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公社”与“单干”之随笔漫谈

    人民公社作为“东方红盛”时期的核心话题之一、最为突出的成就之一、最具特色的时代标志之一，它曾经引起了众多讨论、众多的思考，至今仍是人民难忘、难舍的话题。大家对于人民公社的基本概念是：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一切归公、没有个人私人财产、工作内容都由公家统一安排等。大家应该知道人民公社是从最开始的初级合作社、到中级合作社、再到高级合作社、直至人民公社而逐渐形成的。

    人民公社的关键核心不是共产、不是集体所有、不是集体第一。人民公社的核心本质就是“合作”。人民公社就是人民一起大合作，一起合作发展、一起合作致富、一起合作奔共产主义。合作就是互帮互助、互通有无、分工协作、资源互享、一起发展。（1）合作需要一定公共财产为基础，这些公共财产只能是归集体所有，所以保持公有是合作的前提条件，而不是核心目的。同时并没有规定所有的东西都是集体的，属于个人私生活的东西仍然是归私人所有。（2）合作是分工合作、也是讲究人与人之间的劳动差别，所以要计工分的、是按劳分配的，不是搞纯粹的极端平均主义、也不是单纯的大锅饭。（3）合作不是牺牲小家为“大家”，而是在“大家”这个大集体中更好的发展各自的小家（中国俗语说得好：一个好汉三个帮。没有帮手也就成不了好汉）。“大家”是为各自的小家发展提供一个平台、提供一个好的大环境。（4）合作是分工合作，是允许各个社员发挥各自的主观能动性的。在不破坏社员之间的合作关系的前提条件下，也是允许在一定的范围内搞承包责任制的。（5）合作就是走人民群众路线、走团体合作发展路线，也就是现在讲的“团队精神”。现在的社会已经不是原始社会了，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依赖性增加了，只有走集体路线、合作路线、搞团队精神，才可能发展的更快更好。（6）合作需要一个计划，否则就无法有效合作，这样就产生了计划经济。计划的优点是一切都是有秩序的、一切都是有规律的，这样人们就可以心安理得的进行生产活动，生产效率自然就比较高。例如，原来保留下来的人民公社、集体经济，以及近几年取得极好的社会效果的一系列“新农村合作化运动”，就是很好的说明。（7）合作使党员、干部、群众能够时刻都紧紧的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这样党群关系、干群关系能够始终如一的保持鱼水般的亲密，而不至于变为水油、甚至水火的关系。在人民公社时期根本不存在任何的民族矛盾、地域矛盾，根本不存在任何的分裂概念。同时上下也能够一条心，生产效率自然就高。例如，人民公社时期党员群众齐心协力一起共建大型水库、拦河大坝等所表现出来的劳动干劲就是最好的写照。那时候的劳模就是他们自己流血流汗换来的劳模，是货真价实的劳模，是经得住实践检验的劳模。现在的劳模是什么东西，大家自己去分析吧。（8）合作使得领导与群众、干部与群众、党员与群众始终团结战斗在一起，这样也就没有了滋生腐败的空间。人民公社时期，党员干部家里有几个针线头估计都是透明的。他们即使想腐败，也是“有贼心、没贼胆”。因为他们贪污受贿的钱根本就没有地方去花，他们只要消费，狐狸尾巴就会自动露出来，根本不需要人民群众去专门的监督他们。现在即使那些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合作也是讲究财务透明、有专门的监督体制，如果不透明根本就无法进行合作。

    单干路线就是强调突出独立的个体经济，强调个人的个体劳动、淡化相互之间的合作劳动。（1）虽然从人性自私的角度分析，会起一点作用；但是因为单干脱离集体、脱离团队、孤军奋战，其结果终究是弊大于利。一个拳头的战斗力要比五个分散的手指更强大，就是很好的说明。（2）因为单干淡化了集体公共利益，所以一些属于公共集体的财产就得不到很好的保护，出现人人负责、人人又不负责的怪现象。这样一些集体财产就遭到大量的损失、破坏而无人问津。（3）因为单干强调突出个人经济利益，所以单干的坏处不仅仅是丧失了社员之间的相互作用力，而且使得社员相互之间的矛盾冲突增多起来，这样又增加了许多不必要的内耗、窝里斗。（4）社员之间的内耗、窝里斗等内部矛盾的增加又进一步破坏了民族团结、破坏了良好的社会风气、破坏了民族的凝聚力、严重影响了生产力。例如过去基本是夜不闭户，现在加三道防盗门都不管用；而这些害人的人与被害的人却基本都是过去的普通社员，也都是一般群众，这就叫做“自相残杀”！（5）单干使得劳动个体只能进行最原始的小农式生产，大规模的机械化作业就用不上了，这样劳动生产率就永远上不去，也就永远发不了大财。（6）单干强调个体经济的独立性，计划的内容只能适用个体自己。在集体这个大环境中因为没有一个统一的计划，大家就自然的各行其是，这样就导致社会生产的无序性。“自由==散漫”。突出个体的自由，也就增加了集体的散漫、无政府状态。一个国家的生产如果处于一种无政府状态中，它的生产效率肯定是很低的。例如，安徽小岗村的失败就是一个很好的反面说明。（7）“单干承包”加剧了“国家分裂”的速度。搞承包单干，官僚只要完成国家的征收任务（农业税）就可以，至于农民具体收多少与他们的政绩没有任何具体责任关系，这样党群关系、干群关系就等于没有了关系，也就不存在鱼水的关系，这就是“承包到户、不需要干部”。“单干承包”就是只要农民按时“缴贡(农业税)”就可以了、剩余多少由农民自己自由支配，如果剩余多就可以改善生活、变为富裕户，如果剩余不多、甚至不够自己的温饱，就只能怪自己没有本事，政府是没有责任管这些的。政府的责任就是“按时收税”，农民的生死只能依靠自己的努力、上苍的惠顾。这样农民与国家的关系基本是离心离德、貌合神离、各顾各的，这样发展下去只能是分裂亡国的结果。“承包单干”换句话就是“分家单干”，从国家大集体层面讲“分家就是分裂”。像“贵州瓮安群众事件、西藏3·14事件、新疆7·5事件”就是最好的说明。（8）“单干”路线使人们群众与党员干部等人为的分为两个“不相干”的群体：官僚群体、人民群体。官僚群体除了搞一些官场的游戏规则、搞一些贪污腐败、为自己买官卖官之外，他们基本是无所事事。他们职位的晋升也是主要靠官僚集团内部的相互斗争，人民群众根本没有作用的，这也就难怪一些党政领导人说“他的权利是上级领导给的、不是人民群众给的”，这也就难怪一些党政领导会说“是为人民群众说话、还是为党政群体说话”？在这样的情况下，官僚集团讲究的“三个代表”也只能是适用于他们官僚集团内部，而无法扩展应用到人民群众内部，所以官僚集团的成员也只能是“代表他自己、代表他老婆、代表他孩子了”。

    生产关系细分为两个基本组成部分：所有关系、相互关系，前面关系决定后面关系的性质。社会主义不是一种生产力，而是一种社会生产关系，其它的各种主义都是如此。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就是“合作分享”，共产主义的生产关系就是“共有共享”，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就是“私有独享”。因为所有关系决定合作关系，所以所有制的性质也就决定合作的水平、合作的质量、合作的深度、合作的广度等。全方位的、长久的合作是最好的、最优的、最能提高生产效率的、最能解放生产力的，而实现全方位的、长久的合作只能发生在生产资料公有的条件下。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就是强调在公有的条件下实现全民的、全社会的、全方位的、持续长久的合作。资本主义因为它们相互之间生产资料的私有性、他们相互之间没有长久稳定的公共生产资料作为合作的基础平台，所以他们只能实现部分群众、部分内容、暂时的合作，永远实现不了全面的、持续长久的合作。例如资本主义国家经常出现的政局不稳定、社会动荡不安、政策朝令夕改等现象就是最好的说明。

    “单干”不是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也不是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更不是共产主义的生产关系，它只是一种最原始、最落后的“生产方式”，是人类发展进步的一个“大毒瘤”。单干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虽然没有破坏公有性质、没有破坏所有关系，但是它却破坏了合作的关系、破坏了相互关系，所以它对社会主义是“弊远远大于利”。即使在资本主义社会也是“极力否定”单干的，大家可以看看那些罪恶的资本家们也是天天搞强强联合、团体合作、团队精神等。像北约、欧盟、世贸组织、南北合作、南南合作、经济一体化等无不是避免单干、加强合作的、共同发展的活生生的例子。

    人民公社时期是政社合一，即政府负责人直接负责生产指挥，政府领导人的直接政绩就是生产的产量。在人民公社时期也正是国家重点发展轻重工业时期、建立强大军事国防力量的时期，而搞这些前期的投资建设所需要的原料、资金、能源等只能依靠大量的占用农业资源。（具体原因及情况，看我另外写的《中国工农“恩怨情仇”浅析》）。当时的国家政策就是：农业人口在留下自己基本的口粮外，其余的都统统上缴国家去搞建设。这样农民基本没有多余的个人收入，也就谈不上富裕二字，农业也没有自己的任何积累。

    在三年自然灾害的岁月里，许多中国农民饿死的根本原因是地方官僚主义造假虚报产量造成的。当时国家政策是：地方自己报告自己的实际产量，给农民留下足够的口粮后，其余的统统上缴。国家当时给地方下达的“统购计划”就是根据“地方上报的产量”扣除“农民的口粮”后而制订的（公式A:统购指标==地方上报的产量--农民应得的口粮）。这样农民在上缴完国家指标后留下的实际口粮是（公式B:农民实际的口粮==地方实际的产量--统购指标）。我们把上面两个AB公式进行合并（公式C：农民实际的口粮==农民应得的口粮+（地方实际的产量--地方上报的产量））。在这个公式C里面，如果“地方上报的产量”与“地方实际的产量”一样相等，那么“农民实际的口粮”就等于“农民应得的口粮”（国家不会故意把农民活活饿死的，否则至少会导致没有人种地产粮食了），故此，如果农民得到应得的口粮是不会饿死的。但在实际现实中的“实际上报的产量”都是“远远大于”“地方实际的产量”（为了官僚个人的政绩），这样“农民实际的口粮”就“远远少于”“农民应得的口粮”，有的地方甚至就没有留下口粮，这样就造成一些地方发生饿死人的事情。当时的自然灾害只是外部原因，不是根本原因。因为在自然灾害发生的前一年曾出现过大丰收，因为官僚主义就放弃了收割，这样直接加剧了自然灾害的程度。例如，当时北京的“红星人民公社”就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如实的上报产量、没有弄虚作假，他们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就没有发生一人饿死的情况。所以饿死人事件的罪魁祸首是官僚主义，不是国家政策，更不是自然灾害。

    “单干全面”刚刚开始时，也就是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造成的农业丰收的原因主要是以下五大因素：
   (1)种子革命。1973至1976年，我国南方“籼型杂交水稻”（育种代表为袁隆平）和北方“杂交粳稻”（育种代表为杨振玉）良种相继育成。从七十年代后期开始大面积推广，到八十年代中期大体完成推广，使水稻单产较以前选育的普通良种约增加“20%”。与此同时，小麦、玉米、棉花、油料等其它农作物也都陆续发生了种子革命。如，70年中后期，山东冬小麦产区开始推广山农辐63、烟农15号等良种，小麦单产较以前选育的泰山1号等良种约增加“20%-30%”；玉米开始推广丹玉6号、鲁单33号、鲁单36号、烟单14号、掖单2号等良种，玉米单产较以前选育的烟三6号、群单105号、鲁三9号等良种约增加“20%-40%”等等。这对提高农作物的产量和品质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搞过农业科技的人都知道，一个良种从配育到选育、繁育、推广，顺利的话也要十几年的时间。而要配育推广良种，还需要建立农业科研推广体系，这些体系只有在人民公社时期才存在，现在基本都消失了。  

   （2）化肥革命、农药革命。60年代末70年代处开始，我国各地陆续建成一大批中小型化肥厂、农药厂，使我国1975年的化肥施用量较1965年增长“3.1倍”。1972年中美发表《上海公报》以后，西方允许部分民用产品对华出口，我国又迅速引进了13套大型化肥生产装置，这些装置到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刚好建成投产，迅速增加了每亩化肥的施用量，这在长期以农家肥为主的田地里起到了明显的增产作用，增产幅度一般达“20%-50%”。另外新型高效农药“六六六、敌敌畏”等更是有效的消灭大量害虫，为提高农业产量提供了极大的保障。
   （3）水利革命。水利是农业的命脉。自1958年大规模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开始，各级政府每年利用农闲组织社员（“义务工”）兴修水利，整田改土，修造梯田，大面积垦荒，全国建成大小水库七八万座、塘坝无数，广袤的田野上，人工河道网、田间道路网、沟渠网、防护林网形成，极大地增强了农业灌排能力和防灾抗灾能力，保证了农业的稳产高产。这些现在很难组织完成的、投资无法用数字来衡量的农业基础建设工程。“即使到了今天，仍使我们在这方面不用投入，只来获益”。据央视一台前阶段报道，2007年开始，重庆市拟对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修建的水库进行维修，以弥补30年来在农田水利上的欠账，需拿出300亿资金。这仅仅是一个重庆市针对水库这个单项的维修资金，若将全国范围内修建的水库、塘坝、人工河、沟渠、梯田、农路网、标准农田等用资金来衡量，那将是个天文数字。所以没有“毛主席时代、人民公社时期”的人民群众义务奉献、付出巨大代价打下这些农业基础，也就没有今天的农业丰收，这就是“前人栽树、后人摘桃”。
    （4）农业机械的大量投入。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简明教程》（1985年）记载，1975年我国农业现代化装备水平进一步大大提高，拖拉机和手扶拖拉机的产量分别是1965年的“6.7倍”和“66倍”，排灌动力机械增长“4.9倍”，用电量增长“4.7倍”。按照这一发展趋势，七十年代后期至八十年代初，农业机械的投入量还会增加。农业机械的大量投入，为机械深耕、农业灌溉提供了可能，极大的提高了劳动效率、增加了农业产出量。
    （5）耕作技术革命。由于农田水利系统的形成、生长期短且高产稳产抗倒良种的相继育成推广、农业机械及化肥、农药的大量使用，间作、套种、复种技术得到全面应用和推广，作物复种指数大大提高，从一年一熟实现了两年三熟、一年两熟，大大地提高了农业产出率。
    综上所述，“单干”刚刚开始时产生的农业丰收，是我国“前期”对农业和支农工业大量投入的必然结果。而所有这些“前期投入”都是在“人民公社时代、在毛主席时代、东方红盛时期”，在响应党的“共建社会主义、共建共产主义”的号召下做到的。现在搞市场经济、搞单干，没有人会愿意再付出几十年的精神、物质、青春等巨大的代价搞良种之类的基础科技的研究，没有愿意再“义务出工”去修建大型水利建设等，这样就导致近几十年中国基础科研力量的骤减，一些大型水利设施有减无增等。
    单干路线终结了人民公社，也终结了政社合一的历史，也终结了那些官僚主义们造假的可能。这个时候国家的工业体系早已经建立，工业领域不再直接依靠农业的投资，农业领域也相对拥有了自己积累发展的机会；同时随着科技的进步、良种、化肥、高效农药的大量推广，土地亩产量比以前大幅提高（例如粮食作物比过去增产几乎翻一倍）。这个时候农民群众除去完成国家定额计划外，自己就可以多有一些剩余，也就相对的比以前富裕了、生活条件改善了。所以说单干后农民致富的关键不是搞单干，而是国家上调的计划数额少了、人民公社时期打下的基础开始发挥作用了、现代科技进步了。换句话说，如果人民群众继续走人民公社路线，则生活会比现在更富有。例如，河北的周家庄就是最好的回答（周家庄与其周边同等情况条件的乡镇比）。

    限于当前大部分群众的思想意识的历史局限性、国家法律规范的不确定性、路线强调突出单干性，即使一些单位、个人可以暂时组织起来搞合作化、搞集体化，但是它们因为缺少法律的保证、制度的支持、政策的协调，它们终究不会做大、做强、很难持续下去，所以搞集体化、团队化、合作化的任务，只能由政府来倡导、来牵头、来组织。否则，这个政府就是空头政府、没有实际意义的政府、可有可无的政府、伪人民政府。这就好似一个人的脑袋不是用来思考问题、不是用来解决问题，而只是用来吃饭、喝水一样，那么这个人的脑袋就不能称为真正意义的脑袋，而只能充其量的称为“肉球”。

    总之，合作化运动是人类发展的必然选择，人民公社是人类前进的必然选择，单干是无可争议的毒瘤。如果希望国家的富强、民族的兴旺，走合作化之路、走人民公社之路是不二的归宿，否则一切都是空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