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立平：黑窑奴工与底层的生存生态

黑窑奴工与底层的生存生态

孙立平

山西黑窑的奴工事件，随着相关责任人的被处理，似乎就要落下帷幕了。但这个事件对我们这个社会的拷问，也许才刚刚开始。
一个多月前，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提出要警惕底层生存生态的恶化，要保护底层生存的社会生态。文章提出，在社会分化不断加剧的情况下，再分配和社会保障固然是缓解贫富差距的重要手段，但要根本改变贫困群体和弱势群体的生存状况，仅仅有再分配是不够的，需要通过切实的措施，改善其在市场中的机遇和地位。改善贫困群体在市场中的机遇和地位，最重要的是谋生的机会，而谋生机会是存在于一种社会生态系统中的。
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山西黑煤窑的事情还没有被揭露。现在回过头去看，保护下层生存社会生态的问题比当初的想象还要严峻得多。
对于山西（实际上远远不止是山西）黑窑奴工现象，在经历了最初的声讨和谴责之后，人们正在从不同的角度进行解读。如果从社会结构的角度来看，黑窑奴工现象表明的重要一点，就是社会下层或底层的生存生态正在开始出现恶化的迹象。让我们首先看一看事件中那些不能忽略的细节。
黑砖窑发生在什么样的地方？记者这样描述那个发生了耸人听闻奴工事件的村庄：相比于以旅游胜地广胜寺命名的繁华重镇，它辖下的曹生村是个默默无名的偏僻村落，调查人员前往现场时不得不换乘越野车才得以通行。如果不是5月27日那场惊天大案，这个偏远的所在也许至今不会吸引外界的目光。从许多被披露出来的黑砖窑来看，这些砖窑基本都是坐落在偏僻、落后、贫困的地区，尤其是山区。
是谁参与了黑砖窑的事件？有人曾这样描述一个与奴工事件有关的相当完备的“产业链条”：拐骗绑架，集中运输，讨价还价——这是贩卖人口的链条；黑窑主打点当地“关系”，应付手续和检查；包工头雇用打手，买奴生产——这是黑窑运转的责任分工。而直接或间接的参与者更是涉及众多人员：人贩、司机、中介、监工、帮窑主应付手续和检查的人等。而在这些奴工中，老人、小孩甚至残疾人、智障者又占有一个相当的比例。这些人更可以说是弱者中的弱者了。
尽管黑砖窑是以牟利为目标的，人们也常常将其称之为一个“产业”甚至还有一个以之为中心的“产业链”，但如果仔细分析一下，却可以发现，这个产业甚至这个产业链的“利润”又是相当微薄的。
以这次被披露的曹生村王斌斌的三条沟黑砖窑为例。这个砖窑是承包给河南人衡庭汉的，由衡庭汉组织人进行生产，每出1万块砖，窑厂主支付其360元。也就是说，这1万块砖从制成砖坯到烧制成砖，承包者只能得到区区360元，而这从理论上来说是包含了工人的工资的。实际上，如果需要支付工人工资的话，哪怕是按照最低工资标准，这360元恐怕连工资也不够。
窑主王斌斌会有可观的利润吗？也看不出来。有报道说，现在每1万块砖的市场价，为2000－3000元。但据王斌斌的妻子说，砖卖出去的实际价格是每万块1000元。但这1000元并不全是利润。他要提供场地、材料和机器设备，要缴纳有关税费，要打点有关的方面。这样一年下来，其实也就是三五万元的收入。
至于这个链条上的其他环节的收入或利润，还没有确切的数据。我们只知道，人贩子介绍一个未成年黑工，可得介绍费400－500元。而那些打手的收入，推断也不会是一个很高的数目，实际上有的打手本身就是奴工，是否有收入也说不一定。
马克思在描述资本属性的时候曾经这样说过，“资本家害怕没有利润或利润太少，就像自然界害怕真空一样。一旦有适应当的利润，资本就大胆起来。如果有百分之十的利润，他就保证到处被使用；有百分之二十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百分之五十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百分之一百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百分之三百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死的危险。”马克思在这里所说的是利润特别是暴利对资本的驱动。但在黑砖窑事件当中我们可以看到，这里并不存在暴利，在各个环节上其利润都是相当微薄的。然而，也正是利润的微薄，导致了压迫的残酷，甚至不惜用非人道用犯罪用杀人来维持残酷的压榨。
近些年来，在劳动者权益上出现问题最多的，采煤和砖窑可能是两个最突出的行业。然而仔细分析一下就可以发现，这两个行业的用工模式和管理模式却非常不同。采煤是一种最苦最累也最危险的行业，尽管采煤行业中使用奴工的事情也偶有所闻，但就大多数情况而言，采煤工人从事这个行业，往往是自愿的，较少有被强迫，被限制人身自由的。即使是在非法的黑煤窑中，也是如此。相反，尽管制砖业可以说最苦最累的行业之一，仅是将没有完全冷却的砖从窑中运出来，就是一件极为艰苦的工作，但一般情况下却没有生命危险。然而，恰恰是在这个没有危险的行业中，限制人身自由，使用奴工的事情却屡有发生。原因在什么地方？恐怕最直接的原因就是，有着暴利的采煤业能够付得起相对较高的工资，从而使得采煤工人有“冒险的自愿”，而微利的制砖业的情况却明显不同。
沿着上述的分析思路去寻找，在黑砖窑中，我们很难发现资本的身影，那个经常被称之为窑主或老板的王斌斌，每年的收入也就是几万元，说穿了与一个普通的农民没有多大的区别；他的最大的权力背景，无非就是他的父亲，偏远地方的一个村党支部书记；涉嫌的“保护伞”不过是偏远农村的基层派出所；那个叫做衡庭汉的包工头，一年前还只是一个在建筑工地打工的打工者，每个月的收入只有几百元；涉嫌杀人的，则不过是个月收入300元的穷苦农民。面对这样一种罪恶时首先在脑海中浮现的资本与劳动、上层与下层、精英与民众这类概念，事实上是和这件事情是没有关系的。在他们当中，有许多是老乡关系。有记者就发现：“很多黑砖场的包工头和打手以及被骗的民工都是自己家乡的人，可谓是老乡骗老乡，老乡拐老乡。”进一步可以说，是老乡打老乡，老乡杀老乡。
到此为止，我们可以发现，山西等地黑煤窑事件所呈现的，是一种典型的底层生存生态，一种在不断恶化甚至达到变态程度的底层生存生态。黑煤窑中的罪恶所展示的，是在生存生态不断恶化背景下底层的非法化生存，是在生存生态恶化背景下底层与底层的互相蹂躏与折磨。令人感叹的是一个痴呆民工被打死的过程。媒体曾报道过甘肃痴呆民工刘宝（化名）被打死这一令人发指的事件，“被打死的原因只是因为刘宝（化名）动作慢，结果打手用铁锹猛击‘刘宝’头部。第二天死在屋中，而几名打手用塑料布将刘宝尸体裹住，埋在附近的荒山中。”打死刘宝是一个叫做赵延兵的人，据赵延兵称，他自己也曾被包工头衡庭汉用气筒打破了头，但后来被发展成打手。其实，几年前在收容所被打死的孙志刚，也是被“同是天涯沦落人”的被收容者打死的。这与监狱中狱头狱霸殴打折磨其他囚犯有着很类似的地方。由于底层资源的有限，为了获得哪怕是比别人稍稍有利一点的位置，就不惜手段，甚至伤天害理的事情也干得出来，这就是严重恶化的底层生存生态的现实。
底层生存生态的恶化，黑煤窑是用一种极端的方式呈现出来，所以人们感到触目惊心。但那些更温和的方式，却往往为人们所忽视。前几年在华北油田曾发生一次突击离婚的事情。在很短时间里，几百对夫妻匆匆办理了离婚手续。离婚如此之多，如此集中，以至于人们在电话中互相询问“你离了吗？我离了。”而事情的起因，则是华北油田一份“华油人劳字(2005)297号文件”。按照这份文件，如果有偿解除劳动关系人员已经离婚，可以获得再就业的机会。而所谓的再就业，无非是收入仅仅是每月432元的一份工作。也就是说，这些离婚者是在用婚姻的破裂，哪怕只是法律意义上的婚姻破裂，来换得一个每月4百多元的饭碗。事实上，个别的家庭当时就出现了假戏真做的迹象。婚姻等同于一个每月4百多元的饭碗，就是这种恶化着的底层生存生态中荒谬而残酷的逻辑。
底层生存生态的恶化，是一个结构性的问题。在社会中的资源越来越集中到上层，贫富分化也越来越大的背景下，如何防止底层生态的恶化，已经成为一个我们必须面对的问题，这也是优化社会结构的一个重要内容。

生存生态恶化与底层沦陷

孙立平

在山西黑窑奴工事件中，衡庭汉是一个很值得重视的人物。因为在这个人物的身上也许隐含着一个群体或阶层生存状态的复杂信息和密码。
衡庭汉，1952年出生，河南省淅川县盛湾镇衡营村村民。衡山沟里长大成人，念过三年小学，因家庭经济困难辍学，之后放过牛，割过草。
尽管现在关于衡庭汉的信息还非常有限。但从有限的信息中我们还是可以确定如下几点。第一，衡庭汉是砖窑的承包者，也是实际的管理者。第二，衡庭汉也是一个出身低微的人，在此之前，不过是一个建筑工地上的打工者。第三，衡庭汉是黑砖窑中种种罪恶的实际制造者。是他先后从西安、郑州火车站诱骗或强迫32名农民工到砖窑做工，是他雇佣了打手并用打手和狼狗看管农工，使其失去人身自由。而对这些民工的奴役和折磨，都是他管理砖窑的一部分。窑主王斌斌的妻子曾说王斌斌是受了衡庭汉的骗。人们不可能天真地相信这句话，但在另一个方面，也可以看出衡庭汉与黑砖窑中种种罪恶的直接关系。
衡庭汉这个人物很容易让人联想到《盲井》中唐朝阳和宋金明。在《盲井》中，煤矿上的零工宋金明和唐朝阳表面上也是和别人一样挖煤赚钱，但实际上是诓骗同行下煤窑，并在黑暗的矿井中下手将起杀害，然后伪造冒顶事故，再以死者亲属身份向矿主骗取抚恤金或赔偿。唐和宋也是来自底层的小人物，在生活的艰难面前，他们选择了用谋财害命来谋生活的出路，而他们谋财害命的对象，也是与他们一样生活艰难的弱势者。最后只是由于他们在杀人上的分歧，使得他们自己也命丧煤窑，完成了文学故事中的因果报应。
在衡庭汉与唐朝阳和宋金明的身上，有着许多一致或相似之处：他们都来自于社会的底层，都属于勉强养家糊口的群体，或者说其实都是社会中的弱势者；鲁迅先生说，“强者愤怒，抽刀向更强者；弱者愤怒，抽刀向更弱者，”而衡庭汉、唐朝阳和宋金明也都是将残害的对象指向同样的弱势者；他们对其他弱者的戕害，手段都很残忍，已经超越了人伦道德的底线正如我在上一篇文章中指出的，黑砖窑的奴工事件，实际上是一个穷人欺凌穷人，弱者残害弱者的事件，而这种现象之所以发生，是以下层生存生态的恶化为背景的。
如此说来，我们实际上在不得不痛苦地面对一个问题，这就是生存生态恶化背景下底层的沦陷，或说是底层的堕落。当然，这种堕落不会是底层中人人都如此，但沦陷却绝非是个人的事情。
近些年来，底层的沦陷，甚至道德的沦陷开始成为一个人们关注的话题。而这种现象以不同的形式和不同的程度出现在我们的生活中。
律师周立太曾因专门为农民工打官司而闻名全国，他不仅为此受到威胁和不公正对待，自己有时还要为这些农民工提供食宿。据说从90年代末到21世纪初，他共接办各类劳工纠纷案4000余件，其中工伤案1000余件。但是，在短短几年时间里，共有161个当事人案结后拒绝支付代理费，集体诉讼案中有238人赢了官司不付代理费就一走了之，到2004年初，拖欠的律师费已累计达500多万元。当周律师在法庭上为他们“生死搏斗”的时候，100多人竟然在庭下和“对手”进行“交易”。从这个意义上说，周立太被他帮助的对象出卖和背叛了。
去年，赵本山主演了电影《落叶归根》。影片演绎的是一个真实的故事。衡阳农民李绍为将客死外地的同乡兼表亲左家兵尸体背往家乡。李绍为说，他只所以背尸回来就是因为家乡的风俗，活要见人死要见尸。而且当初是他把老左领出来的，他要把他送回去。就为这个他便开始了这类似传奇的扛尸之旅。可回来后，他却遭受到大家的不满，不解，猜疑。死者的儿子认为将尸体背离了事发地，令其无法追查其父死因，无法追究责任。甚至有人怀疑，李绍为是收了甲方老板的钱，才把左家兵的尸体带走的。两家因此不再来往。对此，李自称“做了一辈子都没做过的傻事”，一个原本乐观的人也变成了一个沉默寡言的人。这件事情发生后，有人写了一篇评论，题目是《弱者互不信任，终将伤害自己》。这种互不信任其实就是底层沦陷的表现之一。
类似的现象远不是个别的，更不是极端的。我们经常听到这样的故事：肇事的车辆将老人撞伤后逃逸，好心人将伤者送到医院，结果却被受伤者诬为肇事者。诸如此类的现象，我们经常见到或听到。对于这样的现象进行道德上的谴责，是容易的。但现实中的逻辑比谴责要复杂的多。近年来经常听到这样一句老话：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这样的话，在感情上很难让人接受，但只要正视现实，又不能不承认这话有几分道理。一个人生存的处境令人可怜，这已经是一种可悲的事情；处境可怜而又由于自身的毛病让人觉得可恨，实则是一种更深的悲哀。
但问题的实质，不是穷人的身上有没有道德的缺陷，而是这种道德的缺陷来自哪里。事实上，底层的沦陷是整个社会沦陷的一部分，不过底层的沦陷要比整个社会沦陷的速度更快，沦陷的程度更深。因为他们没有更多的资源来抵御这个沦陷的过程。以恩将仇报的车祸受伤者为例，他面对的也许是这样一种情境：如果他承认救人者是无辜的，是自己的恩人，这时他将自己承担自己根本承担不起或承担起来很艰难的医疗费用；如果他恩将仇报，意味着可以将这笔他承担不起的医疗费转嫁到一个无辜的但却在经济上可能比他强很多的人的头上。这时他的选择，也许就不是道德所表明的那样泾渭分明。但不管怎样，这样的事实给人们的教训是，在做好事的时候千万要小心，于是人们会更少伸出援助弱者的手，弱者的未来也就可能处于更无助的状态。
　　底层的沦陷也表现在由于资源的匮乏而导致的恶性竞争或倾轧上。有人目睹这样的一幕：小店前，两个捡破烂的人在抢夺里面扔出来的一些一次性纸碗。一个年纪大约有60多岁或者70岁的样子，头发胡子都白了；另一个虽年轻一点，但也有50岁了，明显瘦弱一些。那个年长的拾荒者用脚踩住了瘦弱拾荒者去抢纸碗的手，而瘦弱拾荒者挣脱后将纸碗扔到了年长拾荒者头上。那碗里还有剩下的酸辣汤，顺着长者的头流了下来。两个人扭打在一起。有人劝解道，“大家都是穷苦人，都不容易，有话好好说，不要打架！”瘦弱者说“唉，你不知道，我今天到现在还没吃口饭呢，那些纸碗是我先看到的，他却要占了去，不讲理啊。”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几个被废弃的纸碗就可以导致恶斗。在资源比较丰富的群体那里，这样的行为可以让人们不屑，但对于这两个拾废品者而言，几个废弃的纸碗的意义，可能并不亚于几百万利润对于商人的意义。
匮乏的资源，狭仄的生存空间，会从根本上扭曲人们的价值与是非观。几年前曾有媒体报道，兰州限量发售公交IC卡，结果出现万人熬夜排队疯狂争抢的局面。报道写到，老人被混乱的人群挤倒在地，小孩被挤得被迫与家人分散，现场留下了不少被踩掉的鞋底和鞋跟，为了一点便宜这个城市的居民尊严尽失。是非，伦理，价值等等，往往是要以尊严作为支撑的。但在匮乏的资源和局促的生活空间中，尊严得不到维护的时候，沦陷甚至堕落的过程也就悄悄开始了，因为没有了尊严，也就意味着堕落没有了代价。
在社会中贫富差距不断拉大的情况下，底层的沦陷将是一个不可回避的话题。这个问题首先不是一个道德的问题，而是一个社会结构的问题。在举国上下致力于构建和谐社会的今天，通过合理的资源配置，保护和改善下层的生存生态，避免底层的沦陷，是构建和谐的重要任务之一。而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我们公共政策的取向。在一个分层的社会中，地位的高低之分，是不可避免的，对这个问题刻意回避是没有意义的。关键的问题是，我们的公共政策不能满足于将下层“不出事”作为目标，而是要改善下层生存的生态，使得那里能够成为一个可能比较困苦，但仍然是有生存机会，有向上流动希望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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