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利忘识”的教育岂能培养出大师？
黄力之
去年11月，温家宝总理在同一些大学校长和教育专家谈话时，说“学生在增多，学校规模也在扩大，但是如何培养更多的杰出人才？这是我非常焦虑的一个问题。”温总理在这里说的人才不是一般人才，而是大师级人才。这的确点中了当下中国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的穴位：盛名之下，其实难副。
其实，问题很简单，那就是，当相当多的大学都在“见利忘识”时，怎么可能培养出大师呢？所谓“见利忘识”即为了利益而忘记常识----判断力，请看如下一些随意列举的事实：
例一，关于培养硕士生、博士生的判断力。中国教育发展基金会理事长、前教育部副部长张保庆日前在“中国科学与人文论坛”作报告称，自己对“博士生培养的问题意见很大”，原因之一是导师有问题。有调查显示，我国目前每名博士生导师平均要带5.77名博士研究生，远远高于国外每名导师带2至3名学生的比例。某所进入“211工程”行列的大学校长，目前带的硕士生、博士生总共有32人，相当于一个班。常识告诉我们，校长总是忙于行政事务的，没有多少时间做科研、指导研究生，怎么还能超常地带那么多研究生呢？为什么没有明白人出来说话呢？
例二，关于学术水准的判断力。目前，中国大学的专著、论文数量名列世界前茅，但中国有影响的学术专著和论文却不多，这从每年全世界自然科学的三大检索上就可以看得出来。有的学者在学界仅仅混了那么几年就有专著三四十本，论文好几百篇。居然有一种说法是：十万字原地踏步，百万字才起步，千万字水平才算数。某省某著名高校一位副校长一年申报的科研成果竟多达1300万字，也就是说每天的产品是三四万字，实在是匪夷所思，抄袭剽窃案之频频发生也就容易理解了。
更称奇的是，某大学经济学院某教授，为了破格提成博导，伪称写了一本《发展经济学的发展》，然后在各报社骗发了6篇书评，从而评上博导。另一所大学的某教授竟然用一本虚拟的书获得了学术奖。
例三，关于大学实力的判断力。人人都知道大学非大楼，而在于大师这一说法。可是，眼下的大学却在拼命进行大楼加大名的运动。大楼者，即圈地运动、大学城运动所致。看看现在出了多少大学城，大学城又是如何豪华奢侈，似乎要令那些古香古色的外国大学相形见拙，当然，人家是有判断力的，不会羡慕无实在内容的大楼。更可笑者，当然是命名（将小名改为大名）运动了。尽管人人都知道美国除麻省理工学院外，还有一些以分校命名的著名大学，如华盛顿大学圣路易斯分校、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而近年中国大学的改名运动可以说是如火如荼，第一个趋势是地区升级，先是抢夺“中国”名称，然后是大区（如东北、华东等）名称，接下来是省的名称；第二个趋势是大而全，如科技大学、理工大学比比皆是，实在不行就文理学院，至于师专就一概变为学院，乍一看去，中国的有头有脸的大学还真多。可是，当人们听到所谓某某科技大学之名而表现出茫然无知时，大名又有何意义呢？
如果说这只是给外行人看的，那么这类似于魔术家在给观众表演魔术，大家都知道这是假的，娱乐一下而已，还谈不上失去基本判断力。问题是，这不是做给外行人看的，而是行业内的一个认认真真的游戏。比如说，行业内的人士都知道一个导师不可能同时指导数十名研究生，不可能一年出百万字以上的科研成果，不可以为没有看到的东西做评价，一所学校也不是靠命名就能够提高档次的，可是业内人士又不得不既认可别人的游戏，同时也让自己去玩这个游戏，这不是失去了基本的判断力又是什么呢？想一想，我们的业内人士像不像安徒生童话中的那些大臣呢？明明在皇帝的织机上什么也没有看到，却都要说看到了正在织非常漂亮的衣服。不同的是，我们的业内人士还自己也充当“织工”，还要让别人来称赞自己正在织非常漂亮的衣服----一件子虚乌有的衣服。这不是普遍失去基本判断力又是什么呢？
对一个社会来说，各个行业、领域里存在着假冒伪劣、骗局，这并不奇怪，韩国的黄禹锡案也许可以让我们松口气，可是，我们的这些问题还只是冰山露出一角。更危险的是，这种“非典型性腐败”几乎是公开地存在着，明知是假而无人揭穿，大家都彼此彼此，这说明社会生活的非理性化已经浸润入最后一个领域----教育学术领域，想想我们的教育机构在这样地行事，学不高则不能为师，身不正则不能为范，还谈什么教书育人呢？
当然，这里的判断力缺失----社会生活的非理性化并非大脑的生理机能出了问题，在某种意义上，它恰恰是一个高度理性化的过程，马克斯•韦伯认为这是“目的理性”的扩展，这种目的理性的行为，倾向于精确地计算以何种有效的手段才能达成目的，也就是讲求效率和效果的做事方法。在现代经济体系中，企业追求利润的最大化，强调成本和效益的计算，便是这种“目的理性”的具体表现，韦伯将它视作是功利主义式的思考模式。这就是说，利益考虑是其根本动力。
中国高等教育界或者说知识界的种种乱象，无一不与利益有关。比如说，有了学术泡沫，就有相应的待遇（职称、奖励、称号、资格等等），然后凭借马太效应，又可以通过控制资源（如各种评审权）而获得更多的好处；学校改名则是制造广告效应，让无判断力的考生和家长上钩，招到更多的学生，通过高收费和乱收费获到高额利润，有无培养能力则走着瞧。这种为了追求利益而丧失判断力的现象，也就是“见利忘识”，即古人讲的“利令智昏”。既然因逐利而丧失了判断力，那么廉耻也就无从判断，荣辱观就会首先在应该大力提倡和研究的地方错位，如此，我们还能指望谁呢？宋人欧阳修称“不廉则无所不取,不耻则无所不为。人而如此，则祸败乱亡亦无所不至”，这可不是危言耸听。
在判断力普遍丧失的时候，欲恢复我们的判断力，教育领导机构首先要表现出自己的判断力。比如，完全可以在制度上控制导师带研究生的人数，进行限高设置；取消对个人学术成果的短期高额的考核办法，对成果超量者，不仅不要急于肯定，还要委托无利益关系的学术机构进行审核，奖励举报；遏制大学城名义下的圈地运动，停止对学校升级和改名的审批，让新闻界监督学科评估等等。以其昏昏，是不可能使人昭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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