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食物主权，是世界各国民间对少数跨国公司以自由贸易为名、冲垮广大第三世界国家小农经营、控制全球大部分农产品的生产流通市场这一趋势的反拨。在这一趋势中，中国作为大豆的故乡，原本完整的产业链被数家跨国公司侵蚀、分割，到了崩溃边缘，中国豆类市场被进口转基因大豆控制，这向我们提出了保卫“食物主权”这一严峻问题。
2014年10月上旬，由人民食物主权网络联合《时代周报》主办的“食物主权与中国本土大豆产业保护”国际研讨会在北京召开，来自国内外的专家、学者、政府官员，以及国产大豆的生产者、消费者代表共同探讨如何维护食物主权，保护中国本土非转基因大豆产业。
2008年，由联合国粮农组织、世界银行启动，国际数百名专家参与撰写的《国际农业知识与科技促进发展评估(全球报告)》中，推介拉美的农民组织提出的“人民食物主权”理念，指出“食物主权”(food sovereignty)是“人民和主权国家以民主方式自行决定农业及粮食政策的权利”。同年，包括中国在内的58个国家和地区的政府认可并签署了该报告。“食物主权”强调的不是市场，不是援助国，而是人民和主权国家自主地、民主地决定他们的农业和食品政策的权利。
“食物主权”理念及行动，是民间对于庞大的“食品帝国”控制世界农产品生产流通市场现状的反拨。据统计，全球80%的食物市场被5家跨国公司所控制。它们垄断控制着全球食物由生产到加工、运输、销售等各个环节，形成了上下游贯通的全产业链格局，在农产品(食品)生产流通市场拥有绝对的话语权，规定和操纵着农产品生产(食品)流通的规则和方式，甚至食物的概念和品质，以及消费者的消费习惯。
“食物主权”已经出现数十年了，而且正在全球范围内得到越来越广泛的响应。这是一个更具批判性的理论框架，它要求人们对既有的食物体制进行全方位的反思，重构其中的权力关系，重视食物生产者和食物消费者的权利，重视民族国家在保障人民获得安全、健康的食物方面的责任。
大豆故乡的危局
中国是大豆的故乡，中国大豆的出口量曾经占全世界总量的80%以上，围绕大豆形成了一条完整的产业链。但2012年的数据显示，中国进口大豆已经达到5838万吨，占到全球大豆贸易量的60%以上，其中绝大部分都是转基因的大豆;而2012年中国国产大豆产量仅为1280万吨。与此同时，外资企业大肆兼并中国本土榨油企业，逐渐垄断了大豆压榨、运输和销售。中国本土大豆产业不断沦陷，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
事实上，业界专家呼吁保护本土非转基因大豆的声音一直没有停止过。早在世纪之交，转基因大豆刚刚进入中国不久，有识之士就提出要建立非转基因大豆保护区，避免基因污染。还有人提出要区别转基因大豆和非转基因大豆，掌握非转基因大豆的定价权，发挥国产大豆的产业竞争优势。但这些建议并没有得到相关部门的重视。
黑龙江是国产大豆的主产区。特别是黑龙江北部地区，大豆产量占黑龙江省的25%以上，至今尚未受到转基因大豆的污染，是中国本土大豆的重要生产基地。非转基因的优势让中国大豆在大豆蛋白等食品工业领域成为国际范围内的强势产业，然而这样的强势并没有让本土大豆种植成为农民首选。由于缺少相应的保护机制，以及不合理的市场价格机制，农民种植大豆的积极性并不高。国外跨国企业巨头则凭借优厚的资金实力，正在将中国大豆产业链的各个环节击破。由于国内大豆食品加工企业缺乏协调和规划，正处在恶性竞争的混乱阶段，这样的局面不得不让人担忧中国优质大豆资源和整个大豆产业链条的未来发展。
国际产业安全研究中心的那君喆教授(兼黑龙江省嫩江县委副书记)介绍了过去十几年自己家乡的大豆产业由盛转衰的过程。1990年嫩江县大豆种植面积100万亩左右，2000年达到200万亩，2010年达到380万亩。此后，大豆种植面积逐年下降，2014年已下降到147万亩。为什么农民不愿种大豆了?原因是比较效益低。扣除种子、肥料、农药、机耕费、农膜、水费、人工等费用，一亩地纯收入只有450多元，而种植水稻、玉米的纯收入分别为900多元和740多元。为此，地方政府出台大豆扶持政策，包括推进标准化生产方式，引导农民组建大豆合作社，对种植大户给予政策奖励、贴息贷款等等。
中国大豆协会副会长刘登高认为，保护国产大豆首先要重视、改变目前粮食生产领域重产量、轻质量的做法，把大豆看作是中国人食品里最需要、最敏感的战略产品加以保护。中国大豆蛋白出口占世界食品蛋白市场的50%，美国、欧洲、日本都来中国采购非转基因大豆，但由于转基因大豆和非转基因大豆没有区分，中国的优质大豆没有独立的定价系统，售价上只能向转基因大豆看齐。而我国每年进口6000万吨转基因大豆，严重冲击了国内市场，压低了大豆价格。一定要尽快把食用的非转基因高蛋白大豆和用作饲料的转基因大豆分开，才能区分出它们不同的市场价值。
全球产业链竞争危及中国大豆主权
目前，总体来看，全球有四种主要的农业生产经营模式：中国的经营模式以农户为主，日韩以综合农协为主，欧洲以农工商综合体为主，美国则是联营体经营模式。这些不同的模式，各自依托不同的自然资源条件，这就带来不同模式在自由贸易下的不公平竞争问题。以人地条件为例，如果将中国设为一个基本单位，则日本的单位户均耕地面积是中国的3.8倍，美国是中国的390多倍，而澳大利亚则高达5900多倍。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周立教授指出，美国大粮商主导的全球产业链不公平竞争，严重威胁中国的大豆主权。
美国以出口为导向的农业政策来自于三大优势：一是资源优势;二是农业补贴优势，政府每年向大农场补贴额超过800亿美元;三是生产组织形式。世界上只有大约3%的农场是大农场模式，其他则多为“牲畜加绿色革命”、“手工加绿色革命”或者纯手工耕种的形态。据他本人的实地调查(2007)，美国农民从整个食品产业销售份额中获益的比重只有5%，预计到2020年将会减少到3%。农场的经营规模将越来越大，消费者在食品方面的花费也将越来越多。
美国主导的农业自由贸易远远不是公平贸易，其自身优势可以使中间商通过联营的方式控制整条产业链。通过联营的方式，大粮商可以使产前、产中、产后的成本和收益得到有效控制;它们借助政府补贴，在生产环节大幅度让利，来扩张市场份额，再通过产中和产后的利润，将这些投入逐项收回。跨国农业贸易巨头的主要做法可以概括为：全球化经营、全环节利润、全市场覆盖。前期的生产环节并不是利润的主要来源，业绩增长主要依靠在粮价的波动中获利、以及运输成本的降低。以大豆为例，目前中美大豆贸易的实质是“南美在产，美国在卖，中国在买”。“南美在产”，理应由生产者定价;“中国在卖”，理应由消费者定价。但现在的情况，显然是作为中间商的美国在掌握定价权。
相比之下，中国的农业企业，在这种全球产业链格局中只能占据其中一小部分环节，面临着严酷的市场竞争。在大豆的生产环节，农民受到来自国外大豆低价竞争的巨大压力。在这一竞争格局中，中国的农业企业并没有能力争得后期的经营利润。
周立认为，分析食物主权可以分为三个层面：一是微观层面的人民主权，包括生产者、消费者和社会组织的相关权利。二是宏观层面的国家主权，主要是国家决定自己食物的自主权。三是最基本的自然主权(或称“神”主权)，因为所有的农业资源都来自大自然。观察目前中国大豆的产业链，上述主权都在逐渐丧失。
第一，生产者主权，豆农的自由选择权利面临威胁。一是生产方式的选择，比如对转基因品种的选择、对规模化生产的选择。二是生产资料的选择，如果不进行资本深化，农业生产难以为继;但资本深化意味着要扩大规模和提升竞争能力，就要高投入和高负债。三是生活方式的选择，农户的自主经营权已经逐渐被剥蚀。而消费者主权主要体现在对安全食品的自由选择权。中国进口了相当于总消费量80%的转基因大豆，消费者基本上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动接受。
第二，国家主权，包括粮食安全、食品安全、国家食物主权和产业安全。这里应该尤其重视中国自主决定生产品种的权利。
第三，自然主权。种子是自然普惠和恩赐给人类使用的，但一些大粮商仅仅改造了其中一个小的基因片段，就宣布对其拥有100%的产权。这本身就是对自然主权的威胁。
中国大豆主权的丧失，其表象是全产业链竞争的失败。如何应对挑战?我们也去发展覆盖全产业链的企业，不能再以趋同的模式应对现有的大粮商竞争，而且无助于解决在自由贸易框架下，食物主权逐渐被剥蚀这一根本性危机。
中国农业开放政策亟需调整
华南师范大学“三农”与城镇化研究所所长胡靖教授指出：现代农业的要素构成包括传统要素和现代要素(见图1)。在目前全球化的时代，更多的是现代要素在决定现代农业，而不是传统要素。谁控制了现代要素，谁就可以控制现代农业。
图1 现代农业的要素构成(红色代表传统要素，绿色代表现代要素)
除了土地、水源和低工资的农民以外，发展中国家基本无法在这些现代要素中获得有利地位。相反，美国等发达国家则具有压倒性的技术优势、生产优势。简称为“ABCD”的全球四大农业贸易巨头(美国ADM，美国Bunge，美国Cargill，法国Louis Dreyfus)，以及孟山都、先正达这些农业科技巨头，都是通过控制现代要素，尤其是渠道、物流、价格、良种、化肥、农药等，来控制全球的农业和农业市场主权。这种垄断趋势引发了全球农业发展的新危机。
印度在20世纪 90年代推广孟山都的转基因棉花，虽然产量上去了，但农民种植孟山都的转基因种子，需要更完善的灌溉条件和更多的资金投入，为此必须借贷。而一旦因气候、水文等自然原因造成减产，农民无法还贷，就会被逼上绝路。由于棉种被孟山都控制，印度实际上失去了棉花的生产主权，必须依赖孟山都年复一年地提供转基因棉种。
在粮食领域同样存在这个问题。一旦粮食种子被跨国公司垄断，一个国家基本会失去生产主权，并且这种趋势是不可逆的。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信号。
经过20多年的全面开放，中国的农业从科研、生产、流通、加工、物流到消费，产业链正在逐步失控。尽管农产品市场日益繁荣，但是农业生产主权的丧失，给国家的粮食安全、食物安全构成了直接的威胁。
首先是粮食安全。中国庞大的人口对粮食的刚性需求不断放大，但国内农业生产潜力却不断被削弱。中国不得不在国际市场上购买越来越多的粮食、肉类、油脂。预计2014年大豆的总进口量可能突破7000万吨。稻谷、小麦、玉米的粮食缺口也开始放大，谷物也可能步大豆的后尘。
第二，大量进口大豆、谷物是不明智的。对国际农业资源的依赖，风险大且难以持续。而且中国日益巨大的农产品进口，可能诱发全球生态环境危机。南美洲、非洲的一些国家为了获得中国的订单，可能垦殖更多的耕地，将导致热带雨林、湿地被破坏。这一趋势发展下去，中国可能受到全球诟病。在全球化竞争中，中国必须坚守农业、尤其是三大谷物的生产主权，这并非贸易保护主义，而恰恰是一种理性的全球化态度。
第三，食品安全。现代农业生产的农产品，其品质出现了危及健康与生存的危机。跨国农业巨头控制了中国农业产业链，导致舶来的物种和食品在本土泛滥，违背农业的自然规律，将可能发生粮食安全的品质危机。对此，需要谨慎和警惕。目前全球对“转基因”的恐惧正是来源于此。
2013年底，在印度尼西亚结束的第九轮多哈回合谈判，形成了“Bali Package”，其中并无实质性的成果，仅仅允许发展中国家在粮食安全问题上有一些灵活的选择。但无论什么样的国家，都希望确保自己的农业生产主权不会因为WTO推动的全球化而受到损害。在多哈回合的问题上，中国需要改变谈判的态度和策略，实施有限开放、或选择性开放的政策。要在坚决保护好农业生态环境的同时，在有关农业生产主权的一些关键性领域，如耕地、育种、农药、化肥、加工、渠道等，实行本国控制，不能完全放开。尤其是对最重要的粮食、油料作物，如水稻、小麦、玉米、大豆要实行更严格的管理政策。
印度如何对抗全球食品体系
据印度的社会活动家范达娜•席瓦(Vandana Shiva)介绍，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新自由主义政策在印度大行其道，对农业最主要的影响就是导致农耕无以为继，种子的供应和所有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棉花种植区尤为明显。过去数个世纪，棉花一直是印度非常重要的经济作物，印度曾经拥有世界许多久远而古老的棉花品种，可是时至今日印度95%的棉花种子已为孟山都占有。推行新自由主义政策后，棉花价钱比之前飙升了80倍，大部分收益则以专利权税方式交予孟山都。农民为了耕种借贷反而致贫，不少种植棉花的农民被逼到生计无着而自杀的悲惨境地。
印度的企业生产模式导致农民从生产者变成消费者，生产成本远比农作物卖出的价钱更高，这个制度注定了农民处在欠债的困境。这些企业出售高昂的种子和化肥农药，使农民陷于贫困;农民越是贫困，越是急于卖出自己的农作物，常常以极低的价格成交。这样一来好像是逐渐在偿还债务，但对于农民来说只可能是一年不如一年的负面的经营模式;对于消费者来说这也是负面的，企业从农民手上以低价收购作物，在市场上又高价卖出，消费者也只能出高价买单。食物已经完完全全地被扭曲为纯粹用来赚钱的商品。受损的是整个社会，盈利的却是少数人。
新自由主义政策还导致食品质量大幅下降。“市场力量”驱逐了健康的食品。举个例子，印度的食用油之一芥菜油很受民众欢迎，但它偏偏在市场上绝迹，这是由于转基因大豆大量进口，印度人民被迫食用受补贴的大豆油，其他食用油则不允许在市场上贩卖。另一个显著的变化是诸如薯片、可乐等大量垃圾食品涌入印度市场，即便是在偏僻的印度农村，孩子们都可以吃到这些危害健康的垃圾食品。
新自由主义政策实施后，由于政府的退场和无作为，没有力量去维护整个社会的食物价格和安全，印度的粮食保障重又回到独立之前的困境。“全民保障制度”瓦解，政策变得有“针对性”，带来的恶果是，每四4个印度人就有一个挨饿，每两个小孩就有一个是营养不足、发育不良。
印度的苏曼·萨哈(Suman Sahai)博士是印度粮食主权运动中的重要活动者。萨哈认为，今天的全球粮食体系大概经过两个阶段逐渐形成。WTO框架形成之前，发达工业国家已开始对大企业主导的大农场农业予以相当的支持，在那里，家庭农场逐渐被大规模工业化农业所取代;1986年的关税总协定乌拉圭回合谈判开始，发达国家就大大拓展了农产品贸易的范围，并开始向其他国家倾销他们的农产品，第三世界国家的农业逐渐被并入这个国际市场中，“小农们”成为倾销的受害者。时至今天，这个体系已不仅仅是倾销问题。世贸组织背景下的全球农业市场，看似建立在自由贸易原则之下，却设置了各种条件来维系不平等的贸易格局。
首先，发达国家宣称，正因为第三世界国家的农业不够发达，无法自给自足，才更需要开放市场。事实上，贸易自由让发达国家拥有了“合乎情理”地向第三世界国家倾销农产品的权利。
其次，在WTO相关条款中，有一项“身份保持认证”(Identity Preservation)，这一条款对大型的农产品公司非常有利。具体说，就是大公司可以享有其培育的作物的种子的专利权，农民必须从他们手上购买种子，而不能留种。这样一来，农民的生产被商业利益更牢固地控制，从而严重威胁一国的粮食主权。
再次，第三世界的农产品要出口到发达国家，却受到各种条款的限制，门槛极高，这就进一步维护了单向的倾销。倾销农产品的大财团还受到了各种资本、基金会，乃至本国政府在资金和政策方面的支持。
这一问题并非一国独有，而是全球性的。市场的一端是发达国家的农产品倾销;另一端是脆弱的家庭农场，在倾销之下走向衰败。必须从政策立法、传统种子保存、市场和农业科研这四个层面入手来改变现状。
在政策立法领域，印度的民间力量通过向政府施压，在2013年拟定并通过了《国家食品安全法案》。这项法案允许印度政府向农民进行补贴，由此可以保护本地的农业生产，减少贸易的影响。不过，因为条款本身和WTO原则相冲突，印度政府遭到美国的不断批评，维护这一法案将面临不小的压力。
萨哈博士带领的“基因行动”已经在保留水稻种子的多样性方面下了很大工夫。她说，这一项目已在印度5个邦设立了分支机构，并开设了不少“种子银行”，保存了2000多个本地的水稻品种，吸引了不少农民重新选用本地的种子。人们通常会认为，本地的作物品种不如新研发的品种那样高产，但这是一个误解，本地的作物有高产、中产、低产之分，只要选育得当，同样可以有很好的收成。本地品种的另一大优势，是经过了长期的耕种选育过程，更加能够适应当地的气候水文生物土壤等各方面条件——而这是现在只注重产量的新品种，乃至转基因品种所远不能顾及的。
萨哈博士指出，科学家和农业专家，首先不应该抱有一种“教导农民”的心态，因为农民对于现实的问题有丰富的经验，两者应该是一种相互交流，彼此贡献的关系，而不是单向的“科技帮助”。科学家不能垄断对于农业生产的话语权，农民是有自己选择生产方式的权利的。科学工应该多帮农民说话，更多参与公众讨论，而不是用科学的名义打压不同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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