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社会主义革命后农业的科学发展
：[美]瓦迪·哈拉比 理查德·莱文斯 著 童珊 译 来源：《国外理论动态》2010年第4期
美共经济委员会委员瓦迪·哈拉比和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人口与世界卫生系教授、古巴哈瓦那生态系统研究所教授理查德·莱文斯近期给本刊发来题为《论社会主义革命后农业的科学发展》的文章，认为社会主义革命后实现农业的科学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这不仅因为农业关系到社会主义的稳定，而且因为资本主义农业的发达对社会主义农业的冲击极其巨大。还指出应注意采用区域发展计划、合作化和生态技术等发展社会主义农业。文章内容如下。
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农业生产
资本主义为利润而非社会需求所驱动（通过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实现个人利益的最大化）。农业领域也不例外。通过片面的科学技术投入，资本主义的农业生产可以获得短期利益，但是这种利润是以损害农业的社会和环境基础为代价的。大部分资本主义农业生产者越来越无法有效地控制自己的生产。偿还债务、高额的地租、不平等的交易（垄断抬高了如燃料、种子、肥料、器械等农业投入的价格，农产品价格却相对较低）等大大削减了农业生产的利润。
在美国，农业产量的提高伴随着对工人和环境的毒害，以及农村地区严重的贫困。即使在产量最高的加利福尼亚和佛罗里达，饥饿与营养不良也随处可见。利润带来的压力一再地危害着农场工人的健康和良性生态环境所必需的一切要素——土地、水、空气、树木，影响到农业系统的方方面面，从细菌、真菌到昆虫、家畜、野生动物…… 利润的压力使得资本主义农业滥用“科学技术”。所以，我们有必要分清社会主义革命后的农业现代化与“现代”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科技投入两者之间的区别和界限。
只要是资本主义统治的地方，资本主义发展中的矛盾和阶段性的经济危机就会使社会、企业和个人陷入贫困，危害农业的社会和环境基础，束缚世界粮食生产，将人类社会置于危险的境地。
社会主义革命后的农业生产
社会主义革命为新的国家及其制度直面现实、步入科学发展提供了可能。在这之前，贫困、无知、无保障的生活、军事威胁和资本主义制度持续的影响等因素，导致在农业生产中采用非科学的方式方法，而这一切，在新的社会主义制度下都可以一一克服。
为了实现跨越式的进步，社会主义在发展中跳过了一些必要阶段，由此遭遇了一系列挫折，造成了时间上和资源上的巨大损失，降低了人民对国家领导的信任。但是，犯错在所难免，正如列宁所说，我们要想避免犯大错，那么使用科学手段必不可少。
资本主义恰恰相反，他们既不敢于面对现实，又不坚持科学的方法。科学方法是一个基本体系，能够对不断发展的社会和自然力量的相互作用进行评价，从而拟定相应的对策。
人民需要粮食！
为什么说社会主义革命后，发展农业生产是我们面临的关键任务？这是因为，一旦人民对粮食的需求得不到满足，就会动摇国家政权。而在目前阶段，粮食是人民的急切所需。
概括性地说，节省时间是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主要力量。经济学的根本问题在于节省时间（马克思主义认识到，时间的质量是衡量时间的一个重要标准，所以，基于人民对质量与数量两方面的考虑，我们应该将时间的质量也计算在内）。如果在农业生产中无法节省时间，也会危及国家安全。
来自资本主义世界的威胁
对于新的社会主义社会来说，最大的危险来自我们采用了资本主义的科学技术和方式方法，而它们的方法从根本上与科学发展相冲突。但考虑到社会主义社会“农业生产力低下”，这在质量上和数量上都意味着浪费时间。低下的农业生产力容易降低社会主义社会的稳定性，无法抵抗来自资本主义的冲击。资本主义世界大量低价产品的侵入对社会主义经济带来的损害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
农业机械化与优越的自然条件为资本主义农业带来了高生产力，使农产品价格更低。但是，这种高生产力的获得还来自滥伐森林、毁坏草地、以生态环境为代价大量使用化学肥料、挤榨土地和水资源、大面积单一种植利润最可观的农作物、使用尚未通过测试的基因品种等，不一而足。
另外，资本主义国家农产品的低价还可能是因为其“过度生产”（生产是为了利润而非满足社会需要），以及对价格和资金的操控。有时候，操控的目的是为了引起不稳定。例如，20世纪80年代里根政府导演了石油价格骤降同时美元贬值的一幕（即1985年的“广场协议”）。
当时，苏联正依赖向资本主义国家出口石油和天然气来获取资金，完成自己的经济计划。由于当时石油和天然气买卖都以美元来交易，“广场协议”造成苏联收入锐减，严重影响到经济和社会的稳定。苏联解体后，石油价格迅速回升，对石油进口大国中国的经济又产生了直接影响（摘自1994年彼德·施韦策著《胜利》一书，本书描写了美国操纵石油价格和美元汇率导致苏联经济的不稳定）。
正如我们在2008年看到的那样，资本家对粮食（如小麦、大豆、大米）的投机行为使得小麦和大米的价格在短短几星期内翻了两倍甚至三倍。这种日常投机行为使得粮食价格远远高于其年均实际价值。
帝国主义的“全球化”措施如世界贸易协定，旨在削弱各国对本土产业包括农业的保护机制。退一步说，即使我们可以采取有效的保护措施来防止不稳定状况的发生，但时间的紧迫性仍然驱动着我们要不断努力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否则，正如马克思在150年前警告的那样，资本主义廉价的商品可能最终会摧毁中国的万里长城。
现实的挑战
现实问题在于，如何在良性的社会生态环境基础上发展农业生产。基于目前社会存在严重的贫困与不平等现象，因此现实的挑战在于如何在社会与生态科学发展机制自动运转起来之前，将生产中社会与个人的利益结合起来，有效地控制和平衡两者利益。
资本主义农业的“中心准则”在于利润最大化，利润的获得以人类环境为代价。在这一准则下，社会和农业生产者对生产本身的兴趣和控制力都被降到了最低程度。农业生产者可能既是工人又是佃户（他们将农田出租，但时常是负债累累的土地所有者）。
在社会主义社会，农业的“中心准则”是满足人类目前和未来的需求。这些需求包括健康、多样化的食物和良性的生态环境。除此之外，还有更深层次的需求。我们需要了解世界，生活中需要乐趣和音乐，需要社会普遍平等，需要表达自我，需要社会安定团结，还需要一个人安静独处的时间。实现这些需求和其他基本的需求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农业生产满足人类的基本需求，农业的科学发展应该与人类其他各种需求协调发展。
农业生产的科学发展要求考虑到生态准则和非剥削生产方式两个方面。比如，生态准则要求多样化而非单一式的利用土地，既要开垦农田，也要保留草地和树林。但是，穷苦的农民承担不起为了邻居的利益而将自己一半的土地用于种植树木或利润不高的作物。因此，资源分配必须在更大的范围内进行。同时，买卖农田、不加规划就随意将农田改作非农业性用途也会破坏生态准则。
资本主义的经验一再证明，农业的科学发展与土地的私人买卖相冲突。土地的利用需要对地域、森林保护、水资源、各种作物对不同劳动的需求等方面进行区域性规划。
非剥削农业生产方式包括合作生产、集体和国家生产。具体采用哪种形式部分取决于现有的生产方式（如家庭生产占主导或大规模生产占主导等）、过去成功的和失败的经验，或者更为概括地说，取决于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包括工业、基础建设（电力、公路、铁路等）、科学和教育。另外，具体的生产组织形式还与地形等因素有关。
在早期阶段，生产组织形式需要考虑到个人与社会两方面的利益，需要进行规划，控制生产。解决问题时要依据实地情况，充分发挥人们的知识水平。每个生产单位都是一个研究中心，人们从中学会怎样收集、分析和比较资料，从而作出明智的决策。
科学发展还需要对以下方面进行系统的规划和组织，如制定农业计划、分配农业资源、交通建设、市场分配，同样，这些都要与社会生态准则相适应。
计划和分配资源依赖于社会和环境信息的收集与迅速传播，依赖于集体和个人对信息进行评价的能力，以及根据各地实际情况对计划进行修订的能力。反过来，实现这些能力也需要科学生产体制的发展，这样，农业生产者就可以依靠科学知识而非生产中积累的个人经验来作出判断。
在规划与农业科学发展相适应的政策时，人口政策是其中最为复杂的基本政策。资本主义制度对人口的控制主要针对工人阶级、被压迫的民族，特别是妇女。在社会主义社会，实施符合人类需求的人口政策从一定程度上来说变得更加容易。社会主义革命完成后，如果农业生产力低下，土地和水资源短缺，那么社会可能会出现人口过剩的情况；几十年后，如果生产力大幅度提高，但相当一部分人口年老退休或身体状况欠佳，那么社会可能出现人口不足的情况。
鉴于上述情况，制定与老龄化相适应、关注人民健康的科学政策可以改善人口过剩或不足的现象。人的一生，既要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也应该在年老时得到社会的支持。人口、医疗、工作等政策可以让我们为社会发展做出贡献，也从社会得到必要的回报。
要想在极度贫穷的社会条件下实现上述计划是非常困难的，有时候甚至是不可能的，比如1917年11月7日苏联成立时面临的情况，或者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时面临的国情。年轻的苏联政府在某些方面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如土地类型的划分和维护、发展农业合作制。然而，贫穷、内战、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制裁、第二次世界大战、无力有效地应对世界快速的变化等等，这一切使得苏联在实现科学发展道路上举步维艰，国力日趋减弱，在资本主义敌对势力的巨大压力下，苏联最终分崩离析。
年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农业的科学发展上同样取得了巨大进步，比如使用生物性方法防治病虫害，实现有机耕作。但是，中国同样面临着来自资本主义世界的敌意——20世纪50年代对朝鲜的制裁和侵略，鼓动中苏关系恶化，在1962年中印战争中支持印度，等等。同时，极度的贫穷也困扰着中国。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的农业生产力和粮食产量远远超过了印度、孟加拉国、非洲、海地等大多数贫穷的资本主义国家和地区，这的确是一大进步。但是，与实现了农业工业化的资本主义国家相比，中国的农业生产水平还是相对落后。中国和其他四个社会主义国家——越南、老挝、朝鲜、古巴的经济非常脆弱，特别是在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时期（古巴的科学发展取得了引人瞩目的成就，这在理查德·莱文斯所著的《古巴怎样走向生态社会》中有阐述）。
今天的中国在制造业方面成绩突出，除在空间探索和某些军工业领域外，中国达到了前苏联未曾达到过的成就。有理由相信，在制造业的广泛领域里，中国已经赶上甚至超过了包括富裕的资本主义国家在内的水平。这些突出的成绩是国家规划、基础设施的大力建设（电力、公路、港口等）、优越的教育体制、对外开放等各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此外，还因为社会主义国家有能力维持社会所需与生产力发展之间的平衡（这就是为什么尽管受到国内政治危机和资本主义世界经济、政治、军事、环境发展的双重影响，社会主义经济仍然没有像资本主义经济一样陷入周期性危机）。
经济社会与此相反，资本主义体制则无法在生产与生产者和消费者的收入及需求之间维持平衡。在面临诸如今天的经济危机时，资本主义生产力与社会需求急剧下降。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直接或间接地给社会主义国家带来了压力，比如苏联，在20世纪30、40年代和70、80年代都遭遇过这种压力，毫无疑问，在未来的日子里，中国也会遭遇同样的状况（目前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远未结束，还会带来接连的冲击）。
农业合作社的潜在重要性
从土地个人所有过渡到国家支持的农业合作制是实现农业科学性发展的重要一步。苏联在这方面的理论经验（非实际经验）也许可以为我们提供宝贵的启示。
列宁在世时，苏联领导人提出了四个自愿性步骤来实现从个人土地所有到集体合作的跨越。第一步是合作购买，如种子或农业工具。这种集体购买方式降低了价格，节省了时间，实行先购买后支付的模式。第二步是信用合作。第三步为合作出售农产品，对信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第四步为合作生产，最终成为集体劳作。亚历山大·卡亚诺夫《农民合作社理论》一书中记录了世界各地的合作经验，该书1919年首次发行，1927年再版。列宁对卡亚诺夫的工作给予了极大支持。随着新国家生产力的提高，工人对国家和未来更有信心，国有农业可以成为与科学发展相适应、提高农业生产力的有力方式。
科学发展需要共产主义领导者重申关于结束城乡差距的历史性承诺，城乡对立在日益衰落的资本主义社会被推向了极致。结束城乡对立与我们另一个历史性的承诺相辅相成——结束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对立。农业的科学发展可以让各个年龄段的城市居民乐意到农村生活，为农业生产中的重复性劳动与创造性劳动两者都做出贡献，不仅学习经验，也传播经验。
[童珊：华东政法大学外语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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