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问题的提出
一些人认为，政府部门的收入在国民总收入中占比的持续上升，挤占了居民收入。垄断国企的高工资又导致居民之间收入差距的扩大。相应地，这些人认为，收入分配问题的解决之道在于推进国企私有化改革、减少政府权力。这些观点的理论表现是“国富民穷论”。笔者并不否认政府收入增幅超过居民收入增幅、垄断行业与竞争行业之间工资差距扩大、国企内部工资差距扩大的事实。笔者要反驳的是那种把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主要原因归结于此，并提出收入分配问题的解决之道在于推进国企私有化改革、减少政府权力的“国富民穷论”。
当我们考察收入分配扩大的主要原因时，如果不比较政府部门和企业部门收入份额变动状况，不区分资本要素中的国有资本和私有资本，不对比国企内部工资差距和其他所有制企业内部的工资差距，就把政府收入增长快和垄断国企工资高视为收入分配扩大的主要原因，那么这种考察显然是不够全面的，基于这样的考察所作出的结论也是武断的。本文通过企业部门与政府部门收入份额增长状况的比较分析、国企与非公企业收入份额变化情况的比较分析、国企与非公企业工资差距的比较分析，以及行业层面劳动收入份额降低的原因分解，来回答上述问题。
二、各个部门及不同所有制企业收入份额变动状况的比较分析
(一)企业部门与政府部门收入份额增长状况的比较
总体而言，近10年来，在中国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中，企业和政府部门所占份额逐渐增加，居民部门所占份额不断减低。进一步比较企业和政府部门的收入份额增长状况可以发现，企业部门的增幅大于政府部门的增幅。根据郭庆旺、吕冰洋(2010)整理的1995-2007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变化表格，在初次分配领域，企业部门的收入份额从1995年的19.7%上升到2007年的22.6%，提高4.9个百分点。政府部门的收入份额从1995年的15.2%增加到2007年的19.5%，提高4.3个百分点。(《中国税收负担的综合分析》，《财经问题研究》2010年第12期)白重恩、钱震杰(2009)的测算表明，1996 至2005年间，在初次分配阶段，企业和政府部门分别提高了7.49个和3.21 个百分点;通过再分配，企业部门下降了1.16 个百分点，政府部门相应上升了3.17 个百分点。总的看来，企业和政府部门对居民部门收入占比下降贡献各占一半。两位的计算还发现，中国企业部门收入在很长一段时间都高于政府收入，仅在2007 年首度低于政府部门，故中国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中更突出的问题很可能是企业部门收入占比过高。(《谁在挤占居民的收入——中国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分析》，《中国社会科学》2009年第5期)
(二)公有与非公企业收入份额变化情况的比较
由于数据的可得性条件，笔者在此以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作为参照指标，来比较分析公有与非公企业收入份额的变化情况。工业是整个国民经济的支柱，且49%的国有资产分布于工业行业之中;经过1998—2003年“抓大放小”的国企改革之后，国有经济已从中小企业层面全面退出。这些前提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比较结果的可信度与可靠性。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于2009年指出，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的利润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中所占比重由2005年的44%下降至2009年的29%。经笔者计算，规模以上公有工业企业利润份额于2010年小幅上升至22.8%之后，于2011年下跌至21.3%，非公有制企业份额则上升至78.7%。与国企利润份额下降形成对照的是，2009-2011年三年间，国有企业所交税费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基本没有变化。因此，如果考虑到国有企业的税费负担，国企收入比重进一步降低。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其中利润加总系各年1-11月所有类别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数额的加总。公有企业利润系各年1—11月规模以上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以及集体企业实现利润数额的加总。非公企业利润系各年1-11月规模以上股份制企业、外商及港澳台商投资企业和私营企业利润数额的加总)
(数据来源：国家财政部。所交税费系各年1-12月全国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所交税费总额;全国财政收入系各年1-12月全国财政收入总额)
从上述企业部门与政府部门收入份额增长状况的比较以及国企与其他类型企业收入份额变化情况的比较中可以发现，在宏观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中，中国企业部门收入份额增长最快，政府部门次之。在企业部门中，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的收入份额呈明显下降趋势，如果考虑到国有企业所交税费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基本不变，这一趋势更加显著。因此，从宏观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角度看，中国收入分配差距扩大主要源自企业部门，特别是企业部门中非公企业收入份额的快速提高。
三、对产业与企业层面收入差距扩大的影响因素的比较分析
(一)工业部门劳动收入份额降低的主要原因
由于前述数据可得性条件和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支柱地位，笔者在此仍然基于工业部门行业层面的数据来分析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的原因。翁杰、周礼(2010)将劳动收入份额变动幅度分解成两部分：其一，行业劳动收入份额变动对整个工业部门劳动收入份额变动的贡献，也即“收入份额变动效应”;其二，行业产出结构的变动对整个工业部门劳动收入份额变动的贡献，也即“行业结构变动效应”。两位利用1997-2008年中国工业部门行业层面的数据测算后发现，1997-2008年，导致整个工业部门劳动收入份额降低的主要原因是各个行业劳动收入份额的降低，而非行业产出结构的变动。收入份额变动效应为7.08 个百分点，而行业结构变动效应仅为0.19个百分点。前者的效应达到97.4%，而后者的效应仅为2.6%。(《中国工业部门劳动收入份额的变动研究：1997—2008》，《中国人口科学》2010年第4期)
(二)国企与非公企业收入差距的比较
国企与非公企业工资差距的比较包括两个方面：其一是不同所有制企业内部收入差距的比较;其二是不同所有制企业之间的收入差距。对于第一个方面，夏庆杰等(2009)使用分位数回归方法考察了不同所有制企业的工资分布。他们的研究结果显示，1999 年和2002年外企和国企的工资差距随着工资分布从低到高的变化而扩大，(《经济转型期间城镇工资支付结构的变迁》，《中国人口科学》2009年第6期)表明外企内部职工间收入差距大于国有企业。杨娟等(2011)利用最新发布的CHIP—2007和CHIP-2002分析了2002年到2007年中国城镇不同所有制企业职工的收入差距。他们的研究结果也表明，外企工资分布图的宽度大，说明其分布分散，内部收入差距大于国企。公有部门收入差距的分布相对均衡，私营企业与其他所有制企业的收入差距主要来自低收入者。(《中国城镇不同所有制企业职工收入差距的变化趋势》，《经济学》2011年10月)
对于第二个方面，杨娟等(2011)的研究结果显示：在2002年到2007年的5年间，公有部门年总收入和小时工资增加得最慢(国有企业增加了88%—92%，政府机关增加了62%—63%)。与此形成对比的是，集体企业和私有部门工资的增加幅度均超过110%，外企也增加迅猛(118%)，到2007年外企总收入在各种形式的所有制企业中位列第一。(同上)
国有垄断行业的平均工资高，以及国企改革后国企内部的工资差距扩大的确导致了行业之间的工资差距以及国企内部的工资差距，不过上述对产业与企业层面收入分配扩大影响因素的比较分析表明，二者并非导致收入差距扩大的主要因素。首先，对工业部门劳动收入份额变动进行分解后的测算结果证明，行业结构变动，也即行业之间的差别对工业部门劳动收入份额降低的影响微乎其微。主要原因是各个行业劳动收入份额的降低，不论垄断行业还是竞争行业。由此，可以在理论上推论，如果降低垄断行业国企的职工工资，那么工业部门劳动收入份额将进一步降低。从这个角度讲，垄断行业国企的高平均工资带来的劳动收入份额增大效应大于其扩大行业之间工资差距的效应，从而在整个工业部门层面有助于缩小而非扩大收入差距。换句话说，是垄断行业国企职工工资过高?还是竞争行业非公企业职工的工资过低?应该说后一个问题才是症结所在，是非公企业职工的工资过低才显得国企职工工资高。事实上，各个行业劳动收入份额都在降低，如果要使劳动收入份额维持在一个稳定水平，也即劳动收入增长能与企业利益增长保持一致，那么不仅不能降低国企工资水平，还应继续提高，而非公企业普通职工工资水平则需要大力提高。
其次，虽然国企改革后国企内部的工资差距扩大了，但是非公企业内部的工资差距仍然高于国企，特别是外资与合资企业。如果把企业内部的工资差距作为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一个影响变量的话，那么恰恰是因为国有经济份额的不断缩减，国企就业的比例不断减低，而国企内部的工资差距又小于非公企业内部的工资差距，才致使产业层面、宏观层面的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扩大。钱晓烨、迟巍(2011)关于所有制结构对劳动者收入份额的影响以及劳动收入份额地区差异的实证研究也证实了这一点。在2000年以后，国有经济的比重对劳动报酬份额的影响显著为正，外资经济比重对劳动报酬份额的影响显著为负。第一产业比重高、国有集体经济占比高的省份初次收入分配更加向劳动者倾斜。而第二产业发达、外商投资占比高的地区，经济的产出则更多地分配给了资本。(《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劳动收入份额的地区差异》，《经济学动态》2011年第5期)
四、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本质原因
在现代市场经济中，资本处于对经济资源的支配地位。私有化改革推动资本所有权向少数人集中，而资本所有权结构决定分配结构，因此不加任何限制以及限制程度不够的市场经济势必会出现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情形。中国过去30多年来资本存量高速增长的背后，是机器设备、建筑物、土地使用权、矿山乃至文物资源等有形资本源源不断资本化的过程。(《资本化在扩张与赶超型经济的技术进步》，《经济学研究》2010年第5期)资本化收益分配的不均衡性造成收入分配差距的不断扩大。当我们回顾中国经济资本化过程的三个阶段时，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
中国的经济存量资本化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的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质，是国家让渡土地资源的使用权(租借土地，以公粮为对价)。土地使用权的隐性资本化与解除束缚后的农民相结合，释放出了巨大的经济增长能量。由于这一时期农民分享了资本化收益，虽然农村内部的基尼系数增长了，但是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显著减少，所以中国总体的贫富差距在20世纪80年代有所缩减。20世纪90年代中国企业启动了从计划向市场的转轨，进入经济存量急速资本化扩张阶段。21世纪以来，中国经济资本化进入了第三个阶段，即城市化加速带来的土地价值重估为主导的资本化。在经济资本化的第二阶段中，职工未参与原国有机器厂房资本化的过程，而是在被一次性地买断工龄之后就脱离了与这些生产资料的联系。在第三阶段，农村集体不再是土地资本化的主导力量，农地转为非农用地以后也不是转入与本地成员有关联的集体积累，而是在一次性的征地补偿后就使农民脱离了与自己土地的联系。(《经济波动、财税体制变迁与土地资源资本化——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三次圈地”相关问题的实证分析》，《管理世界》2010年第4期)职工和农民不仅未能分享资本化收益，还因为大规模的下岗和土地的无偿或廉价征用而成为这两个阶段资本化的牺牲者。结果贫富差距由80年代的缩小转为扩大，劳动收入份额自1995开始下降，在1995—2006 年间从59.1% 逐年下降到47.31%，资本收入份额则上升了11.79个百分点，尤其是在2003 年到2004 年间，更是陡增了5.24个百分点。(《国民收入的要素分配：统计数据背后的故事》，《中国社会科学》2009年第3期)
五、遏制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根本举措
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本质原因是不公正的财产关系带来的资本化收益分配的不均衡性，所以遏制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根本和长远举措还在于形成相对公正的财产关系，让中低收入人群也能分享经济资本化收益。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相对公正的财产关系的微观基础是运行良好的公有制经济，具体包括以下两个方面的含义。
1.在做强国企的同时增强国企利润回馈社会的力度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公有制采取了公有资本的形式，在“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的改革过程中，公有资本又是通过行政性委托代理制进行资本化运作的，存在代理者将公有资本收益化为本企业利益甚至其个人利益的可能。这一问题，除了加强监管之外，还可以通过规定国企利润回馈社会的比例来解决。2009年国务院已经出台了央企利润和上市公司国有股权的10%划归社保账户的规定。一些学者和媒体指出，这个比例并未落实，上缴的数量仍然太少。笔者并不否认这一点，如何落实以及什么比例合适都是可以探讨的。不过，由此而得出只有继续私有化国有经济才能缩小收入分配差距的结论，就属于偷换概念了。要让居民享受国有资产的收益，做强国企与增强国企利润回馈社会的力度，二者不可偏废。只注重前者而忽略后者，无法体现国企作为公有制实现形式的功能和目的。但是，一方面要求提高国企利润上缴比例，另一方面又继续缩减国有经济，则无异于缘木求鱼。
2.在重振集体经济的同时形成中西部自我资源资本化机制
打开中国经济地理版图，有一个现象值得关注：如果以“黑龙江爱辉——云南腾冲”为分界线，可以发现70%以上的资本集中在该分界线以东，70%以上的资源集中在该分界线以西。过去30年一直是东部的资本把中西部的资源资本化，资本化增值收益中只有一小部分留在当地，而且还往往由基层领导掌控。于是，东部城市的富人和西部农村的穷人成为中国收入分配的两极。随着西部大开发的推进和产业的梯度转移，可以预见，未来西部将有更多的资源进入资本化进程。如果在这一进程中，仍然沿用东部资本把中西部资源资本化的方式，那么中国的贫富差距只会继续恶化。要改变这种局面，必须在两个层面都下功夫：其一，形成中西部自我资源资本化机制;其二，重振集体经济。仅有第一点并不足以保证缩小贫富差距，因为如果资本化的主体是结构化的产业资本，无法建立与本地福利的直接联系，那么东西部地域之间的收入差距可能有所缓解，而西部内部的贫富差距将更加严重。
(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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