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清官的内在自律”想到“社会的监督保障” 》
--"清官的内在自律"
--“社会的监督保障"
--“关于社会成本”
--“关于党内的监督"
--“马英九总结经验教训的启示”
上述几个小标题，还是我在多天之前写下的很有感触的提纲，在今天继续写作这篇短文的时候，原本想擦去，犹豫了一下后，感到让它作为小标题似乎也不错。
1、关于“内在自律”：
中国几千年，讲究 “内在自律”，所谓“礼仪廉耻”便是洁身自好、内在自律的高度概括。所谓“清官”便是“内在自律”的典范。中国历史上不乏“清官”的传记，反映了社会对清官的渴望。历史上有名的包青天，不怕丢乌纱帽，为民喊冤，怒鞭太子，为万世所颂扬。所幸，他的手中有着上方宝剑，也就是有着一个不算糊涂的皇帝在有意无意的支持他。然而，更多的清官似乎都没有好的归宿......
历史上，清官很少，而且即使有也难以生存，（因此造成官逼民反，进而促成朝代更替）探究其原因，不外乎以下几方面：
一方面是客观社会的诱惑，在一个社会物质并不丰富的社会中，对物质的争夺和侵占便成为社会的必然。(人类社会在不具备高度丰富的物质财富和高度发达的文明程度的时候，其实它在很大程度上都是无法摆脱它野蛮的非理性的动物性的特征的。)特别是在封建式的官营经济占主导地位的社会里，那些掌握公共权利的人或曰官员，便成为近水楼台的人物，这里，对任何人都是一个考验，而在法制很不完善的社会里，特别是在法制还主要是针对大众的社会环境中，要求一个官员做到洁身自好、内在自律是非常困难的。所谓无官不贪或曰十官九贪，所谓天下乌鸦一般黑，所谓近水楼台可以先得月，所谓人在河边走，那有不湿鞋，等等，既是大众对社会的真实写照和无力的痛斥，也是贪官聊以自慰的籍口。综观古今，莫不如此。
另一方面是主观世界的局限，任何一个有生活经验的都会体会到，要做到洁身自好、内在自律有多么的困难。古代便有“人之初，性本善和性本恶”长期争论，这个争论今天依然在继续。其实，无论是性本善还是性本恶，都只说明一个问题，那便是人性的变恶的必然性。（这也是人的野蛮性和动物性的证明。）记得有一位美国的作家说过，“文明”即是现代的人对本性的克制。也就是说，本性是偏向恶的（人类本来自动物，它的野蛮性和动物性的自然偏向也就不足为奇。），而不能做到克制本性的人，其本性必然的还处于野蛮人的恶的状态。然而，“克制”两个字又谈何容易。我们曾经看到过无数的高谈阔论的正人君子，然而，一碰到现实问题，便不堪一击，缴械投降。美国作家把“克制”提高到文明与野蛮的鉴定标准这样的高度，是非常的有道理的，是对人的本性的深刻认识所至。
同时主观世界的局限还表现在当外界的压力袭来时，在一般的情况下，大多数的人的选择往往是屈服。我们周围此类的事例不胜枚举。这是因为不屈服将会立即遭到严厉的报复。记得最近有一位同事告诉我，有一位官至区长，据说算是个廉洁自律的的人物，当他的顶头上司市长向他提出，要他出面去动用“不能动用的资金”时，这位区长在犹豫了一下之后，立即照办了。不久，东窗事发，这位区长被撤职查办。这位区长后悔吗，据说这位区长没有后悔，因为他知道，如果他当时就拒绝，那么他可能早就被撤职。况且，由于是为他的市长顶罪的，这位区长在狱中被告知，他的家属将获优厚的照顾，他的罪行将被轻判，甚至他出狱后的安排已尽在考虑中，真可谓无后顾之忧了，还得到一个“义气好汉”的好名声。这个曾经是廉洁自律的的人物的故事告诉我们，在你个人似乎还是洁身自好的时候，如果外界(特别是你的上级)要迫使你改变，而且是在冠冕堂皇的伪装下，在利害想逼的情况下，在似乎是神不知鬼不觉的环境下，迫使你改变。那么“洁身自好”甚至“礼仪廉耻”的围墙都会轰然崩塌的。一位伟人曾经说过：“人，做一点好事并不难，要一辈子做好事那才是最难最难的啊”感叹至此，其意深远。
历史上确实存在洁身自好、内在自律的人物，可悲的是，这些人的下场都令人不寒而栗，这正又从反面证明了，正是这个社会和这个社会制度本身难以容纳真正洁身自好、内在自律的人。
由此得出的结论是：期望通过内在自律实现官吏（乃至执政党）的廉洁奉公，是无法实现的封建社会的幻想。对于个人自身可以这样要求，但对于整个社会来说，实践已经证明，岂但是远远不够，根本就是走不通的死路。促成一个人做好人，促成一个官做清官，只有华山一条路，那便是“外力的强制”。用今天的话语，便是社会的监督，而且应当是强制性的监督。对于任何人都是如此，应无一例外。今天的台湾社会正在演绎一场社会监督，而且是强制性的监督的真人秀，是社会对最高权利人的强制性的监督。正因为它是对最高权利人的强制性的监督，因而，它的意义已远远超出了台湾小社会。从根本上讲，这正是台湾社会进步的体现。它的真正的意义不久应会在整个的中华大地上显现出来。即使在今天，对我们的启示依然是非常的大的
曾几何时，我们深深的感叹：权利失去了监督，必然产生腐败。当我们对权利还没有实行真正有效监督的时候，腐败就是必然的现象。当腐败一直泛滥成灾的时候，我们是不得不对社会的制度产生怀疑的。
2、关于“社会的监督保障”
“社会的监督保障”这个话题并不是新的话题，而且在先进的国家，这个话题早已不是理论的问题，而已经是实践中不断完善的问题。
然而，在我们今天的社会里，这个问题还真的处在理论的探索中，实践还几乎谈不上的，我们的社会其实他的本质还是封建性的。正因为如此，这个话题的讨论将延续很长的时间。这个话题的实践还必将遇到强大的阻力。
但，由于缺乏“社会的监督保障”而带来的严重的后果，已经大规模的呈现在人们的面前，同时，一个开放的世界也同样的展现在我们的面前。每一个有责任心的中国人都是那么的忧心如焚。他们在抨击社会腐败的同时必然的很自然的会提出自己的想法和观点。
围绕“社会的监督保障“机制的讨论有许多的话题，其实，对今天我们这样一个初级阶段的社会，当务之急要解决的：是一个，即“政务的透明度的问题”，这是“社会监督保障”的前提。
没有政务的透明度，一切无从谈起。在今天，暗箱操作、幕后交易、裙带关系蔚然成风的环境下，对政务的透明度的要求已经摆到了人们的面前.
政务的透明度不会从天上掉下来，这-就是我们目前要争取的东西。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任何社会成果的取得，任何社会进步的实现，都将付出代价的，一位伟人说过，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我们-一个普通的人，现时能做的，便是鲁迅先生当年曾做的-呐喊，为实现政务的透明度而呐喊，在必要的时候为政务的透明度而作出牺牲。
政务的透明度实现的一天到了，真正的社会监督保障机制的建立,为期也就不会远了。
（目前我们许多的报刊杂志都在讨论社会监督的问题，我们的许多理论家列出了许多的社会监督的措施或曰救治社会的良药，不少“监督部门”的干部年年在总结他们又制定了或发明了多少新的行之有效的措施。殊不知,没有政务的透明度，其实再多的措施都是空谈的。）
（正在我的这篇短文写到这里的时候，我在今晨(9月8日)的“参考消息”时事纵横版读到“美国《芝家哥论坛报》9月6日报道：美国伊利诺伊州前州长乔治.瑞安今天被宣判有罪，判处6年半监禁，罪名是利用职务之便把有利可图的生意交给朋友做，为自己和家人换取度假、礼物和其他好处......该案件中的另一名被告、现年67岁的商人劳伦斯.沃纳被判处41个月的监禁......在宣布对瑞安的判决时，美国地区法官丽贝卡.帕尔迈耶谈到了政府官员腐败给人们的生活带来的危害。她说：“真正破坏的......是人们对政府根据规章制度办事的信心。”她说“政府领导人有义务为人们树立榜样。瑞安没有达到这个标准。”瑞安和沃纳是在联邦政府开展的“安全道路行动”中获罪的人...这项调查暴露了在为司机发放驾照的过程中存在的猖獗的收受贿赂现象，导致瑞安的多名心腹以及他自己落网。据报道，瑞安在辩护中说他一生中做了很多好事，而且他被朋友出卖了。但是，负责进行“安全道路行动”调查和对瑞安提起诉讼的帕特里克.柯林斯说，这位前州长没有被朋友出卖，而是他自己背叛了公众的信任，没有对自己的行为负责。）
美国《芝家哥论坛报》9月6日的这篇报道为我的这篇短文提供了适时的注译。
这位州长说他一生中做了很多好事，可能确实如此（否则不会官至州长）。这位州长说他被朋友出卖了，也可能没有说错，然而提起诉讼的帕特里克.柯林斯回答的更为精彩，这位州长获刑的根本原因“是他自己背叛了公众的信任，没有对自己的行为负责”。
美国类似这位州长的故事，过去也读到过，但今天在我写这篇短文、在深深思考的时候，这位州长的故事给了我更多的启示。
--类似美国地区法官丽贝卡.帕尔迈耶语调，即她所谈到的：政府官员腐败给人们的生活带来的危害。以及她所说的：“真正破坏的......是人们对政府根据规章制度办事的信心。”“政府领导人有义务为人们树立榜样。瑞安没有达到这个标准。”
--类似对瑞安提起诉讼的帕特里克.柯林斯所说的一番话：这位前州长没有被朋友出卖，而是他自己背叛了公众的信任，没有对自己的行为负责。
我们耳熟能详，然而，我们的周围看到更多的却是，说的是一套，做的又是另一套。
我的感觉是，这些美国人是在真正的实践他们的承诺，而我们的许多官员却是在玩口是心非的把戏。
这，可能就是我们的社会与发达社会的区别--先进的国家在这个话题上早已不是理论的问题，在我们今天的社会里，这个问题还真的处在理论的探索中。
当然，发达国家，先进的国家不可能样样先进，就如人无完人，金无足赤一样，就如一个能人不可能样样都能，一个好人不可能样样都好。但至少在政务的透明度方面，在社会的监督方面一定是我们应当学习的和借鉴的。
3、关于“社会成本”
这里的“社会成本”指的是真正实现社会监督的“社会成本”，这个概念是我从南方周末的一篇文章中看到的，文章的大致意思是说，真正实现西方式的社会监督，其“社会成本”亦即付出的代价将会十分的高昂，将会得不偿失。文章分析的不无道理。
但，真正的社会的监督必须要实现，这将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我们的生活实践使我们对《国际歌》的歌词有了更深一层的认识：我们不再相信什么神仙和皇帝，也不再相信什么救世主，全靠我们自己。
在大多数人的觉醒到来的时候，那就是真正的社会的监督要实现的时候。什么样的社会成本才是合适的，让历史去评判更合适。
4、关于“党内的监督”
因为我是一个党员，因此，对这个问题也深有感触。其实历史早已经在给我们上课，“党内的监督”在党内是必须的，但是远远不够的，不要说是一个执政的党，就是一个非执政的党派，要靠自己来监督自己是更本靠不住的。更何况是一个掌握大权的，有着巨大的物质利益诱惑的，可以轻而易举的获得好处的执政的党。自己监督自己从根本上来说只能是自欺欺人。我们曾经提倡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现在也不大提了，为什么这个武器不灵验呢，就是因为这个武器的实质还是自己监督自己。历史的教训已经无数次的告诉我们，真正的社会的监督，惟有真正的社会的监督才是我们的党的机体健康的更本保证。
我不隐瞒自己的观点，我的思想深处对我们的党怀有不可变更的感情，但我对官场的现状深恶痛绝。
不要以为取得了经济上的成就，执政党就可以高枕无忧。
过去有一句俗话，叫做“卫星上天，红旗落地”，曾经，许多人都以调侃的语调，甚至嘲讽的口吻来耻笑这句话的“愚昧无知”。后来还有一句俗话，叫做“一俊可以遮百丑”，曾经，有更多的人大肆的吹捧之为走向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不巧，今天的国民党给我们上了生动的一课：
原来，卫星上天了，红旗真的会落地的，当然，这里的红旗改为党旗更贴切。
同样的，今天的国民党和今天的台湾民进党也告诉我们：
原来，一俊是遮不了百丑的，一俊甚至连一丑都遮不了，国民党蒋经国执政时取得的斐然成就终于无法遮盖国民党的丑恶而被民众所唾弃。一样的，民进党以其民主进步的初衷曾经吸引了和感动了多少的民众，今天也终于无法遮盖党魁陈水扁的丑恶而正在遭受百万民众嘘扁下台的局面。
历史的注译是在好不过的注译。
5、国民党主席马英九总结经验教训的启示
《参考消息》2005年11月1日在第12版：“特别策划”版刊登了台湾〈中国时报〉10月25日文章，题：纪念台湾光复一甲子-重温先贤典范 再造台湾精神（ 中国国民党主席马英九）
马英九在回顾了国民党下台的体验和教训后，获得了深深的感悟，在“创造理性和法治的文明”这一节中，意味深长的写到：“权力是无法自我约束的。因为权力的自我约束往往需要更大的权力，结果必然造成更严重的腐化。权力的自省与自新只能在另一权力的制衡和替代之下完成”。
马英九在“机会平等与自立自强 ”这一节中写到：“民国80年代末期，国民党面对严厉的挑战，半世纪的执政创造许多奇迹，也累积了不少问题，民众要的是不断的进步，而不是只对既有成绩发出赞叹。过去，社会大众由贫穷脱身即可满足，如今我们却面对了大批的分众，不同的利益需求、不同的生命记忆、不同的权力生态等等。我们的民主政治体系必须能够关照到各个分众的利益，协调彼此纷争矛盾，在均势中建立最大的共识，以追求持续的进步。这绝非单一权力就能驾御的局面，而是需要细致的政治和社会工程，包括充分的新闻与言论自由、独立性强的社会团体、决策体形的透明化以及政党本身的民主化。我们可以在较短的时间制定各种法律和规定，不过却需要较长的时间来培养法治文化。”
马英九在“确立真正的台湾历史 ”这一节中感叹的写到：“民国89年，国民党在总统选举中下野了，失败的原因是长年的执政造成了腐化的弊端，党内机制未能跟上民主化的脚步，使得党对外部的应便能力减弱，未能满足人民的期待，终至在选举中失败。”
我认为，马英九的文章是务实的，是基本符合历史事实的。
马英九的文章也使我们看到了一个新生的国民党的形象。
其实，我们都了解，国民党曾经有过辉煌。
国民党的缔造者是毛泽东称之为中国革命伟大的先行者的孙中山先生，他倡导的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曾经鼓舞了多少志士仁人，为着建设一个民主国家而献身的事迹可歌可泣。
曾经，我们共产党人还在幼年时期，我们许多党的领导人，响应孙中山先生的号召，以个人的身份加入了国民党，并在国民党内担任许多重要的职务。一代伟人毛泽东就曾经担任国民党的宣传部长。作为国民革命军的摇篮-黄浦军校，不仅诞生了许多国民党的高级将领，也诞生了许多我们共产党人的高级将领，甚至黄浦军校的许多教官乃至领导干部都是共产党人，周恩来总理便曾经担任黄浦军校的政治部主任。
共产党和国民党为着实现孙中山先生的理想而共同浴血奋斗过。北伐战争中，国民党中称为铁军的军长便是共产党人叶挺将军。
只是在孙中山先生去世之后，蒋介石在27年背叛革命，举起屠刀砍向革命党人后，国民党才走到了他的反面。而国民党在大陆的完全失败便证明了蒋介石背叛革命的必然下场.
而共产党取代国民党便也是历史的必然了。
今天，我们的党执政了57年，期间的风风雨雨，不可谓不多，期间的经验教训也不可谓不多。
曾经，大多数的公众出于对我们党的认同，加上经济文化的落后，在很长一段的时间里，民主为盲从所代替。
但，时代在进步，公众的民主意识在提高，不同公众对利益诉求的期望也在不断的提高，特别是对于司空见惯的政府腐败已经不能容忍。
我们的党和政府的改革，特别是社会监督机制的建立已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
我们的党和政府要能够实现自己宏伟理想而健康的走下去，必须把自己完全的置于公众的监督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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