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我国农药的平均施用量13.4千克/公顷/年, 其中有60%至70%残留在土壤中;2008年我国农药总产量173万吨,平均每亩施加1.92斤农药。1990年农药施用总量约为70万吨,20年后的今天,这个数字已经变成了170多万吨。我们的农田充满了各种“杀机”——杀虫剂、除草剂、杀菌剂等等，生物技术并没有有效控制农药用量，害虫和杂草反而越杀越多。今天，常用农药就多达300多种，大量农药进入生态环境，最终通过食物链进入人体。
除了化肥农药等造成的直接污染外, 工矿企业废水污灌等的间接污染也已经使中国耕地不堪重负。有关方面数据显示,我国只因污水灌溉而遭受污染的耕地达3250万亩。目前全国有70%的江河水系受到污染,其中40%基本丧失了使用功能,流经城市的河流95%受到严重污染。据调查, 全国受污染的耕地约有1.5亿亩,几乎占到了中国耕地总面积的十分之一。为此，有识之士呼吁,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不仅仅是守住其数量,还要守住其健康、洁净之“红线”。
不使用大量的外部资源就成功地保持了土壤肥力和健康。这是一百年前西方农学家发现的中国农业最令人称奇之处。然而时至今日,中国的农业正在工业化之路上被大化肥、大农药、除草剂、添加剂、农膜等裹挟着一路狂奔。
农药化肥等化学合成物质不仅污染了耕地、水等农业之本,还严重威胁到食品安全。农业依赖大量化学物质投入堪称所谓现代农业的突出特点,危害甚多,不可持续。它不仅需要开采大量矿山、石油等,使污染和温室气体排放加剧,大量化学品被投入耕地,造成耕地污染后,不利于植物生长,导致农作物减产甚至绝收。但危害绝不仅于此,耕地污染还严重威胁到食品、粮食安全。绕一个圈子, 耕地中的有毒物质最终要回到人体安营扎寨。因为有毒物质被植物吸收积累后,通过食物链进入人体,并继续在人体内聚集。最终引发各种疾病，如“镉米”就是例子。
图3-5农村中一家极普通的农药商店，里面出售的农药五花八门。
1874年，一个名叫席德勒的德国学生像往常一样走进实验室。不知什么原因，内心烦躁的他竟合成了一种油脂性淡乳白色的粉粒，还有一丝芳香气味。他哪里知道，就是这些小粉粒60多年后被重新发现，并由此而改变了整个世界的害虫防治史。1939年，瑞士某化学公司的缪勒(PaulMuller)博士，偶然发现席德勒合成的化合物具有显著的杀虫性能。他在马铃薯甲虫上试验，取得前所未有的防治效果——杀虫率达100%!这种“神药”全称叫2,2-双(对氯苯基)-1,1,1-三氯乙烷，简称DDT，是拉丁文“二二三”第一个数字的缩写。
DDT在害虫防治方面功不可没，仅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至少帮助5亿人从疟疾中死里逃生。其发现者缪勒博士，也因此荣获1945年诺贝尔化学奖。
二战结束后，DDT作为杀虫剂在世界各地广泛推广，人们看到了有机合成杀虫药剂的巨大潜力。继DDT之后，又相继开发了 “六六六”、“毒杀芬”、“灭蚁灵”等高效有机氯杀虫剂;“敌敌畏”、“辛硫磷”、“乐果”等速效有机磷杀虫剂;“西维因”、“巴丹”、“杀虫脒”等有机氮杀虫剂;“代森锌”、“敌克松”、“灭菌丹”等有机硫灭菌剂;“田安”、“退菌特”等有机砷灭菌剂;“灭多威”等所谓高效低毒氨基甲酸酯类杀虫剂。还有众多的杀螨剂、杀线虫剂、杀鼠剂、除草剂、杀菌剂等等，化学农药几乎覆盖了病虫草害防治的所有领域。
在化学农药问世之初，毫无准备的害虫被杀的“溃不成军”。然而，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害虫对农药进行了顽强的抵抗，产生了强烈的抗药性。1980年，全球报导的抗性昆虫有432种，1989年这一数据更新为589种，其中392种为农业害虫。农药大量使用后，益虫、益鸟、蛙类、蛇类跟着遭殃。生活在农田附近的雉鸡、野鸽、鹌鹑、草原云雀、家雀等大量消失，秃鹫、红尾鹰等大型鸟类也因捕食中毒鸟后，引起二次中毒。目前，全世界已经有三分之二的鸟类繁殖力下降。成蛙因吞食有毒昆虫而中毒身亡，就是小小的蝌蚪也难逃厄运。
农田益虫对农药的反应，往往比害虫更敏感，受到的伤害也更大。同样命运的还有稻田里的蜘蛛，当多次使用化学农药防治稻飞虱后，先消灭的不是飞虱而是飞虱的天敌蜘蛛，因而造成后期稻飞虱暴发。草丛中的野兔、树上的松鼠、水里的鱼虾、土壤中的蚯蚓、花朵旁的蜜蜂、养殖房内的家蚕也都无一逃脱农药的毒手，甚至连远在南极，足不出洲的企鹅也没能躲过DDT的侵害。
农田里大量使用化工原料，化肥，农药、农膜、除草剂、添加剂、转基因技术等，严重打乱了农田生态平衡。化肥使用量从上世纪50年代初到今天升高了一百多倍。施肥方面，长期强调氮、磷、钾等矿质元素，而不重视有机质还田，碳氮比严重失衡，造成土壤板结和土壤酸化，地力下降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对于虫害，过分依赖农药灭杀，连天敌一起杀掉了;害虫不断产生抗药性与人类竞争，人们被迫使用更毒的农药。应用除草剂灭杀杂草，虽可暂时控制草害，但来年杂草又卷土重来，令除草剂用量也高居不下。昔日空气、水、食物等都新鲜的乡村，如今到处充满了杀机。其后果是：害虫杂草越来越多;农民因长期接触农药，患各种疾病尤其癌症的越来越多;食品中农药、除草剂与生长激素残留量越来越高，进而影响了城市人群健康。这些严重的教训，都是人类狂妄自大，打乱生态平衡酿成的苦果。
更另人担忧的是，人们不从生态失衡的源头找原因，而在害虫杂草大量出现后继续采取对抗的做法。将杀虫的Bt基因转移到作物中，使作物细胞成为“农药制药厂”，再配合专门的农药，内外夹击害虫;对于杂草，则采取更致命的草甘膦除草剂，仅保护抗草甘膦的转基因作物，对其它绿色生命统统杀死。进入到生态环境、粮食甚至人体中的草甘膦，其危害是相当大的，但有关部门都避而不谈。
孰不知，转基因是在农田生态平衡打乱后，采取的更雪上加霜的做法。转基因作物种植十年后，美国农田里出现了难以对付的“超级杂草”和“超级害虫”。在转基因作物种植最多的美国，农业区域已发现水系、空气受到转基因成分的规模污染。由于转基因功能失效，农药用量和种地成本剧增，美国农民饱受其害。最近，美国30万农民上诉联邦法庭，抗议转基因巨头侵占了他们种植传统作物的权利，危害了他们赖以生存的农业基础。
当“锄禾日当午”式的传统耕作方式被取代, 农药、化肥、除草剂、添加剂、农膜等成为现代农业的“常规武器”时, 我们的农业生产方式出现了严重问题。工业化农业已经大大动摇了我们的农业之本。我们的食品之源——初级农产品,在农田中已经经受了如此化学化、工业化的“洗礼”, 在食品加工、运输和保存各环节中还在无节制地添加各种化学制剂，甚至非食用的有毒有害工业物质也进入了食品领域。目前这种现象，令人忧虑万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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