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双百人物”评选揭晓，著名水稻育种专家袁隆平也在建国以来的百位英雄之列，这完全应该的，并表示祝贺。可惜“永贵大叔”榜上无名。我以为这两位英雄都是那个时代的代表，也晖映着那个“以粮为纲”的火红年代的足迹。
我出生在上海最边远的小镇上，与浙江平湖相邻。听母亲说，我还在婴儿时，母亲还带着我种过地，后来就回到爷爷奶奶的家，父亲一人留在平湖工作，从那时起我就在国家“以粮为纲”的气氛中的小镇上长大……1958年我们公社成立也开始修路，不久就通车了，1963年公社也来了电了。1958年先是跟母亲吃手工业联社的食堂，后来改为跟祖母在公社居民食堂吃，总有一种感觉吃饭后两三个钟头后就饿了，不过那个时候大家都一样，后来食堂散伙了。三年困难时期供应的标准是在原来粮食配给基础上，每人每天减一两米，我们小孩的口粮是不减的。我们当地的生产队也基本是这样。在记忆中，大跃进时没有什么离谱的高调，困难时期也没有饿死人。我家就在小镇的水运码头上，也算是个“信息港”，隔壁是茶馆，我家也是常常有人来坐坐、来聊聊，船来船去的农民们对我家很熟的，经常寄放东西，坐下来也时常联系到农村的收入与粮食。见了面问候语也就是，“吃饭了吗？”可见粮食对我们是多么的重要。
1958年公社有了自己的中学，在早先读中学要到县城，我的姑姑和叔叔就是那样。困难时期他们都已经是上海的大学生了，一个家庭有两位大学生真得还很稀罕。1963年公社通电了，家家户户也都通了有线广播，一日三次的广播，让农村活跃了许多，新闻联播、文化生活、音乐歌曲、还有县里、公社里的许多事，说的最多也许是“以粮为纲”、“八字宪法”、“农科知识”……百姓们也跟着，国事、家事、天下事，农业生产是大事，还习惯于利用广播节目，来判断时间，关注天气，学歌、唱歌……哈哈，好处可多了！
我们公社先后办起了农机厂与农科所，1963年还办起了农业中学。以农科所和农业中学为基础的农业科学也搞的轰轰烈烈。无论是小学的农忙假还是中学的农忙假，我们镇上学生都要去生产队劳动锻炼。然而到农科所下属的种子队、苗圃、畜牧总场劳动是最多的。“以粮为纲”的政策熏陶很多，有时候不光是劳动，还要下生产队去读报和宣传一些农业政策、农业科技，主要是鼓劲的。68年公社的初级中学与农业中学合并为完全中学。我就是这个完全中学的第一届高中生，这在文革时期是极其少见的。学校也肩负着教学、教材改革的试点。在当时的农科活动中，“九二Ｏ”是很有名气的。我们学校还有几大间的实验室。公社的“九二Ｏ”拌种的工作几乎都来自这几个实验室，“九二Ｏ”菌种又产于这几个实验室。
由于注重科学种田，当时有些好的生产队的粮食单产愈千斤了。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国家高度重视和全国众志成城的热情。增产措施、农业技术的普及与农田和水利建设农村是普遍欢迎的。就是在公社化初期农村教育水平还很低，要找一位小学毕业生也不是每个生产小队都能做到的。但到了七十年代初期已经完全不同了，初级小学都建到了生产大队，四年级开始都到公社的中心小学就读，接着就是鼓励上两个中学之中一个，小学不念是不行的，这些是1963年那时的事。记忆中也就是那时起扫盲工作已经基本完成（我还帮助母亲识字扫盲呢），农村的教育已经从小学普及向初中普及转变，势头是比较迅猛的。
那个时期学校为农村培养了许多人才（虽然还仅仅是高小毕业生和初中生），由于我们经常性的农村义务劳动，这点感受是很深刻的。无论是电灌站、打谷场上管机电、农机厂、农科所、苗圃、畜牧总场都可以看到同校的同学回乡后在当时农村比较重要岗位上他们的身影，这是农村教育的快速进步。儿时还记得，农村的地方病、传染病（都是编了号的）还是很猖獗，我们当地的血吸虫病和橡皮腿病就很出名，所以基层的防疫工作也没少他们的身影。70年有一个月的学习医药卫生知识（也是走“五七”道路的一部分），带我们的赤脚医生，尽然是我小学里的同学。我们公社是上海血吸虫病最严重的地区，63年有一次普查，得病率检查的一半，我也是其中的一个，接着就是医治，我在八年时间里就医治过6次，这些医治都是免费的，重病人送县人民医院，一般病人都在本公社卫生院治疗，由于病人太多了（好几千人那），分期分批还是多，学校的校舍在两个假期也都成了病房，第一年来的都是上海大医院的医生。党的领导和人民的医生感动着无数的病人和家属。许多朴实的农民给医生下跪表示谢意，医生都赶紧搀扶，口里不停说着，我们是来向贫下中农学习的，要感谢的是：毛主席、共产党。
落实“以粮为纲”，却有着农村落后深层次的问题。没有农村文化素质的提高和医疗防疫能力的增强，怎么能解放生产了呢？没有农田水利建设基本保证，怎么能旱涝保收呢？没有种子及其农科的进步，怎么能持续稳定的粮食增长呢？没有党领导的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怎么能解决落实“以粮为纲”的总方针呢？
现在也有不少提法，也太夸张了。比如在粮食领域里功劳，不光是袁隆平一个，也不光是袁隆平农科小组。翻开当年的奋斗史，像袁隆平那样就有成千上万，所以我们感谢不仅仅是袁隆平一个人，而是千千万万，是整整的几代人。我懂事时就知道“农垦５８”优良品种，以后新的良种不断涌现，像“花育一号”、“花育二号”、“单丰一号”、“牡丹一号”等新品种在六十年代就有几十种。也许在杂交水稻领域中，袁隆平也不是最早的，吉林海龙县河洼公社社员李贞生，于1967年就成功培育出杂交水稻新品种，论早应该是他，还培育出玉米稻、高粱稻、葵花稻等。袁隆平小组研究也是那个火红的年代里开始的，袁隆平小组成就的核心是雄花败育的普通野生稻的发现的，而真正发现者是海南三亚农科所一位女同志，通知湖南省的袁隆平农科小组（其实当年也不会以人名来命名的，这是现在称呼），小组派李必湖前往海南确认，李必湖看到后欣喜若狂，发现了野生稻中一株雄性异常的不育株野败，那是1970年的冬季。这才使得袁隆平、李必湖的研究小组有了长足的进步。
纵观全国农业科研，从1963年到1978年“科学实验田”也是随处可见，公社级的农科所几乎每个公社都有，“科学种田”蔚然成风，从1965年至1978年粮食产量就由19452万吨增至30475万吨，年均增长率是3.9%。1978年国家在海南岛崖县召开的杂交水稻、杂交玉米、杂交高梁（当时被称为“三杂”）育种推广工作会议上，介绍经验有许多，但此时袁隆平小组名气还没那么响。袁隆平小组的真正出名，那还是八十年代的事惰了。我们今天感谢袁隆平研究小组是理所应当的，但给予太多贵冠和光环也并不实事求是，更不是袁隆平一个人的功劳。有些人给袁隆平评价是“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大师解决了中国人的吃饭问题”、“袁隆平养活了十三亿中国人”等等，也都属于言过其实的。因为粮食不光是水稻、还有小麦、玉米、高粱……我们也应该感谢那些默默无闻的专家和土专家，他们对我国粮食生产的贡献也是功在千秋的，比如像那位我们还不知名的海南三亚农科所那位一位女同志……
在那个时期，对我国农业建设作出贡献的，不仅是科学种田，我们也不能忘记“大寨精神”、“红旗渠精神”、“工农互助协作精神”……然而这些也都是我国农业前进道路上不可缺少的精神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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