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很有趣的事情是，我们国家基层干部对农民的抱怨和农民对基层干部的抱怨一样强烈；从一般的道理和逻辑上看，一件事情的是非曲直即使不是截然分明地展现，但总得有个主要责任方（即哲学上讲矛盾的主要方面），但当今中国的干群矛盾似乎成了一个例外，如果不深入实地了解情况，不亲身体会这种关系的深层社会基础，我们是难以客观评判这个古老话题的。在这里，我想从社会理论的角度结合自己的农村体会对这个老话题进行一个新思维的分析。
干部意识。在访谈中我惊讶的发现多数的乡村干部都抱怨农民的愚昧和自私，其实这也不是什么新鲜的观点，不过如此的高度一致还是值得惊诧的。在干部的眼中，农民的贫穷几乎成了自找的结果，如果还有其他原因的话，那就是闭塞的交通和贫瘠的土地了。干部的自我精英定位也是一个显著的特点，他们把自己的当选或被任用看作自己本事，把自己的发财致富看作本事，甚至把自己的啤酒肚也看作本事的象征物。他们之中有人抱怨支书的住房却是十几年前的老房子，“干部应该住好房子”的心里话被鲜明的折射出来；还有人崇拜毛主席，却不晓得主席是如何看待干部先己后人行为的，他们眼中的本事几乎成为了没有任何边界的野性思维和无稽行为；还有人讲“天昏地暗”的世界却丝毫没有痛苦的表情，以证明自己是个适应者并以此为荣——他们眼中的本事只有结果缺少原则。偶尔有人声明一下自己的清白，但显然底气不足，不知道这里的清白到底是什么内涵！他们责备“刁民”不遗余力，所讲的故事确也实际，但不乏一些单向度的色彩；如果把落后仅仅归结为“刁民”难以治理似乎不那么合适。
村民表现。在访谈中我的心情一直不能放松，面对一个个茫然的面孔，感觉很是无奈，深感鲁迅先生的痛心疾首并没有结束，作为一个最普通不过的知识份子，我也不得不深深理解先人的烦恼。二十一世纪的地球人，却不晓得民主为何物，法制为何物，正义为何物？习惯了大山里的羊肠小道和斤斤计较，就忘记了主席生前的谆谆教导，他们除了努力保护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和争取公共财产的平均分配之外似乎很少再有别的诉求，少数人在外来者的一再催促下谈出了自己致富的思路，但明显地缺乏实现的信心。他们面对公共资源的不均等占有不是集体抗争，而是零散的口头责备，少数勇敢的人成为公认的“钉子户”和傻瓜。选举的结果是最肥最胖的人当选，不知道村民是不是真地认定了“肥猪好养”的道理，还是有其他理由？我们组织会议，稀稀拉拉，有来有往，有出有进，有说有笑，最后发现有人竟然不知道自己的名字是哪几个字。这一次真的深刻体会了农村工作的艰难，也理解了干部们的“为难”！
互动模式下的结局。我们拥有这样的群众，拥有这样的干部，自然就形成了当前的社会面貌。在这样的场域中，存在两种基本的角色：群众-干部，每种角色又可以划分为不同的亚角色，他们之间相互以“经济人”假设为前提展开角逐，最终再造了这个场域，即互动模式下的结局和进一步互动的前提。理性人强调利益的最大化，这是目的层面的东西，至于手段的选择具有很大的弹性，特别是在中国目前这种社会价值观高度分裂的情况下，手段成为了很有争议的话题，有人主张以是否违法作为手段是否正当的标准，有人主张以公认的社会伦理为判断准绳，还有人主张以自由竞争原则为标尺。社会发展的结局必然是按照强势方的意愿来塑造的，作为权利所有者的干部群体追求利益最大化，必然要尽力维护政治特权和关系经济的存在，而群众的意愿很简单，所以缺乏动力搞团结，只有少数受伤害最深的人苦苦挣扎，高度团结的少数群体战胜散兵游勇的多数群体是不难理解的。既然现存的制度符合强势集体的利益，那么只要弱势群体的力量只要不能通过增长或组合而加强，社会的变革基本就是不可能的了。这种角逐互动的结果说明：经济人和理性人的假设如果不能被挑战，那么社会的变革就只有等待革命时机成熟之时，因为社会默许了自由竞争的自然状态。
现象学的考察。从纯现象学的角度考察，我们就需要假设“存在就是合理的”，社会现象之所以发生必然有它天然的社会基础。如果以认识事物为目的，现象学是很得力的工具，但如果从改造事物的目的出发，现象学是最没用的学问——它费尽心机来阐述社会是怎么存在的，怎么组织的，怎么变化的，却很少提出哪些是值得肯定的，哪些是值得批评的，哪些是必须抛弃的。现象学潜意识地鼓励人们坐下来思考社会的表象，欣赏其中好玩的规则，最多是寻找一下其中的逻辑，其保守的程度绝对不亚于早期的结构功能论者。存在即合理，认识优于实践，变化需要时间，正是因为我们太多的国民都是现象主义者才导致了当前社会游戏规则的超级稳定；精英群体安于即得利益者的现状，缺乏改革的动力，新产生的精英很快被同化成为新的即得利益者，而处于弱势的人很容易自满，又很容易被分化，结果符合逻辑的结局就出现了——有本事的进入上层，没本事的活该受罪。这是自由竞争的逻辑，也是想象学家的宝贵题材。
伦理学的诉求。伦理学从本质上就是主张反思的，它的产生就是针对社会自然状态的；霍布斯所说的“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状态是它所力求避免的；它要求人们在生活中树立一种共同遵守的准则，用道理说服不同角色的人们按各自的道德标准从事自己的事业。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的划分体现了伦理的多重性，也说明了伦理学的真谛在于追求社会的正义——得失的一致，权利义务的对应等等。回到对中国农村社会现实的分析中来，伦理学的精神要求干部群体做什么，要求一般群众达到什么标准是可以想象的：一般群众只要能遵纪守法辛勤劳动就没有什么更可以责备的地方的；而干部群体则需要正当使用手中的权力，公私分明，食民之俸，为民办事。从这个标准看，当今的“刁民”并不多见，而“贪官”却是俯拾即是，但为何干部的抱怨和群众的唠叨旗鼓相当呢？原因就在于我们的干部没有分清平民与精英的区别，把二者的伦理要求等同起来——群众自私我也可以自私，群众狭隘我也可以狭隘，群众短视我也可以短视！这样一来干部的一切行为都成为合理的了。人为地降低对干部群体的道德伦理底线是导致当今干群矛盾的主要原因，而民众的落后只是客观条件，不是直接原因。
中国社会改革的动力和民主制度的未来。我们要建设民主法制的社会主义国家，改革的动力来自哪里呢？如果寄希望于广大的民众，也就是说遵循历史发展的自然状态，社会精英群体安于现状，等待民众的自我觉醒，那么实现目标的日期必然大大延迟，而且必然付出沉重的生命和财富代价；而精英群体如果实现自我改造，对干部队伍进行思想整顿，主动提高对自己的道德要求，那么我国的改革必将大大提速，民主法制的目标将在稳定渐进的过程中实现。
民众的意识水平是历史形成的，文化改造的艰难是大家有目共睹的，但改造相对少数的干部群体相对就容易了，除了出现政治家之外，再加上一批得力的智囊和良性大众文化的支持，这个目标是可以实现的。所以说：改革的动力应该更多地来自精英群体，群众辅之；民主制度的建设更多地依靠精英群体的自我约束，民众的监督辅之——这不是抹杀民众的力量，而是减少改革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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