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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困问题是当今世界面临的最严峻的问题之一。联合国发布的有关数据显示，目前，全世界仍有8.54亿人长期遭受贫困和营养不良之苦；有超过10亿的极端贫困人口每天生活费不足１美元；每年有560万儿童死于与贫困有关的疾病。
2006年是第一个“国际消除贫困十年”的最后一年，也是推动“千年发展目标”实现的关键一年。当前的反贫困治理中面临着什么样的新形势，应树立怎样的反贫困治理新思维，可以运用哪些反贫困治理新模式？近日，记者就此采访了反贫困专家、西南财经大学博士生导师赵曦教授。
减贫步伐有所放缓记者：这些年来，我国政府一直致力于解决贫困问题，但仍有专家指出，尽管西部地区面临着生态环境恶化、水资源紧缺、社会发展滞后等诸多挑战，但所面临最突出、最大的挑战仍是人类贫困。这说明我们的反贫困治理面临的形势仍不容乐观？
赵曦：西部地区是中国农村贫困人口集中分布的地区，也是中国反贫困治理的重点和难点地区。国务院批准的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西部地区就有375个，占全国总数的63.34%。目前，西部农村绝对贫困人口主要集中在老、弱、病、残、丧失基本劳动能力、很难通过扶持手段脱贫的特殊群众中。另一方面，农村低收入贫困人口大量存在，其不稳定的收入水平、落后的人力资本素质、薄弱的经济发展基础，以知识贫困和能力贫困为主的贫困表象，使其经济收入增长的预期远远小于经济收入下降的预期。近10年来，中国只完成了不到10％的减贫任务。
记者：联合国《2005年人类发展报告》中阐述我国减贫的步伐明显放缓，这自然有很多客观原因，但是否也反映出现有反贫困模式存在不足？
赵曦：现有的反贫困治理一直没有非常清晰的战略思路，这在实践中表现出四方面问题：一是贫困人口的认定范围狭窄，还有许多贫困群体没有纳入扶贫开发；二是贫困标准太低，这是导致已脱贫人口返贫率很高的重要原因；三是资金投入约束，扶贫投入缺口很大，信贷扶贫资金到户率很低；四是扶贫制度安排存在缺陷，扶贫实践中条块分割、机构重叠、职能重复、政出多门、相互掣肘产生的制度冲突日益显化等。
反贫困战略模式应体现可持续发展理念
记者：西部反贫困治理中，既要逐步缓解剩余特困人口的贫困问题，又要稳定解决低收入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任务十分艰巨，这需要有清晰的反贫困治理战略思维。
赵曦：是。西部反贫困治理必须充分考虑反贫困对象所体现的民族性、区域性、边缘性、经济性和社会性特征。充分体现可持续发展的最基本的社会意义，就是保证每一个社会成员的基本生存权和发展权，保证每一个社会成员都能够以平等的身份参与社会政治活动，参与市场经济竞争，分享资源配置利益和完善个人价值。
记者：在这种基本思想下，你提出了建立一种全新的反贫困治理模式，这种模式有怎样的内涵？
赵曦：这种模式是以扶持农村绝对贫困人口为主体的治理模式，首先是向绝对贫困人口提供基本生存条件的满足，包括通过政府、部门、社会力量和国际机构向他们提供粮食、衣物等基本的生活必需品、人畜饮水、卫生设施、健康服务、基本住房、移民搬迁等援助措施以迅速缓解贫困状况，这是西部地区农村反贫困治理的基础；其次是向以收入贫困和知识贫困为主体的相对贫困人口提供基本生产条件的满足，包括通过政府扶持、社会援助、以工代赈、个体参与的方式向贫困人口提供最基本的农业生产条件，改善贫困人口的人力素质，帮助其修建基本农田、水利设施、乡村道路及基础能源、通信设施，以全面改善农业基本生产条件，这是西部地区农村反贫困治理的重点。
记者：仅仅给他们提供生活生产所必需的物质条件是不够的，物质扶贫要向智力扶贫转变。
赵曦：是的。所以还应向以能力贫困和权利贫困为主体的贫困人口提供基本发展能力的满足，包括通过基础教育、职业技术教育和各种层次、各种内容的技术培训，提高贫困人口的农业生产技能、非农产业技能、劳务转移技能以及择业技能，提高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自我生存能力、选择能力和发展能力，这是西部地区农村反贫困治理的目标。
记者：这种新模式与传统的扶贫模式相比有什么不同呢？
赵曦：传统扶贫模式是行政性的纵向传递模式，新的反贫困治理模式是由政府、部门、社会和贫困地区政府及广大贫困人口共同参与的、可持续发展的横向反贫困模式。这种模式能够增加贫困地区群众市场化观念和民主观念，最终使贫困人口通过自己的努力最后有尊严地走出贫困。同时，新模式内涵比较清晰，不再是对不同贫困区域实施一刀切的扶贫政策，而是要求更实事求是，因地制宜，采取更为切实的扶贫措施。
5个计划实现反贫困治理新战略记者：要构建这种新的反贫困治理战略模式，是否需要我们的扶贫体制做出相应的调整？
赵曦：推进中国农村的反贫困治理必须确立新的制度安排，调整扶贫体制的根本目的就是要建立能够保持贫困地区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经济法律制度。具体而言，中央政府应尽快调整扶贫多头运作的行政格局，成立国家开发署或扶贫总署来统筹中国的反贫困战略，加强综合行政职能和扶贫资源的整合能力。同时，应将扶贫责任分解落实到县，资金管理、项目审批权限下放到县，大幅度简化贷款手续和立项手续，缩短扶贫资金的投放时间。
记者：整个反贫困治理新模式的推进还需要哪些实施方法和基本途径？
赵曦：实施整个战略要有5个计划：社会服务计划是反贫困治理的基本前提，产业发展计划是反贫困治理的经济支柱，教育培训计划是核心，科学技术进步是基本导向，再通过小额信贷计划向上面所有的计划提供最基本的金融保障。
记者：在哪些环节上一定要特别注重？
赵曦：首先是社会服务计划，特别要注重社会服务，重点是改善贫困人口基本住房、人畜饮水、卫生条件、地方病防治、移民搬迁等。其次，一定要由政府来主导，并且强调群众参与，不可轻易依赖承包等市场化手段；产业发展计划要重点发展旅游、生态等特色产业，并注意维护生态平衡，贫困地区千万不可盲目进行工业化、城市化建设。观点
分类治理城市贫困问题
■高尚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
城市贫困的原因和表现形式呈现出复杂性和多样性。随着政策变革的因素、资源科技的因素以及不可预料的其他因素造成了城市贫困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大体上城市贫困可以分三种类型：一是伴随着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改制下岗所形成的城市贫困；二是农村贫困向沿海发达城市的转移；三是资源科技型城市的贫困。我们需要抓住造成城市贫困的原因，探索和寻找有效的解决方案。必须分类治理贫困问题。对于资源型的城市而言，解决城市贫困更需要城市的产业转型和相关扶持政策结合起来，通盘考虑，需要修订《资源法》。还需要建立中央政府的有条件的援助机制，促进地方政府公共财产的形成和公共服务意识的增强。
利用“非正规就业”反贫困
■蔡昉（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
改革开放以来，非正规就业人数在增长。2004年大约是1亿，刨掉5000万或者再多一点，大概是18%。在城市打工的农民工的就业，以及下岗和登记失业者的再就业，是非正规渠道就业的主要组成部分。非正规就业的问题是，收入得不到保障，就业岗位不稳定，得不到应有的社会保障和社会保护。非正规就业造成就业数字在增长，但社会保障的覆盖率是逐年下降的。我认为，扩大就业是扶贫的主要手段，非正规就业是保证生存下来的重要的机制。非正规就业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存在于非公有经济、服务业、中小企业，因此政府承担责任的时候，最重要的一条责任就是给这些经济形式提供公平的待遇，在某些情况下也应该提供优惠的待遇。
专家简介
赵曦，西南财经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长期从事中国西部地区、贫困地区、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研究，著有《中国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研究》、《21世纪中国西部发展探索》、《中国西部农村反贫困战略研究》、《中国西藏扶贫开发研究》等专著12部，发表学术论文160多篇，有21项成果获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四川省科技进步奖和西南财经大学优秀成果奖，主持国家级课题3项、省级课题6项。2005年，获首届四川十大杰出青年经济人物称号。
链接
中国反贫困五大目标
第一，提高贫困农民人均收入水平。到2005年人均收入提高30%，到2010年人均收入提高60%至65%。
第二，保证贫困农民解决吃饭问题，保证其基本食物消费需求，每人每日2150大卡。既要提高贫困农民生产粮食的能力，更要通过提高他们的人均收入水平，进而提高他们购买口粮和其他食品的能力。
第三，为贫困农民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国家投资的“以工代赈”改善农村基础设施条件的项目，应优先安排贫困劳动力；鼓励和帮助贫困农民外出打工，以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
第四，为贫困人口提供基本公共服务，扩大他们的发展机会，提高他们的发展能力。
第五，实现生态环境建设与基础设施目标。这包括在缺水地区发展节水农业；兴修水利设施建设；进行农田水利建设；植树造林；兴修农村道路和桥梁；兴修农村电网和自来水网；治理水土流失。记者手记 懂生活才能更好工作
早听过赵曦这个名字，总以为这样一位治学严谨的知名学者，大多时候会很严肃，一心扑在工作上，生活多少有些单调。而见到平易近人的赵曦后，不禁有些意外。
采访定在赵曦家里。客厅布置颇有书卷味，墙上挂着一幅幅风景照片，则透露出主人丰富的生活情趣。临近结束时，赵曦送给记者一本书。原以为是学术专著，却是一本旅游杂志。
“这上面有几张西藏风情照片，是我在西藏作研究时拍的。”他对我说，“摄影，我特别感兴趣。”再聊聊，得知赵曦爱好十分广泛：摄影、野营、爬山、写诗、烹调等。
“丰富的生活情趣对工作大有好处，不仅调节工作节奏，保证工作状态，更开拓眼界，见多识广。”
杂志里的照片下面有这样的一段描述：“当巍然矗立的珠穆朗玛、神圣庄严的岗仁波奇……奔腾不息的雅鲁藏布等旷世美景充满整个镜头时，我确信每一个摄影家都会模糊了双眼，他们的手在颤抖，心灵却已经沉浸在那片圣洁中……”
透过文字，我看到一个学者的另一面：年轻的心，一种热爱生活的状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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