仇和早年施政调查：发自沭阳的报告
文/吴飞
按：今天中午，云南省委副书记仇和因严重违纪被调查的消息传出。2006年年初，笔者在仇和从宿迁市市委书记升任江苏省副省长时曾专门前往其发迹地沭阳县和宿迁市进行了长达两周的采访。采访回来后，笔者所在的报社表示仇和为副省级干部，发表关于仇负面报道有风险，故拒绝刊登，没稿费，甚至连出差费也没着落。稿子辗转多家媒体，终没能发出。掐着一算，已经整整十个年头了。如今从废纸堆中翻出这片旧日稿件，很多事实历历在目，沭阳百姓的重托如在眼前。关于仇和改革，见仁见智，笔者没有再次回访沭阳，关于当地的现状，并无更多了解。此稿件，完全是原稿照旧，所以稿件中的日期，如无说明，均为2006年。关于仇和施政，笔者根据采访和调查尽力做客观平衡地记录，但十年前的调查未必全然完整正确。改革者背负着压力和使命，其时代背景和自身施政也有很多限制，如何在发展和法治之间寻找突围，笔者也在思考。发这篇旧稿不是要打死老虎，惟愿大家在评析仇和时，多一份材料依据。
2006年4月12日，仇和辞去宿迁市委书记职务，告别宿迁，前往南京专任江苏省副省长。
三个月前的1月20日，仇和已在江苏省十届人大四次会议上当选该省副省长。有个性，敢露锋芒，官场潜规则挑战者，在官场中树敌颇多的仇和，获得了升迁。这似乎在改变当下只选没有棱角官员的任用惯例。
仇和，中国媒体争相以“最富争议的市委书记”称呼他。他的升迁似乎在开启一个新的时代，许多媒体惊呼：一个官员任用的新时代已经到来!
最早提出“最富争议”这个称号来自一家南方媒体。他们对仇和的那个长篇采访是人们认识仇和的最重要的报道，也是记者沭阳采访很重要的指引，记者将在下面不断的提到。
“天下最真实的官有两个，一个宰相，一个县官。”这句话被仇和常常被引用。的确，他开始独当一面，也是从当“县令”开始的。这个“县令”就是沭阳县的县委书记。时间是1996年，当时仇和39岁。
他在沭阳开始了一系列强硬的治理措施，对沭阳县的面貌做了一个巨大的改变。
之后，仇和前往宿迁，担任宿迁市委书记，直到现在升任副省长。
那么，仇和的施政效果怎么样?仇和离开沭阳已经五年，沭阳怎么样?在网络上下的一片争论中，除了南方这家媒体，很少见到来自沭阳当地的报道。为此，记者来到沭阳，对仇和在沭阳的施政，围绕其长期对外宣传的成绩，如修路、小城镇建设、种树、开发工业区等重要方面做了一个粗线条的调查。而鉴于仇和医改问题的复杂性，记者在本文并无涉及。
行前，记者专门给仇和打了个电话，仇和回答记者说：“欢迎你来看看。”
修路：钱从哪里来?
仇和在沭阳的主要功绩之一就是修路，媒体是这样报道的，1996 年之前，沭阳只有黑色路面56公里，72%的行政村未通砂石路，所谓“汽车跳、沭阳到”。而仇和到后，发动了一场“全民战争”。3年后的沭阳创造了一个奇迹：黑色路424公里、水泥路156公里、砂石路1680公里，分别是1996年底的9倍、11倍和8.5倍。
成绩很大，修路钱从哪里来?
“每个财政供养人员扣除工资总额10%，每个农民出8个义务工，组成修路队，在高峰时，扣款达到20%，甚至离退休人员的工资，也被扣除10%用作交通建设。”
不知道是有意还是无意，媒体的报道偏偏没有讲到农民每年将近三四百元的修路集资款。
官墩乡所房村的祝大爷在方桌上排出一串缴费收据，告诉记者说，一个农民修路摊派会达到每年400元，少的年份也有300多元。
“这几年，农民的收入并没有增长，但是负担很重，”祝大爷说，“我们乡下建房子基本上是黄登仁当县委书记的时候，那时候，村里建起了很多平房，淘汰了草房，但是仇和这几年，建设得很少。”
桑墟镇条河村刘松田向记者介绍说，他的儿子刘勤山家，2000年上半年(夏季)的应交集资费用为469元，其中，刘已经交了361.60元，因为没有其他收入，实在没法在催缴税款期限前交清欠款。7月16日，乡党委副书记张某等人带领由镇村干部以及派出所联防队队员等组成的“小分队”，先打刘松田，后把赶来的刘勤山活活的打死。
这样的例子并不是孤立的，据刘松田的有限了解，因为没有交出修路集资等项税费被打死的人就有6人，而根据当地的民间艺人传唱的沭阳传鼓，据说这个数目则是37个人。
为了确认这个数字，回到北京后，记者专门再次这个在当地知名艺人打去电话，他说：“这个数目当然是准确的，这是我走村串寨了解到的情况，都可以说出名姓来的。”
但记者试图联系桑墟镇确认此事，没有得到回复。
儿子死后，儿媳妇也跑了，留下两个孩子。刘松田的老伴身体又不好，一家人的生活就依靠这个75岁的老头儿。
记者在他们家见到的情况可谓惨不忍睹。10多平米屋子中，堆放着各种破旧不堪的家俱什物，再搁只脚也比较困难，进门处放着一张不知道用了几代人，积了上百年污渍的小方桌，脏兮兮的桌上放着几碗剩饭菜，右边是让人不敢坐下的破椅，正对门口的是十来袋粮食，方桌的左边放着一个锅盖凹凸不平的黑铁锅，再往后就是他的床，床边挂着总书记胡锦涛半身像的年历。
他握着记者的手说：“我相信党中央，请你把我儿子的情况反映给中央。”
种杨树：把树种在粮田里
在沭阳的乡间公路边，不难见到成片的杨树林，当地有人戏称做“仇和林”。
在沭阳，仇和对于发展农村经济的举措，一个重要项目就是栽种杨树，搞的“林经示范田”建设。他叫农民在“四旁(屋旁、路旁、沟旁、渠旁)”全部栽上杨树。
如果说在屋旁、沟旁、渠旁种植还是有些道理的话，那么，按仇和的要求在公路两旁50米(有说100米)内不分荒地、良田，均以行距8米，间距6米的标准载种杨树，则确实令人难以理解，但是沭阳境内随处可见的耕地里的杨树，南方那家媒体的报道却没有提起。
对于这笔帐，当地的农民是这样计算的：原来的良田每年两季，可以收成2000元左右，现在种上杨树之后，每亩地每年收入不到400元。
指着地里的杨树，村民告诉记者：“你现在看到的是冬天的情景，杨树没有树叶了，地上还能有一些阳光，所以田地上还有一些小麦在长。虽然这些小麦，也是不会有什么收成的;可如果到了夏天，树叶长出来，地上一点阳光也没有，你想想，还能够种什么作物?不可能。而杨树成长，如果是快，也得要将近十年才能成材。10年之后，树木成材了，每棵树能够买到200到300元每株的样子，每亩地14株，也就是4000来块钱，比起种粮食，十年收成该有多少差距?”
那为什么还有人种杨树呢?
原来，这个是时任沭阳县委书记的仇和亲自派人来种的，种树前没有征得老百姓的同意，而老百姓若是去拔掉或者破坏就可能被抓起来。
2月13日，记者在沭阳临安小区对面的新赤村，就看到耕地里有很多刚刚挖好的树坑。看着这些，三轮车师傅不断的叹气，“一言堂啊，”他说，“只要他决定的事，没有人可以反对。”
有的媒体说：正是这样的大范围种树，所以杨树却成了农民的最大的财产，使全市建起了2300家木材厂，一个产业形成了。
这几年，沭阳县的木材厂大量发展，是一个事实。比如，官墩乡所房村大小木材厂就有14家。但说杨树是农民的最大财产可未必。沭阳众兴木业有限公司的张师傅告诉记者，木材厂的木材并不来源于本地，“仇和林”基本上还没有成材，主要是河南，山东，安徽，以及苏南运来的木材，如果光是本地的木材，那么连三个月都不够用。
那为什么木材生意，会一下子火起来?当地的师傅也是不太清楚，他们认为，沭阳的木业有很悠久的历史，现在沭阳已经逐渐形成了一个木材加工的中心，开始出现了规模经济的状态。也有人认为，这是政府对于木材加工业特别保护的结果，比如说，当地的交警就不允许检查超载的运木车辆，这是为了保护木材产业。
“为什么要种植杨树?”
宿迁市委宣传部张莉部长这样告诉记者，“我们在耕地里种杨树是要搞套种，这叫林经套种，在杨树底下种植其他的作物，一举多得。”
记者表示，在沭阳采访的十多天里什么杨树底下也没有见。于是张部长派车送记者走一个多小时在一个示范基地里看到那有几个大棚。记者掀开棚子一看，里面什么也没有。随行的宣传部人员这样说：“这是冬天(所以里面是空的)，春天你再来就好了。”
但令人奇怪的是在沭阳的随后几天里，记者再也没有见到过别的杨树林下有那样的大棚。
小城镇建设：到处都是“张金花”
出发前，记者想着怎样才能找到张金花，一个贤官镇驻丘村的妇女，南方的这家媒体提到，她的房子被村干部无辜推倒了，她还在为她的房子奔走。
“有个妇女的柜子太大了，搬不出来，铲车上去了，轰，房子推倒了，埋在里面，这个妇女一下就昏了过去”，她现在怎么样了?
这是报纸描述的仇和推行的“小城镇建设”的一幕，正如这家媒体所言，这项工程是有争议和受到攻击的。工程要求各乡镇沿街的房屋改建为贴白磁砖的二层楼房，一楼商铺，二楼家居。同时，要吸引20万先富农民进小城镇。
报道发出后，网络上下许多的反对理由主要来源于学理：小城镇是自然形成的，用政府力量去强制推动，只能是拔苗助长。
问题似乎不仅仅在此。
这个仇和执意上马，硬下指标，限时完成的工程，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至今鲜有人提起，那就是，政府拆毁砸烂老百姓的房子是没有任何的补偿和安置。这就是所谓的“自拆自建”。而且特别规定，如果在限期内，老百姓没有把房子建起来，政府就会把地基卖给别人了。
这就是仇和推进小城镇建设的方式，沭阳的小城镇建设都是这样展开的，全县乡镇的所有沿街房屋的限时拆走，否则推土机迎候。
很多刚刚建起来的房子毁于一旦，很多富起来农民急剧返贫。老百姓盖所房子不容易，这一回又得从头再来。
现在沭阳的乡镇到处都是千篇一律，整齐划一的两层瓷砖结构。而有的乡镇措施更加激烈，就连乡镇边的中心村落也要进行拆迁。
2月9日，记者来到官墩乡墩北村。展现在记者面前的似乎是一片战争过后的残垣断壁，只见破砖烂瓦成堆，条石地基尚存，而房子早已不再，一片荒凉。
原来，这是在1997年小城镇建设时，政府为了将村里的农民赶到大路两旁建房子，用推土机，铁锤等物把墩北村的房子全部砸成了这个样子。
墩北村的周绍良告诉记者，9年前，政府将他们家的房子砸烂了，强制要他们家搬到街上大路边建房，但是他们家没有钱建房，而在大路边又没有地，所以根本无力建设新房。他们家6口人就挤在两间狗窝一般的草房里过了4、5年，几年前才建起了两间砖房，还是在原地，周说，用的是当年老房子的碎砖烂瓦，房子比以前差多了。
“那现在你们原地建房，政府允许么?”周绍良说：“已经没有人管这个事了。我们也没有钱到街上去买地皮。所以只好建这样的房子，这个房子比原来的要差多了。但还是比住草房好。”
周绍良告诉记者说，由于反对这样的拆迁，墩北村有4女3男7个人被抓去7天。等他们回来时，他们的房子再也找不着了，已经全部都被砸毁了。
我们找到了当年被抓走的马树芳老人，她告诉记者，当时，他们家的房子刚刚建起来不久，还是比较好的房子，所以他们不希望搬到街上去住，更何况，政府没有给与一分钱的支持，不支持也罢了，到街上建房子还要先交200元的建房管理费。交了管理费才被批准到街上买地皮建房子。可是，我们哪里来买地基的钱，更不用说建房子的钱了，原来房子的砖块全部被砸烂了，根本不能用。指着身后边矮矮的鸡窝，她说我们家一家人就在这间小房子里挤了好些年。她说，这还算好的，有好些人家就在外面搭建小窝棚，那就更加艰苦了。
“有没有补偿?”
“没有!”马树芳说。
“负责拆迁的政府官员有没有被处罚?”
“没有!”马树芬回答，“乡党委书记张某没有被处理，还调到别处当官了。”
在敦北村在拆迁现场，记者看到了当年村组长的妻子，她告诉记者说，当年他们家拆房子很积极，上了沭阳电视台的新闻联播，现在什么都没有，后来好不容易才再次建起房子。
记者没有找到媒体报道的张金花，但记者明白，张金花无需寻找，因为处处都是张金花。
南方的这家媒体的说，仇和当时的决策背景是基于这样的测算，1997年至1999年，全国物价低迷，沭阳城每平方米建筑成本仅400多元，乡镇仅为250元。而不久后，沭阳城的房产价格现在涨到了900元/平方米，乡镇则涨到了300多元。所以结论是，老百姓最后还是赚了钱的。
现在的房地价格到底如何了?
乡镇的两层小楼基本上都是自家用的，当地人不好说价钱。但是，根据我们在湖东镇，华冲镇等地的随机调查，30来平方米大小门面房每年租金水平基本在3000块钱左右。而老百姓当年建这样的一个二层贴瓷砖的房子大概要花5到6万元，也就是说，如果想通过租金来收回建房的资本，大概需要20年。
小城镇的经营情况如何?小业主们纷纷抱怨，现在的小城镇，由于门面的空前增加，很多生意比较相近，竞争非常激烈。比如一个小镇的门面将近一百多家，而其中一大半是小超市，华冲镇的一家药店老板告诉记者，他们小镇上的小药店就有10多家。
生意不好做，许多小业主感叹。
至于城里的拆迁就更加复杂了，拆迁以后的地基往往被征用，真正的商业利益，常常不是单个的拆迁户获得，房产价格提高只会让他们买房更加困难而不是获得实利。
当然，也有特例，沭阳在开始拆迁时，在部分市区也允许自拆自建。陪同记者采访这些自拆自建房子时，县委宣传部的新闻主任时洋对记者说：“这些房子老百姓赚了，后来就不允许(自拆自建)了。”
工业园区：长满青草和充满污染
仇和在宿迁大力里发展经济，招商引资，他任上的一个重要工作就是工业园区的建设。这里本是沭阳人引以为荣的地方之一。路上遇到的沭阳人也向记者推荐说一定要到那里去看看沭阳的发展。
2月10日，记者来到工业园区，看到的却是厂房十室九空，开工的厂子很少，很多厂子根本就没有真正的完工，也没有人在管理，大楼内长满青草的建筑物随处可见。比如说，盈天服饰所在的那条路，可以说是工业园区中比较兴旺的一条，但是除了盈天服饰，其他的地方不是在建设小别墅，就是很难看到真正运转的厂子。许许多多的大厂房里空空荡荡，除了门卫，则很少再见到别的人影了。有的干脆就没有门卫。
号称投资10亿元，职工12000的盈天服饰当天正在招人。记者以应聘的名义从那个现场负责人的口中得知盈天服饰实际上只有2000多人。
令人注意的是盈天服饰门外的那张县政府立的牌子，“特大招商项目，重点保护单位。”上面写有沭阳县人民政府令：未经批准，任何单位、部门、个人不得进入该企业检查。
但是政府对这类企业的优惠服务和特别保护还不止这些，据当天来应聘的人说，由于职工不够，县里已经将招工的任务摊派到村里，由每个村组织劳动力来进厂干活。由于报酬低，工业园区的职工经常不满，当地人反映，每当有上级领导来参观视察的时候，当地的政府官员就来到村里发动大量的农民前来凑数。
2月11日，记者在当地人的指引下再次来到工业园，看到的情况更加糟糕，大部分的厂房里长出了草，已经没有人看管了。
许多市民，谈起工业园区也是惊叹不已，那里全部是一些空架子，摆样子的，简直就是一堆垃圾。
“这些是不是空架子?”记者指着这些厂房问被仇和专门派来“陪”记者的沭阳县宣传部时洋，时面无表情，没有回答。
而宿迁市委宣传部张莉部长则说，“我们已经认识到这些问题，现在也在想办法解决这些问题，提高招商质量。”
如果说空架子欺骗人，那某些带有污染的企业则是害人不轻的。
沭阳县的化工工业园区设在扎下镇，这些化工企业很多是在政府的招商引资中引来的。
据当地的村民反映，化工厂的水直接排到沂河中，沂河中的生物几乎灭迹，沂河的许多杨树都枯死了。化工厂都是在晚上开工，排放出来的化工气体过于强烈，当地的村民难以入睡，为了解决污染问题，村民曾经集体下跪，但是至今还是没有人处理。
2月10日中午，记者来到扎下镇的化工工业园区，远远的就感到一股刺鼻的化工味道扑面而来。
当记者在银山村九组村口刚刚向村民问起这些化工厂时，就引起了村民激烈的反应。村民质问记者：“你是谁?你们是哪里来的?你们是真记者还是假记者?”
记者掏出证件给他们检查一番后，他们才开始相信。原来，不久前，北京一家最著名的党报的记者骗走了他们的6万块钱。但是却没有为他们争取合法权益。同时，为了防止上访，当地政府抓人很紧，他们也是非常的担心。
村民吴志强说，这些工厂污染非常严重，当这些工厂都开始开工后，晚上村民被这些气味所熏，很难睡着，严重的污染使村里种得蔬菜都很难成活，而这些工厂污水排往沂河后，河水全部被染黑了，河中的鱼儿都死光了。甚至岸边的树木都死了近400棵。
上访：多少荒唐与凄凉的故事
“在仇和接任前，沭阳县是全国出名的上访大县”，南方的那家媒体引用了一个在国家信访局任职的沭阳官员的话，却没有告诉我们现在的沭阳是什么情况了。
在沭阳采访，记者每天都会收集到一大堆的诉讼，控诉材料，面对许许多多的倾诉，泪水，我现在把我收集到的一部分材料和听到的事情，写在这里。
华冲镇河西村的窦连柱向记者介绍了他被拔屌毛的受辱经历。
由于退伍军人补助问题多年来没有落实，他一直在进行上访。2000年7月13日，镇政府把他叫到镇政府招待所，叫他不要再上访了，同时让他赶紧把道路集资款上交了。窦说，他现在没有钱交，但是在他的问题没有落实之前还是要上访的。于是，镇委副书记陈某就对两个因为赌博被抓来的青年流氓说，“如果你们拔了窦的屌毛，就可以放你们走。”
事发后，陈某赔了窦几万块钱。由于这件事，当地人把这个故事写成顺口溜，其中把陈某叫做“拔毛书记”，把窦叫做：“屌毛万元户”。
窦连柱告诉记者，他曾为此事专门找到仇和书记，在仇和家想把他的材料交给仇，仇和说这是下班时间，他不接材料，有问题上班时间，拿到我的办公室来。当窦走到仇的县政府时，传达室不让进，因为传达室要求要么是仇的亲戚，要么得有仇的电话，而窦什么都没有，所以没有见到上班的仇。
也许，窦的遭遇可以称作是公民人格的巨大伤害和人类文明奇耻大辱，而沭城镇刘中华家、金三角和紫藤花园的业主们因为拆迁补偿不公的上访的代价则可能是生命。
家住县工业路的刘中华告诉记者，1999年，沭阳县政府强行拆迁他们家19间住房和5间门面房，却未按规定进行补偿和安置，他们家因此上访反映，最后一家人被打击得家破人亡。他的弟弟刘中凯、刘中强被县公安局防拨暴大队殴打。刘中凯的双腿被打伤，刘中强右腿被打伤，现在都城了残疾人。而他的妹妹刘中英因写反映材料被判刑二年，据说后来被中央领导获知，给江苏省领导写信，所以刘中英到监狱10天后被放回。他的另一个妹妹刘中芹，2005年已经被南京农业大学录取，但是当年7月，她与母亲到北京上访，被带回后关进精神病医院，当着母亲李秀兰的面，刘中芹竟然被周副院长和袁主任活活推下医院楼摔死，任凭李秀兰怎么样下跪哀求也没用。
“好好一个家，就这样完了，”刘中华说：“我们家外面现在有3班12人在我家轮流换班监视，我一定要求一个公道。”
因为拆迁补偿过低，而且只补房，未补地，金三角地区和紫藤花园地区的居民不同意签拆迁补偿协议，政府因此抓走居民20多人。
这几家拆迁户中的宓娟、吕兰英、胡玉宝没有听从政府的警告，继续上访，陆续被密密的带走了，连家里的人都不知道。打电话到110报警，但他们得到的回答是不许报警。而今年还判刑了。
判决书上写的罪名是“冲击国家信访机关”，但是在判决书中却没有看到任何来自被冲击的国家信访局的任何证据。
宓娟被带走后，她75岁的妈妈孙同英求告无门，到处上访。
她向记者述说道，她女儿在金三角自建的三层楼房350多平米，其中一层100多平米是门面房，里面有100万资产的建材公司，房子被强行拆迁后，补偿费只有9万2千元。
孙同英说：“补偿款连住宅房都买不到，更不用说全家赖以生存的门面房了。”
在沂河边上，对看着对岸自家地基上建起的高楼，孙同英泪流满面，痛不欲生。
1997年，为了京沪高速公路修建，当时国务院、江苏省、宿迁市都出台有专门的文件，制定相应的征地补偿方案，要求各级政府不能截流任何农民的征地补偿，但是，直到今天，京沪高速公路沭阳段的农民还是没有拿到征地补偿，县政府的说明是已经把补偿款作为出资了。
失地农民代表钱增建等人从1999年开始上访，问题至今得不到解决。
2006年2月9日晚，正在沭阳采访的记者接到一个电话，是白天认识的出租车师傅打来的，他说贤官镇万刘村民集体100名坐三轮车到县里讨说法，在扎下被400名被防暴队打伤，并抓走20余名。
记者来到万刘村，愤怒的村民告诉记者，事情的起源仅仅是由于村主任把村民的树偷偷的卖掉了，村民多次上告无门，才准备集体向政府讨说法。
但是贤官镇镇长否认了这样的说法，面对记者关于为什么这么小的事件都要动用防爆警察的提问，他回答说，当时村民的危险性很强，手里还拿着棒棒，情况已经控制不住，只有出动防暴警察。对此，记者再访万刘村，村民坚决否认：“我们没有任何武器。”
在前往沭阳之前，曾在沭阳展开农会实验的学者高战告诉记者，仇和离开沭阳之后，他的做派成了一个当地官员的样板，现在官员的作风普遍比较不民主，更加强悍粗暴。
在沭阳，记者辗转收集到2004-2005年间因拆迁非法拘留关押人员的不完全名单，这些人大多在没有任何手续的情况下被拘留，时间从几天到几十天以至于判刑的都有：
胡玉保，王忠兰，薛玉银，密娟，吕兰英，陆文生，张志明，杨洋，陈凤英，徐军，徐巧芳，左秀珍，胡文碧，叶兰英，李广友，张振兴，尚元国，尚元新，华桂林，朱景明，尚元奎，史以华，张春霞，张惠，魏武，孙其春，汪银生，张桂英，胡玉平，徐学花，钱文杰，凌志刚，凌培德妻子，尤新珍，薛安宁，韩道六，朱文强，蒋玉春，陈伯，赵锡刚，钟开勇，胡学书，陈永年，朱兴华，冯文亮，叶建刚，张二来，章以明，马玉兰，刘成进，徐效梅，韩美荣，董维民，张正育，刘玉花，冯加生，冯文永，刘登义，仲红梅，韩跃，。。。。。。
为了核实这些信息，在沭阳的记者多次拨通仇和的电话，仇和均没有接，仅派了宣传部门的人联系我。有一次，记者在沭阳农村采访时，正遇到仇和在当地视察新农村建设，记者给他发了短信，他回短信表示“现在不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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