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媒体开放的承受力
杜平
从星期一开始，中国政府早前宣布的境外媒体开放规定正式生效，外国驻华媒体原来所受到的采访限制从此大幅度放宽。除新疆和西藏之外，外国记者无需获得中国政府的批准，便可前往任何省份自由采访。
据说在元旦这一天，也就是媒体开放首日，北京天安门广场上的外国记者不再像过去那么多。以前每逢重要节假日，外国记者都要在此政治敏感之地聚集，期待或等待着某种事件的发生。而今年元旦假日期间，他们大概都已经跑到自己想去的地方，不再蹲在天安门广场守株待兔。
媒体开放正面意义大
媒体开放几天以来，有两件事情值得提及。一是路透社记者在北京采访了已故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的秘书鲍彤；二是路透社记者在呼和浩特采访了一名蒙族囚犯的妻子，而这名囚犯的罪行是从事分裂国家的活动。
这两件事之所以引起笔者的特别注意，原因是两个被采访者的身份都极为敏感。过去，外国记者一直想接触他们而不能，而中国官方对这类人物也是讳莫如深。如今，连这样的人物及其涉及的话题都可以公开接触和报道，这就足以证明中国对境外媒体的开放承诺，确实是算数的。
当然，路透社故意选择这类敏感人物作为采访对象，目的就是要对中国政府的承诺进行测试。不受监视和干预的采访，没有太多限制的活动空间，事后也没有受到来自公安部门的追究，这便是外国驻华记者所一直需要的工作环境。在过去几十年里，这些问题都一直是个困扰，现在一夜之间几乎全然消失，不仅使外国记者增加了自由，而且也让中国官方有所解脱。
在接受路透社记者采访时，鲍彤对中国政府的媒体开放措施表示赞赏。他对记者说：“我能见到你，你能见到我，这是个进步。即使是短期的进步，那也是好事。”此言虽然出自西方记者眼中的“异议人士”之口，但对中国政府形象的正面意义，却超过了长篇大论的官方宣传。
关键是要有善加利用的意识
中国过去对境外媒体的限制措施基于很多理由，其中不乏合理之处，但大多都出于习惯性的疑虑和缺乏自信，而非出自对国家安全和长远利益的客观和周密评估。
以过去的心态看，外国记者在未经许可的情况下与敏感人物接触，是大逆不道的行为，完全可以冠之以“企图颠覆中国政府”之名。但是，此次采访至今为止的结果是，它在中国社会毫无痕迹，不仅没有破坏政治和社会的稳定，反而有利于中国塑造政治开明的形象。既然如此，人们就必定要问：中国对境外媒体开放的政策还有必要走回头路吗？
十多年前，有人曾经对笔者说，我们每天听到和看到的国际新闻，大约百分之七十都直接和间接与美国有关，这是美国大国地位的重要标志。现在环顾全球，国际媒体关注中国的程度，已经与美国不相上下。这种关注和兴趣，完全来自于中国本身的发展、进步和重要性。对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来说，都是求之不得的好事。
站在保守的角度看，你当然可以说，越来越多的外国记者涌到中国，对中国政府构成了越来越大的监督压力，使中国人的一言一行都处在众目睽睽的监视之下。但是，若换一种思维，换一个角度，你也会发现国际媒体对中国的兴趣，其实是一种可以拿来为我所用的资源。关键问题是：有多少人愿意从这个角度看国际媒体？有多少人懂得如何对境外媒体善加利用？
和谐相处要有承受能力
与国际媒体和谐相处，是强化软实力的重要平台。而在这一领域，中国的步伐明显滞后于经济的崛起，远远没有达到自信自如的境界。
出于惯性思维，中国各级官员对外国媒体的防范心理始终没有改变，这是不能把外国媒体当作国际资源的心理障碍。再加上西方媒体确实经常有意和无意地丑化中国，使得这种防范心理变得根深蒂固，导致双方时常发生摩擦和对抗，最终又加深了彼此之间的猜疑和不信任。
中国最近几年的对外宣传成绩不可谓不大，诸如各级政府的发言人制度都具有开创性。可是，这些措施效果都并不好，原因并不是这个制度不好，而是因为看待外国媒体的心态没有放宽。
上星期，中国国务院新闻办主任蔡武说，中国政府愿意把外国媒体当作“建设性合作伙伴”。这个说法标志着中国政府的思维方向，正在发生大幅度转变。伴随着开放媒体措施的出台，外国媒体看待中国的心态也必将发生转变。
中国很多官员对西方媒体的运作模式还不太习惯，所以在面对喜欢挑剔、刺激和挑衅的西方媒体时，还必须持续增强心理承受能力。这也是人们最为担心的地方。因为根据以往的经验，由于承受能力不够，即使是已经放开的政策，到时候还是要收回的。但愿此事不再重复。
·是《联合早报》评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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