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发生万亩超级稻两优0293严重减产绝收事故继续发酵，安徽省官员质疑涉嫌虚假误导宣传下“逐客令”，隆平高科老板声称水稻减产是极端天气造成，远在北京的农业部官员赶忙择清不是他们认定的“超级稻”，只有受灾农民呼天抢地何以为生?板子该打在谁的屁股上呢?听我来说说“超级稻”的来龙去脉供大家讨论参考。)
什么是“超级稻”?农业部品种管理部门已经审定的水稻品种，科技教育司再组织几位专家从中挑选出某些品种重新给命名为“超级稻”，以此申报一个国家项目，再为袁隆平搭建“卫星”升天平台，轻而易举地获取巨额科研经费。“超级稻认定”已经有148个，袁隆平放“卫星”也由亩产700公斤、800公斤、900公斤、1 000公斤，眼看就要大跃进亩产1 500公斤了。炒作概念，浪费钱财，蒙骗国家，忽悠农民，干预水稻育种正确方向和种子市场正常运行，已经到了必须揭露和制止的时候了。
图1 组织几位专家从中再确认某些品种为“超级稻”
一、缘何已审定品种又被重新“命名”
先叙说一段往事：海南省神农大丰种业公司审定的一个名叫神农稻1号品种，根据产量和质量表现，自家在种子的包装袋上标识了“超级稻”字样。这下可惹出大麻烦了!据《海南日报》报道，2006年5月21日农业部发文指出：海南神农大丰种业公司选育的神农稻1号，应限制使用“超级稻”名称。虽然神农稻1号在省区域试验和生产试验均获第一名，产量达到了农业部规定的超级稻标准，但因未报请农业部有关部门验收审批，该品种被限制标识“超级稻”名称。
初览这则报道，很是赞赏农业部规范品种滥贴标签行为。但仔细推敲，不是那么回事!农业部科教司不是“推广”品种，而是“干预”市场。2005年9月农业部办公厅发布《超级稻品种确认办法(试行)》(农办科﹝2005﹞39号文件)规定，“为保证超级稻研究与推广工作的健康发展，避免各地滥用超级稻名称、混淆超级稻的概念，误导农民”，要求凡“冠以‘超级稻’称号的水稻品种，应当经省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审核后报农业部确认”，还要求“组织专家验收，出具百亩示范方产量验收意见。验收专家组须由育种、栽培、推广部门的专家组成，其中农业部推荐专家1～2名，推广部门的专家不少于50%”。2008年7月1日，农业部办公厅正式印发了《超级稻品种确认办法》。
《超级稻品种确认办法》规定：命名“超级稻”必须“百亩方比当地品种产量高，生育期适宜，品质好，抗1～2种病虫害，审定后2年内推广面积5万亩以上”。实际上，该品种通过审定时，除推广面积外上述“指标”已经完全具备了。
农业部科教司限令神农稻1号撤市并报请农业部重新命名。神农大丰公司的老总赶忙承认“确属无意过错”，立即按规定重新向农业部科教司履行“超级稻认定”程序，正式申报给神农稻1号品种命名为“超级稻”。
据农业部资料：农业部科教司于1996年立项启动“中国超级稻育种计划”，截至2012年底止历经16年，中央财政投入超级稻研究与推广经费已达3.4亿元，有108个水稻品种通过认定被命名为“超级稻”，全国推广面积1.21亿亩，每亩增产60公斤以上。“十一五”期间超级稻累计推广面积64 384万亩，占同期水稻种植面积的21%，累计增产稻谷415亿公斤。啊!成绩真突出啊!但科教司资料没有注明，超级稻每亩增产60公斤，有多少是命名前增产的，有多少是命名后增产的，否则就可能理解为，农业科教司就这么给贴上个“超级稻”标签，全国就有415亿公斤稻谷“被增产”出来了!
内行说门道，外行看热闹，信者寥寥，质疑者众。业内人士心照不宣，业外人士如坠五里雾中。
“超级稻”是一个引人注意的噱头，是一个虚拟的浮夸概念，没有任何科学意义和创新价值。科教司命名，媒体炒作，农业界没有人提出异议。你想啊，主管部门主持科技立项，获得增光添彩的政绩;科研人员育成品种被命名“超级稻”，有助于宣传助势报成果;种子企业借“超级稻”之名，增加营销噱头扩大市场份额。“天上掉馅饼”一举三得的好事啊!何乐而不为?
须知，在古来社会流行语义中，“超级”就含有“巨无霸”、“绝无仅有”的意思，今后科研人员育成的水稻该如何命名呢?“超超级稻”还是“顶级稻”?还有继续培育水稻新品种的必要和空间吗?
“超级”作物成为农业领域的时尚用语，这反映出科技管理部门和某些育种人员“品种万能”的思维，忽视了农业生产的复杂性和高产技术的综合性，确切地说，反映了农业科研领域的虚夸与浮躁。水稻品种都被册封为“超级稻”，水稻丰收岂不都要归功于“命名”的功劳?一旦被命名的这些品种在生产上出了问题，是归过于审定部门呢?还是“命名”单位呢?政府自觉不自觉地介入市场的微观层面，干预了种子市场的正常运行。
二、“超级稻认定”托“卫星”步步升高
农业部科教司为“超级稻”立项搭台，袁隆平领衔创“卫星”节节攀高，宣称“超级稻”要实现亩产800公斤、900公斤、1 000公斤甚至1 500公斤的目标。
2011年9月16日，在湖南省隆回县举行的超级稻测产验收仪式上，农业部验收专家组宣布，袁隆平领衔创建的“超级稻”Y两优2号高产田，平均亩产926.6公斤。袁隆平在聚光灯下再一次高调宣称，愿有生之年要让超级稻亩产超过1 000公斤。农业部奖励袁隆平100万元，媒体说他是“感动中国人物”，宣称“高产卫星”为全国粮食十连增做出贡献。
在全国政协会议期间《大生》记者采访袁隆平：“有人说，你的杂交水稻已经突破亩产700公斤和800公斤，但实际产量只有400公斤、500公斤?”袁先生回答：“我所说的亩产700公斤和800公斤，或者说将来的1 500公斤，都是理论上的产量，是示范田的产量。实际亩产并没有那么高，理论产量和实际产量是有差别的，理论只能接近，但不能达到。”
业内人士乍一听甚感错愕，很快便“心知肚明”了。
现实的故事比小说还精彩。就在袁隆平超级稻亩产接近1 000公斤的时候，传来了印度比哈尔邦一位名叫苏曼特·库尔马的农民，2013年创造出水稻每公顷22.4吨(约合每亩1 493公斤)世界纪录的轰动新闻。库尔马一下子成为印度全国的英雄。中国媒体报道后，袁隆平反应快速而激动：“百分之一百二十的假家伙，吹牛皮!”
图2：袁隆平(右)对库尔马(左)水稻创世界纪录表示质疑(报纸图)
2013年4月，袁隆平接受中央电视台专访称，我国第四期超级杂交稻攻关，原定用5到8年培育出亩产1 000公斤以上的超级稻品种，现在要提速了。他已经培育出株高2米的超高秆水稻品种，计划在90岁时实现超级稻亩产1 000公斤。业界人士都“心照不宣”地认为是“完全有可能”的，有人鸣锣，有人搭桥。在他90华诞时放一个(超级稻第四期目标)亩产1 000公斤的“卫星”，理所当然都是为“超级稻”增光添彩的事儿。
2014年10月10日，在湖南省溆浦县横板桥乡红星村的超级稻新组合Y两优900现场测产，宣布百亩连片102.6亩算术平均亩产1 026.7公斤，创下了超级稻新的世界纪录。袁隆平自豪地宣布：“下一个目标：亩产1 340公斤。”(湖南日报，10月11日)刚过去1个月，2014年11月17日，袁隆平在河南农业大学礼堂面对全校师生放言：“水稻产量的潜力还很大，最高每亩可达1 500公斤，我计划2020年前实现，争取三年之内取得突破。”(河南日报，11月18日)袁隆平跨过了原定水稻亩产1 340公斤的目标，宣布直接向亩产1 500公斤迈进了。惊人的脱口秀!博得满堂喝彩。让人迅速回想起“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大跃进年代。
科技界的虚夸浮躁已经到了这个份上，“超级稻认定”和“放卫星”是既定方针容不得半点质疑或反驳了。权力和金钱不仅给官员创造了寻租机会，也会给骗子提供了施展获利的通道。因为袁隆平已经从“人”演绎到“神”了，再这样继续搞下去，“超级稻认定”继续大跃进放卫星，奇迹还会出现，要不了几年，农业部科教司还会让袁先生继续放出千亩甚至万亩水稻超吨粮的世界纪录，甚至还努力造舆论玩噱头设法把那顶诺贝尔桂冠给他戴上呢!
三、“超级稻认定”内幕该公之于众了
“超级稻认定”和“卫星”连连升天不是偶然的。在商业化竞争日益激烈的情况下，急于求成却又不愿付出相应代价而出现的急功近利情绪和价值取向。这样的人群越聚越多，越多越浮，俨然如在社会健康的肌体上长出许多恶性毒瘤。“超级稻认定”和超高产“卫星”遭到科技界和社会人士的广泛质疑。
一是，超级稻高产纪录折算产量时水分是多少?据央视新闻报道：农业部专家验收组按照测产验收规程，18块试验田共107.9亩仅选三个点测产，2号点收502平方米(0.75亩)鲜产920公斤;3号点收599平方米(0.89亩)鲜产1 105公斤;8号点收562平方米(0.84亩)鲜产1 106公斤，按籼稻含水量13.5%折算产量，加权平均折合亩产926.6公斤。建议专家验收组公布收获时的鲜粒含水量，取样2.5公斤烘干后含水量，以及每亩株数、穗数、穗粒数、千粒重。
二是，选取几分地测产怎能代表成百上千亩的产量?国内外农作物高产纪录产量验收规定，一般都是按定制单位实打实收。如以公顷、英亩或亩为单位，或1公顷以上、或1亩以上。在中国，也应该是整方连片的1亩以上或10亩或100亩，实收多大面积就承认多少亩的实际产量。选取2～3分地或7～8分地测产，几分地产量折算1亩甚至100亩的产量，肯定会有较大的误差，缺乏科学说服力，容易留下太多的悬疑。袁先生如果能种出1亩水稻亩产千公斤，严格按科学程序单打单收，再详细介绍管理技术以及产量结构组成，就足以让国人信服了
三是，农民质疑超级稻增产不增收。创水稻高产纪录的隆回县羊古坳村民彭国精直言，创高产有良种还要搭配合理施肥和田间管理。他自己曾划出两三分地不施肥种植Y两优2号，土壤自有肥力仅可获得相当于亩产500公斤的产量，要达到亩产900公斤，必须大量补充施肥。表明超级稻拟达到预期产量，在水、肥和农药上的投入皆高出常规稻，投入产出不很划算。农民更倾向于选择常规稻或普通杂交稻品种。一般情况下，专家产量850公斤的超级稻，农民种植时能收获650公斤就已经很不错了。
“超级稻认定”托起高产“卫星”偏离生产实际。我国1995～2010年水稻亩产年均增幅仅0.63%，2013年全国水稻平均亩产仅为447.8公斤，与1 000公斤“卫星”水平相去甚远。国家投入大量的经费和物力，为什么不安心研究水稻大面积增产?而农业部门和专家热衷于制造浮夸的所谓“超级稻”?热衷于编造在试验田(几十平方米)测出的超级产量?应该认真反省科技导向和揭示“超级稻认定”的目的?
2013年7月召开的全国超级稻攻关会议上，农业部明确提出要求把超级稻小面积高产变成大面积均衡增产上来。我国常年水稻种植面积4.4亿亩左右，其中70%以上是中产田或低产田。要真正把科学家的产量变成农民的产量，试验产量变成常年产量，农业部应实施一个县(或乡)开展“整建制”水稻高产示范方建设，大力普及适用技术，让农民真正从科学技术受益，实现水稻大面积平衡增产。
“超级稻认定”和放“卫星”是一场虚夸浮躁的骗局，已经到了必须揭露和终止的时候了!
附文：李昌金：中国超级稻计划之忧
今天，“安徽万亩隆平超级稻减产绝收，监管单位下逐客令”的消息引爆网络，引起舆论一片哗然。“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院士的超级稻神话第一次受到社会公众的质疑。这一事件是偶发还是必然?关于超级稻我们是不是有意无意忽视或掩盖了一些什么?如果是这样，这个事件会不会引发“多米诺骨牌”效应”?中国的超级稻计划是否有必要检讨一下?
其实，超级稻从它的诞生之日超就受到质疑，只是在中国这样一个喜欢造神的国度里，质疑的声音很难引起重视。笔者就曾对超级稻提出过质疑。2006年，笔者写了一篇拙文――《农技推广之痛》，此文发表在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主办的《三农中国》(2006年第8期)。该文关于“两系杂交稻”和“超级稻”有这样的阐述：“……据称‘两系杂交稻’是国家863计划生物技术领域的攻关项目，是我国在世界上首先研究成功的一种利用水稻杂种优势的新技术。笔者所在县1999年开始推广这种新型杂交水稻，从实际栽培情况看，两系杂交并没有比三系杂交水稻明显的增产优势，因此两系杂交稻也没有取代三系杂交水稻。近年来，由袁隆平院士领导的‘中国超级稻研究计划’，为世人瞩目，国家投入巨资。据媒体报道，这项计划已起得重大突破，一些超级稻组合在示范片亩产达到了800公斤，并称2006年将实现大面积推广种植，以超级稻亩增产150公斤、年种植面积2亿亩计算，未来每年将增加300亿公斤粮食，可多养活7000万人口。对这些媒体的报道，一些长期从事农技推广工作的基层农技员总是心存疑虑：这些超级稻大面积推广能有那么高的产量吗?有人质疑：超级稻的增产机理仍然主要是利用品种间的杂交优势，那么在育种技术尚未取得突破的条件下培育出来的超级稻，能够在以前杂交水稻的基础上实现产量的飞跃吗(分子育种技术仍处于探索阶段)?从水稻生产的实际情况看，近20多年来，尽管在三系杂交水稻之后又推广了许许多多水稻新品种，但不管是两系杂交稻、遗传工程稻、还是太空稻以及现在的超级稻，其产量并没有绝对超过上世纪70年代三系杂水稻发明后培育的第一代杂交组合(如汕优63等)。20多年前由袁隆平等专家培育成功的第一代杂交水稻组合，现在仍然有不少农民选种就是最好的说明。”
笔者的这篇《农技推广之痛》一文在网上有很转载，“中国乡村发现” 笔者文集里也存有http://www.zgxcfx.com/Article/186.html。有兴趣者可搜索阅读全文。
笔者写此文至今已过去近10年了，在这10年时间里，笔者所在县农民的选种依然和过去一样，没有谁专门选超级稻，选了超级稻的产量和其他杂交水稻也没有什么明显不同，这进一步印证笔者文章中阐述的观点。或许有人会说，育种是一个“高科技”的活，一个农校毕业生未必能理解超级稻的增产原理。其实，正所谓“大道至简”， 世界上有很多事情的原理是一样的。更重要的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超级不超级，拿产量来说话，农民是最现实的，好东西不可能不用。
安徽万亩隆平超级稻减产绝收或是一个孤立事件，不能因此否定整个超级稻计划，还有，就算超级稻计划存在一些问题，也难憾袁隆平院士“中国杂交水稻之父”的地位，更不能抹杀其对中国作出的巨大贡献。袁隆平院士永远是我们很多人学习的榜样。只是，我们需要改变造神、迷神的环境，所谓“金无足赤,人无完人”，袁隆平院士取得成功正是他不迷信权威和书本的结果。这个事件可能会引起一系列反应，中国的超级稻计划或需要重新审视和评估。
2015年4月9日，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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