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是有文化的脑力劳动者。这种人一如他的优点十分鲜明一样，其缺点也极其鲜明——一不如意就发牢骚，甚至造谣中伤。所以他的立场非常重要，站在人民和民族的一边，就是领导人民高歌奋进的英雄和功臣，譬如文天祥、鲁迅等；而站在人民和民族的对立面，就会成为遗臭万年的民族败类，譬如秦桧、汪精卫等。因此，加强对知识分子的教育，培养他对人民、对国家、对民族的感情是十分重要的和必要的。
新中国曾经关注过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鉴于当时的知识分子大多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长期受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教育，各种腐朽思想严重，为帮助他们摆脱剥削阶级世界观的束缚，树立为人民服务的思想，1951年秋—1952年秋，在全国开展了知识分子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运动；1968年12月，全国开展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1600多万知识青年插队落户农村；1966年甚至又开展了以清算资产阶级腐朽思想、防止资产阶级复辟和党内产生新资产阶级的文化大革命，继而又于1968年在农村办起了五七干校，把党政机关、高等院校、文教科技战线的大批干部、教师、专家、文艺工等知识分子下放到农村，参加体力劳动，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总之，采取了各种措施，努力让中国的知识分子脱离各种腐朽思想的侵蚀，自觉地与人民群众融为一体，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然而，随着文化大革命被利用搞变形，文化大革命成了千夫所指、万人唾骂的对象，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也因噎废食、因人废言地被全面否定，再也不提。不仅如此，而且草率地认为全国的知识分子都变好了，思想行动与人民一致了、融为一体了。然而，我们看时下的许多知识分子的所作所为，却并非如此，他们或者置人民群众的痛苦挣扎、凄号哀鸣熟视无睹、充耳不闻，利用嘴和笔疯狂吹鼓私有制，美化剥削和压迫，甚至利用手中职权直接剥削、压迫人民群众；或者叫嚣推行三权分立、多党政治、全盘西化，与西方反华势力遥相呼应甚至联合，干起了扰乱中国、祸乱中国、颠覆中国、和平演变中国的罪恶勾当。事情远非我们一厢情愿地设想得那么好——与人民一体了，相反，却与人民的距离越来越大，甚至成为寇仇。
为什么会如此？我们的知识分子由人民供养，甚至本身就是贫苦人出身，却与人民群众没有丝毫的感情？答案很简单，这些人从小就生活在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中，从小学到大学走的是“两点一线”——家庭和学校，根本不知道父母的辛劳、生活的艰辛，特别是家庭条件好的学生，从小是喝牛奶、吃面包长大的，没受过劳动锻炼，不仅不知道“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是一种什么滋味，甚至是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当然，更不知道黔西私营煤窑的煤是由矿工流着血汗肩拉背抗、冒着随时塌方被砸死掩埋的危险挖出来的，而他们一旦死亡不过是付给一、两万元的赔偿而已；也不知道深圳、珠海的高楼大厦下面埋葬着多少民工被机器碾掉的残肢断腿和鲜血皮肉；不知道西部黄土高原上面黄肌瘦的农民面对干旱缺粮呼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后怎样悲凉绝望的眼神；不知道千百万工人为国家辛苦了一辈子或几代人，却一夜之间下岗没饭吃了是怎样的一种心境……这些人中，出类拔萃的，大学毕业后又留学海外，接受国外的民主、法治教育，又逐步树立起西方的自由、人权世界观，一味地认为西方的那套制度是天底下最科学、最完备的制度，则不仅对人民群众更加疏远和漠视，而且就连国家利益和民族利益也淡化了。这样的知识分子学业告成了，走上社会参加工作了，要么政府任职，要么大学执教，要么大公司经商，每天接触的都是衣冠楚楚的政府官员或西装革履的大款富豪，天天锦衣玉食、养尊处优，所谈话题不是钱就是权，关心的只是自己的薪水报酬和晋级提拔，更接触不到人民群众，特别是失业下岗工人和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所以他们的主张往往是如何更加自由、自主地推行私有制或者说是市场经济，让他们更加疯狂地剥削和压迫民众，攫取更多的钱财和权力而成为社会精英。而政府一旦满足不了这一需求，他们就众口一致地大骂党和政府如何专制、如何独裁，他们如何不自由，如何受压迫等等。剥削者哭哭啼啼地装扮成被剥削者，如此颠倒黑白、造谣中伤地歪曲社会舆论，一面鼓动国内的民众激愤、骚乱社会，一面挟洋自重地抱洋鬼子的大腿借洋鬼子压制中国。我曾不止一次地与不止一个这样的知识分子搞过这方面的辩论，听他们发言满口是“民主”、“人权”、“自由”、“普世平等”云云，真的冠冕堂皇，而对于民生疾苦却闭口不谈，等你追问他会不会伤害民生、扰乱社会时，则要么闪烁其词，要么就毫无顾忌地说这是应该付出的代价——他们的民主、人权、自由竟然要人民群众来买单，甚至让人民群众牺牲自己的幸福乃至生命。端着人民的饭碗反人民，这就是他们对人民群众的态度。因此，我们说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在时下的中国不仅需要，而且刻不容缓！
那么，对中国的知识分子怎样改造呢？其实就是国情教育。这个国情教育包含着三个方面：
一是历史教育。就是告诉他们这个国家是怎么来的，要到什么地方去，换言之即是这个国家的国体（性质）、政体和任务。新中国并不是天上掉馅饼——上帝恩赐的，鸦片战争以来，中华民族内乱外忧不已，既有满清王朝的腐朽统治，也有军阀混战和蒋介石的黑暗独裁，更有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日本、俄罗斯这些众多的、时下精英们赞不绝口的“友邦”们肆意践踏，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死死地压在中国人民头上，人民群众真正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中华民族真正在天天流血受辱。就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中国共产党站出来了，她以救国救民、消灭剥削和压迫、让全国人民过上幸福安康的太平盛世为目标，领导人民起来闹革命。全天下的穷苦人也正因为这个目标和理想，而不怕流血牺牲、前赴后继地跟着闹革命，最后心贴心、背靠背地拧成一股绳，以必死之决心和赴死之气概把革命闹成功了，这才建立了如今这个国家。这个国家把国体定性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把政体定性为“人民代表大会制”。知识分子们要通过国情教育，明白这个国家是人民群众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坚苦卓绝的斗争和流血牺牲后才建立的，共产党执政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而不是她杀人放火抢来的，更不是投机钻营骗来的；建立这个国家的目的是消灭剥削和压迫，实现社会大同和人民幸福，而不是培养剥削和压迫，制造“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让人民群众吃不起饭、看不起病、住不起房、上不起学；这个国家的主人是人民，而不是特殊利益集团，更不是精英；政府各级公务员是这个国家的公仆，只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义务，而不是当老爷，凌驾于人民群众之上；人民参政、议政、执政的方式和渠道是人民代表大会制，而不是精英主导的三权分立制、普选制、总统制。
二是时政教育。即告诉知识分子私有制和市场经济并没有真正给人民群众带来幸福。私有制和市场经济的推行的确是让一部分人富起来了，但这部分人致富的手段很成问题，就通过各种渠道揭露出来的事实看，或者缺斤短两，或者偷税逃税，或者坑蒙拐骗，或者偷盗抢劫，或者走私贩毒，或者倒卖国有资产，总之基本是靠违法、违纪手段积累起来的。而且，富裕起来的并不是绝大多数人，而是极少数，是0.4%的人攫取了国家70%的财富，占绝大多数的99.6%的人占有的财富不足总额的30%。而且这部分人富起来后，并没有造福社会和人民，而是为富不仁，残酷地剥削和压迫工人、农民，制造了许许多多的“黑煤窑”、“黑砖窑”、“黑工厂”，以及“大头娃娃”、“爱滋病感染”、“拖欠农民工工资”、“三鹿奶粉”等诸多罪恶事件。知识分子们要通过国情教育，采取“上山下乡”的方式，放下精英的架子，走入城市的底层和广大的农村，走进人民群众，看看群众在干什么，问问群众在盼什么，思索一下他们欢不欢迎这种经济体制改革，从而明白私有制和市场经济的推行不是提高了人民群众的幸福指数，相反，却是降低了他们的幸福指数，制造了严重的贫富两极分化，恢复了“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人吃人现象，激起了人民群众的极大不满和愤恨，乃至导致某地多名县领导因意外事故死亡后，网上发来全国各地的诸多“人民贺信”，巴不得“全天下的县委书记都死光”，甚至许多群众直接去冲击当地党委、政府，酿成许多让人痛心的政治事件。
三是爱国教育。要用历史告诉我们的知识分子，美国、日本、俄罗斯、德国、法国这些以“民主、人权、自由”自居的民主法治国家给中国、中国人民、中华民族带来了什么——不是自由和人权，更不是幸福和财富，而是杀戮和死亡！鸦片战争以来他们在中国造了多少孽？杀了多少人？抢了多少财富？没人算得清！他们既不是我们的客人，更不是我们的朋友，只是凶狠的豺狼！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群众经过坚苦卓绝的武装斗争才赶走了他们，结束了他们在中国的杀人放火。而他们之所以今天要对中国表示所谓的“友好”，并不是他们仁慈了，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了，真心实意地爱我们了，而是我们的国家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团结起来了，变得强大了，他们用武力征讨不了了，才不得不如此！尤其他们在时下面临严重的经济危机的时候，更是不得不如此。知识分子要通过国情教育，明白国与国之间没有永恒的感情，只有永恒的利益，我们之所以受到“友好”礼遇，恰是我们自己的国家强盛了，倘若我们的国家没有碰到共产党、没有结束四分五裂的局面，我们则狗屁都不是！无论美国、日本，还是英国、法国、俄罗斯，都不会与我们“友好”，不仅不友好，还会继续凌辱和宰割。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要想赢得世界的尊重，只有依靠自己的力量，自强不息、自力更生。靠“友邦”的支持，抱洋人的大腿是成不了气候的，相反，只会成为被人瞧不起、被“友邦”胁迫的傀儡“儿皇帝”。知识分子要通过国情教育增强自己的骨气，树立自己的气节，学会自尊自强，在国家利益、民族大义面前保持尊严和独立，而不是崇洋媚外、奴颜婢膝，更不是挟洋自重。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是古代读书人心怀天下的宽广胸襟，更应该是新中国知识分子的政治抱负。每一个有良心的、自认为还是中国人的知识分子，都应把中国人民的利益放在心中、顶在头上，铺下身子、走进群众，自觉地与工人、农民打成一片，而不是把亿万工人、农民当着盘中鱼、案上肉而任意宰割。中国的知识分子的确到了该反省、改造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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