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30年中国农业发展的根本出路：
城镇化、补贴化、合作化、市场化
：樊旭兵 董事总经理 单位：北京海桥市场推广有限公司
1949年至2010年60多年来，中国农业走过了初级社、高级社、人民公社、联产承包、乡镇企业、农民工进城、取消农业税、社会主义新农村等若干重要发展阶段。中国农业和中国农民为中国现代化和民族复兴做出了极大的牺牲和奉献。由于有了中国农民的参与和贡献，中国成为了最成功的社会主义试验田、世界工厂、世界最大债权国、全球经济发动机。
2010年至2040年，未来30年中，中国经济是否可以象改革开放30年来一样，继续保持高质量的可持续发展？或者说“增长的极限”在何时到来？将是我们上至国家领导、下至黎民百姓无时无刻不在思考的问题。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我们已经进入一个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未知世界”，“摸着石头过河”的时代已经过去。无论是资本主义典范的“美国帝国金融资本主义模式”，还是中国5000年封建主义典范的“东方儒家帝国封建主义模式”，都已经无法为我们的未来提供历史意义上的借鉴。如果说“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能成为世界范围内的民族主义国家（尤其是第三世界国家）未来发展的一个方向、一条道路、一种模式的话，我认为这将更多地取决于我们未来30年的战略创新和实践，而不仅仅取决于我们过去30年的改革开放。
中国未来30年战略发展的道路选择，是个非常庞大的题目，这里我恐怕还无力去全面阐述。我只想在这里，就中国农业未来30年发展道路的选择，谈一点自己的看法。
中国未来30年，要继续保持高质量的可持续发展，与农业相关的必要条件是：
ü 工业化和城市化继续匹配地协调发展
ü 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逐渐淡化（我们是否一定要、一定能消灭“三大差别”？）
ü 农民收入的大幅度提高
ü 农村小城镇化的顺利进行
基于以上分析，我认为，未来30年中国农业和农村要实现以下四个方面的根本转变：
1、 城镇化
纵观世界各个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无一例外都是在工业化的过程中、或者在完成工业化之后，开始对农业的大规模补贴的。但是，当今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工业化与城市化的进程基本是匹配的，当他们完成了工业化的同时，城市化也基本完成，那时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已经很低。因此，这些国家完全有能力通过工业来“反哺”农业，并将农业补贴作为一项基本国策长期固化和执行下去。有能力的国家（如美国），还可以通过“高效农业”（大农场、高科技、高效率、区域专业化、市场化、政府扶持等），使其农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具有很强的竞争力。
作为世界上拥有最多人口和最多农民的国家，我们的工业化和城市化步调是不完全一致的，我们的城市化大约落后于我们的工业化20年。这主要是由于我们拥有世界上最多的农村人口，而我们的工业化虽然赶上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全球化的黄金时代，但仍然不足以在短短30年内，通过工业化使中国巨大的农村人口全部或大部分转化为城市人口。
目前，中国有大约1.5亿农民工，而且是以青年农民工为主。这些农民工中，除了很少数可以通过自身的努力，上升为中产阶级并在城市长期稳定地生活下去外，大部分农民工到一定年龄后，或者回到农村，或者留在城市但继续过着收入和生活质量较低的边缘人的生活。除了这1.5亿青年农民工，还有他们在农村的父母、妻子和孩子，这些人如果没有这些青年农民工收入或者政府的帮助，也是无法成为城市人的。
随着金融危机的来临和全球经济的再平衡，在可以预见的未来，靠外需拉动的沿海劳动密集性行业（也是目前吸收农民工就业最主要的渠道之一）将无法恢复或继续高速成长。而中国大中城市的发展，也无法在短期内吸收那么多的新增农村劳动力。因此，中国的城市化道路注定无法与工业化同步完成，我们的城市化注定也必须选择一条全新的道路。
小城镇化因此将成为中国现代化的必然选择。而农业国的城镇化将是一个全新的课题。
要坚持社会主义制度，中国必须要保持“土地不能私有化”；要保证中国社会的稳定，中国必须要保证中国农民“耕者有其田”；要保证粮食安全，中国必须要保证“18亿亩耕地红线”不被突破。要实现中国的强大，中国必须打造一个强大而有效的内需市场，而内需市场的扩大必须依赖于中产阶级的形成和壮大，而这又离不开“让农民致富”和“三大差别”的逐步缩小和消失。
因此，这样一个中国的小城镇化注定是“带着锁链跳舞”。
中国小城镇化的主要措施和目标：
ü 吸收中国工业化和大中城市无法吸收的剩余农村新增劳动力。
ü 引导农民从自然乡村逐步向重点小城镇转移，同时减少农村宅基地的低效使用。
ü 在小城镇化过程中，逐步引导耕地使用权向种养殖大户和专业户集中。
ü 在小城镇的建设工程中，形成新“小城镇产业”（小城镇开发产业、小城镇房地产业、农产品加工业、新型乡镇企业、小城镇第三产业、小城镇公共服务业、大中城市配套产业、沿海加工业转移产业等）。
ü 逐步建立内生型的小城镇公共财政体系，逐步减少对国家财政扶持的依赖。
另外我们注意到，2000年以来中国人口自然增长率连续多年持续快速下降，2009年已经下降到5‰。而美国的人口自然增长率大约为中国的1.8倍，印度的人口自然增长率大约为中国的3倍。这意味着，如果这个趋势持续下去，美国的高素质劳动力（美国的教育水平世界第一）和印度的低价格较高素质劳动力（印度的教育水平也是很高的）的供给将在大约15至20年后，很大程度上代替目前中国的低价格较高素质劳动力。过去30年促进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关键因素之一“人口红利”的天平，将逐渐向美国和以印度为代表的发展中人口大国（包括巴西、墨西哥等）倾斜。
如果我们不能在未来15至20年的时间内，成功地实现工业化、农业人口城市化和城镇化，随着印度等国基础设施的完善和新增低价劳动力进入全球劳动力市场，“中国制造”的劳动力成本优势就有可能被印度等发展中人口大国所抵消，那时我们面临的国际竞争压力就会比现在要大很多。
因此，小城镇化（城乡统筹发展）是目前中国农业改革的最主要和紧迫的任务。
2、补贴化
农业是几千年来中国的“立国之本”，历朝历代都是政府向农民征收农业税来维持国家的正常运转的。直到2006年，中国才在全国范围内彻底取消了农业税。这是中国综合国力提高的直接表现，也是中国经济现代化的直接成果。
但是，取消农业税不仅仅是一朝取消那么简单的。取消农业税，只是部分地减轻了农民的负担。但是农业税的取消，也带来了农村基层政府正常运转的困难和农村公共产品服务的提供困难。如果没有政府对农业、农村和农民的大力财政支持，三农靠自身的力量是无法持续发展的。
因此，在未来中国要继续坚持和扩大对农业和三农的补贴。对三农的“补贴化”应该成为一项长期的基本国策。
但是，由于中国“人多地少”的基本国情，对农业的补贴不应该照搬欧美模式，而是应该实行“有中国特色的农业补贴政策”。具体来说，包括：
ü 补贴主要目的：1）引导农民向城镇转移；2）大幅度增加农民收入。
ü 补贴的其他目的要服从于这两个主要目的。
ü 将“补贴化”与“城镇化”结合，通过补贴引导城镇化和农产品市场化。
ü 中央补贴和地方配套补贴结合。
ü 国家补贴和农民自筹相结合。
城镇化的最终目的是缩小“三大差别”，形成中国庞大的农村中产阶级和强大有效的内需市场。要实现这个目的，就需要大幅度提高农民收入。
大幅度增加农民收入，可以通过三个方式实现：
1） 大幅度提高农民工工资收入；
2） 大幅度提高农民成为城镇人口后的第二、第三产业收入；
3） 大幅度提高农产品价格和农民从农产品增殖中的分配比例。
对应以上三点，三农补贴应该重点支持的以下三个方面：
1） 要大幅度提高农民工工资收入，需要中国产业升级，并同时加强农民工转岗培训；
2） 要大幅度提高农民城镇人口的第二第三产业收入，需要在城镇化过程中逐步引导并鼓励农民工回乡创业；
3） 要大幅度提高农产品价格和农民从农产品增殖中的分配比例，需要改变目前农产品生产、加工、流通的管理模式，成立国家级农产品营销基金。
2010年，国家三农投入达到8000亿人民币。但涉及上述三个方面的投入只在当前三农总投入中占很少比例。为此，建议国家今后三农投入中，大力加大上述三个方面的投入和补贴，设立相应的三大基金（农民工转岗培训基金、农民工回乡创业基金、农产品营销基金），使上述三个方面的“补贴”制度化、长效化。
3、合作化
农民增加收入的主要来源有几个方面：农民传统农业收入、青年农民工外出打工收入、青年农民工城市再就业收入、青年农民工回乡创业收入、农民从事现代农业收入、农产品营销收入、农产品加工业收入、农民的乡村旅游收入、农村城镇化相关收入、农民在当地企业就业收入、农村集体经济收入分红等。
其中，农民传统农业收入、青年农民工外出打工收入，是目前农民主要收入来源，其他各项收入将成为农民未来收入新的增长点。这其中又可以分为三类：
1） 青年农民工城市再就业收入、青年农民工回乡创业收入、农民在当地企业就业收入
2） 农民从事现代农业收入、农产品加工业收入、农产品营销收入
3） 农民的乡村旅游收入、农村城镇化相关收入、农村集体经济收入分红
要实现第一类收入，农民需要做的主要是提高自身素质，使之适应现代企业的要求或者积累回乡自主创业的经验、项目和资金。
要实现第二类收入，农民有几个选择：农民自己生产自己销售、将农产品卖给贩子、按照农业龙头企业要求订单生产、按照各类农产品营销主体亚欧订单生产（如农技服务中心、农产品研究所、良种场、环保监测站等等）、参与农民合作组织并从中受益。根据调查和国内外的经验，参与农民合作组织无疑是最有益于农民的道路选择。
这是因为：农民合作组织与其他各种方式相比，一是解决了分散的农民直接面对大市场的交易费用问题，二是克服了其他各种类型的营销主体与农民力量不对称所带来的挤占农民利益问题，三是解决了部分国有营销主体体制问题造成的效率低下和腐败问题。只有农民合作组织才真正代表农民利益，同时又能克服上述三个方面的不足。
要实现第二类收入，农民需要做的主要是合作化和参加农民合作组织。
要实现第三类收入，需要发展和壮大农村集体经济，尤其是乡村基层领导班子的能力。通过乡村基层领导班子的组织，积极创办各类新型乡村企业（如乡村旅游企业、乡村基建企业、乡村公共服务企业等等），一方面因地制宜地利用当地的土地资源、自然资源（如旅游资源、文化资源），一方面引进外来资本和人才，一方面吸收本地农民就业，同时通过股份制和现代财务制度，使当地农民可以从新型乡村企业的收入中取得分红。
4、市场化
但是，仅仅只是合作化，并不能完全解决增加农产品收入的全部问题。因为，农民面对的市场是一个充分竞争的残酷的国内和国际大市场。虽然农民合作组织能够最大程度地代表和维护农民利益，但是一方面其他各类组织（如农业龙头企业）的组织化程度更高，营销能力更强，另一方面市场化面对的其他主体（大型农产品批发市场、大型连锁超市、大型农产品加工企业、农产品流通企业和千百万消费者），都是农民合作组织在初级阶段完全无法面对的。
因此，要实现农产品增值，合作化只是基础，市场化才是关键。
要实现农产品市场化，就需要成立国家级农产品营销基金，来统筹规划和引导这个过程。以下是具体的步骤建议：
1） 帮助农民成立以单一农产品为基础的农民合作组织。同一个农民如果同时生产不同的农产品，可以同时选择参加不同的农产品合作组织。这样的农产品合作组织的主要目的就是团结和指导农民以市场化为导向，开展农产品的生产、加工储存、运输和销售。
2） 农民合作组织成立后，随即需要对其进行机构能力建设，并对其主要负责人进行培训。
3） 优质农产品的生产需要根据各地地理条件（土壤、水资源、气候、基础、传统等等）不同，进行区域化和专业化分工，并在此基础上选择有比较优势和适当生产规模的地区，按照市场化的要求进行生产。
4） 在开始生产之前，最好能与销售渠道（如大型连锁超市、大型连锁餐饮公司、大型农产品批发市场等）进行沟通，邀请他们前来考察，并提出订单要求（包括产品质量规格、包装、订货量、配送、价格等），然后根据订单组织生产。这样可以最大程度保证农民利益。
5） 在批量生产和销售的基础上，有条件的农民合作组织应该积极建立自己的农产品加工、包装和储藏设施。要提高农产品的附加值，不仅仅需要提高农产品质量，还需要尽量提高农产品的深加工程度。农民合作组织兴办的农产品加工设施，可以在产地环节就加强农产品的分级和质量控制，避免出现部分会员和部分经销商以次充好，体现优质优价，提高农民的品牌意识；还可以控制农产品的上市节奏，避免短期集中上市造成产品价格和质量的大起大落，以此来而保证农民会员的利益最大化。
6） 然后，需要开展针对消费者和分销渠道的宣传工作。这需要聘请专业化的市场推广公司和公关公司（如海桥市场推广有限公司这样的专业农产品营销公司）来进行。
7） 随着区域化（一般以原产地、若干乡镇或村、县为单位）的单一农产品合作组织的成熟，下一步应该建立跨区域（省内联合或跨省联合）的单一农产品合作组织。跨区域农产品合作组织成熟后，还可以根据提交成立全国性的农产品合作组织。区域化的农产品合作组织主要是帮之当地农民实现农产品市场化和利益最大化，跨区域和全国性农产品合作组织可以帮助农民将优势农产品打入国际市场。但是，农民合作组织自治和政府扶持引导始终是需要时刻牢记的原则。
8） 随着农产品合作组织的跨区域发展、全国化甚至国际化发展，农产品营销的范围和将跨区域甚至跨国发展。专业化市场推广和营销公司的作用也将更加突出。
9） 针对不同类型的农产品，市场营销的策略也不同。水果、畜禽产品、水产品、蔬菜中易于储藏的品种和其他经济作物，可以更多地采取原产地、地理标志、区域母子品牌等方式进行推广；粮食产品部分可以采取上述推广方式，还有部分可以重点放在宣传产品功能价值和创造新的应用需求上面；蔬菜中不易储藏的品种，可以生产基地或原产地为宣传重点，突出其产品的安全、新鲜等特点，可以多品种同时推广。
综上所述，未来中国农业现代化的根本目标是实现全体农民的共同富裕，主要路径为：以城镇化为主线，以补贴化为保证，以合作化为依托，以市场化为手段。
简介：
樊旭兵，北京海桥市场推广公司董事总经理，资深农产品市场营销专家。为挪威三文鱼、加拿大龙虾、野生北极虾、澳洲牛肉、美国牛肉等许多国外农产品协会和政府，在中国市场提供营销推广服务。曾经在农业部工作，担任过世界500强企业中国区销售经理。本人是九三学社会员，北大光华EM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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