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乡流动大背景下，经济欠发达地区农村人口大量外流，大量农村高龄老人留守村庄，面临自养难以持续，家庭无法兜底的困境。养老责任溢出家庭，亟需政府和社会兜底。前期调研发现，农村大量高龄老人独自留守村庄，驻村调研中每每看到高龄老人枯坐家门口磨日子的状态倍感心酸，也不时听到独居老人不幸过世多日才被发现的底线事件。农村高龄老人在进入基本生活自理却难以做饭的半自养阶段面临迫切的吃饭难、高意外风险困境，其子代受孙代家庭发展压力挤压，难以回应老人的照料需求。面对这一人群的迫切需求，农村社区养老问题治理迫在眉睫，政府推动老年助餐服务政策，各地纷纷践行老年助餐实践。X市调研发现，该地农村以颐养之家开展助餐服务，全面铺开，运行良好，解决了独居高龄老人的吃饭问题，降低了老人的意外风险，分担了农村家庭压力，激活村庄社会，助力乡村治理。
一、农村助餐实践样态
X市总人口120.28万，60岁以上21.57万，老龄化水平17.68%，70岁以上老人近10万人，农村70岁以上6万余人。目前农村颐养之家562家，入家老人9702人，占农村70岁以上老年人1/6，基本实现了有需求老人全覆盖。入家老人标准为本村年满70周岁以上老人，但实际运行中入家老人绝大部分都是80岁以上的高龄老人，占极少部分的70-80岁之间的老人多处于丧偶独居、身体状况不良的境地。
农村颐养之家在2016年由市委统筹，将颐养之家建设列为重点民生工程，由市县（区）两级组织部门牵头，多部门共同参与，财政为每个点出资5-10万元建设资金，由村委着手建设运营。农村颐养之家用餐和运营补贴为县市两级财政每人每月各补贴100元，老人自费200元，每月400元解决老人一日三餐用餐难题。
X市农村颐养之家分为吃住一体点和助餐标准点两类，吃住一体107个，标准点480个，各村因地制宜，村委根据村庄需求和村庄资源灵活选择建设。
建设吃住一体点村庄的共同特点是村集体经济强，村庄动员能力强，乡贤和村民捐赠多。如S村，通过社会筹资近200万元，新建两层50个床位的颐养之家，设有活动室、餐厅、厨房和标准间，活动室配有电视、桌椅、空调等设施，房间内配有空调、卫生间、衣柜和床铺，目前入住老人22人，只就餐不住的老人5人。颐养之家由村会计管理，负责食材采买、账目统计公开与道德积分统计；以每月每人1800元聘用了本村两个60余岁活力老人为厨师，负责颐养之家的餐饮和保洁。目前该村老人每月仅需缴纳200元就可入住，最多时入住36人，疫情期间一直坚持运行，目前账户仍余27万元。
建设标准就餐点的村庄共性是村集体经济薄弱，村庄社会松散。如P村，12个自然村，面积大，老人居住分散，共设三个颐养之家供餐点，分别利用村老年人活动中心、闲置村小、村集体用房加以改造而成，花费仅五万。目前该村三个就餐点，最大的村小点47人，另两个点各十几个，共有70个老人吃饭，包含送餐16人。该村颐养之家由村妇女主任兼管，聘有本地近六旬厨师两人负责餐食和送餐。目前，颐养之家基本能做到收支平衡，管理工作也未给村妇女主任造成负担。而其他村更为寒酸的就餐点，则是利用村民闲置民房，设一间厨房和一间就餐间，请一名本村农妇做饭，约有十多个老人吃饭。
二、行政激活社会——X市颐养之家何以成功？
X市颐养之家这一举措能得以落地并持续运行数年，并作为典型案例在全省推广，在于该模式通过行政手段高位推动，在契合农村社会需求的基础上，激活农村社会资源，动员多元主体参与，实现行政激活社会的乡村治理。
1. 乡村社会的内生需求。X市农村属于宗族性村庄，村庄社会中仍保留着尊老敬老的传统，笔者调研中强烈感受到上至政府下到民众都很重视老人养老。城市化背景下，X市工业发展较好，在农民家庭发展目标驱动下，大量农村人口以家庭迁移方式进城买房生活，独留难以离土离乡的高龄半自养老人在村，家庭难以承担其照护之责，这一部分老人的养老成为亟待解决的农村社会内生公共服务需求。
2. 行政输入资源。政府在回应国家行政要求和地方社会需求之间，以回应农村高龄老人助餐需求，由市委统筹，强化党建引领和组织保障，由组织部牵头，多部门合力推动颐养之家的建设，市、区（县）、乡（镇）、村，四级党委书记亲自调度，并在建设当年将该项工作纳入考核，强力推动农村颐养之家的建设。市、区、镇三级行政通过党政领导注入合法性，将颐养之家的建设作为中心工作推动，保证了助餐方案的落地，且以每个助餐点5-10万的建设资金，每年县区两级财政2400万的运营资金激活村庄资源。市政府通过印发指导意见和工作方案，为颐养之家的建设制定原则，如颐养之家建设标准，设管理员和理事会、食物标准、老人准入制度、风险防范制度等。但在具体的操作空间上也给了各镇村较大的灵活调整空间，各村能根据村庄社会的资源条件、需求自主建设。
3. 宗族社会的积极回应。宗族性村庄重视父代养老，在支持子代家庭发展和父代养老之间面临两难选择，养老问题成为村庄社会的难点与痛点。政府在此时以行政手段和资金支持提供养老服务，自然迎来村庄社会的积极回应。在农村颐养之家建设中，各宗各族中的乡贤、积极分子都积极筹钱筹物并形成风潮。如S村乡贤捐资170余万新建颐养之家，村组干部、党员积极分子、村民多则万元，少则五百的捐资，筹得20余万元的运营资金。在政府资金和社会捐赠双重资金保障下，村民和村委积极沟通，就在哪建、建什么样的、如何建进行积极商榷，最后达成“谁家都有老人，谁都会老，要建就建好的，建吃住一体”的共识。颐养之家为村庄社会各主体的公共参与提供了平台，运营中不时会收到单位、企业和返乡村民的捐赠物质和资金，也有学校、志愿团队不时的探访与服务。
4. 村级组织的有力行动。村委作为政府行政体制的末端，要承接自上而下的行政任务且面临强考核，但自上而下的行政要求，如不能回应村庄内部的内生需求，则难以激活村庄社会的参与，难以保证村干部的工作积极性。村庄社会的积极参与和内生需求的契合，使得村干部既能回应上级行政任务，又能获取为民做好事的好名声，村干部积极工作的动力增强，在统筹安排、链接资源、选址兴建、管理运营上就很卖力，且该项工作自上而下的行政要求上还有较大的自主灵活性，这也使得颐养之家的建设与营运能更加因村制宜。
5. 老人自组织的激活。X市农村颐养之家得以持续发展六年并运行良好，得益于颐养之家的低成本和入家老人理事会的建立。颐养之家定位是提供助餐服务，入家老人仅需自缴200元，再加上市县两级财政的200元补助就可以持续运转，保证老人每天有6-10元的伙食费。各村颐养之家由村委管理，一般由村支委兼任管理员，负责食材采买、财务核算和公开，投入时间少，工作压力不大。来吃饭的老人都是自理老人，能实现基本自我照料。在运营之初，由老年人推选威望较高的积极分子组建入家老人理事会，设会长一名，会员两名。理事会上对食材过称、账目核算、捐赠物质履行监督之责，下对老人之间的纠纷进行调解、老人状况的摸排、收集老人就餐需求，对接村委及时反馈，实现低成本管理，极大地减轻了村委管理压力。
6. 确立行政与社会的责任边界。强国家行政下的资源输入，往往容易形成政府大包大揽，百姓等看要，难以达成治理目标，其根源在于行政与社会的责任边界不清，行政吸纳社会。行政激活社会，需要确立行政与社会的责任边界。在X市农村颐养之家的运营中，其政府和社会的责任边界较为清晰。颐养之家只提供助餐服务不提供照料服务，半自理或非自理老人的照料责任仍是家庭承担，所以在吃住一体中只收自理老人，劝退失去自理能力的老人。而在标准点中，为自理老人提供就餐服务，为半自理老人提供送餐服务。老人入家前要签订入家协议，明确家庭和颐养之家的责任边界，为颐养之家规避过度风险，保证了村庄内的公共养老服务的平稳运行。
随着政府治理能力的不断提升，治理体制不断强化，国家不断向农村基层社会输入大量资源用于改善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供给，基层被纳入国家治理体系，但却往往形成政府包办，社会参与度低，难以回应村庄社会需求的治理困境。X市农村社区养老治理实践通过行政输入资源，契合基层社会的内生需求，激活基层社会，整合政府、村级组织、社会和老人自组织的多元治理主体，达成了低成本、高效能、可持续的养老服务供给路径。
荣娥
（武汉大学社会学院访问学者 岭南师范学院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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