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年前，每次回家总是转车转车再转车，然后披星戴月走那条崎岖的山路。
如今，这条路走得越来越稀了，不仅我，还有我曾经走出去和走不出去的乡邻。
家，对我来说严格意义上是指老家，作为人生特殊的记忆符号，实际上就是在小山村里静静撑着的几间老屋，它们默默守望着我的精神家园。
山区的农村，经常是几里路不见一户人家，不见一个行人，在冬天的山野里，沉寂和萧瑟弥漫着，除了间或几声狗吠，几乎感受不到什么生机。
走在这样的乡村小道上，我知道，我的家乡游离在人们常说的“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之外，不在中央的红头文件里，也不在各种报刊杂志里，而社会学、传播学的学术分析，政策举措，以及描绘的新农村美好蓝图，与这里毫不沾边，甚至没有可能作为一种话语方式，成为这个喧嚣时代的陪衬。
1 出门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南方经济特区的建立，最早吸引内地青壮年作为建筑工人蜂涌而至，接着是珠三角和长三角雨后春笋般冒出的劳动密集型加工企业需要大量廉价的劳动力，我的那些兄弟姐妹们就这样相扶相携地簇拥着胆怯地“出门”了，是的，家乡把打工叫“出门”，或者“出远门”。他们作为一个特殊的群体，是城里侧目的“农民工”，是家里诚惶诚恐的希望。在这个队伍里，有的人甚至无力凑齐足够的路费，他们没有明确的目标，也没有什么技能，有的只是美好的愿望和勤劳的双手。
那些年，谁家有出门打工的，谁家的境况确实有所改善，于是“出门”的年龄开始向两极发展，大到五六十岁小到十五六岁都被打工潮裹挟着去了贴牌工厂，去了建筑工地，去了地铁巷道，去了快餐厅，去了洗头房…..
他们干着城里最脏最累最危险的活，不知道干过了能不能拿到工钱，当然，那些工钱是廉价的，是由着老板赏的。他们建设了别人的家园，却荒芜了自己的村庄。甚至，失去健康，失去自由，失去生命，失去尊严。
每次回家总会听说谁谁被机床砸断了手指,被铁屑扎瞎了眼睛,谁家的姑娘学坏了,在外面不正经。还有谁被雷管炸死了,被楼板砸死了，被大火烧死了。再就是谁家多本分的孩子，却因“出门”偷东西坐了牢。而这后一种情况，也是我在电视新闻里常看到的，每次播报到最后总要补充交待一句：“据调查，犯罪嫌疑人是安徽某地来本市务工人员。”
我家二叔的儿子，也就是我的堂弟，先是在工厂里偷点废铜烂铁，后来偷机器零件，后来偷器材，东窗事发，判了三年刑。急得二叔在家瞎折腾，又是求神问卦，又是请阴阳先生看自家的门向，勘祖坟的风水。为此二叔也专程来找过我，可惜我人微言轻，对上海的警方说不上什么话，终究没能帮上忙。好在当时我妹妹也在上海一家医疗机械厂打工，能够经常买点东西去探视，这才稍稍平复了我的歉疚。那些日子听妹妹说里面的安徽人还真不少哩。我的那个弟弟三年后出狱，在家蛰伏了两年，先在镇上贩鱼，后又收点香菇天麻之类的去南方变卖，终没赚到什么钱。他再次去上海时，承包了一家郊区的煤球厂，很快翻了身，据说现在有上百万的家底了。
应该说绝大多数人，不象我那个弟弟，不象他一开始很急躁，沉不住气小偷小摸地犯了事儿，也不象他后来幸运地发了财。他们只能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地为雇主卖力气。他们清楚，你要人家的钱，人家就要你的命，于是豁出命来干。其实他们的胃口不大，只希望一年能挣个万儿八千的，回家盖房子，娶媳妇，买嫁妆，供孩子上学。
那些出门的女孩子，在语言上适应得很快，基本都能跟随江、浙、沪、粤的当地人说一口俚侬的普通话，她们一段时期晒太阳少了，皮肤变得白皙起来，有的还烫了头发，并染成金黄或玫瑰红的颜色，耳垂上也配了一个发亮的东西，不是耳环就是耳钉，看上去已经和城市接轨了，但遗憾的是，你不能看她们的手，那是一双布满老茧和裂纹的手，清晰证明着长期干的是粗活。她们出门一两年多数放了鸽子，在外自定终身了，很难收回来。这也导致家乡的小伙子人人自危，稍有疏忽忙慢一慢就找不到老婆了。不过男孩子中，也有屌能的，不声不响就带个媳妇回来，湖南四川广西云南哪儿的都有，还有把媳妇和孩子一起带回来的，可谓双喜临门。这些孩子和这些家庭总会招来惊羡的目光，村民们会说，某某家运气好，儿子有本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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