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贫富差距，势必要搞清楚决定分配的重大要素。
分配究竟由什么决定，现在人们都知道的是“劳动”和“生产要素”两项。但还不够，还有一个要素，同样也不可忽视，这就是身份。
举一个例子，我家新村是一个机关大院，同样看门，编制内的属于机关的公勤人员，享用市区的奖金，其收入达六七万之多。而编制外雇佣来的下岗职工和外地民工，年收入只有一万。 为何相差如此大？身份。要说劳动，倒反而是编制外的时间长，还要值夜班。瞧，就因为编制内的这几个机关事务管理局的单位身份，就要比编制外的每年多得五万到六万，并且劳动时间还少，还不值夜班。
类似例子，举不胜举。同一个单位，同样的劳动，在不在“编“，报酬相差悬殊。而同样的劳动，虽然都有单位身份，由于在不同的单位，其报酬同样相差悬殊。
就因为这个原因，现在好多单位人手不够，不再把人员招聘进来，而是放在编制外，劳动局专门聘用原企业劳动工资科的下岗人员；财政局专门聘用原企业财务科的下岗人员；图书馆专门聘用稍有文化程度的漂亮女孩；学校专门聘用大学研究生充当“兼职教师”……所有这些招聘单位领导都深知“身份”在分配中的重要性，决不轻易给予，以便大幅度降低劳动力成本。
单位身份这个分配要素合理不合理呢？不能说完全没有合理的部份，但不合理的部份显然更多。说它不无合理之处，是因为人们在一个单位多年，承认其身份，按照其身份标准发放报酬，是对人们积累的过去劳动的承认和补偿;不合理的是，这种标准是那样的随心所欲、杂乱无章，又是那样的复杂多变、难以预测，使人们无所适从，只能无奈地用“命运”两字来解释。比如，有个大学毕业生，由于父亲在供电局工作，按照该局世袭制的潜规则，也分配在供电局。上班没几天，就拿到该单位上半年度奖金二万五，使他乐不可支。你说，这个大学生刚到单位，有什么积累的过去劳动，就凭刚获得的这个身份，就拿到如此之多的报酬，合理吗？再比如，有个单位本来效益很好，职工凭借这个身份拿取较为丰厚的报酬，但晴天霹雳，经济改制，活生生地把一个好企业半送半卖给某些既得利益者，职工们只能每人拿取一到三万不等的“卖断工龄”费，被扫地出门。你说，这些职工的身份值多少钱？他们积累的过去劳动难道就值那么区区二三万元？如果没有这个改制，这个“身份”价格不是要高得多吗？其不确定性由此可见一斑。
除了单位身份以外，同分配关系比较密切的还有两项身份：干部级别和职称。
中国历来讲究官本位。干部级别大小之间除了明的工资差别之外，其他收入差别更大。而且干部一旦上去了只要不犯大错误，一般不会轻易下来。“废除终身制”、“能上能下”、“能者上，庸者下”这些口号似乎已成为遥远的过去,一旦当了官，就永远当下去。其不合理性就在于，干部级别大，体现劳动成果的贡献不一定大；而级别小，其贡献不一定小。那么其报酬差别就应该在干部级别上淡化、减弱，而更多地向贡献方面倾斜，并且彻底根除目前只上不下的僵化体制。建立贤者上、能者上,劣者下、庸者下的浮动性干部任用体制。
职称也是一样。首先，其评估机制存在问题：弄虚作假、抄袭、买卖论文已成为公共的秘密；其次，体制僵化。一旦评上某某职称，就终身享用。只上不下、评聘结合讲过多年，始终流于口号，而没有真正实行；再次，人们为了评上职称，耗费了过多的精力，以致妨碍了正常工作。因此，有必要缩小职称大小之间的收入差别，或干脆取消收入与职称挂钩，而让位于其他测量劳动成果的指标,如工作量、科研教学成果等。
身份作为分配要素，早就有之，毫不奇怪。有些有这样那样身份的人必须照顾,比如离退休干部、军烈属、残废军人、少数民族、有特殊贡献的科学家、艺术家、劳动模范等;有些身份差别必须承认现实，比如城乡差别只能逐步缩小，不可能一步到位;但作为同为城市内的单位身份、干部身份、和职称身份的报酬差别，则如上所述，存在着种种不合理之处。其不合理的原因，无不同按劳分配的原则相违背。在劳动要素等同的基础上，本来我们应该把人们的劳动成果作为分配的主要标准，而身份只有在作为积累的过去劳动的时候，才在一定的程度上与按劳分配原则相符。分配中按劳分配中的“劳”是原创的、活跃的、富有弹性（人们不同时间内的劳动成果各不相同）的要素，因而显得直接明了而又公平。而身份则是派生的、呆板不变的分配要素，使人难以理解而深感不平。今天，我们提出这个问题，就是希望决策层从身份的角度来考虑分配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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