，到2005年就达到　1.74公顷　。问题在于，中国与日本在人口上不是一个数量级。下面是2000年一些国家每个农业劳动者经营耕地面积：　　

2000年劳均耕地面积（公顷/农林牧渔就业人口）[1]　　

中国通过所谓“集约化”达到美国劳均农业资源水平的十分之一，就只需要1000万农业劳动力。也就是中国要在已经转移2亿非农就业基础上再转移出3.1亿，在农村剩余3500万人口。即使仅达到同样地少人多的日本劳均耕地水平，也只能在农业保留7000万劳动者，2.4亿人口（户均3.5人）。再转移25560万农业劳动力。关键在于，即使还保持2008年前世界贸易格局，中国能够实现这么多劳动力转移吗？7国工业集团蓝领工人总计8000万人。中国转移出去2亿农民工，其中大约6000万做制造业，于是西方制造业基本崩溃，超市里80%商品是中国造。再转移出去6000万制造业工人，恐怕全球工人都造反了——造中国的反了！　　

因此，由于中国人均耕地只相当于世界平均的30%，加上这13亿人口，并不是那么好摆置的！中国最终城市化可能达到75%，到时候人口大约15亿，到时候依然会有3.75亿农民，将近2.4亿农业就业人员。如果达到日本2000年水平，需要　31200公顷　（47亿亩）耕地，比现在13004万公顷，19.5亿亩要多找出18000万公顷，大约27亿亩耕地。到哪里找？开拓殖民地现在是晚了，可做的就是大时空水资源调配，把西北含内蒙总计400多万平方公里（60亿亩）干旱土地改造出25万亩左右的宜耕、宜牧土地。　　

有人会说这件事太麻烦了，等于再造一个中国嘛。嫌麻烦可以，说出个不麻烦的？贫道心里也清楚，敢干这件事的人现在没有了，但是以后不见得不会再出一个来。　　

为什么只有合作化才能提高农民自营非农产业发展和形成持续收入呢？道理也很简单：为什么农民收入中自营非农产业占比重在逐年下降，而且其中很大一部分已经不属于农民自营性质了，而是农民出身的老板的产业。因为农业资本无论如何竞争不过城市工商业资本。无论在资本、人才、管理、技术、行业准入等各方面都处于劣势。如果没有政府专门扶持，并且形成收益共享的机制，农民很难从中得到什么便宜。　　

美国劳均管理50多公顷耕地，日本劳均管理不足　2公顷　耕地，为什么日本农民并不必美国农民收入差？道理很简单，日本是合作经营，所谓的农民经营内容不仅包括农林牧渔业，还包括几乎全部农产品加工业，全部农村金融业、全部食品零售业、所有农村商业和服务业。也就是说，由于农民联合起来控制了资源，加上政府对合作经济的扶持，使全部农民通过合作经济享受了这些制造业产生的高效益。如果像美国那样集约经营，公司加农户，还有一些人只是农场主的工人，所有金融、食品加工、零售、农村商业和服务业也都是城市资本在做，都是7-11和沃尔玛在做，相当于美国劳均资源3%的日本农民会过那么好？这还不算美国农业劳均补贴1万美元呢。　　

农业是一个技术进步率最低，劳动生产率提高空间最小的产业，无论如何都会被工业和服务业挤垮。农村破败是全球问题。只有给农民划出一块城市资本不能进入的领域，农民才能赶得上城市。而这个基础，就是合作化而不是公司加农户，是城乡分离而不是城乡一体化。　　

当然，贫道忍不住扯远了，因为扯到这里需要很长篇幅。算了。不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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