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5日，举世瞩目的中国两会闭幕式刚过，人们还在仔细回味李克强总理妙语连珠的答记者问，午间却又爆出一条重磅消息：云南省委副书记仇和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正在接受组织调查。
这无疑是王岐山所领导的中纪委给两会献上的又一个彩蛋，用以调剂舒缓人们这些天倍觉紧张的神经。仇和的落马，让中纪委导演的反腐败特别剧目《盛会打虎》以十天打三虎而达到高潮。之所以有高潮，是因为有让所有人都大跌眼镜、直呼意外的反差：与前两虎景春华、栗智不同，落马前的这十天，仇和正是作为云南省的第三把手，以云南省两会代表团成员的身份参加完两会，也一定在台下仔细聆听了习主席坚定反腐败的铿锵话语。就在落马当天，仇和还以省委领导的身份登上《云南日报》的头条。
但与落马前这些小的前奏所形成的落差相比，让人们深感意外的原因更多地是——十多年来仇和在中国政治舞台上作为改革派明星官员的耀眼光环与鲜亮形象，着实难与权钱色浊臭交易等对腐败分子的惯常联想挂起钩来。十多年的中国政治场上，仇和是一个被赋予了太多象征意义的官员。因为这种象征意义，他的身上满负着争议，围绕他形成的舆论划分甚至成为中国改革思路争论的一个微观样板。虽然毁誉参半，但仇和本人无疑是这种争议的受益者，正如他自己所言，是“被一路举报，仕途却一路惊喜”。
充满争议的“仇式改革”固然与仇和个人的思路、风格关系密切，从根本上说还是他极端市场化、激进私有化主导思想的表达。在仇和政治上的发迹之地宿迁，仇和曾经说过这样的名言：“宿迁515万人民所居住的8555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只要可以变现的资源或资产，都可以进入市场交易。”作为这一思路的注脚，在仇和的主导下，2001年起，宿迁全市开始强力推行改革，公立医院、卫生所、学校、幼儿园等纷纷变成民营。这也引起了强烈的民意反弹：泗洪县幼儿园的老师们在市委门前静坐示威;沭阳县中医院数百位职工用大铁锁将门诊部大楼锁了3天;央视《焦点访谈》三次质疑宿迁教改医改。但在改革强人仇和“不换思想就换人”的铁腕气概面前，这些质疑声音最终还是被有意屏蔽或无意中淹没。以完全市场化、私有化、全面出卖变现公总资产为特征的改革仍然被推进下去了。
仇和上述敢想敢干的做派并非来自他一个人的头脑风暴。他还有一位指导自己的“洋教师爷”——萨缪尔森，第一个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美国学者。萨缪尔森《经济学》教科书是全美国大学生的通用教材，已经不断修订出版到第十九版。虽然萨缪尔森也注意到纯粹的资本主义不可能实现自我监管，它始终会造成不平等性的加剧和宏观经济波动的不稳定性，并从凯恩斯主义的立场强调政府进行必要的善意的市场监管，但是这并不能改变其作为西方经济学者对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美化和崇拜的总基调。据仇和在宿迁时的秘书谢新松说：“仅萨缪尔森的《经济学》中文版，他就从第12版一直买到第17版”，读了整整六个版本。理论上的服膺变为实践上的大力推行，但吊诡的是，纵观仇式改革，却又将萨缪尔森对自由市场的反思警诫置诸脑后，变成一种市场万能论的宗教崇拜。他曾将自己的执政信念明确表述为“公权支配最小化，市场支配最大化”，“资本只有人格化，才有动力”。
仇和的上述信念的形成，和他一段曾给自己仕途镀上一层金箔的学习经历有关——1995年，身为江苏省科委正处级干部的仇和，参加江苏省高级管理人才经济研究班，赴美国马里兰州立大学进行了为期半年多的学习培训。这段学习的具体内容是什么，20年后的今天，我们已经不得而知了。但是可以看见的影响有两点：一是作为参见去美国学习归来的高级经济管理人才，仇和很快得到重用，升任副厅级的宿迁市副市长;另一点则从他后来以市委常委身份兼任宿迁市下辖的沭阳县委书记时推行的改革思路中初现端倪。仇和在沭阳的施政思路是积极推进私有化、相信市场万能的新自由主义思路。
更诡异的问题在于，向来对中国人民充满友好情谊的山姆大叔还特意为仇和所参与的赴美高级经济管理人才学习班开了小灶——仇和他们所接受的这套新自由主义的全面私有化理论，在当时的美国也并不吃香，美国政府也没有在实践中完全采纳。因此，华裔学者、曾在仇和学习过的马里兰大学任教的李玲教授就惊呼“后来他回国后推行市场化医疗改革，把公立医院全都卖了，我非常惊讶：他是不是学错了!仇和在美国期间应该看到，即使在一个高度市场化的国家，医疗卫生领域开始也是以国家干预为主”。
实践上的效果也并没有好到哪里去，由李玲教授牵头的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医疗卫生改革课题组发布的《江苏省宿迁地区医改调研报告》，以翔实的数据说明，仇和所一意孤行推动的宿迁医改，并没有改善多少百姓的就医环境：加剧了看病贵、看病难的问题;因为市场导向一切向利润看，医生们开始想尽办法诱导病人多做各种不必要的检查，进行过度医疗;红包回扣也隐形存在。“改革思路在某些方面违背了社会和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尤其是将全面市场化的改革手段用于已被理论和实践证明行不通的医疗卫生领域。所以，目前宿迁市看病贵的问题没有得到解决，老百姓的医疗负担反而加重，潜在医疗卫生问题令人担忧。”这是课题组给出的整体断语。
宿迁医改所暴露出的问题在相当程度上具有普遍性，是中国以市场化为主要特色的第二轮医改的一个标本。但这次医改也饱受诟病，公共福利性质的医疗资源完全向市场放开，只会使身处弱势的普通民众成为医院的大资本竞相猎杀的对象，并且催生了权力寻租的腐败现象。经过市场化医改，医药领域成为中国腐败的最高发地段。2007年，曾任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局长的郑筱萸就因此而被拉下马并判处死刑。最终，官方层面也宣布了该轮医改的总体失败，并开始推动以加强基本社会保障与公共服务为特征的新一轮医改，明确医疗资源的公共属性。实践证明，第三轮医改中所推行的农村新型合作医疗，把保障人民群众基本的医疗需求作为根本目标，总体效果是积极的。
今天，当中国的医疗事业改革在走过曲折弯路后终于走上正轨的时候，仇和这位曾经的潮流推动者也以一种意外的方式提前结束了自己的仕途。仇和本人的贪腐问题从何时开始?是否在当时所力推的宿迁医改中存在利益输送?我们只能等待纪检部门的调查结果。我们甚至愿意揣着最善良的医院来推测仇和诸多施政举措的原初出发点：也许就是一个想干事、愿意干事的有抱负的官员，充满争议的作为至少表明他不愿意做一个混日子和稀泥的庸官懒官。但即便如此看，仇和的动机和他的措施也是严重不一致甚至南辕北辙的。我们有理由怀疑，曾经作为仇和仕途跳板的美国培训之旅，是不是美国对中国求学官员的一次意识形态渗透。
年初,教育部长袁贵仁在他在教育部学习贯彻《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高校宣传思想工作的意见》精神座谈会上提出,要严防西方价值观在中国高校课堂上的渗透。这一表态引起舆论热议，不少人认为袁部长的话是风声鹤唳，更有人认为是意识形态上的挥舞大棒乱打人。可是，对照政治明星仇和的政治轨迹，特别是他在美国学习的经历与后来施政理念举措的联系，我们恐怕不得不说，袁贵仁部长的判断是对的，美国为主导的西方确实无时不在的将对自己的有利的价值观点不断地塞给中国，哪怕这些观点在美国国内都并不行销。
囿于自身职责权限，袁贵仁部长的讲话主要是针对教育领域特别是作为重灾区的高效课堂的。可是实际上，袁部长提到的问题又岂仅限于高校课堂一隅?相对高校课堂上多少还具有“书生意气”的迂阔色彩，西方价值观念对中国政府官员的渗透其实更直接、更明显、也更有害。君不见，前些年有多少中国各级干部组团去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参加各种形式的研修班培训班？这些参加培训的干部有哪一个不是以近乎朝圣的态度去取经？哪一个干部不是把这一学习经历当作重要的履历镀金纷纷写在简历上生怕别人不知道？至于取的经到底是如来真经还是毒草邪经，似乎一时没有那么多人追问，但是在毒草邪经毒害下行使的弊政的代价却注定是要有中国的老百姓来承担的。正如仇和虽落马，但螺蛳湾的商户们受损的利益不知何时才能得到补偿一样。而这正是我们在经历一段政治追星热过后需要冷静面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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