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先民自7000年前开始驯化野生蚕和野生稻，并且由此逐渐形成传统农业以来，伟大华夏文明之源远流长，乃在于她的立体化的循环兼业的农业从来都是有机的;奠基于其上的“男耕女织”为标志的兼业化家庭资源的组合投入蕴涵着深刻的农户理性;相应地，聚落而居的乡土社会内涵具有内部化处理外部性问题的村社理性。
这两个东方特色的经济理性，从来是有利于维护生态环境和人类可持续的。
出于对历史真实经验的尊重，我的两个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学习中达到较高国际性程度的博士生2010年翻译出版了《四千年的农夫》——100年前的美国农业学者富兰克林.金博士到中国调研小农村社制经济，不仅认识到中国农民数千年来形成的有机、兼业化的农业，在切实而有效地在养活了世界最大规模人口的同时也最好地维护了资源环境的可持续;而且，他还对比了西方人(借助船坚炮利的殖民化粗暴占有土地)形成的美国大农场才搞了100年就严重地破坏了资源环境的教训。
如今翻阅此书，富兰克林的实地调查和比较研究得出结论，可谓既简单又深刻——百年轮回而已。也因此，这本书在发达国家和在除了我国之外的发展中国家流行了近百年。其实，如果那些指称中国落后美国几十年的书斋农业学者愿意实事求是地做点比较，客观效果本来也很清楚：美国的资本深化的大农业用了29亿亩耕地和数百亿美元政府补贴，才生产3亿多吨粮食;中国用差不多一半的土地(18亿亩耕地中的约15亿亩)和不到一半的补贴生产了5亿多吨粮食。若以单位面积计算农业效率，中国仍然是土地产出率最高的国家。
诚然，事物总是表现为矛盾的两个方面互相不断地走向自己的反面。最近20年间各地盲目追求农业现代化和农村资源资本化近乎荒唐到自断股肱的地步，早就被联合国专家批为邯郸学步;有关部门过于短视地跟风上个世纪苏联“斯大林主义”和美国“福特主义”并驾齐驱的大农业，才导致中国农业单位面积的化学化程度蹿升到世界第一，农业随之也势所必然地成为了整个中国面缘污染最为严重的领域!而随伴着这个激进的农业产业化大潮汹汹而来的，则是食品质量与环境安全等影响稳定大局的社会群体性治安事件愈演愈烈……
于是，我在近年来的各种发声中不断提示：中国自从1990年代一度放弃执政党作为基本制度的三农政策导向而发生了单纯强调农业产业经济的方针问题，不仅有悖于国情而且直接造成了最近20年追求产业化、资本化之中必然导致的农业过度依赖化学化;已经符合逻辑地制造了严重的污染和安全“双重负外部性”!这也是三农问题之所以反反复复地被强调为国家战略的“重中之重”的客观前提……
终于，人们在单纯追求农业GDP的反科学发展的方针政策所带来资源环境大规模被破坏之后，在2007年重新认识到需要强调“生态文明”(见中共十七大政治报告)，在2008年重新确立了在未来2020年要实现的农业发展目标是“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农业(简称“两型农业”，见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文件)”。这些战略和政策调整，体现的应该是“亡羊补牢，犹未为晚”之古训。
而在这种国家宏观战略全面反思和农业方针政策出现重大调整的关键时期，蒋高明这本书的出版，就显得恰逢其时。
不过，蒋高明这本书可不仅仅是为了证明2007年执政党强调“生态文明”和2008年强调“两型农业”的正确性;而是心无旁骛地开展6年科学实验的结晶。也就是说，在国家领导人高瞻远瞩之前，坚持实事求是这个基本原则的科学家就已经先期开展脚踏实地的试验了。中央政府的英明决策，大体上与“引无数英雄竞折腰”的民间努力交相辉映。
与之呼应的另类民间努力是，此前的2003年，我们在河北省定州市翟城村创办了乡建学院，随即开展的新乡村建设多种活动中，“生态农业和环保农村”算是个本源于基本国情和乡村实践的指导思想。当年培训和发动农民组建了多个有机生产者合作社。在乡建学院的立体循环有机农业初步成型之后的2005年，尽管那时候我还不认识蒋高明，但就在他酝酿着要回家乡开展科学实验的同一时期，我们强调新乡村建设要借助国际社会广泛认可的“公平贸易”理念，在城市开展市民消费者的有机消费合作社建设，通过市民分担有机农业的机会风险来带动农民有机生产者合作社的产品在城市销售;以此促进城乡统筹……
2007年4月我们从河北翟城村的立体循环农业试验基地撤出，同一年恰是蒋高明回到家乡农村开展有机农业试验;真可谓前赴后继，交相呼应!也许是由于从事类似的、相对于全球发展主义主流而言显得比较超前的试验，遭遇到不少相似的困境，于是，我们在2008-09年进一步拓展北京市海淀区产学研基地的市民农业项目中走到一起……
蒋高明认为，现代农业科技采取的是与大自然对抗的办法，不从造成粮食安全的源头开始治理，盲目学美国，让少数人养活多数人，长期下去是很危险的。
我非常尊重这个在理念上不约而同、实际上却是在不知不觉中跟我们走到一起的科学家，更看重他在家乡农村的科学试验;因为，这对我们开展的在地化的社会科学试验具有很好的互补性。自然科学家的试验，得出的显然是一种“只要沿着同样的技术路线就能够重复得出”、更为清晰可见的科学成果。那么，从方法论的科学性上看，他在20亩贫瘠土地上的有机种植尽管面积不大，但比起社会科学工的研究，不仅是更具有普遍意义的，也是更具有学习和推广价值的。
为了检验有机农业对土地内在具有的生态修复作用，蒋高明租用的实验地是村里的低产田，曾经是建筑垃圾的堆放地，土层只有20厘米，下面是碎石。在这种土地上，蒋高明坚持“六不用”：不用化肥、农药、除草剂、添加剂、农膜和转基因技术。靠农家肥提高土壤有机质来获得高产。开始试验的2008年，小麦和玉米两季加起来才收1000来斤，第二年也如此。到了2011年，小麦亩产 900斤，玉米1100斤，比周围农田亩产多一倍。
人们通过这个在地化的科学实验可以认识到：有机种植可以使低产田变成高产的“吨粮田”。
有机农业几乎实现粮食产量成倍增加的科学成果，客观上消除了有关部门以有机农业降低产量而拒绝予以政策支持的借口。
同时，这个实验在农业成本上的节约更值得关注。根据蒋高明的计算，山东一带种植6种作物，实际需要打23遍农药，人工成本加农药费每亩为445元。而采用物理+生物方法，算上电费、人工费和工具费用，合计每亩为58元。亦即，生态防虫的成本只有农药防虫成本的13%。
蒋高明坦然承认，有机农业需要投入更多的精力，精耕细作，产量才能高，这样生产出来的粮食，价格上如果与普通粮食价格完全一样，农民就只会留给自己吃;要想进入市场，价格应该有差别;有机粮食价格增加到4-5元1公斤的时候，亩均土地收益将提高到3000元左右。这样，多数农民会愿意改为有机生产。
如此看来，社会上很多不搞科学实验的批评者关于有机农业产量低、成本高的说法都被蒋高明的科学实验所“证伪”。
进一步看国家宏观投入政策对生态农业的支持，则道调整的方向也很清楚：政府只需把“第十二个五年计划”治理污染费用的三分之一、大约相当于国家自从开展新农村建设以来每年平均三农投入的一万亿，用于在中低产田改造中主要支持生态农业，同步开展符合“两型农业”要求的立体循环经济建设;而对生态农业而言，只需要使用一半左右的化肥，农药使用更可以大幅度减少。这样，足以保证中国粮食生产在不再成为最大污染源的前提下增加30%以上的总产量。此外，只要维持住每年5亿吨粮食产出，就可以减少转基因食品进口，实现食品安全与降低国家粮食风险的双重正外部性。
如此一举多得、利国利民的政策调整，政府何乐而不为?这，也许是蒋高明们百思不得其解的。
十多年前，在中央政府刚刚接受三农问题为“重中之重”的时候，我曾经发表文章“市场失灵加政府失灵：三农问题面临双重困境”。那标题本身就很清楚地把问题的实质点到为止地提示出来了。后来学习中共十七大政治报告，看到执政党明确指出了“利益结构多元化”的制约作用，也就意味着明确指出了不同部门与利益集团之间客观存在某些利益相关性，已经成为国家政策从制定到执行的内在机制。据此再看当年这标题，似乎仍然适用于解释政府“何乐而不为也”……
蒋高明的实验农场取名弘毅，语出曾子“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之意。中国的蒋高明们，仍然任重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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