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市化应告别激进
——《城市化的中国道路》自序
贺雪峰
一、
城市化，简单说就是农村人口进入城市并融入城市，农村人口减少而城市人口增加的过程。城市化是现代化的必然结果，也是现代化的主要内容。从欧州开始的现代化带来了全世界高度的城市化。目前全球人口中，有超过一半生活在城市，欧美日发达国家的城市化率更是高达80%左右。
从城市化的效果来看，欧美日国家的城市化，可谓又好又快，即不仅有很高的城市化率，而且进城人口可以在城市体面安居，即使失业也有国家提供的保障。欧美日以外的广大亚非拉国家，无论城市化率高或低，进城人口都有一个极大比例无法在城市体面安居，国家也无能力为他们提供充分的保障，表现出来的就是触目惊心的城市贫民窟。
欧美日与亚非拉国家的城市化效果之所以会形成如此整齐鲜明的对比，根本的方面不是制度安排，而是经济发展阶段及其在国际经济格局中所处的位置。欧美日是老牌的发达国家，人均GDP远高于亚非拉国家，产业也集中在高附加值部分，因此，欧美日国家能为进城人口提供大量高收入、有保障的就业机会，少数进城失败者，国家也有能力进行救济。而亚非拉发展中国家，产业附加值低，城市只有有限高收入就业机会，大量进城人口无法获得可以在城市体面安居下来的就业与收入条件。因此，在广大的亚非拉发展中国家，进城却无法获得稳定就业与较高收入的人口就无法在城市体面安居，就出现了触目惊人的贫民窟。
这样一种只与经济发展水平、发展阶段有关，而与制度和政策选择无关的城市化效果，几乎是一条铁律。
二、
中国的情况有所不同。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产业集中在低附加值的加工制造业，人均GDP也远低于发达国家的水平，中国却在城市外观上与一般发展中国家差异极大，而与发达国家有得一比，即所谓中国“城市像欧洲”，且中国城市中并无发展中国家都有的大规模贫民窟。中国的城市化走出了一条与一般国家极为不同的道路。
与一般国家城市化不同的道路，即城市化的中国道路，其秘密恰在于中国独特的政策与制度安排，其中尤其重要的有三个基本制度，一是小农经济，二是土地制度，三是城乡二元结构。当前以家庭承包为基础的小农经济制度安排保证了进城失败农民仍然可以选择返乡;土地制度安排保证了建设用地“涨价归公”;而城乡二元结构也已由过去的剥削性结构变成了保护性结构。理解这三个基本制度，就可以理解中国城市化与一般国家城市化相当不同的原因。
至少从目前来看，中国式城市化道路具有极大的优越性，因为中国城市化为进城失败农民留下了返乡的权利。当农民进城失败而不得不落入到贫民窟时，他们可以选择返乡。相对于贫民窟中毫无希望的生活，农村家乡不仅足以解决温饱，有吃有住，而且有熟人社会的支持网络。或者说，相对于贫民窟生活，返乡是不错的选择。正是农民可以返乡，中国城市没有出现一般发展中国家都有的大规模贫民窟。
媒体乃至学界习惯于将中国城市化与欧美日等发达国家相比，其实，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更应比较的对象是亚非拉国家，尤其是人口规模与中国接近的印度。在城市化方面，中国要比印度成功得多，甚至比任何一个发展中国家都成功，原因恰是广受批评的中国独特的制度。普遍的观点是，中国要向欧美日学习，与欧美日不同的制度就不是好制度。
但是，我们也许可以反过来看，中国在城市化方面取得的成就远好于一般发展中国家，其中原因可能正是受惠于中国独特的制度，中国独特的制度并非中国城市化和现代化的负担与累赘，而是制度红利。正是这些广被诟病的制度为中国提供了现代化的稳定器，为利益调整提供了弹性空间，为国家政策提供了优选可能。若我们可以真正进入中国国情，真正做深入的国际比较，我们应当不难得出这个制度红利的结论来。
与一般认识不同，我认为，中国未来30年城市化和现代化战略，必须充分关照国情，充分利用制度红利。中国应当同时驱动传统农业、加工制造业和现代科技的三个轮子来推进中国现代化，也即本书所说“三轮驱动的中国现代化道路”。
当前关于中国城市化道路的选择上，不仅媒体和学界存在误读，而且政策部门的认识也存在误区。当前国家似乎正将中国城市化和现代化中的成功经验弃之不顾，正将产生中国奇迹的制度红利弃之不顾，而盲目学习欧美日的经验，这种学习缺少时空限定，越来越被概念甚至意识形态话语所遮蔽。我们开始忘记了城市化的中国道路是中国成功的基础及未来发展的条件。
三、
城市化的中国道路其实也是现代化的中国道路，这是一个发展经济学的命题。发展经济学研究发展中国家如何实现现代化的问题，问题是，20世纪以来的一百多年，发展中国家真正实现了现代化的，除冷战背景下面“四小龙”的成功崛起以外，鲜有成功的先例。中国是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中国自20世纪以来，尤其是1949年以来，一直在努力进行现代化的建设，进入21世纪，中国越来越接近实现现代化的梦想了。这个时候来总结中国城市化和现代化的经验教训，来思考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就不只是可以丰富发展经济学、丰富现代化理论，而且可以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指明方向。
本书拟讨论中国的城市化问题，以提出中国式城市化与现代化道路及其建议。第一章与第二章会一般性地讨论中国城市化的模式、基础和可以选择的道路，第三章力图回答关于中国式城市化的若干“为什么”，第四章重点分析了中国城市化需要警惕的一些激进观点和政策，第五章试图提出认识中国城市化和现代化模式的中层理论，第六章是我近年来发表的自以为还不过时的调查评论文章，第七章则是对十八届三中全会涉农条款的解读。
希望本书有助于学界与政策部门在发展战略上更加深入地讨论中国城市化与现代化道路。没有发展战略的清醒，没有道路上的清晰，中国城市化和现代化就容易误入歧途。
让人忧虑的是，目前中国城市化道路似乎正被误导，正在误入歧途中。
是为序。
2014年3月12日上午
《城市化的中国道路》后记
还是在刚上大学第二年的1988年，因为读了费孝通先生的著作，而写“中国现代化的小城镇途径”，以为通过发展小城镇，就可以获得现代化所需的规模经济，同时保留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田园牧歌生活。这种认识中，城乡关系是一体的。
此后对城市化的认识要比读大学时深入。田园牧歌式的城市化看来不可能成为中国现代化的选择。那么，城乡之间是什么关系呢?2002年在写《新乡土中国》一书结语时，我提出了乡村建设的三重意义定位，其中第一重是：“在中国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在从传统走向现代社会的过程中，农村能否充当劳动力的蓄水池和社会的稳定器，对现代化建设的成败将具有决定性意义”，“如何才能让农村成为中国现代化的稳定器和蓄水池?乡村治理研究和乡村建设运动的第一重意义即在于此”。这种认识中，城乡关系是互补的。
2003年，我系统发挥“农村是中国现代化的稳定器与蓄水池”的观点，写了6万字的长文“中国农村发展的中长期前景及目前的对策”，写的是农村，关注的是城市。
此后直至今天，我一直从事农村调查，讨论的问题也大都是农村的，但是，一直以来的关注点却是城市，却是现代化。一方面，不理解城市化，不理解工业化和现代化，就无法理解农村、农业和农民，另一方面，农民进城、资本下乡，城乡之间联系越来越密切了，研究农村的同时也会更加深入和深刻地认识城市、认识中国特殊国情，包括中国独特的制度安排。
正是长期从事农村调研，形成了我对中国城市化与现代化的与主流认识差异颇大的观点。从城乡互补的角度看城市化道路，当前政策中强调的“四化同步”就实在值得商榷。在我看来，未来30年，中国现代化应当是三轮驱动的，即同时调动三方面积极性，在三方面下功夫，这三个方面即传统农业、加工制造业和科技进步，这三者之间不是相互替代的关系，而是相互补充的关系。
深入到对中国广大农村的理解中，真正进入到中国国情脉络，有了城乡互补的认识，再来看中国城市化道路，就不会情绪化，就会比较自信。基于这样的认识，最近几年，我尤其在土地制度方面下了点功夫，写了一些文章，出了两本书。
及止2013年底，感觉自己对中国城市化与现代化道路有了一个比较系统的认识，遂决定写一本专门的书，以求教于学界和政策部门，而在2013年9月草成本书。
这本关于中国城市化道路的书，虽然是讨论城市化与现代化的战略，其底蕴却仍然是农村研究。王绍光教授说“不了解中国的农村与农民，就没有资格谈中国的城镇化”，信哉斯言。
本书的写作和出版得到了很多人的帮助。
本书出版有一定偶然性。2013年7月，有出版社拟将我所写与城市化有关文章结集出版。之前写过城市化的一些论文和调查报告，有一些想法，但很不系统。因此决定写一个比较系统的文字来表述一直以来在中国城市化和现代化问题上的思考，因此有了本书五章的内容。第六章是之前所写部分相关文字。第七章则是学习十八届三中全会涉农条款的体会，正好通过解读十八届三中全会，可以系统地表述我对农村的认识，又正是这样一种对农村的认识，使我有了对中国城市化的独特理解。
书稿写成后，东方出版社的李治华先生希望能由东方出版社来出。2013年治华编辑出版拙著《地权的逻辑II》，精雕细刻，十分专业，现在相邀，盛情难却，就只好再次烦扰东方出版社了。
本书成稿后曾向一些师友请教，陈锡文、温铁军、王绍光、郑永年、汪晖等我一直敬重的师友还为本书写了推荐语，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当然还要感谢一直与我共同奋斗的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的师生。中心已经成立10年，未来的奋斗还要继续!
最后还要感谢我的妻子和儿子。
怀念故去多年的父母。
贺雪峰
2014年3月12日下午
于华中科技大学东七楼附五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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