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庄合作与村庄治理
吉家钦
1、一些认识
目前，国内对村庄治理议题的研究很多，其研究介入点与研究视角也各有千秋。学界一般从村庄微观社会入手，并对村庄权力结构与村民自治展开逻辑分析；而在发展领域，我们看到的是更多地拷贝西方发展话语，强调村庄不同人群的参与和赋权，而缺少批判性视角。
不可否认，我国现阶段村庄的基本治理格局是党领导下的村民自治，这是符合中国国情的基层民主实现的最好选择。但是，自改革开放以来，村庄集体职能被慢慢消减，村民自治的基础遭到破坏，比如村庄公共财政缺乏与村庄合作能力不足等因素制约了了村庄的自治水平的提高，同时，随着国家权力从村庄大撤退，国家基层政权不得不通过村民自治组织实现对村庄的有效干预，进一步推动其成为基础政权的延伸，进而弱化其独立性与服务性，致使我国大部分农村的村委会的自治功能处于“瘫痪与半瘫痪”状态。
村民自治从“草根经验”到中央政府的认同与推广，是具有强大的生长潜力与生长空间的。但是，村庄集体职能被消减甚至被瓦解，特别是村庄公共财政与合作能力的不足是村民自治得以真正实现的主要客观局限，因此促进村委会向服务职能的转变，并在此基础上推动村庄合作能力的提高，以回应村庄公共财政缺乏背景下的公共品自我供给以及生产发展的需求，是改善村庄发展与治理环境的主要出口，而其中，村庄公众参与的积极性以及各种能力的提高（也就是赋权）成为决定性因素。
因此，我们认为，目前我国较为理想的村庄治理模式应该是推动建基于村民自治组织--村委会之上的村庄各种正面力量的成长（正面力量的成长以及合作，提高了村庄惩罚能力，抑制了破坏因素的产生），并构建起一个相互支持、相互制约、相互协调的服务性网络。具体到村庄层面的实现形式，就是以村委会为核心，各种社区组织比如村庄发展协会、农民合作社、金融互助小组、文化娱乐组织甚至是村民个人的成长能够得到基层政府以及村委会的有力支持，并围绕村支两委会构造村庄治理与发展主体，并在村庄发展的过程中相互支持、相互制约、相互协调。由此我们不难看出，村庄合作是整个网络建设（发展与治理模式的建立）的核心内容。
2、一个实例
狮山村是遵义市绥阳县管辖的的一个小山村。黔北特别是遵义地区素有“贵州粮仓”之称，可见该地区的农耕水平是很高的，但是村庄在经历多次产业结构调整失败之后，农民依然挣扎在增产不增收的尴尬境地。同时这个有六千人的村庄却有超过一千五百人出外务工，整个村庄显“散架”态势。由此可见，狮山村的现状也是目前我国广大农村的一个现实写照。
在2008年初，我们与狮山村建立了长期的合作关系。我们工作的一个主要内容是通过沟通与教育推动村委会向服务职能转变，同时通过一系列的文化娱乐活动的建设，为村民提供公共交往与互动空间，以拉近干群关系、提高村庄合作能力。在之后的一年多时间里，村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比如通过08年的村庄歌咏比赛、09年的村民运动会以及村干部频繁的下组工作之后，干群关系得到很大程度的改善，村庄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团结氛围。同时村支两委也相继开展一系列的服务工作，比如通过各村民组协调人组织稿件，出版《狮山村报》；组织返乡农民工开展创业生产，支持不同群体集体创业；建立狮山村老年人活动中心，并交由老年人自我管理；在涉及村庄资源分配方面，村支两委更是大胆放权，由各村民组或者利益相关群体自我讨论、自我决定。随着村委会服务型自治职能的回归，社区各种组织比如创业小组、村民组稿件组织小组、老年人协会（老人活动中心）、农民工协会以及村民个人的生长空间得到拓展，并迅速成长起来，共同推动村庄经济的发展与社会的进步。
村庄在初步实现自我服务、自我管理之后，村庄各个利益相关者乐得其所，村民与社区组织可以如愿地做自己认为对的或者想做的事情，而村级组织在放权之后也落得一身轻松。但最近该村却发生了两起自建村以来头一遭遇到的新鲜事儿。
一是二十几个村民到村委会联名要求罢免一名村民组组长，他们认为该村民组长“做事不公平”（主要指资源分配方面）。但据村干部反映，该村民组组长一向为人正直、尽忠尽职。
二是返乡创业的种植小组计划成立蔬菜合作社，但该计划遭到一些村干部的反对，因为村委会已经在2009年初成立了一个村级合作社，因此是“分而治之”，还是“收编整合”？，成为双方交锋的焦点。
在这里，我们不会对以上双方的观点作出孰是孰非的分析与判断，因为我们没有权利作出对一方有利而伤害另外一方的回应，最主要的是我们终于看到了一个大家都想要的结果—村支两委实事求是，在协调的基础上推动双方达成妥协与和解。
从这两宗村庄事件里，我们不难看到这种村治模式的四个特点：1）村委会是一个服务性的村庄组织；2）村庄不同的正面力量（或者中间力量）得到成长；3）不同力量间的相互支持、相互制约；4）协调基础上的妥协与和解是主要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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