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文化背景隔膜
2.意识形态隔膜
3.公鸡的力量源泉
4.大公鸡 创新理念的高手
5.优生学和转基因
6.转基因 纲举了目张了
7.生物国防动员
共济会是一个不争的存在，虽然有些神神鬼鬼，终究有迹可循、甚至有文字记录可查，却被中国主流界甚至大众拒绝在“意识形态”的层面上正式接受，作为一个实际的因素纳入思考模式。
中国人为何不能直面真相?理解一个现存的事物，为何竟有如此离奇的困难?理解一只公鸡，为什么这么难?这个问题，不是一两个人因利益相关或心理障碍而不肯面对真相的小事，而是现今的一代人、一代主流、多个阶层，特别是有能力读书获得信息、有资格参与决策、有机会影响公众的大批人物，在这里退缩、回避，不肯面对真相的重大问题。
中国学者中，对共济会做了最全面研究的何新，在2013两会上的发言中一开头就这样说：
“由于文化背景和意识形态的隔膜，中国人一直对世界很无知，在许多深层方面，至今仍然并不了解西方。许多中国人不了解世界上有一个有权势人物密集存在的秘密组织叫‘共济会’，以为这只是一个莫须有的魔幻故事和神话”。
何新提出了“文化背景隔膜”和“意识形态隔膜”两个因素。问题提得不够完全，但是提得正确，然而他没有循此进一步分析;在他关于共济会的主要著作中，也没有对此做更多的分析。
我尝试分析一下，虽然在方法上不能做到足够严谨。
在进入分析之前，先提出一个不成熟的假说，共济会与上层建筑有关。共济会是一个广泛的“精英联盟”;上层建筑不是虚拟的而是实在的存在。三百年来经济基础巨变、上层建筑也巨变了;共济会对上层建筑做了动态改造、并有能力在全球范围掌控上层建筑。
简言之，共济会从一开始即具有精英特征，有首创力和行动能力、有革命性也有利益诉求。全球化侵蚀了国家边界，为共济会提供了世界舞台。目前对于共济会还没有制衡的力量。
1. 文化背景隔膜
这个隔膜非常深。基辛格的新书《论中国》中有许多不实之词，但是他对这个中国“隔膜”有理解，很有启发。他引用晚清翰林院大学士倭仁的话：(中国崇尚的)“立国之道，尚礼仪而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而不在技艺”(P.069)。这里所讲是在国家战略层面上的“立国之道”，但是西方文化一直都尚权谋;特别是在殖民主义的400年历史中，处处都是权谋;地缘政治理论就是结构化系统化的宏观的权谋术。但是这些是从不摆到桌面上来的。
中国的战国时代已经过去2000年，“尚权谋”在中国文化中的合法性地位已经淡化、消逝了，权谋一词已经具有贬义，连中性词汇都够不上。尚礼仪，好不好?很好;能不能解决国与国之间的问题?很难。百年来中国遭受了那么多打击，中国现在仍然“不尚权谋”，甚至不能把权谋之术作为治国的学问心平气和地加以讨论。
这就是文化;虽然在永远权斗的政界并非无权谋，但是在民间，对外人尚礼仪、不提防，是非常普遍的文化存在。在中国知识分子中, 公开谈论权谋、思考和建构关于权谋的学问不是很光彩的。指责某人为“阴谋论者”，在中国文化氛围里很有杀伤力。
事实上，在全球化中，后发国家都是无力“尚权谋”的。
分析：认知的局限之一，是以己之腹度他人之心，所谓“镜像”认知模式——处理信息一般的做法是分装、对号、入座，把信息数据插入自己已有的范式框架，然后对形势的走向下判断。
如果自身的理念框架中缺了某一“格”，例如缺了“权谋”这一格，有关信息就会没有地方“归档”而被放弃，“权谋之术”和本题的“共济会”信息，在中国官方、学界和公众面前，总是遭到被放弃的结局。
这关系到一种很深刻的学习困难：克服这个困难，就是对自己的范式框架做升级、扩容，这个过程的本质, 是思想革命。所以对于我们来说，真正理解和把握共济会，需要一定程度的思想革命。
从现有的共济会资料看，共济会是一个“范式革命”先锋。它从来没有遭遇过概念框架上缺“格”这种难题;相反，新的主流概念几乎全都是来自于它。近年来主流思想的每一个新范式，都是由某个共济会主导集团炮制、推出的。例如1972年《增长的极限：罗马俱乐部报告》、人口爆炸论、千禧年前后的“地球变暖说”、永远也达不到的“石油峰值论”，等等。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有某个先知先觉及时地创造出一个新理念、然后立即成为主流正统观念，被主媒最快地推广，统一全球上流社会的观点。
反思我自己的亲身经历，几十年来每一次遭遇这类全新观念，我都惊诧其新观念之新颖、前瞻之深远、理论之精准，我只能完全被动地、紧赶慢赶地追随“前沿思想”、修改自己的思考范式，就这样在无知觉中被纳入了对方的思考轨道：也就是在文化上被改造了。
尚礼仪的文化，在认知模式上比较保守、不屑于图谋“不轨”。而尚权谋的西方文化之“图谋”，就是连续不断的“不轨”——它要不停地改变现状，它的骨子里充满了侵略性、革命性，它的每一个大手笔行动的后果，都具有颠覆性。
可以打个比方，来描绘文化背景的隔膜深度：难道能让水生动物如鱼类理解陆生动物是在空气中、用肺呼吸吗?可“同夏虫语冰”?——所以说，文化背景的隔膜可以是很彻底的：几乎没有交集。
2. 意识形态隔膜
意识形态是政治上的价值判断——正确、或者不正确。几百年来意识形态对立的主线，是资本主义和对资本主义的反抗，两大表现：殖民主义和反殖民主义、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主义。今天占据强势地位的意识形态，仍是殖民主义和资本主义。
共济会的基本理念是：1. 精英统治“合法”，2. 以权谋控制全世界“合法”。精英代表非传统的(世袭)强势团体和利益。
即使在没有发生过社会主义革命的社会里，也有精英治理的对立面、也有向往共富和社会平等的社会基础，在发生过社会主义革命的国家里，更有合法的共富“意识形态”的残迹。
精英统治、权谋控制、一切资源为利益集团所用，这一套理念同各种形式的“共富”意识形态，构成了深刻的对抗。分处于不同社会阶级/阶层的人群、分处于不同历史环境(如美欧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与“后”共产主义国家)下的人群，在意识形态上存在隔膜,是很自然的。我们还有毛主席倡导的“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的传统，渗透在大众的意识形态中，对于搞阴谋诡计很有点不屑一顾，难得有人会去研究阴谋诡计、破解阴谋诡计，因此我们反而非常容易中招。
数百年的殖民和资本主义历史，还送给西方社会一个制度“红利”：上流社会高度结构化、组织化，利益集团完美勾结、座次排定，精英集团的政治治理也即权谋术，炉火纯青，近乎完美;这就是何新下面所说的“不会乱”现象的来由。至于“共济会核心联盟”一说，应该是指1953年成立的彼得伯格俱乐部：
西方为什么执政党和总统换来换去能保持社会不乱?因为西方基本制度中有一个共济会核心联盟的存在。这个核心联盟的高端是家族世袭，极为稳定，有一种贵族王室与银行世家传承千年不变的制度。但是发展中国家没有这个。(2013，何新两会发言)
西方有、但是发展中国家“没有这个”，所以发展中国家无法与西方的体制对垒，无法抗衡，在冲突发生的时候，多半只能挺着挨打。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形成对立的意识形态，有什么可奇怪呢?同理，发展中国家要想对抗西方的根深蒂固、传承千年的体制精髓即共济会，如果没有政治上和意识形态上的革命性突破，没有一个新的道统——即由极少数精英分子掌控全人类不合法、应该由人民大众当家作主——也许是永远不可能实行、不可能成功的。
更直接的意识形态隔膜，来源于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对世界形势的严重误判：官方多年强调，世界形势的主流是“和平与发展”，中国与发达国家之间再次发生对抗被认为不可能。这个误判变成了政治正确、也变成了意识形态，连利益集团和霸权都不能提，精英统治已被接受为“政治正确”了。
中国的主流政治舆论，羡慕甚至景仰西方的精英统治模式、认同这个模式，关上了我们认识权谋世界的一扇窗户，理解和批判利益集团、认识精英权谋和共济会的问题，几乎是无从谈起。既然认同了共济会的精英模式，那么对于共济会现象，中国主流唯一的顺理成章的回应，就是视而不见、充耳不闻;权谋术成了一个“非礼”，我们基本做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行”，对权谋之术一概蔽之以“阴谋论”。
何新说，“不让人知道商业、政治和历史中充满阴谋这本身就是一个阴谋”，是非常贴切的。他还提出，我们对世界有严重的误判：“中国人在走向世界、融入世界的时候，首先应当看清楚这个世界，看清楚面前打交道的真正对手究竟是谁”。搞自我意识形态隔离，是我们自己制造的麻烦。虽然共济会“暗算”中国的事例，事实上多到无计其数，教训足够多，但是破解这个“自我隔离”，可能会比上面说的“思想革命”还要费时费力。
3. 共济会的力量源泉
据说共济会起源于4000年前。这说法像女娲补天一样很难考证。共济会曾经是个秘密组织，现在仍然是藏头露尾。共济会有巨大能量是不用怀疑的。从古代到18世纪，修建宏伟建筑需要组织有序的、数量巨大的人力，需要建筑设计的知识与技术;能修建罗马斗兽场的建筑队伍，显然拥有巨大的行动能力。
马克思描述产业工人时说他们是“有组织有纪律有革命性”——石匠加建筑工人的组织就是这样，再加上一个精英因素。共济会从一开始就具有精英因素、有创新能力、比传统的家庭制度和社会组织更有行动能力。内部有高度认同，成员拥有独占性科学知识、工程技术和管理手段，有能力解决问题(能够改造社会)，而且有纪律、有战斗力。很重要的是，它本身有重大的利益诉求、手中有讨价还价的筹码。当它的能力膨胀到能够呼风唤雨、腾挪乾坤的时候，它会按照自己的愿望把世界改变。
精英集团统治、知识统治、利益集团政治是当代的政治特色，精英集团的问题具有了历史的意义。
1. 公器私用。
2. 没有制约和制衡。
3. 科学技术精英掌握了毁灭性手段。
4. 新精英不断融入共济会建构“上层建筑”。
这些可以说是共济会力量的源泉(可能不完全)。
知识不仅是力量，更是权力。知识分子通过创造知识而获得权力，但这种权力具有公器的性质。如把这样的权力用来谋私利，就是公器私用。公器私用是各种文化都批评的行为，却早已普遍化了。
以上第二点“没有制约和制衡”，即普遍性失衡。意识形态上的制衡即东西对峙终结了;全球化打破了国界，国界的约束很淡了。恩道尔提出(见《目标中国》)，今天是一个新帝国主义、新法西斯时代;全球150家左右顶级跨国公司结成利益卡特尔，与全世界人民为敌。精英的活动舞台是整个地球，而公众的力量却基本上没有舞台。对知识分子和他们的创造出来的花样翻新的“知识”，几乎不存在任何监督和制约，学术批评和科学中的纠错，也差不多都消失了。——微观层面上也是全面失衡。
以上第三点，换个说法就是：技术性的硬约束消失了、有效的制衡还没有形成；是软约束状态。冷兵器和热兵器时代，战争杀人的规模，相对于总人口总是很有限，限于武器手段能够运用到何种境界;相对于人口总量而言，杀戮的规模远不足以毁灭人类;战争的目的也不是屠杀对方人口，而是抢夺资源、甚至抢夺对方人口，因为统治需要人手(人口不足)。这是对精英和霸权的曾经有过的硬约束。
核武器和生物武器突破了人类自相残杀的技术硬约束；化学和制药工业、转基因农业也同样。现在，化学公司把地球生态的容忍极限作为自己扩展的极限，转基因生物技术公司(农业技术)正把人类免疫力极限作为商业开发的极限(假定它的初衷不是杀灭垃圾人口)，“科学理性”极度扩张，抛弃了 “小利趋异大利趋同”之道;在这个局势中，一旦技术上失误，后果就是毁坏生态，杀灭人类。而长时期中发生技术失误，是大概率事件，是必然的，只要发生一次就足够，如核打击——失误不会不发生，我们只是不知道何时何地以什么规模发生而已。如果技术手段的开发目的并不是所宣称的那样，如“转基因农业是为了养活更多的人口”，那么毁灭性后果简直就是必然的了。
所以，今天的局势是全面的软约束、无制衡。也就是全面的失衡和失控;乱套。
以上第四点：上层建筑共济会化。全球精英负责建设上层建筑;新人辈出，不断壮大共济会的社会基础。例如，属于共济会的“香港百人会”八九后才成立，成员资格限制极其严格，现有140人左右，全部是旅美华人顶级精英，连已故《南京大屠杀》的张纯如也曾是其会员。百人会政治立场很明确，虽然名义上是沟通中美文化的“桥梁”。现任会长是吴建民。香港共济会，有百年以上的历史，建国前在上海等地设有会所。
我国虽然比较缺乏平民结社传统，今日也可处处看见国内精英抱团结社成风，结社的强烈目标，是排斥异己膨胀自己;从中可领悟共济会理念。较新的组织如：中国经济50人论坛，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等等。社会变化越来越快、传统的认同尺度已经淡出了：如地域、阶层、文化、专业认同等，社会认同的标准是成功、是当精英。成功人士不断涌现、不断抱团，结成新的社会团体，不论出身不分专业，只看成就和社会身份。
精英结社抱团谋私利、官商学媒四体勾结，都一起合法化了。
“上层建筑”不是一个虚拟概念。它既是有形态的，也是动态的。它处于不断建构的过程中。共济会控制或建构上层建筑的说法，也许更接近真实。
举例：香港“百人会”历任会长如下：
• 杨雪兰(1990年-)
• 邓兆祥
• 李锡辉(-2006年)
• 傅履仁(2006年-2009年)
• 程守宗(2009年-2011年)
• 吴建民(2011年-)
下面附文中有“XX学50人论坛”、“首席经济学家论坛”介绍;学商勾结非常露骨;这类团体照此路径演变下去，个个都是小共济会(略)。
我国社会官商学媒勾结已成常规，不管出现什么政策错误，都没办法纠正。转基因就是在这种政治生态中渗透进来的。对手很清楚，只要诱导中国决策者犯一个小错误，只要打开一点门缝，他们就赢了。转基因进入我国的合法性：没有经过任何论证，早在1990年代初，我国科技部直接制定了干转基因工程的管理条文，等于代替中国决策：转基因“可以干”。门缝一开、大错铸成(见：国家科技部《基因工程安全管理办法，1993年12月24日》)。
知识就是力量，知识更是权力。知识分子的职业，是创造知识、创造观点和建构新的权力。知识分子是社会精英。与公众有利益冲突、持对立态度的精英，就是共济会深厚而坚实的社会基础。社会价值取向的精英化、新精英对主流的认同，给共济会注入了源源不断的生命力。
4. 共济会：理念创新的高手
成立于1954年彼得伯格俱乐部，是现代共济会的“大脑”。这个俱乐部每年秘密召集年会，从未间断;2007年年会的信息——制造全球金融危机、颠覆全球货币体系、把全世界一切国家的金融都纳入美联储——曾泄露到互联网上，此后5年至今，再无任何信息泄露出。恩道尔曾经在法国一家旧书店买到一份1972年的彼得伯格俱乐部年度会议提纲，在他的《石油战争》一书中引用了部分内容，至今无人敢出面否认这份文件的权威性。
共济会最擅长瞒天过海，乾坤大腾挪。例如，1972年的石油冲击就是共济会高手基辛格一手导演的大戏。从表面上看，是石油输出国组织在战争中提高石油价格4倍、冲击了依赖石油的全球工业发展，实际上，当年5月的彼得伯格会议就“议论”了石油问题;随后的基辛格穿梭外交不是调停，而是挑拨，他的使命是确保巴以双方一定开战、一定要狠狠地打。基辛格向阿拉伯国家承诺了支持，美国欧洲却在开战后用直升机向以色列运送军火;基辛格在会见恼怒的阿拉伯国家领导人时暗示：“你们手里有石油”、暗示阿拉伯国家可以对欧洲石油实行禁运并提价;价格提高到四倍后，基辛格又暗示“可以了”。出色完成共济会设想的基辛格，次年(1973年)竟获得诺贝尔和平奖。
1972年阿以忙着打仗时，美国却忙着开办新银行、接手和经营突增数倍的巨量石油美元，抢先一步规定，从此以后国家间石油交易一律用美元结算。此后40年中，石油美元成为美国经济的新财源(回想一下，1944年世界大国还在厮杀，美国人就把战后的经济秩序和金融秩序都打造好了)。
事实上，全球发生的一切重大事件基本上都在共济会掌控中。
人都习惯于依赖自己原有的思考范式。我们在理解超越国界、超越底线、超越规则的颠覆性博弈时，似乎非常困难。我们无法不相信，国际事务再复杂，各方的观点再分歧，讨价还价可以，努力的方向总要朝向解决问题，而不能是相反(在火上浇油)。我们站在“零点”朝上看，无法想象，有人真的会颠覆一切常规走“反道”，一贯从零点往下面使反劲。911事件，在全球众目睽睽之下，有人对双塔实施了高科技定向爆破，震撼10年犹未了，一场拖拖拉拉的局部战争都打完了，公众还没有缓过劲来想一想，全钢结构的111层大楼，怎么能以自由落体的速度，从80多层一塌到底?爆炸后的外墙玻璃，为什么不是碎片，而是漫天飞扬的细细的粉末?为什么停在双塔附近车场里的汽车，在这么大的爆炸中连轮胎都没被震爆?
人口爆炸、石油峰值、全球变暖，禽流感、猪流感、非典，甚至页岩气、H7N9新型禽流感，当然还有转基因，所有这些大型事件、主流话题和话语，都是被刻意制造出来、有计划地推广的，虽然有关的报道无一例外全部背离了事实真相，却全都被接受，并成为大众的思考基础。
5. 优生学和转基因
优生学是达尔文的表弟创立的，立论很荒谬(联姻上流社会内圈，有助于养育生理学意义上杰出的后代)，却为上流社会和精英仇视人民的立场，建立了一个“科学学说”，受到中上流人士的广泛欢迎。后来加进一些遗传性疾病的研究内容后，邪说变成了科学。二战后农业大发展，打破了过去对人类繁衍的硬约束，人口增长之快，为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从正面的意义上讲，也需要对人口繁衍有一个软约束了。人类首次需要约束自己的再生产。
人口大增长的现实，为优生学提供了用武之地。1972年“罗马俱乐部”刚一成立，第一个报告就提出“增长有极限”，首创了一个新理念：人口是人类自己的敌人，理由是：太多的人消耗了太多的资源，而资源是有限的。这个理念被炒得极热，深入人心，特别暗合了上流社会精英、知识分子和中产阶级的一个难以启齿的心愿;地球上太拥挤了，最好能处理掉一部分人口。社会如此分裂，精英和普通公众如此对峙，要清理掉的是谁，就无需多说了。
这个反人类的新理念，以一个很大的提前量，铺垫了“应用有风险的转基因产品”的伦理基础：无痛减少垃圾人口没有什么不对。罗马俱乐部表面上是自由科学家组成的俱乐部，有足够的事实证明是共济会刻意策划的产物，其发起和成立被精英甚至国际黑帮操控，都是有案可查的;被高调吹捧的“罗马俱乐部报告”即《增长的极限》，立论、逻辑、模型和数据都禁不起推敲，首发式却出奇地隆重，活动地点选在全世界最高雅的美国国家自然历史博物馆，史密森学会，大媒体敲锣打鼓做宣传。
立论禁不起推敲没关系，应用效果第一。《增长的极限》一文发表后震撼极大，铺垫了从那时至今40年来大众思维的基础，特别是人口学的基本原则。其流毒已经不可能消除了。
其他所有的主流谬论的炮制和推广，无一不是运用此术。
不管黑幕有多深,“垃圾人口多余”的新理念，已经成为正统而合法的公众观点，在所有人包括“垃圾人口”的心目中都被灌输到位，杀灭垃圾人口的合法性悄悄成立，只待技术手段出世。我发现，中国的中产阶级人士也广泛地欢迎这个邪说。细察这种理念之下的社会分裂状态令人恐怖：该清理掉谁呢?怎么清理?果真要开杀戒吗?
1972年是极不寻常的一年。基辛格尼克松访华，亲眼看到毛泽东治下的中国，必是震惊不已，同年“美国国家安全备忘录200号”，由两次访问了中国的基辛格起草并成文(现已解密);重组DNA技术(即转基因技术)也恰在那一年问世，罗马俱乐部的《增长的极限》发表、第一次世界人口大会在罗马尼亚召开(首次公开要求第三世界国家削减人口)，都在1972年。
最迟在1975年，国际生物科学界就完全搞明白了“重组DNA技术”的极端危险性(重组DNA就是切割、克隆、拷贝、组合基因片段，用于生物工程的基因片段都需要先如此由人力做加工)。为此美国政府和军方曾包揽转基因工程的安全性研究长达20年。从1972~1992年，有关转基因工程的研究和开发近乎无声无息，忽然在1994年第一个转基因食品西红柿推出、1996年转基因大豆商业化规模化生产，来势汹涌，从此一发而不可收。
把转基因技术用于农业，是十足的邪恶，生命科学界对此是十分清楚的，但泥石流还是被发动了。美国在自己的国土上带头大种转基因、在全球肆意散布转基因农作物，干了一场空前的乾坤大挪移。洛克菲勒基金会和比尔梅琳达基金会，是转基因利益集团的两个最大金主，共济会和转基因的关系，有目共睹。用转基因农作物杀灭人口，在技术上很可能实现，但是地球生态也会遭受基因污染的破坏，就算能把垃圾人口清理掉，共济会打算怎样收拾基因污染的地球呢?靠他们搞的所谓科学监管条文?连逻辑都不通。
在开放的生态环境里监管转基因生物的一切措施，无论多么严格，在长期中都会归于无效，因为风还要刮、水还要流、虫鸟永远要飞，因为生态系统是一个活的系统、同类和异类物种间的基因交流，是永恒的生态现象(如花粉杂交、病毒侵染)。这次转基因的乾坤大挪移，和1972年的石油冲击完全不同，没有真正的解决方案。他们的安全管理规定，不外是转基因种植隔离带(500米宽)、害虫避难所(20%)，外加有控制地使用其产品，而这一切管理都是自我欺骗。干转基因农业长期的后果只有一个：种质全面污染、地球生态破坏，人类自己也会毁灭。除了盖一座“末日种子库”，我还未见到转基因利益集团更合理的“逃生”设计;他们也许设想了用隔离法保留一些生态孤岛，让最后生存在地球上的精英人口居住。但这个方案是完全靠不住的。
这事很费解。我们只能这样设想：精英利益集团利令智昏，自我欺骗，妄想以有限的技术手段对抗无限的生态演化。他们干转基因可以如此疯狂，虽然极有可能把自己一起折进去，但是他们连这都不怕，也许，非如此就不能算得上乾坤大挪移了?的确，赌注押得越大，越能彰显共济会的能力。可是这一回，人类生存安全的底限——地球生态的平衡，被共济会当赌注用，整个押出去了!
这头转基因农业恶魔，是相当多的社会势力、社会集团，特别是最有话语权的生物科学界和生物技术界的知识分子，以科学、技术、利益的名义，齐心协力创造出来的。从洛克菲勒基金会1938年把优生学改名为分子生物学至今，从1953年双螺旋假说提出至今，从转基因大豆1996年开始商业化生产销售至今，半个多世纪里，一个巨大的转基因全球利益共同体被滋养和成长起来，仅在中国据说就有百万人之众;全中国每一所综合大学的生命科学院，每一年都在开足马力造就更多、更年轻的利益集团新成员，而国外转基因农业技术的应用前景已经夕阳西下、转基因农业技术的命运，其实已经接近尾声了。如何处理这些人才，很快就会成为中国的一个大麻烦。
美国从1990年代起就把生物技术战略排在国家战略第二，美国赋予它的重要性，仅次于金融战略——看起来怪怪的，是吧?其实不怪。美国发动转基因农业技术应用的战略目标，是出击、是打垮亚洲农业，是击溃中国和印度，病情打垮尽可能多的其他国家(如伊拉克已经在美国战领军治下第一个普及了转基因小麦，伊拉克人民的前途会很惨)。如果让他们得手，人类历史将要拐大弯。如果让他们继续顺利推进，实现其战略目标只需要20年时间。
美国和全球的生物技术精英集团能够这么执着、这么长期坚持不懈地从事一项如此邪恶的事业，让我们全面地理解它，也很困难;就像打破文化隔膜需要思想革命一样，理解用生物技术打生物战争的邪恶，也许需要的是一场更加深刻的思想革命。
利益集团精英与占人口大多数的人民大众，在任何地方、任何时候都是敌对的。为此他们不惜在最危险的地方，例如全球的生态平衡这一点上，也搞了“无所不用其极”。他们的那个转基因科学理性，是“有控制地利用其害”、同时打压和禁止采用完全无害的可行方案，即天然、有机的合理农业;因为时间未到、后果还没有全部显现而否认转基因生物释放的最终后果。转基因的科学界本身就是人类的大害，站在全人类长远利益的立场上看，这种转基因的“科学理性”本身是十足的邪恶。
简单概括：精英利益集团本质上是与人民敌对的，转基因技术为虎作伥。我们反对转基因农业转基因食品，必须砍倒一棵根深蒂固的、根深叶茂的邪恶之树。
6. 转基因“纲举目张”
转基因农业路线在中国成功推进，完美地体现了“举纲”才能“张目”的道理。兵马欲动，理念先行。在中外力量的合作下，转基因技术毫无来由地取代了一切其他农业方略，变成了统帅中国农业的唯一的“纲”，连水利都不需要干了(似乎可以依赖抗旱的转基因品种搞旱地农业了)。虽然美国是首举转基因之“纲”的带头羊，但是它手中有20年的秘密研究成果和生物国防部署，有足够的后备土地资源，可以反向腾挪大转身，自保安全有所依，中国却什么都没有。美国两次部署生物国防并落实了实施(2002、2011)、2012年做过阶段性总结并提出“农业反恐”新目标，美国的转基因农业开发应用，看来完全是有设计、有领导、有控制的百年大计。中国的情形正相反：完全失控，或者说从来就没有过任何控制、更没有战略思考。
1972~1992：是转基因技术的蛰伏期。1987年，老布什任中情局长时曾“调研”孟山都公司，公开摆出重量级的支持姿态。1991年老布什当选总统，次年就用白宫名义宣布，转基因农作物同天然农作物“在实质上等同”，无需做额外安全检测、无需特殊的管理规定，只要开发方提供了安全数据，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和环保署就“同意”它为安全，装模作样地走过场【批准】一下。
1994年，第一个给人吃的转基因农作物——西红柿上市。虽然不满两年即因为有安全问题而撤市，但是利益集团永远用它作转基因食品商业化的“第一个成功”。
1995年 关贸总协定改革成为WTO，其中对转基因的农作物“新品种”的规定是：WTO成员国不仅必须接受转基因农作物，还必须用各自国内的法律法规，对美国欧洲4大生物技术公司持有的转基因农作物的外国专利权加以保护;
1996年 孟山都公司持有专利的抗除草剂的转基因大豆开始商业化生产，
2000年，中国“入关”谈判，农业条款中首要的一条是;对美国(以及巴西阿根廷等)开放转基因大豆市场;进口关税下调，目前仅象征性地征收3%(到2016年估计已是零关税了)。2001年中国加入WTO，中国大豆首当其冲遭到打击，从2003年敞开大门(正式大规模进口)，以后就一败涂地了。美国巴西阿根廷种植转基因大豆的规模，随着在中国开拓出来的越来越大的市场而扩大。中国天然大豆产量从最高年2004的1800万吨， 降低到2012年的1200万吨，其中有一个不明数量的部分被出口到美欧日。目前全球超过2亿吨转基因大豆总产量中有8200万吨，都用在中国人的菜盘里和饲养动物的饲料中。2012年1月习近平访美还没有回国，美国农业部就发表了“10年预计”：十年后全球9000万吨转基因大豆必须由中国人的肠胃接收。
通观转基因在中国推进的路线图，若没有事先高瞻远瞩的设计和精湛的博弈术，用10年打掉中国种植5000年的大豆这种辉煌的成功，如何可能?
水稻是美国生物技术战略的第二个主攻点。2000年有一家美国机构精确估计过：2010年中国主粮水稻将会转基因、商业化，同时披露，转基因的黄金水稻在中国武汉附近已经有试种;2008年9月30日美国《科学》杂志主编采访温家宝，引导他说出“我力主大力发展生物工程技术”，同年12月24日转基因水稻安全证书悄悄颁发，次年(2009)9月温家宝私下会见种业大公司，亲口准许转基因主粮种子可以在市场上出售，不需要等待法定的商业化准许。而直到2012年底，陈锡文还在公开场合说，中国没有批准主粮转基因生产，所以市场上不会有转基因的粮食!
转基因政治正确，需要陈锡文在离任前继续为温家宝掩盖转基因农作物已全面失控的事实。
2012年，中国粮食自给率下降到80~85%。此时此刻，中国农业安全的战略要地已全面失守。根据主流媒体人民日报登载盖茨文章所发出的信号，2013年中国农业全面转基因化已经箭在弦上、弯弓满月，不能不发了。2013年4月2日，中国最有名的小麦专家李振声在央视节目中说：小麦育种也进入转基因时代了;水稻小麦玉米三大主粮作物，至此全部沦陷。
在胡温执政的全部时间内，在农业政策方面毫无建树，农业安全的所有战略要地悉数失守。胡温完美交班了，习李新政受困于前朝的错误路径，不知怎样才能改辙?
中国在转基因农业的错误路线已经走了整整25年，四分之一个世纪。1988年邓小平在论及“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时候就提出，解决农业问题还是要靠高科技、靠生物技术;1993年李鹏任国务院总理、宋健任科技部部长时，科技部颁发了《基因工程安全管理办法 (1993年12月24日)》。很显然，这是一个受了误导(不排除有意的战略误导)而做出的决定。
“纲”一错，“目”全错，中国农业技术路线自此全盘皆错。失之毫厘谬以千里，此后历届政府的所作所为，不外是一再地掩盖错误，致使错上加错，越错越远。
20年时间过去，同转基因利益有关的国内利益集团和精英帮，从政治、商业、研发、新闻媒体各领域里迅速滋生出来，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休戚相关，所以他们紧密抱团、内外勾结。他们的名利，全来自开发转基因品种获得的专利利益;这是极品的公器私用——即使这个世界上没有共济会，他们也能把自己搞成共济会。
在政治上，先有朱镕基以放弃农业和大豆为筹码加入WTO的交易，后有邓楠、温家宝、回良玉、李克强等一贯不问青红皂白的支持。美国方面，从小布什、克林顿到奥巴马数任总统，个个都亲自上阵向中国推销转基因大豆;中国这边，数任农业部、卫生部、科技部的正副部长，都拴在转基因“政治正确”一条纲上。在科学界和技术界，院士、教授，全国每一所综合大学里的新老生命科学院，传媒如新华社系统的所有媒体、国内几乎所有主流媒体，都在为转基因农产品的掩盖不住的毒性搞“维修”。在经济上，中国种业界中全部企业和整个推销网络、与转基因品种配套使用的农药利益集团，都深陷在转基因利益中——转基因种子价格可10倍于普通品种。
利益相关方一拉手，铁壁合围，滴水不漏。
纲不举，目不张。转基因农产品是否有危害，最简单的求解方案，就是做公开的动物实验，让事实说话。最出人意料的怪象是：最简单最合理的方案无人采纳，最通情达理的要求无人理睬，转基因危害已经四处冒烟，主粮转基因还在大干快上，错误无法制止——在正确路线的“纲”尚未举起之前，正确的“目”肯定是不会张的。
在战略上犯的错误，决不能期望通过战术调整来纠正;转基因的杀伤力，绝不可能用监管来约束。中国农业已经很危险;除非立即改辙易道，否则一定彻底沉沦。
7. 中国生物国防动员
中国需要立即进行生物国防动员。必须由最高决策者下决心、做决定。
纠正农业路线的转基因错误，相当于生物战争中的反击。
美国的生物国防立法和行动部署都值得学习，我方甚至可直接借用和仿照对手所用的方法。
中国已经毫无悬念地成为转基因垃圾产品的全球下水道。如果中国能拒绝接受转基因农产品，将对国际转基因利益集团直接构成致命打击。
我们的对手是四大生物技术公司。孟山都公司和杜邦公司以杂交玉米品种为名行骗，把转基因玉米种质非法送入中国，它们违反了一系列公认的法规包括美国的法规;胡温政府不敢处理，而习李新政则无法绕过，必须追责和索赔;可设想作为生物战争的反击行动。中国受转基因之害在先，又被共济会的比尔.盖茨借道，向非洲推广转基因超级绿色水稻;此计极毒，一箭双雕;中国如不能破解此圈套，10年之内必遭非洲国家追责索赔，因为中国是卡塔赫纳国际公约的签约国。届时中非战略关系将不攻自破。欺骗非洲国家输送基因农作物之事，中国决不可做!转基因的杂交谷子张杂谷已经在非洲大面积推广，推手是FAO和中国自己。中国必须立即设计善后之计。
生物国防动员的具体设计，不属于本文范围(先于本文早已经写过了)。
中国必须绝地反击，打赢这场转基因生物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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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隐隐于市”。各种转基因种子和断子绝孙的转基因种子，还将被不断地“创造”出来，转基因的食物可能造成的后果和大国霸权博弈的故事，还会在我们的面前无休止地演绎下去。我们预计，“高科技”的食品安全事故会不断地发生，在未来的饥荒中，也会像现在和以往一样，发生我们熟知的“人道主义灾难”。生活和历史还将如此一点一点地继续展开，地球上所有的人都已经深陷在这场大戏之中，无人能够逃脱了。扮演“饥荒”救助者的那些农业跨国公司，在同普兹泰博士这样的小人物过招的时候，无疑还会一次一次取胜。但是如果要我们相信，我们的命运就得在那些生物巨头手里捏着，大家一定还是会心有不甘的。
首发：2009-08-14 01:12:52
绿色革命和转基因种子的另一面，：顾秀林
《粮食危机：运用粮食武器获取世界霸权》，(美)威廉·恩道尔著，知识产权出版社2008年9月，39.00元
这本书的书名如果直译，是《毁灭(世界)的种子》(Seeds of Destruction)。指的是转基因种子中最高级的那种：只能种一次、不能传宗接代的种子，真正的毁灭和名副其实的“终结者”(terminator)。它是顶级生物工程技术的尖端成果。恩道尔讲了一个长长的、惊心动魄的故事。一个关系到地球上所有人的将来的故事，像天方夜谭那样令人难以置信，但故事是真的!
故事的主线，围绕一个巨型拼图游戏中的最后四片展开。这个游戏，在全球化大博弈中，是美国的三把杀手锏之一：粮食战略(另外两把是石油和货币)。拼图游戏中的每一片都不相同，而只有把最后关键的四片联系起来，我们才不会被误导。
第一片：洛克菲勒基金会和基辛格
洛克菲勒基金会成立于1913年。洛克菲勒家族和其控制下的财团富有的程度以及对美国政治的影响力，是普通人很难想象出来的。我们需要知道，从1952年到1979年之间，每一个担任美国国务卿的人，都在洛克菲勒基金会的领导层工作过(《粮食危机：运用粮食武器获取世界霸权》P79，下引该书只注页码)。
洛克菲勒家族和美国的权势集团到底要干什么呢?权势者就是要控制别人的：他们要控制美国，还要控制全世界。他们总结出这样一个历史教训：在20世纪，还用英国式的殖民地控制世界将是无效的，掌握全球市场才是好的方式。要实现控制，首先要有一个战略、需要一小撮政治精英，还需要一个处处都被“打通”的可以被“调控”的世界市场――特别是粮食、石油这样的市场。
恩道尔说，基辛格“是洛克菲勒家族一手培养起来的”。基辛格在哈佛大学教书时，就担任过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特别研究计划主任、国际问题中心成员。基辛格做过许多我们熟知的事情，但他最不为人知的、可能也是对美国最大的贡献，是起草和制定一项长期国际战略：《国家安全研究备忘录第200号》。这份约翰·D.洛克菲勒三世授意、尼克松交代，由基辛格起草的正式代号为“NSSM200”的文件，1989年解密，现在可以从网上直接找到。(http://www.population-security.org/28-APP2.html)基辛格说，“总统指示进行一项关于世界人口增长对美国国家安全和海外利益产生的影响的研究。……这项研究应该关注人口增长对国际政治和经济的影响，而不是关注生态、社会或其他方面。”
世界人口数量，与美国的国家安全两者之间，有什么直接关系呢?他们为何要想办法来减少世界总人口?如果不被文件中的官方言辞蒙蔽，我们只能把它理解为“控制”。换句话说就是，“最不发达国家”中如果因为饥荒而发生动荡，会同美国控制世界这个战略发生“战略性”关系。问题还远不止于此。这个战略思考的真正焦点是资源：在最不发达国家中有美国需要的资源(阿根廷、巴西等)，如果这些国家人口太多或者增长太快，消耗了这些有用的资源，美国的战略问题就发生了。
恩道尔认为，《国家安全研究备忘录第200号》首次把发展中国家人口控制列为美国政府的明确的(或秘密的)战略性国家安全要点，它将人口控制与获得战略性矿产资源联系在一起，表明美国某些最富有的家族和最有影响力的集团达成了一个重要的新的共识。我认为，更确切地说，是美国形成了一个新的自我认同：自己把自己认同为帝国主义了。人口和粮食直接相关。所以，减少全球人口和控制粮食，在基辛格领导下，便成了美国的战略性政策，同石油和核武器同等重要，是美国应对全球“战略威胁”、不断从发展中国家获取廉价原材料的“解决方案”(P58)!恩道尔认为，在各种官方语言的背后，洛克菲勒三世和基辛格想说的，其实就是“如果这些劣等人种妨碍我们获得充裕的廉价原材料，我们必须想办法除掉他们”(P65)。为了达到控制全球这个长远目标，在战略研究方面，美国人做了非常超前的工作，早在1930-1940年代，就完成了指导长期政策(直到现在和相当长远的将来)的战略研究。
这些听起来好像有点匪夷所思。我从网上查找了恩道尔书中引证过的所有主要文献和信息，每一个引证都可以找到明确无疑的出处。它可能有点出人意料，特别是对基辛格抱有极大好感的中国人民很难想像和接受这个事实和判断。
回到粮食上来：供给如果发生问题――短缺，最常见的就是歉收、饥荒、动荡。怎么办?至少对于执行控制战略的一方来说，这是“打通”市场的天赐良机。
第二片：全球化的粮食市场
粮食本来是人类最传统最基本的产品，生产方式和销售一直都是最最分散的。把这样一个高度分散的行业转变成今天高度全球化和一体化的体系，是从哪里开的头?这个过程又是如何完成的呢?
美国在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有了几大粮食巨头，如嘉吉、ADM、邦基、大陆谷物。它们需要走出美国，需要市场、需要机遇。1972年，前苏联的乌克兰遭遇了罕见的旱灾加高温，农业减产13%，紧急需要进口大量粮食。“基辛格粮食外交”1973年精彩上演：在他的安排下，前苏联完成了空前规模的3000万吨粮食采购，几乎扫空了全球的(主要是美国的)库存;连买粮食的钱都是基辛格帮忙找来的：美方提供了美国进出口银行的贷款，甚至还加了补贴。
补贴战略对手买自己的粮食!在基辛格手里，做买卖不是玩亏本的。粮价疯涨，有文字记录说涨到了三倍(以上)。不过美国农民并没有得利，四大粮商大赚大赢，从此愈加茁壮成长。但这一切都只不过是一碟不值一提的“小菜”!“基辛格粮食外交”的真正成果，是“全球性粮食市场”有史以来第一次成形(P50)。我们看到，从那以后全球任何地方再发生粮食短缺危机，都是美国和全球粮食巨头赚大钱的良机。在它们按照市场价格出售粮食、做解人危难的善事的同时，全球的粮食市场被一步一步“打通”。(委内瑞拉总统2009年3月2日宣布，对全国大米加工厂实行军管以控制飞涨的粮价和维护国家的安定――嘉吉是那里的老大。我国网民有不少人写帖子骂这位总统，到现在还没搞懂市场是最有效的――假如你有钱)。
粮食如果不发生短缺，这个全球粮食市场干什么去呢?粮食巨头只要一年没赚到大钱，就会大喊大叫亏损的(也会影响到GDP)。这个时候就需要绿色革命的种子和农业化学投入品(再往后就需要转基因了)。于是，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的本土农业--食品生产体系，延续千年养育了自己的人口，只是产量不太高，剩余不太多，忽然之间就变成了美国粮食巨头的对手(看看可怜的阿根廷和巴西);传统农业和施用有机肥这种最符合生态要求的天然生产方式，马上就成了现代农业化学技术(化肥农药)的敌人，它要被扣上“落后”和“无效”这样的恶名(中国小规模农业)而且注定要消亡;今天大家似乎都不再思考了，反正已经没选择了――全球农业早晚都要追随着美国的模式去实现“专业化”、“现代化”和市场化。而且一定要让粮食发生短缺(哪怕是局部的、短时间的，甚至是虚假的)，短缺了才需要一个全球“高效率的”市场!
第三片：绿色革命和“转基因”技术
为什么需要绿色革命?因为人口增长太快，增长速度赶不上趟的食品生产必须加速。
但是，恩道尔明白无误地说，“人口爆炸”这个说法和耸人听闻的“粮食危机”之说，都是基辛格之流制造的谎言，服务于他们打通全球粮食市场的需要，也是实现他们精心设计的美国战略的需要。对于这个观点，我自己还需要先好好思考一下：如果不控制出生率，人地之间的矛盾必定会加剧并发生洛克菲勒和基辛格所说的那种危机。至少在中国，这是大家都看得见的一种可能的前景。
问题在于：绿色革命真的是救世良方吗?绿色革命起于高产良种。洛克菲勒基金会选了两个地方进行良种的培育和商业开发，一个在墨西哥，是玉米小麦改良中心(CIMMYT)，一个在菲律宾，国际水稻研究所(IRRI)。这两个机构，我在北大荒的国营农场生产连队当“种子员”的时候(1976-1978年)，一直都在仰望它们。那时我不知道它们俩都是洛克菲勒基金会的“产品”;就是知道了，也仍然会仰望。培育一个农作物真正的优良品种，常常需要多达十几年的时间，别的不算，仅此一项就令人望而止步。
高产种子高产吗?是的，当然也有减产的。但高产必须多施用很多肥料--主要是化肥，需要多浇水。化肥是需要买的。买不起，农民可以贷款。钱从哪里来?有大大小小的美国农工商公司和银行啊!
那么，绿色革命40多年了吧，解决了饥荒问题吗?
说到这里，让我们换换思路：在基辛格和洛克菲勒们看来，发展中国家的农业“问题”，是没有专业化(不要种粮食了――种点具有比较优势的经济作物然后换粮食)和现代化(不用机械化肥农药)，更是没有给美国综合农业企业进入其市场足够的空间和机会(在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派的眼里，打通市场是天经地义的)。良种真的很好，但掩盖在良种和化肥农药这些问题下面的，是保持自主性和反抗“支配”这样的一个长期博弈，是资本驱动的市场在扩张，它们藏在NSSM200的背后。看看恩道尔的义愤填膺，我相信他比我们多看了两步棋。
接着是转基因。干这行当，花的钱是天文数字：1932年到1957年，洛克菲勒基金会掏过9千万美元放在高级生物学的研究中;1985年以来，洛克菲勒基金会直接拿出来1亿美元，间接的好几个亿，投入基因研究;1984年他们就想好了，从水稻下手，因为这是20多亿亚洲人民的主食，而美国总是感觉和亚洲人民之间有一个“尤其显著的”距离(乔治.肯南，美国国务院高级计划官员，1948年)。
掌握了转基因技术就可以掌握对很多东西的控制权，尤其是粮食和人。恩道尔引述了一位女士的话，“粮食就是权力!我们用粮食来改变人们的行为。有些人可能会把这些称作贿赂。但是我们并不想为此进行辩解。”她就是凯瑟琳.贝尔蒂妮，联合国粮食计划署前执行干事。要知道，她当过前纽约州州长纳尔逊.洛克菲勒的机要秘书。
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转基因大战在洛克菲勒基金会的“粮草”支持下，以美国为主场，以四大生物技术巨头为主力军团，轰轰烈烈地摆开阵容。这四大军团是孟山都(总部位于密苏里圣路易斯，全球最大的转基因种子和除草剂供应商，1901年创立)、杜邦公司下属的先锋公司(成立于1930年，拥有全世界最大的受到专利精心保护的种子库(大部分是坑蒙拐骗弄来的)，向70多个国家提供先进植物基因产品｝、陶氏益农(位于印第安纳州，世界第二大化学公司;种子与农用化学综合企业，与66个国家有业务)、先正达{总部位于瑞士巴赛尔，是全球第三大种子生产商、第二大农用化学品生产商｝。经过他们极大的努力，到2004年，全世界种植的大豆就有56%是“基因工程改良过了的”，玉米有14%，棉花28%，油菜籽19%(Clive James, “Global Status of Commercialized Biotech/GM crops, 2004, ISAAA,No. 32, 2004)，而且还在以非常快的速度增长。
美国的转基因公司把这些“高科技产品”喂给自己国家的人民和拉丁美洲人民(还有家畜)吃了，还逼着欧洲人吃，也逼着我们吃。美欧之间在转基因食品上争斗多年，最近在经济危机的压力下，法德等主要“叫阵”的国家正在做出让步。有一些国家还是制定了禁止转基因生物进入人类食物链的法律。但按照美国农业综合公司的愿望制定出来的WTO“实施动植物卫生检疫措施协议”，这些法律就叫“不公平贸易做法”;在食品包装上标注转基因成分的法律，就被他们称为“贸易的技术壁垒”。
面对转基因这个刚刚从潘多拉的盒子放出来的未知物，人类生存的理性和良知把全世界绝大多数国家和民族(空前的191个)团结在一起，从1992年开始，共同起草《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经过7年的谈判才达到能够签署的水平。美国竟然是五个不参加、不签约的一个!(另外四个是失控了的索马里、没有 “人口”的梵蒂冈、伊拉克和安道尔)。
无论如何，愿意也好，不愿意也好，世界上大量的人现在已经每天都在吃被转换过基因的东西了(例如所有的大豆油)。吃这些未知物，是否有害于人类?这是关乎子孙万代和生态环境的大事啊!只有真正的科学试验才能回答。于是就有了下面这个不太为我们所知的故事。
第四片：BBC的电视节目
英国阿伯丁，一个由政府资助的实验室，罗威特研究所。一位68岁的严肃的生物科学家――阿帕特.普兹泰博士，一项为期三年(1995-1997)的综合性研究项目，预算150万美元。委托方是苏格兰农业环境和渔业办公室，题目是转基因食物在动物身上可能产生的长期作用，试验对象是小白鼠，用料是转基因马铃薯，喂养的时间长度是110天，预期是小白鼠吃了转基因没事。结果呢?这些小白鼠不幸没有长好：体型体重小，心脏肝脏小，脑子也小，免疫系统脆弱。脑子小这一点可太吓人了，普兹泰博士在电视节目里都没敢提这一点，只是说了前两项和免疫系统的事，还说了自己在没有弄明白以前决不会吃转基因。电视节目播出时间250秒钟，1998年5月17日。
这样就惹下大祸了。次日英国皇家学会和英国下议院对这项研究成果发表谴责，但拒不透露审查者的名字。有300年历史的罗威特研究所前后发表自相矛盾的新闻，谴责自己的工作人员;所长的态度发生180度大转弯;再过一天之后，为这个机构工作了13年的普兹泰博士被解雇，他还被禁止发表一切有关转基因食品安全性的研究(纪录被没收)，以他自己的养老金作抵押。
普兹泰捧着自己“破碎的心”(经历了无数次心脏病发作)，花了好几年时间理清了其中的线索：是孟山都当天就找了克林顿，总统先生马上打电话给英国首相，然后布莱尔两次打电话向这家研究所施压，全部过程只用了48小时。
在公认的民主和科学的领军王国――美国和英国，真会发生这种事情吗?本应该是自由的英国科学界, 竟然会可耻到卑躬屈膝(这是第一次还是最后一次)?这个故事今天还在网络上，任何人都能轻易搜到。我们要感谢网络和仗义执言的英国“每日邮报”(Daily Mail，2003年)。
现在调查做完了，真相也大白了，可是我们还能怎样呢?遇到真正的科学挑战和质疑的转基因作物，仍然在大张旗鼓地推进中;推介转基因食品“安全无害”的鼓噪更甚于以往，大众的听觉疲劳似乎已经胜过了对科学的好奇甚至对自身安全的担忧，而且还有一个“从众”的习惯在帮忙：大家不是都在吃吗，也许没事的。
“大隐隐于市”。转基因种子和断子绝孙的种子，还会被不断地“创造”出来，转基因的粮食可能造成的后果和大国霸权的故事，还会在我们的面前无休止地演绎下去。我们预计，将来会有不断的“高科技”的食品安全事故发生，在未来的饥荒中，也会像现在一样发生“人道主义灾难”。生活和历史还将如此一点一点地继续展开，地球上所有的人都深陷在这场大戏之中，无人能够逃脱。扮演“饥荒”救助者的那些农业跨国公司，在同普兹泰博士这样的小人物过招的时候，无疑还会一次一次取胜。但是如果要我们相信，我们的命运就得在那些生物巨头手里捏着，大家一定还是会心有不甘的。
让我们深深地感谢威廉·恩道尔，他在一本书里给了我们那么多、那么大的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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