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学共富村
包产到户“后悔药”吃得越早越好
贺普霄
错误和挫折教训了我们，使我们变得比较聪明起来了，我们的事情就办得好一些，任何政党，任何个人，错误总是难免的，我们要求犯得少一点。犯了错误则要求改正，改正得越迅速，越彻底越好。
——毛泽东
包产到户，人心涣散；
各自为政，散沙一盘；
两极分化，那是必然；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
亡羊补牢，还来得及。
在全国那些有名的共富村中，有的是合作化后一直坚持集体化道路，不管来自“左”的，还是右的方面的干扰，特别是“一刀切”包产到户的压力都不信邪、不动摇、不折腾，才有了毛主席在水调歌头《游泳》中所说的“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今日得宽余”的农村都市。如华西、刘庄、兴十四村、周家庄人民公社等。有的是顶不住违背中央“宜统则统，宜分则分”文件精神，在搞“一刀切”包产到户的重圧下——以搞不搞包产到户和个人承包为“标志”来体现这个单位搞不搞改革，并在“国营不如集体，集体不如个人”胡言乱语和“不管黑猫白猫，只要抓住老鼠就是好猫”的迷魂阵诱惑下，梦想包产到户后能过上好日子，使绝大多数农村干部和社员，抱着听党的话无可奈何而违心地将集体的土地包产到户、企业承包给个人。如南街村、北徐庄等就是这样。
大字报逼王宏斌开“遵义会议”吃“后悔药”
南街村不仅将土地包产到户，也将大队两个集体企业砖瓦厂和面粉厂也承包给村上两个“能人”后，他们采取杀鸡取蛋的办法来赚钱，不向国家交利税、不向队上交承包金、也不向社员付劳动报酬，将钱都装进自己的腰包成了富翁，还在砖瓦厂发生了“一死三伤”的事故。小块分散的土地无法使用农业机械，有的人认为种地划不来就去做小本生意将地也荒了，产量由大队亩产千斤以上仅两三年时间就骤降到五百来斤；社员眼睁睁地看着自己辛辛苦苦集资办的企业赚的钱社员得不到却装进了别人的口袋，村上的贫富差别已经开始拉开……这种景况终于让社员沉不住气了，便向省上、县上告党支部和王宏斌的状，将大字报贴在村上、县上，群众当面议论、背后指责王宏斌和党支部……如果社员只向上边告状，上级领导不找他们，或者将其向后拖一拖，他们也不知道。但大字报这个革命的武器和群众的议论、指责，一下子就面对面地把问题摆在桌面上，总不能听而不闻，视而不见吧！面对这种景况，党支部书记王宏斌同志和南街村党支部一班人不仅也看在眼里、记在心上，而且自己就生活在这个环境中也深有体会。依笔者看，当时他们心里也窝着火。因为这是按上级意图办的，他们当时也并不乐意这样干。但他们没有埋怨社员，也没有追究大字报是否合法，更没有把问题向上推。首先考虑的是大字报和群众告状的内容，在自己身上找问题。只要群众说的有理，不管用什么方式都行；这是群众对党支部的信任，希望党支部能挺起腰杆带领大家共同致富，并不是出于个人的恩恩怨怨，也不是想将事情弄坏；说到底，不就是大字报把问题公开化了嘛！公开化了也好，这就逼着党支部尽快想办法，群众也都在想办法。这是很难得的发运群众集思广益的好机会、好办法。要不是群众自己起来了，还真的想不出好办法把大家能发动起来推翻包产到户。如果在搞包产到户时能像这样发动群众充分讨论，就会按“宜统则统”而不可能匆匆忙忙搞包产到户，就不会出现现在这样让人伤心悲痛，想哭都没有眼泪的悲剧。他们把两个工厂承包后群众的意见概括为三句话：承包让群众受了骗，承包者赚了钱，党支部落了懒。1984年春节见过，党支部立即开会研究决定，首先以他们违反承包合同收回两个队办企业由集体来办；将社员承包的土地，根据村办企业的发展为社员打造就业平台安排劳力的情况，采取由个人申请、村委会研究审批的办法逐步收回集体耕种。这次党支部的会议可称得上在两条道路斗争中“南街村的遵义会议”——从此南街村的发展像长征路上的遵义会议后一样，重新高举起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回到坚定不移地走公有共富的社会主义道路上来。算得上大字报这革命武器的一大功劳。从而出现了新的飞跃：
1984年产值70多万；1985年130多万；1986年320多万；1987年730多万；1988年1 400多万；1989年2 100多万；1990年4 100多万；1991年1.01亿；1992年2.1亿；1993年4.2亿；1994年突破8亿；1999年达到14.2亿。15年增长2 000多倍。到上世纪末，南街村已发展成以食品加工为龙头的26个企业（其中与日本、德国合资的4个）、一个现代化农场和养殖场。进入本世纪后，经过二次创业，就像胡锦涛同志在纪念110周年时讲的：“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我们都要始终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用毛泽东思想育人，坚定不移地沿着创建共产主义小社区的目标前进。
这就是吃了包产到户“后悔药”后创造的奇迹。充分体现了大字报这种革命武器和信任群众、依靠群众、放手发动群众、让群众自己解放自己及群众监督的作用。社会主义公有制对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的优势和优越性。这样的发展速度，按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河南省委书记李长春的话说：比深圳的速度还速度。
南街村党委在吃“后悔药”后总结出：我们认为，个人承包是一种懒办法，是一种没办法的办法，是体现我们这一级党组织无能的办法。笔者认为这是南街村党委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政党学说，特别是执政党学说创造性的应用和发展。一个农村的基层党组织，连自己村的集体经济都领导不好而让个人承包，那共产党、毛主席领导干革命夺取政权就没有意义了。只能说明这个基层党组织是无能的软、懒、散的班子，那怎能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起到战斗堡垒作用呢？苏联的基层党组织没有说出这样的话，被全面复辟资本主义了；被“一刀切”搞包产到户而到现在还未吃“后悔药”的那些基层党组织也没有说这样的话，现在仍在吃包产到户私有化和两极分化之苦；乡县及其以上的党组织没有说出这样的话，在大卖国企、卖地逼迫工人下岗失业、农民破产中不少人成了资产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看来这些共富村的农民领袖和以他（她）为首的基层党组织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水平，不知要比那些自称他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最有发言权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的人的水平要高多少？这大概是赫鲁晓夫被他的继承者勃列日湼夫赶下台时，在苏共中央决议上写的，赫鲁晓夫同志创造性地发展了的那个马克思列宁主义吧！
老天逼徐德全“学南街精神，创北徐伟业”
北徐庄的党支部书记徐德全搞包产到户后，尽管没有像南街村那样有人告状、写大字报，但老天就像《西游记》里的佛祖给唐僧师徒在取经路上设置的大难一样，来考验集体与个人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是公有的集体好，还是私有的势单力薄好？1987年，当颍河两岸遭受了几十年不遇的大旱面前，北徐庄人眼睁睁地看着大队集体修建的47眼机井，在包产到户后因个人无力、无法使用而淤塞废弃，抽不上多少水；被包产到户的小块土地切割成七零八落的水渠又不能把水送到地里，从而导致全村2 400亩秋田中就有2 000亩基本绝收的惨状。这个考验就给徐德全一班人重新敲响并唤起了集体意识。这时的徐德全没有哭，眼里也没有泪水，迫使要为村民共同富裕的徐德全当机立断地卖掉了自己家的两头牛和一台磨面机，凑得3 000多元拿到村上；退伍军人、村长徐奎生把部队发的安家费一分不留地全拿到村上；参加过抗美援朝的老党员徐明勋把准备盖房的25 000块砖拉到井台；全村干部把当年7 000多元的工资全部拿出来。在老党员干部的带动下，村民也和南街村人当年集资办面粉厂一样积极参加集资。原来估计需要17万元的农田水利设施资金，很快就集够了。这就充分地论证了农民渴望重新走集体化道路的心情是多么地强烈和迫切，也充分体现了人常说的“大家拾柴火焰高”——团结就是力量、集体力量的威力。在包产到户农民中确实蕴藏着重新走集体化道路的积极性，只是包产到户的系铃人不解这个铃、也不提倡、不组织罢了，但只要有人发起并积极组织就会爆发出来。从现在农民自发的合作组织已发展到15万多个（《中国剪报》，2007年10月17日）就是证明。如果能像包产到户那样有中央文件指导和新闻媒体的宣传、引导，就是不派工作组，农民的合作组织也会因地制宜、轰轰烈烈地搞起来。北徐庄这17万元，不仅修复了原来的老井和水渠，还新打了12眼新机井并进行了配套。这么一来，集体经济在北徐庄和南街村一样，被“一刀切”切得无可奈何花落去，又在严重的教训中无可奈何花又开了。1989年又一次大旱，周围一些村庄再次遭受严重灾害，但北徐庄却获得了大丰收，重新突现出我们在农业合作化时讲的，这些年来有意忘掉了的，甚至不敢理直气壮提倡的集体经济在抗御自然灾害方面的威力，它与单抢匹马各自为政的个人是无法比拟的。在此基础上，徐德全领导北徐庄向南街村学习办工厂，走有工共富、多业综合发展的道路，并提出了“学南街精神，创北徐伟业”，“学南街精神，走北徐道路”。他的这一行动得到了王宏斌和南街人的大力支持，王宏斌亲笔写下了“志同者道合”的条幅送给北徐庄。在为北徐庄出谋划策的同时，经济上、技术上也给予大力支持。北徐庄也办起了食品厂、面粉厂、砖瓦厂、包装厂等企业，到2000年的产值已达到4.2亿。进入本世纪的第二次创业中，北徐庄要成为以食品加工、饲料加工、生猪养殖、肉类加工为一体的大型集团企业。因此，人们都称北徐庄为“第二个南街村”。去过南街村又去北徐庄的人，看到这两个村的村容村貌、都有毛主席汉白玉雕像、实行的分配原则等都非常相似，因而，就有人非常风趣地说：这北徐庄，就是从南街村“克隆”过来的。
吃与不吃“后悔药”完全不一样
前文提到“江南两大寨”之一的浙江绍兴上旺村，当年与华西被誉为“江南两大寨”。据有关资料介绍，当年上旺甚至比华西还有名气，在全国仅次于大寨。曾有86个国家的元首和领导人踏进过上旺的土地。将近20年时间，每天少则数百人，多则数千上万人从全国各地和世界各大洲源源不断地涌进上旺来参观学习。
解放前的上旺叫上王，是“四周环山一条溪，荒山秃岭无良地，十户人家九户穷，挑脚抬轿做长工。”真够得上名副其实的穷山僻壤了。解放后，翻身做主的上旺人在共产党、毛主席领导下，依靠组织起来的集体力量，从1958年开始，在农民领袖党支部书记王金友带领下，发扬“愚公移山”精神，大打造田夺粮的翻身仗。他们首战“癞头山”，白天送饭到山头，晚上月亮当灯笼，寒冬腊月不停工，连续大战三个冬春，在11座癞头山上开辟了560亩新茶园。紧接着他们又移坟造田，移土造田，改溪造田的同时，还建造了4 座地下水库和11 座高山水库。到1976年共造了150多亩“大寨田”，全村由过去每年吃国家返销粮9.3万斤变成每年给国家上交3～5 万斤，且每年还储存几万斤，到1980年村里储存粮已达68万斤。在狠抓粮食生产的同时，上旺人“以茶为主，全面发展”，先后建起了全县最大的首家自营出口茶厂、规模不小的丝绸厂、纺织厂、羊毛衫厂、砖瓦厂、粮食饲料加工厂、畜牧场等。到1968年村上存款50多万，并开始新村规划，10年建起了20多栋10间一排的二层楼房，分配给社员居住，每家上下两层，楼外还有一间平房可作为仓库。由于集体力量雄厚，社员享受多种福利。村上有中小学、幼儿园托儿所，实行了免费入托、入学，部分免费医疗。从1971年开始，还实行了退休制，无论男女，都可享受一定的退休金。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上旺人没有搞“二次创业，重振上旺”的决策，没有答应与华西提出的联合办一家颇具规模的钢管厂——华西出技术出管理，并提出销售渠道，吴仁宝还派出几位技术人员常驻上旺，扶持上旺创办企业。却在1982年的包产到户风中，将良田、茶园和竹林都分到户，1985年又把住房卖给社员，集体的几家企业也都改姓了。可喜的是村上还留有1 520亩山林为集体所有。除了退休金，村民过去享受的那些福利都没有了，上学、看病都得自己掏腰包了。这就是当年的江南两大寨上旺和华西，从此走上了两条完全不同的道路，最终拉开了无比巨大的差距。现任村党支部书记韩银根自己有一个针织厂，还在外村包了50亩茶山，年收几十万。但他仍认为，村民要想富，还得发展集体经济。（王景和：“ 江南大寨”今与昔，《夕阳红》2008年第12期，第16～17页）尽管党支部书记也认为“村民要想富，还得发展集体经济”，但没有吃“后悔药”，这个集体经济怎能发展起来呢？这说明吃还是不吃“后悔药”是完全不一样呀！
沈浩未能让小岗村吃上“后悔药”
进入本世纪后，驻小岗村的干部来南街村参观学习后留言：“大包干发源地的人员，看到了南街村的变化，为我们提供了发展的模式，使我们的党组织看到了前进的方向。”两年后的2004年11月，在省上给村上新派的党支部书记沈浩带领下的一行13 人中，有村委会主任、会计、妇联主任及当年最早分田按手印的18名发起人中的4人，来到南街村学习，寻求共同富裕的道路。在南街村档案馆，沈浩书记紧紧地握着张天顺副馆长的手并非常感慨地说：“向你们学习，首先把思想武装起来，将农民组织起来，走共同富裕道路。”当年分田搞单干的18个发起人之一，年逾六旬的严宏俊老人深有感触地说：“分那一亩二分地，现在只能管温饱，年轻人都出去打工了，家里的地靠留下的老弱病残人也料理不好，不是荒着，就是廉价卖给了私企老板。村民想干什么也干不成，被自己那一亩二分地束缚住了手脚，迈不开步子呀！”是呀，严宏俊老人说出了全国都在学习的小岗村包产到户后的农村现状，年轻人都出外打工去了，村上留下的就是“703861”部队，人称“战争景象”，怎能建成社会主义新农村？现在妻离子散、背井离乡的农民工已达两三亿；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秘书长李建国2008年8月28日说，目前全国农村的留守儿童约有5 800万。小岗村人这次参观学习了南街村后纷纷表示：“南街之行让我们大开眼界，精神振奋，我们一定要学习南街精神，务实工作，付诸行动。”沈浩书记在档案馆留言薄上欣然写下：“学习南街村，壮大集体经济，走向共同富裕。”
沈浩同志就是为了实践他带领小岗村人学习南街村立下的誓言：向你们学习，首先将思想武装起来，将农民组织起来，走共同富裕道路；学习南街村，壮大集体经济，走向共同富裕；务实工作，付诸行动……他们的誓言就是“医治”包产到户后给改革第一村带来的灾难，可以说是“后悔药”吧！岂知走公有共富的社会主义道路和走包产到户两极分化的私有化道路是党内两种思想、两条道路长期斗争的必然结果。为医治一个小岗村这个人为的创伤，国家和社会各界不知投资了多少钱，还牺牲了一个处级干部，却未见好转，就在于没有对症。这种创伤后遗症是“大权威大夫”在健康人身上要树的全国农村改革“第一例”大手术的“后遗症”，一般大夫不敢，也不能医治的“顽症”。因为这大权威大夫及其的继承人还不承认这是人为的灾难的“后遗症”。因此，解铃还需系铃人！何况沈浩是省上派遣来的领国家工资的处级干部，不是小岗村土生土长的像王宏斌、徐德全那样在各自村有威望、有权威的农民领袖。如果严宏昌能像徐德全那样去南街村参观学习后说那一番话，可能还会起作用而吃“后悔药”。不过，他不是农民领袖而是散伙派。现在竟传出了小岗村领导人的“人不为己，天诛地灭”，那肯定是不会吃“后悔药”的。看来这包产到户的“后悔药”不是谁都能吃的！
包产到户的“后悔药”就是重整旗鼓走恢复发展公有共富的社会主义道路！
吃与不吃包产到户的“后悔药”完全不一样！
包产到户的“后悔药”吃得越早越好！
只有在土生土长的农民领袖带领下才能吃好包产到户“后悔药”！
全国农村普遍要吃包产到户的“后悔药”——解铃还需系铃人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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