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党是搞社会主义的
——2007年6月8日在“陈云与当代中国”研讨会上的发言
李 成 瑞
提 要
（一）陈云在改革开放之初，就大声疾呼：“我们是共产党，共产党是搞社会主义的。”他语重心长地说：“我们花了几十年的时间把革命搞成功了，千万不要使革命成果在我们手里失掉。”
（二）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在取得伟大成就的同时，也出现了许多新情况、新问题。据部分资料测算（国家统计局未提供全面数字）：2006年，我国公私经济GDP的比重，分别为37%与63%，两者差距还在继续扩大。这种情况能不能说公有制经济还占主体地位？公有制经济从业人员与私营经济从业人员的比重，分别为32.5%与67.5%，两者差距也在继续扩大。这种情况能不能长期支持工人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
生产资料所有制的重大变化，导致了贫富悬殊、两极分化。基尼系数1995年为0.445，2004年约为0.47，不仅超过了“警戒线”，而且超过了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在我国，财产最多的20%的人拥有59%的财产，财产最少的20%人口拥有不足3%的财产，两者比例约为21：1（《2005年中国人类发展报告》）这种情况离共同富裕的目标是越来越近，还是越来越远？
最近凸现出来的医疗、教育、住房、就业等等民生问题，仅通过政府的二次分配（财政分配）来解决，从事情本身说是好事，但只能起到某种缓解作用。绕开所有制问题谈公平分配和民生问题是不科学、不客观的。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和分配制度上，在“共产党是搞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上，是否出现了什么问题，需要加以正视和重视，而不能回避或掩盖。
（三）陈云提出并再三强调“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问题”。近20多年来，政法机关加大了对贪污腐化行为的打击力度，但贪污行为屡禁不止，像“割韭菜”一样，割掉一茬又长一茬。根本原因是没有清除贪污腐化产生的土壤——官商结合、权钱交易，即官僚与资本相结合。当前存在的“红顶商人”、“老子大官儿大款”、“丈夫大官妻大款”以及“公产变私产、党员变老板”等等现象，值得严重注意。
（四）为了做好十七大的准备工作，研究解决当前存在的某种偏离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建议：
（1）坚持毛主席倡导的实事求是的精神，运用陈云“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交换、比较、反复”的方法，动员全党开展一次大调研和大讨论。调研和讨论的内容要围绕“共产党是搞社会主义的”这一中心议题。既包括医疗、教育、住房、就业等具体问题，也包括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和分配制度问题；巩固人民政权、改变工农群众弱势地位问题；切实端正党风、清除产生贪腐的土壤等问题。
（2）国家领导机关特别是国家统计局，应当调查并定期公布各种所有制经济比重和居民收入分配的全面的、准确的数字。
（3）党政领导干部，在十七大之前，按照世界各国通例，向社会公布本人和家属的财产状况。以后定期公布，形成制度。
（4）在十七大准备和召开中，都要发扬民主，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坚持真理，改正错误。陈云在1962年曾说：“在党内不怕有人说错话，就怕大家不说话。有些‘聪明人’，见面就是‘今天天气哈哈哈’，看到了缺点、错误也不提。如果这样下去，我们的革命事业就不能成功，肯定是要失败的。”“只要有勇气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一条，坚持真理，改正错误，我们共产党就将无敌于天下。”这些话对今天仍有现实意义和针对性。
陈云作为一位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留给了党和人民宝贵的精神财富。他遵循和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从长期实践中总结出来的许多观点和主张，对于今天乃至今后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一）
陈云在改革开放之初，就着重提出：“我们是共产党，共产党是搞社会主义的。”（《陈云文选》第三卷，第350页）。谁不知道我们是共产党？谁不知道共产党是搞社会主义的？为什么陈云要这样大声疾呼？他是不是“无的放矢”？当然不是。由于建设社会主义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从私有制到公有制，从劳动人民受压迫到人民当家作主的伟大而深刻的变革，在它的进程中，必然长期存在着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党的队伍中某些人可能由公仆蜕化为高踞人民头上的“主人”；再加上帝国主义用各种各样的方法推动社会主义的 “和平演变”，因而存在着偏离社会主义道路的现实可能性，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陈云说：“我们花了几十年的时间把革命搞成功了，千万不要使革命成果在我们手里失掉。”（《陈云百周年纪念会文集（上）》第5页，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这种语重心长的话，不能不引起我们深深的思考。
陈云强调“共产党是搞社会主义的”，是基于他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念。当他听到个别同志提出 “共产主义遥遥无期”的观点时，立即指出：“这个观点是不对的。应当说，共产主义遥遥有期，社会主义就是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嘛。”（《陈云百周年纪念讨论会文集（下）》第1397页，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他不厌其详地反复指出：“要使全党同志明白，我们干的是社会主义事业，最终目的是实现共产主义。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在党中央领导下，我们国家现在进行的经济建设，是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经济体制改革也是社会主义的经济体制改革。任何一个共产党员，每时每刻必须牢记，我们是搞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不是搞别的现代化；我们进行的事业是社会主义事业。”（《陈云文选》第三卷，第347页）他还指出：“中国现在还很穷，但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的根本制度比资本主义优越很多。在资本主义国家里有百万富翁，但他们的财富是剥削劳动人民得来的。资本主义必然为共产主义所代替。这是无可改变的法则。”“我们可以充满信心，高呼：社会主义万岁！共产主义万岁！”（《陈云文选》第三卷，第332、333页）
我体会，陈云的这些话包含三层意思：其一，要有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念和充分信心，“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只有把社会主义如实地看作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低级阶段），才能正确地把握社会主义的本质和前途。要坚决批判共产主义渺茫论，因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公有制的经济基础、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力和共产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就是现实的共产主义因素。经过坚忍不拔的长期奋斗，共产主义 “遥遥有期”，一定能够实现。其二，不论经济建设，还是经济体制改革，都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他在上述文章中特地对“社会主义”一词加了着重点，就是提醒我们特别注意，千万不要偏离甚至违反社会主义道路，去搞“别的现代化”。其三，以上道理，不仅要让部分党员明白，而是要使“全党同志明白”；不仅要明白，而且要 “每时每刻必须牢记”，千万不能忘记。
（二）
新中国建立以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全国各族人民的艰辛劳动，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从1949年到1978年，尽管由于缺乏经验走过一些弯路，但在旧中国一穷二白和遭受长期战争破坏的基础上，以平均每年增长7.4%的速度，较快地建立起我国独立自主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为后来的建设打下了基础。在世界上一亿以上人口的国家中，明显地居于发展的领先地位，大大缩小了我国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实行改革开放，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进一步加快。从1979年到2006年，平均每年增长9.7%。2006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达20.94万亿元，居世界各国的第4位。我国外汇储备超过一万亿美元，居世界第一位。这些成就应当充分肯定。
近二十多年来，我国经济的所有制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适度地发展其他所有制经济，对于加快经济的发展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是有益的、必要的，但是如果让后者无限度地发展，以至取代公有制的主体地位，那就会走向反面。那么，现在公私经济比重的实际情况是怎样的呢？国家统计部门已多年不提供公私经济比重的全面数字。据全国工商联于2006年3月初发布的《‘十·五’期间民营经济形势分析报告》说：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及全国工商联调查数字推算，2000年，内资民营经济在GDP中所占比重为42.4%，外商和港澳台商投资经济比重为12.6%。二者之和占GDP的55%。2005年，内资民营经济在GDP中的比重为49.7%，外商和港澳台投资经济比重约为15%—16%，两者之和约为65%（《中华工商时报》，2006年3月4日）。从2000年到2005年，民营经济平均每年增长2个百分点。
该《报告》说明，其中所说的民营经济是“除国有和国有控股企业以外的多种所有制经济的统称”。这就是说，上述民营经济数字包括集体所有制经济，但不包括国有控股企业中的私资部分。如果从2005年民营经济的GDP所占的65%中，扣除集体经济比重中所占的部分（估计约为8%），加上国有控股企业中的私资部分（估计至少为4%），则非公有制经济GDP中所占比重为61%（65%-8%+4%）。相应地，2005年公有制经济GDP所占比重为39%。按照上述每年民营经济增长2个百分点测算，2006年公私经济GDP的比重约为37%比63%。当前，两者的差距还在继续扩大。
所有制结构发生了上述重大变化，从业人员的结构必然随之发生重大变化。根据国家统计局提供的第一次全国经济普查中的若干资料，结合其他有关资料测算（二、三产业），2006年公有制经济的从业人员与私营经济中的从业人员，在从业人员总数中所占比重为32.5%与67.5%。当前，这两者的差距也在继续扩大。这里要说明：由于公有制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有机构成比例较大、劳动生产率较高、重工业产品生产周期较长等特点，它在从业人员中所占比重低于其在产值中所占的比重，是合乎客观情况的。
在公私经济增加值比重分别为37%与63%的情况下，能不能说公有制经济仍然占主体地位？在公有制经济从业人员与私营经济从业人员所占的比重分别为32.5%与67.5%的情况下，能不能长期支持工人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实现人民当家作主？大家可以做出自己的判断。
公私经济比重的上述重大变化，加重了国民经济发展中的不平衡、不协调现象，抑制了内需的增长，削弱了国家进行宏观调控的能力。更严重的是引起分配关系的重大变化，形成贫富悬殊、两极分化的现象。从国际通行的描述贫富差距的基尼系数看，我国1984年基尼系数为0.24，1995年为0.445，到2004年，据有关专家测算已达0.47，越来越大地超过国际公认的0.4的警戒线，并超过了德国、英国、美国和印度、印尼、韩国等国家。在20年间，基尼系数增加一倍，速度之快是世所罕见的（见国家统计局主办的《中国信息报》2006年8月29日该报记者文）。
又据《2005年中国人类发展报告》提供的资料，全国财产分布的情况是，财产最多的20%的人口拥有59%的财产，而财产最少的20%的人口仅有不足3%的财产，两者比例约为21：1。又据权威部门2005年6月调查，占人口10%的最富有人口拥有的财富占45%，而占中国人口10%的最贫困人口拥有的财富仅占1.4%（见《中国信息报》2006年8月29日该报记者的文章和《中国统计》2007第一期文章）。在当前，有些千万富翁、亿万富翁过着豪华奢侈的生活。我国已上升为世界第三大奢侈品消费国，并在继续上升。另一方面，有些人因贫穷所迫而卖血、卖脏器、卖身甚至自杀或铤而走险。这怎能使社会和谐呢？
这样的变化，距离社会主义要求逐步达到共同富裕的目标，是越来越近了呢，还是越来越远了呢？大家是可以一目了然的。
最近时期凸现出来的医疗、教育、住房和就业等等民生问题，其具体原因是多方面的、很复杂的，但是，最根本的原因，是所有制结构变化导致的贫富悬殊。生产资料所有权的分配，直接决定了居民收入的初次分配，即主要的、基本的分配。由政府通过二次分配（财政分配）以及所谓“第三次分配”（慈善捐款）来解决这些问题，从事情本身说当然是好事，但它只能起到某种缓解作用。如果避开所有制问题来谈公平分配，是不科学的，是不可能达到共同富裕，从根本上解决民生问题的。
陈云早在1956年就提出了我国应当建立“有利于人民的社会主义经济”即使绝大多数人民生活提高而不是让少数人占有大量财富的经济。为此，他提出了“三主三辅”的原则，其核心内容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即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占主体地位，其他所有制经济占辅助地位（《陈云文选》第三卷，第12、13页）。邓小平在1985年指出：“在改革中，我们始终坚持两条根本原则，一是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一是共同富裕。”（《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42页）。用这样的原则来衡量一下，用《宪法》所规定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和分配制度来衡量一下，我们在社会主义的改革和建设的进程中，是否与“共产党是要搞社会主义的”这一根本要求发生了差距，须要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呢？
可能有的同志对上面所举数字的准确提出疑问。应当说，这些测算的的数字是有一定根据的、接近实际的，但它并不很准确。我们殷切期望和迫切要求，国家领导机关特别是国家统计部门，认真调查和提供有关所有制和分配情况的全面、准确的数字，并定期向社会公布。这是政务公开的重要内容，也是广大人民知情权的重要方面。
（三）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又能动的作用于经济基础。上层建筑包括意识形态和政权、政党，这里对此不作全面的讨论，只着重谈谈陈云一再强调的：“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问题。”（《陈云文选》第三卷，第273页）。
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最突出的就是某些党政干部违法乱纪、贪污腐化。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在新中国建立之初，毛主席、党中央就发动广大群众，开展了 “三反”“五反”运动，一方面认真清理内部，一方面打退资产阶级的外部进攻。当时依法处决了刘青山、张子善两个地委级干部，在以后的近30年中，全国基本上没有发生大的贪污腐化案件，出现了我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清正廉洁，群众称颂，中外赞誉。近20多年来，贪污之风渐起，政法机关抓捕和处决的贪污腐化份子，比前一时期多得多，其中包括一些级别很高的官员，但贪污腐化行为还是屡禁不止。为什么两个时期的情况如此不同？问题在于：前一个时期不仅对贪污犯罪进行了严厉的打击，更清除了产生贪污腐化的土壤；后一个时期虽然加强了打击力度（这是完全必要的），但未能清除产生贪污腐化的土壤，所以贪污腐化现象像“割韭菜”那样，割了一茬又长出一茬。
产生贪污腐化的土壤是什么？最主要的是官商勾结，权钱交易。这里面不仅有毛主席早在建国前夕提出的必须警惕的“糖衣炮弹”问题，而且有后来进一步出现的官商一体问题，形成了官僚（本人或家属）与资本相结合的社会群体。“红顶商人”、“老子大官儿大款”、“丈夫大官妻大款”以及“公产变私产、党员变老板”等等，成为一种不可忽视的社会现象。
早在1985年，这种现象刚刚露头的时候，陈云就高度重视这个问题。他严肃地指出：“一说对外开放，对内搞活，有些党政军机关、党政军干部和干部子女，就蜂拥经商。仅据十几个省市的调查，从去年第四季度以来一下子就办起了两万多个这样那样的公司。其中相当一部分，同一些违法份子、不法外商相互勾结，相互利用。钻改革的空子，倒买倒卖，行贿受贿，走私贩私，弄虚作假，敲诈勒索，逃避关税，制造和销售假药、假酒，谋财害命，以至贩卖、放映淫秽录相，引诱妇女卖淫等等丑事坏事，都出现了。‘一切向钱看’的资本主义腐朽思想，正在严重地腐蚀我们的党风和社会风气。我们搞社会主义，一定要抵制和清除这些丑恶的思想和行为，要动员和组织全党和社会的力量，以除恶务尽的精神同这种现象进行坚决的斗争。”（《陈云文选》第三卷，第355、356页）。在陈云的积极建议和亲自参与下，1985年由中共中央、国务院先后发布了《关于严禁党政机关和党政干部经商、办企业的决定》、《关于禁止领导干部的子女、配偶经商的决定》、《关于进一步制止党政机关和党政干部经商、办企业的规定》等等一系列文件。
陈云的讲话，中央和国务院发布的上述一系列文件，其核心内容就是防止官商勾结，即官僚（包括其家属）与资本的结合，以防止和清除产生贪污腐化的土壤。能否有效地、切实地实现这一要求，关系到执政党的作风和执政党的生死存亡问题，实际上也关系到党所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的生死存亡问题，关系到我们这个社会主义国家的生死存亡问题。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和平演变”，就是以官僚的腐化和官商勾结为突破口的。许多党政官员腐化了，变质了，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当然也就变质了。陈云在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的上述讲话和中央领导机关颁发的上述文件，至今已过去20多年了。今天回头看一看，我们在清除贪污腐化的土壤方面所做的工作如何呢？实际情况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呢？有哪些重要的经验教训值得汲取呢？在当前我国历史发展的关键时刻，在十七大召开的前夕，对这些问题多下些功夫加以研究总结，是很有必要的。
（四）
总的看来，我国建设社会主义事业在取得重大成就的同时，在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中，都出现了某种偏离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如何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呢？从思想方法上讲，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坚持毛主席倡导的实事求是作风，还要运用陈云倡导的“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交换、比较、反复”的方法。
陈云倡导的这15个字，体现了唯物辩证法的精髓。前9个字是唯物论，后6个字是辩证法。它具有实践性、通俗性、可操作性的特点，是我们解决各种难题的一把金钥匙。
陈云同志说：“不唯上，并不是说上面的话不要听，不唯书，并不是说文件、书不要读。只唯实，就是只有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研究处理问题，这是最靠得住的。”（《陈云文选》。第三卷，第371页）为了做到“只唯实”，他提倡：“用90%以上的时间弄清情况，用不到10%的时间决定政策。”
为了把党的十七大开得更好，建议按照陈云“用90%以上时间弄清情况”的观点，动员全党开展一次大规模的调查研究，作为中央决策的基础。调查的内容，应当围绕“共产党是搞社会主义的”这一中心议题，不仅包括群众最直接，最切身的问题，如医疗、教育、住房，就业等问题，而且要包括密切关系群众利益的最根本的问题——生产资料所有制问题及由此而产生的贫富悬殊问题，以及广大人民特别是工农群众的政治地位问题。应当责成国家统计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对宪法规定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和分配制度的执行情况，进行深入的调查，并把关于各种所有制经济所占比重和居民收入分配的全面、准确的数字向社会公布；还应当动员一切有关机构，并发动广大群众对官商勾结、官商一体等违背宪法和党章的行为，进行全面深入的调查。
建议党政领导干部，在十七大之前，按照世界各国的通例，向社会公众公布本人和家属的财产，以利于群众行使知情权和监督权，以利于中央采取必要的对策。以后领导干部要定期公布财产，形成制度。
关于“交换、比较、反复”，陈云说：“交换，就是相互交换意见。”“过去我们犯过不少错误，究其原因，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看问题有片面性，把片面的实际当成了全面的实际。作为一个领导干部，经常同别人交换意见，尤其是多倾听反面的意见，只有好处，没有坏处。”“比较，就是上下、左右进行比较。”“反复，就是决定问题不要太匆忙，要留一个反复考虑的时间。”“如果没有不同的意见，也要假设一个对立面。吸收正确的，驳倒错误的，使自己的意见更加完整。并且在实践过程中，还要继续修正。因为人们对事物的认识，往往不是一次就能完成的。”（《陈云文选》第三卷，第371、372页）。
要落实毛主席的实事求是作风和陈云倡导的上述方法，避免认识和决策的片面性，有必要发动全体党员开展一次大讨论，并且充分听取社会各界人士特别是工农群众的意见。讨论的中心，仍然要围绕“共产党是搞社会主义的”这个中心议题，让大家对于如何坚持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和分配制度，发展社会生产力，走向共同富裕，同时切实搞好二次分配，标本兼治地解决各种民生问题，提高广大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如何坚持和加强工人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改变当前工人农民的弱势地位，切实整顿党风政风，清除贪污腐化及其产生的土壤等等问题，充分发表意见。要允许不同意见的发表和争论。有比较才有鉴别，真理愈辩愈明。
坚持实事求是的作风和运用 “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交换、比较、反复”的方法，是与发扬民主作风，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坚持真理、改正错误密不开可分的。陈云在1962年说：“发扬民主，经常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都是我们党的老传统。只是这几年把这个传统丢了。现在要把它恢复起来。同志们！如果共产党不能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大家见面都是哈哈哈，我看人们就不会参加革命了，也不会愿意当这样的共产党员了。”他还指出：“这几年我们党内生活不正常。‘逢人只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这种现象是非常危险的。一个人说话有时免不了说错，一点错话不说那是不可能的。在党内不怕有人说错话，就怕大家不说话。有些‘聪明人’，见面就是‘今天天气哈哈哈’，看到了缺点、错误也不提。如果这样下去，我们的革命事业就不能成功，肯定是要失败的。”“只要有勇气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一条，坚持真理，改正错误，我们共产党就将无敌于天下。”（《陈云文选》第三卷，第187、190页）。这些话虽是40多年前讲的，但对今天仍有很强的现实性和针对性，可说是久而弥新呵！
胡锦涛总书记在陈云诞辰100周年纪念会上的讲话中，号召我们学习陈云同志追求共产主义理想、始终忠于党和人民的精神，坚持实事求是，敢于坚持真理的精神。胡总书记最近又指示我们加强忧患意识。我这个发言，力求体现上述号召和指示的精神。发言的内容，除了供大家参考之外，也希望能作为党中央做好十七大准备工作的参考。
（2007年6月9日定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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