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谁是“小姐”？
最近20年来，我国人民在公民权利方面的觉悟大大提高。例如，“劳改释放犯”这样的词汇已经作废了；因为一旦释放，就不再是“犯”了。再如：未经法庭审判的人不能再叫做“罪犯”，而只是“犯罪嫌疑人”。
可是，这片阳光却并没有照亮一个人数众多的弱势群体――性服务小姐。
请不要按照小姐的职业给她们贴上标签。我国政府从来也没有承认过小姐是一种职业，因此所谓“做小姐”实际上只不过是她们在社会中扮演着一种角色，而且根据社会对于该角色的要求，决定着自己的所作所为。
这就像一个警察，回到家里，面对配偶的时侯就不再是警察了，而是丈夫或者妻子；面对儿女就是父亲或者母亲；进了商店就是顾客；走在街上就是行人。每个人实际上每时每刻都在这样不断地变换着自己的角色，而且只有顺应这个规律，才能在这个社会里生活下去。如果一个人买菜的时侯还非要亮出自己的烫金名片；如果一个人光屁股进了澡塘子还要端着领导的架子，不是精神病是什么？
小姐也一样。她们只有在“做生意”的那些片刻中才是小姐。除此之外，她们也同样有自己的业余生活；在业余生活中也是与我们一样的普通人。因此，我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其实根本就没有理由也没有资格把她们叫做“小姐”；因为如果您不嫖她，那么她在您面前就是平等的公民。（其实，如果您不嫖她，怎么会知道她是小姐？我们不能再搞“有罪推定”了！）
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角色，但是每个人都喜欢别人专门挑出最好的、最高级的那个角色来称呼自己。例如，自己明明只是个初中毕业生，却偏偏喜欢别人叫他“X长”。反过来，如果拿人家最差的那个角色来称呼，那就等于在骂人了。例如，城里人最大的歧视就是叫人家“农民工”，却绝不肯称呼一声“师傅”。
为什么会这样？权势使然，也就是“欺负软的硬的怕”。例如，我们每个人的顶头上司肯定都曾经得过病；可是我们敢当面把他（她）叫做“患者”、“病人”吗？哪怕这其实一点也不是诬陷，只是一个事实，我们也没有这个胆子。所以说，我们怎样称呼别人，其实并不在于对方是不是真的做过什么事情，而在于与我们自己相比，对方的权势有多大。
所以，一切问题的根本就在于：我们为什么能够毫无顾忌地把小姐称呼为“鸡”、“娼”、“贱货”等等各式各样的“污名”？
进一步说，哪怕她们并不在上班；哪怕她们其实只是走在街上而且一丝一毫都不妨碍我们；我们为什么还要这样称呼她们？恐怕是为了把我们与她们区别开来；恐怕是为了表示我们自己的高贵。那么此时我们内心深处是什么东西在暗涌呢？恕我直言，恐怕是生怕自己如果不这样，就会被别人认为自己也是嫖客或者妓女；甚至有些心虚也说不定。
只能对弱者表现出来的勇敢，一定是怯懦。我们为什么要如此呢？
这个世界就像大自然的生物链一样，每一个环节上的苦难，早晚都会传递到我们自己身上。还是请我们牢记祖先的教诲吧：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自己如果不愿意被歧视，那就请首先不要歧视别人。
2．高贵的标签
2002年报载：昆明市的一些中学女生介绍同学卖淫，于是舆论小沸。我不想淌浑水，但是其中所表现出来的那种思维定势，很值得说说。
在当今中国，18岁以下的女性卖淫，不敢说司空见惯，至少也是不足为奇。可是，为什么那些农村出来的苦孩子卖淫，舆论只是点到为止，而大城市里的在校中学生卖淫，就如此痛心疾首？
大约是因为“越高贵的就越不应该下贱”吧？那么同理可证：“越是下贱的就应该越下贱”，反正也无伤大雅。
这并不是宽容，而是“必须按标签活着”。它是双刃剑：不仅“下贱者”丧失了获得平等相待的资格，“高贵者”实际上也被“捧杀”了。
社会就是这样残酷。在舆论的眼里，可怕的不是卖淫，而是谁卖。因此，同为卖淫，如果你被打上“农村妹子”的烙印，你固然会暗夜无边；可是你若不幸是“都市女郎”，那么你就会被舆论强扭成“反面教员”，大肆曝光，狗血喷头。你自己的那些酸甜苦辣，一样不会有人理睬。
于是，你的唯一价值，恰恰是因为你做了那样的事。你的唯一错误却并不是做了那事，而是撕破了那个高贵的标签。
看到这儿，您大概想起《乌鸦》那本书了吧？如果它不是出国留学生的自传，而是一个农村妹的，还会有这么大的争论吗？恐怕根本就没人出版吧。
同是炒作此事，《南方周末》却把矛头转向了“权贵嫖客”，我佩服。
可问题是：他们不嫖，让谁去嫖？难道是农民工、下岗人？所以，问题的实质被从“嫖娼的行为”转换成了“权贵的道德”。
无论我们对这些权贵们多么合情合理地义愤填膺，可是批判的话还是怎么也说不圆：难道你指望权贵们都是活雷锋吗？
中国的“权贵”问题，不在于权是不是太大、钱是不是太多，而是因为我们几乎所有的道德规范，都是为人民服务的；却没有办法让有权有钱的人们也“必须按标签活着”。结果，“领导感冒，群众吃药”的事情也就屡见不鲜了。
所以说，这样去大骂权贵，其实恰恰是一定要给他们贴上道德楷模的标签。结果，就是因此，你这里骂破嘴皮，他们也照样是脸不变色心不跳。恐怕连听都听不到吧？
3．读报有感
2000年4月10日，《工人日报》报道：1999年底，全国人大科教文卫委员会对重庆、云南、海南等地的娱乐场所进行了两个月的深入调查，发现不少地方大量存在着色情陪侍活动，由此产生的卖淫嫖娼相当猖獗。“在这些色情场所的背后，少数公安机关以及其它政府部门的工作人员，为不法经营者充当了保护伞。带有黑社会性质的势力，已经渗透到这些从事非法活动的歌舞娱乐场所。”
《报刊文摘》在转载这一报道时，使用的标题是：“全国人大有关部门专题调查证实：黑白两道为色情活动撑腰”。
首先，我觉得这个报道和这个标题非常可笑：这种情况，中国老百姓已经议论了至少10年了，几乎是家喻户晓尽人皆知。可是，作为人民代表的大本营，全国人大直到今天才“发现”，不羞不愧不该检讨吗？
其次，我觉得这个报道和这个标题又非常可悲：难道只有全国人大这个最高权力机构加以“证实”之后，这种情况才算客观存在，才能见诸于报端吗？何况，所谓“证实”，必是早已经有人发现过了说过了。那么，以前为什么“泥牛入海无消息”呢？
第三，我觉得这个报道和这个标题太浅薄了：仅仅是“部门利益”的驱动，就足以使得黑白两道“齐抓共管”色情行业吗？为什么不见其它行业里那种热火朝天的市场竞争？就是因为我们仍然执迷不悟于“禁娼”的“准国策”，不停地扫除所有那些无权无势的经营者，替黑白两道开辟道路、构筑垄断、维护“专利”！
再说下去，话就长了。可是也能够很短：
法律被绑在“维系风化”的战车上，法律必死无疑；
人囿于道德纯洁的梦幻，人必僵无疑。
我们不能再让昨天杀死明天了！
4．“烈女”被什么所害？
宁可跳楼也不卖淫的“烈女”已经有了几位，将来还会出的。在现有的宣传中，她们的跳楼被解释为：是为了反抗卖淫；因此她们才被套上“不贞洁，毋宁死”的光环。
那么，为什么更多的从业“小姐”不但不跳楼，而且并不认为自己是被迫卖淫呢？如果仅仅说是因为她们道德败坏、贪图享乐，那可是被偏见蒙住了眼睛，根本就没有认真地读读“烈女”事迹的全部内容。
要成为这样的“烈女”，最根本的条件是：她必须落入实行奴隶制的老板手中。
这种奴隶制的特征是：首先，小姐完全没有人身自由，甚至没有起码的人身权利，总是被拘禁、被摧残、被贩卖。其次，小姐没有自己独立的收入，而是靠老板的“养活” 与“赏赐”。
在这种制度下，即使是自觉自愿投入性产业的小姐，早晚也会被逼得跳楼；因为她们已经不是妓女，而是女奴。
反过来，如果她进入的是实行自由雇佣制度的性产业，任何一个小姐就根本没有必要去跳楼。因为在这种制度下：首先，小姐实行的是“上下班”制度，并不被迫地集中居住，也不限制人身自由；还可以随时随意地跳槽、退役、转业、回家乡。同时，小姐的收入靠市场调节，老板或者妈咪的提成比例一般是固定的，而且小姐还可以就这个提成比例进行讨价还价。在2002年的深圳，甚至出现了几个小姐合伙雇佣一个妈咪的情况，双方的权势关系完全颠倒过来了。
那么，是性产业老板的个人品质决定了实行什么制度吗？也不是。
自由雇佣制度只能存在于三种环境之中：第一是处于经济发达地带或者城市的中心区以内；第二是当地的性产业已经相当发达，而且各个场所之间实行公平竞争；第三，那里的人们对于小姐已经视若无睹。
在这样的地方，由于客观上存在着较多的其他就业机会，那里的小姐才没有必要吊死在同一棵树上；才可能跳槽、退役、转业、逃离，甚至进行个人反抗。因此，并不是因为老板人好，而是因为小姐与其他人一样，所拥有的其他机会足够多，才迫使老板不得不实行自由雇佣制度。
相反，奴隶制恰恰是性产业不发达的结果。它的出现与存在，需要这样一些条件：
第一，当地的性产业并不发达，甚至是一枝独秀，没有形成同业竞争，因此小姐就无法逃离老板。这是因为：在现实的中国，小姐要逃离时，所能获得的最强有力的支持，往往不是来自法律、妇联、好心人，而是来自其他老板的“挖人才”。
第二，性产业所在地的市场经济很不成熟。结果，性产业的老板根本不懂现代经济和经营管理，尤其是根本不懂实行自由雇佣制度实际上比实行奴隶制度更能赚钱。因此他们对于小姐的暴虐，并非出于个人禀性，而是来自传统社会中对于“会下金蛋的母鸡”的原始渴望。
第三，在小姐的家乡以及从业所在地，如果存在着严重的对于小姐的舆论歧视甚至是舆论迫害，那么她们就不敢甚至不愿逃离奴隶主，因为即使出去了或者回家了，一样是人言可畏，杀人不用刀。也就是说，所谓“贞操至上”，不仅造就妓女，更造就女奴。
正是由于奴隶制度依赖于上述条件，所以，在所有那些既繁荣又“娼盛”的地区，人们很少能够发现奴隶制的实例；或者说，在那里，即使有人想搞奴隶制也只能是一厢情愿。与此相反，在内地或者边远地区，在大城市圈外的“卫星镇”，在重要交通线两侧的不发达地带，在某些“乡村精英”创办的“庄园”里，我们却时不时地可以听到女奴的惨叫，包括来自周边国家的被拐卖的女性。
请再看一遍关于“烈女”的报道，她们究竟处于哪种环境与制度之中呢？所以，害死“烈女”的，并不是单纯的“黄”，而是以拐卖、拘禁、残害为主的、暴力侵犯人身权利的严重犯罪。害死她们的，并不是作为一种行为的卖淫，而是作为“生产关系”的奴隶制、集中营制。
在我们这样一个以马克思主义为本的国家里，如果那些写“烈女”、捧“烈女”的人们连注重“生产关系”这一常识都忘了，那么最好还是“下课”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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