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利益，地权什么都不是
在2013年12月26—27日举行的凤凰财经峰会上，香港大学的许成钢说国有土地制度造成了整个市场的基本扭曲，清华大学的秦晖说小产权房合法化是为吃亏人补地价，中国人民大学的温铁军则说讨论土地问题要先回家看看房产证那一栏写的啥，华远地产的任志强更是搬出了毛泽东时代的宪法来说事儿——学界大佬、商界精英纷纷把矛头对准了现行土地制度，大加挞伐。
竞相对于现行土地制度进行指责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儿，这只不过是最近的一次而已。现行土地制度被普遍认为是不合理的、不道德的、极度扭曲的——非但是推高房价的直接原因，而且是盘剥农民利益的制度安排，更是因征地拆迁引发的社会问题、群体事件的罪魁祸首，已经成为阻碍发展的重大制度性障碍。而人们给出的解决办法，与凤凰财经峰会上提出的那样，几乎无一例外指向土地私有。但是，就在这一浪高过一浪的土地私有化的呐喊声中，却有一个不同的声音振聋发聩——贺雪峰教授公开为现行土地制度辩护，他在认真剖析了土地价值的来源之后，得出结论现行土地制度地尽其利、地利共享、涨价归公的很好的制度安排。
我不是学界中人，无力去评判贺雪峰先生批驳周其仁、厉以宁、吴敬琏、华生诸人关于土地言论的是与非。但就我生在农村、长在农村、并长期在农村基层政府工作，既被拆迁过，也亲身参与过多次、多种类型拆迁的经历来讲，我认为贺雪峰先生的论断是正确的——有关地权的争论，除了利益，什么都不是！现在征地拆迁中出现的矛盾与土地制度无关，而是一种争夺土地非农使用的超额收益的博弈，给予农民更大的土地权利，不但根本于事无补，而且会进一步提高农民的要价筹码和心理预期，进而加剧征地矛盾，大幅提高城市化成本，阻滞城市化进程，于中国长远的发展是不利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正如贺雪峰教授所讲，特定区位的土地之所以能够获得远高于其他土地的增值收益，是因为土地的不可移动这一自然属性，以及经济社会的发展，加之国家对于土地非农使用的管制政策。而城市的发展，资源的开采一般采用平铺的方式向外扩展，这就注定在推进过程中无法绕开特定位置。现在频现的钉子户无一不是因为手握这一筹码来才敢于要取更高价格的，一但他的土地能够绕开，这一要价筹码也就随之丧失。
我所在的地区资源丰富，因为煤矿采空区的搬迁安置，矿方、群众和政府进行了多次博弈。在这种博弈中，群众靠上访逼迫政府，政府强压矿方提高补偿标准，矿方则靠拖延等手段来消磨群众的意志，降低其利益诉求。这和清朝末年群众怕官府，官府怕洋人，洋人怕群众非常相象。当这边斗争正激烈的时候，邻村因为同在资源占压区，则闻风展开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建房运动，农民们不惜借高利贷来新盖房子，或者在其原有房屋上加层，多的加至四层、五层。为什么？因为他们预期也将会被拆迁安置。而不管是一比一置换还是现金补偿，他们都将会因此获利。然而，矿方经过核算，认为开采此处资源获得的利润根本不足以补偿拆迁的费用，选择了绕开这一村庄。这时，农民们在高利贷的高昂成本、房屋随意加层的安全隐患的倒逼下，开始频频上访要求拆迁。
我经历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我所在的镇要在镇区兴建一个中心广场，需要征用土地。当其他土地按照正常程序完成征地后，有一块0.4亩土地的承包者成了钉子户，开始漫天要价。如果按照上级文件中我们镇的土地的统一区片价，应该补偿1.44万元，其中的6000元归他个人所有，用以补偿他30年承包期中后15年的土地产量（每亩每年1000元标准），剩余的则归生产队所有。但他却始终拒绝被征用，要价一高再高，最后竟到了50万元补偿款、2块宅基地、2套镇区安置房这种离谱的地步（因为他有两个儿子）。最终镇政府只能无奈的选择绕开这一地块，就造成了广场中心凸现一块玉米地的奇特景观。而在此后不久，这一农民的态度开始软化，要求以当初政府曾经答应的一个最高价格征用。但此时镇政府又认为既然已经形成了这种状况，已经没必要以如此之高的代价去征用他的土地而造成对其他被征地农民的不公，拒绝征用。现在，这位农民大叔已经四处托人开始了一场与当初一再提价相反的活动，通过不断的降低要价来要求政府尽快征用。
或许以上两个例子不足为据，但就算当前爆发矛盾最多、最激烈的城效、城中村的征地拆迁也一样是利益在作怪。我所在的城市推进新区建设时遭遇一个村子的集体抵制，几年之内一直无法解决，形成了一条马路两边城市与乡村截然不同的景观。但是，仅仅是我所在镇的领导到那里上任不久，那里马上拆午一片狼藉。我曾向老领导讨教做拆迁工作的秘诀，曰：“唯利大使尔。”原来之所以不愿拆，是因为他们要争取更高的经济补偿，至少要与先前他们违规建设小产权房所获得的租金收益相当。而上一任书记因为不肯突破政策规定进行赔偿，他去之后得到了市政府的默许大幅提高标准，不但每家每户都有安置房，还分到了门面房，高出了他们的心理预期，然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拆迁。然而，这也并非没有后遗症，与该村相邻的村将会更难拆，他们必然会在此次补偿的基础再次提高要求。
以上三个例子是争论补偿标准的高低，还有一个例子则是争执补偿款的归属。我所在的是一个建制镇，不管是城镇开发还是工业项目，对土地的需求规模较小，征地是零星进行的，村、组为了尽快完成镇政府的配合任务，一般将补偿款全部归农户所有。在2009年焦桐高速公路的拆迁中，遇到一个特殊情况，即一个村民组的土地被征走了80%。此村民组通过召开会议，决定对于征地补偿款作如下使用：首先由村按15%比例提取管理基金（河南省的文件有此条规定，要求用于村内公益事业），再对此地块的承包户按每亩每年1000元标准补足剩余承包期的收益，剩余钱款在全村民组按户藉人口平均分配，并由村里承诺，在下次土地延包时对剩下的土地再次按户藉人口平均。现在的问题是，对征用土地的标准没有异议，却因补偿款如何分配引发了土地被征用户和未被征用户之间的斗争，前者宁可放弃再次延包时的土地承包权也要获得全部补偿款，而后者则强烈要求按照上述方法分配，目前仍在上访。
抛开农民对土地的感情因素不谈，公平来看，目前城郊农民所获得的补偿已经不低，在上面所说的那次拆迁中，获得补偿3—5套房子、3—5间门面房的家庭大有人在，这显然已将其先前违法所建小产权房的出租收益包括在内了。而如果象有些专家所说的实现土地私有，那么伴随农民在所有权基础上要价筹码的增多，土地征用成本将会大幅攀升，农民进城落户的代价必然更为高昂，而政府也将无力再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对于我们即将到来的大规模城市化是极端不利的。更何况，拿经济发展形成的税收来对这极小部分农民的土地进行超额补偿对全国其他农民而言也是一种极大的不公平。而小产权合法也根本无法有效降低房价，本来售价低是因为其不合法，一但能够合法正常上市交易，将会迅速向现行商品房价格靠拢，根本不可能起到拉低房价的作用。所以，某些专家学者站在道德高地上呼吁的为农民争取更大权利的所谓土地私有化、小产权房合法化等不可能是包治百病的良药，反而可能是加剧矛盾的催化剂，甚至无法避开通过为土地私有鸣锣开道，以为资本掠夺农民制造舆论的嫌疑。
由上述可知，土地制度确实非常复杂，牵涉到方方面面，而现行土地制度也确实存在较多的弊端。但是，仅就目前的问题和争论而言，集中体现为政府从农民手里低价征地而通过招拍挂的形式高价出售，获取了土地非农使用的超额收益，但这都可以归结为利益之争，并非什么道德、法理之争。所以，问题在于在找到一种更好的土地非农使用的利益分享机制，绝非简单的大幅提高补偿价格、土地私有化、小产权房合法化之类的办法就能一举解决的，那只不过是一厢情愿，很可能要犯简单主义、理想主义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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