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传统观念看，农村就是指以农业为主的生产生活单位，其人员只拥有农村户籍。现在，我认为有必要进行重新定位，在还没有实现全国性城市化之前，我想引入“大农村”这个概念。所谓“大农村”，即指包含县城(含县级市)在内的整个基层范畴。
为什么要引入“大农村”概念?主要源于其人口属性。不管是居住在原村落的人口还是居住在县城乡镇的人口，多数仍以外出打工为主业，不享受市民待遇，部分仍然间歇性依靠农村田地生存，这部分人口无论从观念还是从行为看，要脱离农村化倾向还要经历相当长的时间，房屋的城镇化与人口自身成长的速度并不成正比，甚至比世界上很多国家都呈现特殊性，直接一点讲，中国农民的市民化要大大慢于已经城市化国家的平均水平。
中国政府对“大农村”用心最多，但收效却是最小，农民朴素的满足感无论如何都不能掩盖问题的本质，从政府管理到社会生活各领域都有失控的巨大风险。这绝不是什么危言耸听，科技现代化与思维原始化的矛盾、物质丰富与精神堕落的矛盾、硬件突变与观念倒退的矛盾、城镇化加速推进与管理加速空心的矛盾等等交织在一起，构成了中国“大农村”的多重风险。
有关城镇化的反思，本文选择“大农村”房地产为重点，今后将逐步就其它各类问题谈自己的看法。
今天的中国，一部分人坚信中国房地产将不可避免地陷入低潮，一部分人坚信地产业因为城镇化战略还能繁荣二十年以上，矛盾的观念源于矛盾的政策，在城镇化过程中，政府理念与政府政策本身就矛盾重重，或者说是完全混乱的，政策执定者不懂农村，更不懂城市化。现在的“大农村”，至少有五重矛盾：
其一：“新农村”与城镇化是不是矛盾的?城镇化的目标是让较大部分农民脱离农村进入城镇，而新农村的目标则是让原地农民稳居在农村，只不过是把“旧农村”改造成“新农村”，一些地方的“新农村”建设得非常豪华，不但占地面积大，而且设计档次高。对农民而言，这本来是一件好事，但是，我们必须看到，条件如此好的农村，他们还是城镇化的对象吗?如果是，那就会导致资源的浪费，一方面在农村占用土地和房屋，另一方面又不合理地扩大城市规模，如果新农村农民不是城镇化的对象，那城镇化的主力又是谁?
中央政府在推动城镇化时必须想清楚，要推动全国性的城镇化建设，就不能允许全国性的新农村建设同时存在，虽然短期看，会呈现房地产市场的“双繁荣”现象，但其危害性是显而易见的。
其二：“旧农村”膨胀与隆起的新城是不是矛盾的?“新农村”建设一般是采取推倒重建的模式，而“旧农村”改造则是农民根据自身能力按自己意愿逐步建设的过程。从城镇化要求看，按道理，农民想改变自己的住房条件理应局限于原宅基地上，不应当新批宅基地。事实上，旧农村因为缺少规划，老宅基地的房屋相对密集，不适宜就地改造，于是就择新地建房，把老宅基地闲置不用，政府并没有一个新老置换的政策要求。
不管地方政府是有意纵容还是管理不力，“旧农村”村落不断膨胀是客观存在并且不断恶化的，新建成的村舍大且豪华，这与城镇化政策显然也是矛盾的，允许不断地隆起新城，就不能允许旧农村的无限制膨胀，选择城镇购房，就不应允许其在农村圈地，所谓“城乡一体化管理”必须是权利和义务对等的管理，决不能是牺牲社会大众利益的管理。
其三：“镇农村”是城还是村?它与城镇化有没有矛盾?中国政策的定义特别有意思，不提城市化，要提城镇化，从字面理解，好象是让农民一部分进城，一部分进镇，显然是把镇局限在既不属城市又不属农村这么一个范畴。这里就产生一个问题，中国政府到底是准备把农民更多引入城市还是更多引入到乡镇?“新型城镇化”是一项国家战略，在推进这个战略之前就应当有定位，定位准确了，政策制定才能科学，政策执行才能到位，如果说城镇化就是城市化，那也应当尽早给个政策定义，以免理解歧义。
就我的观察，农民在理解城镇化的战略上是模糊不清的，少数农民认为政府要把自己变成象大城市市民一样的市民，多数农民认为城镇化就是政府引导自己到镇上、到县城建房买房。于是，乡镇机关所在地火了，县城房地产火了，几乎每个地方镇都作了宏伟规划，农民纷纷到镇上买地建房或者买商品房，镇居民大约有80%以上新搬入的农民，他们闲时住镇，忙时务农或者外出打工，这种镇到底是城还是村?他们除了贡献地产占有率，对城镇化战略的正面意义在哪里?
我看了一个县的“规划”，该县共有80万人口，下直辖7镇一国营农场，县城规划常住人口40万人，有三个大镇规划各住5万人，另四镇各规划3万常住人口，国营农场机关所在地规划常住人口2万，城镇人口至2010年将达到69万。大家思考一下，“大农村”都接近90%城镇化了，县城以上的各城市如何再吸纳农民进城?有那么多可吸纳的人口吗?
用“规划”指导城镇建设本不错，但是，这样的不科学规划是为了房地产发展还是为了新型城镇化战略?
其四：“路边村”是否与城镇化矛盾?在“大农村”地区，从县城出发，省级公路、县级公路，村级公路，只要有水泥路，路两边的土地就沦为宅基地。据了解，路边建筑大量都是非法建筑，并没有获得土地使用证，房屋也没有产权证，但几乎所有的农民都很理直气壮，普遍认为在自家的耕地上建房子不犯法，人家建，我也可以建，到处都建，敢拆谁的房子?
如果只是历史问题还不可怕，可怕的是“路边村”在快速膨胀，路边耕地全成了农民的发财地，非法买卖已成趋势，每新修一条路，就要耗费成倍的土地供农民建房。“路边村”不是镇，更不是城，完全不在规划之中，准确地讲都是违筑。
现在的问题是，地方政府和村级集体是否有从中获利的可能性?如果有，说明非法卖地已经成为当地各取所需的一种贸易，如果没有，那就尽快用铁腕治理违法占地现象。
治理非法建筑，并不只是土地问题，还关系到房地产观念的问题，在“大农村”，部分农民对炒房赚钱的渴望并不比其他群体少半分，很多人认为买房等升值比打工赚钱，建房卖比炒房又更赚钱，即种房比种地强百倍不止。
其五：“县城村”到底算几线城市?一般来说，多数人习惯于把县城看作是四线以外的城市，而本人则把多数县城看为“村”。除经济发达地区外的少数县城，全国大部分县城都符合村的特点，60%以上的县城人口都是新购房农民，很多人的房子就是过春节回来住几天，过完年，出去打工，房子就空了，有一部分人是原郊区的农民失地后被安置成市民，住在县城中的市民其实多数是没有市民待遇的，与农民没有任何区别，所以，用“县城村”来描述更为准确。
“县城村”的最大问题是缺少足够的工商业支撑，主要依靠房地产建设产生的关联效应，房地产不扩张，县城就失血，房地产大扩张，泡沫又加剧，对一二三线城市的倒压力就更大，政府若想把城镇化的农民移居地主要放在县城，那一二三线城市得尽快停止扩张，若把农民进城定位在一二三线城市，那“大农村”建设就要尽快停步，如果所有的城市城镇都把农民当“救星”，其矛盾性是很明显的。
综上所述，中国在推进城镇化战略的过程中，“大农村”出现的问题是非常清楚的，也是非常危险的，它是中国房地产业隐患下移的重要表现，是地产泡沫恶化的最显剧特征。要解决“新农村”、“旧农村”、“路边村”、“乡镇村”和“县城村”的地产化问题，决不仅仅通过遏制房地产本身就可以解决，最关键最核心的问题是中央要弄懂什么是城市化或者说城镇化。到目前为止，几乎所有的推进政策都是相互矛盾甚至是错误百出的，尽管有些馅饼画得比较大，但我可以肯定地讲，这些饼子绝大多数农民是吃不到嘴的，添几口是可能的。
人的空心化是“大农村”失控的最大风险，涉及到从地方政府到人民群众的方方面面，有关中国城市化进程与“大农村”出路的个人意见将在《建议书》中单独列出，本文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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