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5日，湖南省高院作出判决，“劳教妈妈”唐慧胜诉，作出劳教决定的永州市劳教委败诉，唐慧得到共2000多元的赔偿，但法院未支持唐慧要求永州市劳教委公开道歉的要求。这个闹得沸沸扬扬的案子就此告终，但关于此案的讨论却并未停下，仍在持续发酵。
从法院判决看，虽然唐慧名义上胜诉，但她得到的赔偿只有区区2000多元。而据媒体报道，当地官员告诉记者，此前仅唐慧一人的维稳费用就高达80多万元。与维稳费用相比，这点赔偿显得微不足道，这个判决也带有明显的息事宁人的意味。
我们稍微还原一下案情。据唐慧说，她年仅十岁的女儿被逼卖淫，案发后法院判决，涉案人员中两人死刑，其余也都处以无期等刑罚，最少的也是有期徒刑15年，而按照现行法律，有期徒刑的上限才只有16年。可以说，法院在这个案子的判决上已经是从重了，但唐慧仍然不满意，要求法院判处全部涉案人员死刑，未得到法院支持，之后便持续上访。
原则上说，与14岁以下未成年人发生性关系，无论是否自愿，都构成犯罪。虽然如此，但在量刑时，究竟从重还是从轻，是否自愿显然是一个重要的考量因素。如果确实被迫，显然要从重，而如果确系自愿，则会从轻。这也是目前的刑法中单独规定嫖宿幼女罪的潜在逻辑，因为，如果没有嫖宿幼女罪，就只有强奸幼女罪，法定刑罚都是最严厉的处罚，死刑。而嫖宿幼女罪的出台，则是在废除死刑呼声高涨的时期作出的，是为了响应少杀慎杀的呼吁。
据《民主与法制》杂志记者廖隆章披露，此案中，唐慧的孩子卖淫并非被逼。因此，法院的判决并没有背离现行法律。法院与唐慧的分歧就在于，法院是按照近十年来法学界流行的少杀慎杀原则裁判，并充分考虑到了具体的案情，而唐慧则坚持认为，无论孩子是否自愿，嫖宿者和卖淫组织者都必须处以死刑。
这样，唐慧就开始持续上访。先到省里上访，省里不行再去北京。而在过去的十年里，众所周知，“发展是硬道理，维稳是硬任务”，中央认为大量上访者到北京，威胁和影响了北京的治安，也干扰了一些中央机关和部门的日常工作，所以要求地方上将上访者控制在当地。中央压到省里，省里压到市里，市里压到县里，县里压到乡里，层层压任务。
改革开放前，对于这种影响社会稳定的人，可以通过社区如居委会、村干部等进行管理和教育，总的来说效果不错，而且成本极低，不会成为政府的财政负担。改革开放后，法治观念日渐流行，居委会、村干部这种最基层的群众组织已经空心化，无法发挥实际作用，只能改用政府行政手段进行管理。行政管理当然意味着增加财政支出，而现实的问题是，在分税制改革后，政府级别越低，财政收入越少，支付能力越差，所以往往会采用比较“省事”的办法来完成上级交办的任务。
唐慧被劳教显然就是这样的逻辑。如当地的乡镇官员所说，光她一个人的维稳支出就要80多万元，这对一个并不富裕的乡镇来说，显然成本太高，低成本的办法当然就是采取其它措施，限制其人身自由，而在现有的制度中，最方便也最快捷的当然就是劳教。劳教不需要经过法院，只需要政府通过劳教委即可执行，程序最简单，所以当然选择劳教。
唐慧被劳教的决定是永州市劳教委发出的，但是决定对唐慧进行劳教的显然并不是劳教委，而是他的上级机关和部门，劳教委只不过负责执行而已。而对永州市来说，控制唐慧，使之不能上访，并不是自己提出的，而是上级压下来的任务，所以错也不在他们身上。如果省城或者北京愿意接收上访者，地方上当然没必要也没兴趣劳神费力、出钱出人去主动控制一个人。
从这个意义上说，唐慧案的关键不在于永州市的做法到底对不对，而在于面对缠访、闹访的上访者，地方政府到底怎么做才对，是放开让他们去上访，还是就控制在当地?最关键的问题也就是上访治理的问题。
而现在的情况是，维稳任务层层下压，一直压到最基层，基层事权大财权小，当然采用简单方便省事的办法，有些做法当然难免与法治的高调会产生冲突，但是事情闹大了，成为公共事件，舆论压力大了，一些中央媒体也跟着市场化媒体一起向地方政府施压，这未免就有些“又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了。
很显然，湖南省高院的最终判决结果是为了息事宁人，一方面安抚唐慧，让她不再上访，一方面尽可能减少当事的永州市劳教委的损失，以免挫伤他们的工作积极性。也就是说，这本身就是一个维稳判决的结果，并不意味着永州市和永州市劳教委做错了什么。
反过来说，如果当初一审法院和唐慧的想法一样，从重判决，所有的涉案人员都处以死刑，他们的家属如果也到省城到北京上访，找律师和法学界人士开研讨会，制造舆论压力，又怎么样呢?如果这时候网络舆论上一片废除死刑的声音，认为法院草菅人民，又当如何呢?君不见，要求法院支持唐慧要求，判处所有涉案人员死刑的同一拨人，从7月12日开始，又为另一个被执行死刑的非法集资案罪犯曾成杰喊冤。而在曾成杰被判处死刑之前，曾经有大量非法集资案的受害群众多次上访、堵塞交通。同样的媒体，同样一拨公知，如此前后不一，究竟该听谁的？法院判案如果要跟着舆论走，怎么做才对？
更重要的是，上下级政府之间的关系究竟怎么处理。没事的时候，上级对下级百般挑剔，有事情了上面发文件，干活都交给下级，还不信任下级，出了事情，上级看着下级自己去解决，解决得好落个清净，解决不好，责任都是下级的，把当事的干部撤职平民愤。这样下去，基层政府和干部如何工作？唐慧案是维稳逻辑的缩影，而基层政府和干部在维稳工作中的尴尬处境，又是现在的上下级政府部门关系的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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