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异化试论
关晴
在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中，世界观是基础；在权力观、地位观、利益观中，权力观是基础。如果把“两个基础”联系到一起，世界观是权力观的基础，而权力观是世界观的体现。其实，腐败的本质就是权力的变异商化，所以，腐败这一社会现象具有长期性、复杂性、起伏性、反复性的特点。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就要“保证把人民赋予的权力真正用来为人民谋利益。”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党的执政环境发生了新的变化，对企业领导干部能否正确对待和行使权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和更加严峻的考验。
一
中外学人虽对权力有着千差万别的理解，但是概括起来，权力就是某些人对他人产生预期效果的影响力，权力具有强制性、单向性、相互依赖性、工具性、自我扩张性和侵犯性等基本特征。权力控制的必要性在于权力的自我异化倾向与权力主体的私人属性相结合，导致权力难以控制；权力运作过程中的两重性矛盾，导致权力易于失控；权力失控走向腐败对社会运行产生严重影响。权力的行使对于行使人来说，特别容易产生致瘾作用，尤其是当权力的使用能够带来物质利益的时候更是如此。权力的行使，使人自觉不自觉地都有使权力进一步扩张的潜在意识，希望在行使权力的过程中带来更大的利益，并且更加自由地行使权力。
权力异化的腐败，主要表现可分为政治腐败、经济腐败、生活腐败。
政治上的腐败，主要表现在用人问题上，党组织的用人路线、群众公认的基本原则、选拔任用的制度程序等遭到破坏，出现任人唯亲、搞裙带关系、只认钱不认人、跑官得官甚至贿选现象。少数腐败分子窃取权力，欺上压下，弄虚作假，一些党员领导干部迷失了政治方向，政治纪律松弛，善恶颠倒，是非不分。
经济上的腐败，主要表现是贪污受贿。这个问题近期有了新的变化。一是领域扩大，以前多集中在业务流通领域，这几年扩展到其他部门和人员。二是人员构成复杂化，过去是管钱管物的，现在是五花八门，什么人都有，只要手上有点权，就投入市场，搞权钱交易、权权交易。三是大案要案急剧上升，有些规模不大的单位也出现上百万元、上千万元的大案。四是团伙犯罪增加，有时一个单位、一个部门“全军覆没”。五是手段多样化，过去作案用涂改账目、虚报冒领等非法手段，而今却以种种“合法”方式出现，比如赠送奖券、信用卡、房屋、在麻将桌上光明正大地“赢”等等。六是犯罪技能高，比如受贿实行什么“四不原则”，即行贿者不可靠不收，有第三者在场不收，价值不大的不收，通过中间人不收。七是查处的难度加大，行贿受贿案一般是两人交易，知情的不举报，举报的不知情。
生活上的腐败，主要表现在挥霍公款、吃喝玩乐、养情妇等等。众所周知，贪官一般都有恋色之癖。少数人骄奢淫佚、腐化堕落，完全丧失了起码的生活道德。正在被拘留审查的中国石化公司董事长陈同海，自恃是正部级高干，每月公款吃喝玩乐达120万。监察部、国办曾找他谈话，要他注意影响，不能挥霍，陈竟然回应说：“每月交际一、二百万算什么，不会花钱，就不会赚钱。”用错权则妄为，揣错钱则忘法，睡错床则失德。奢靡的危害不仅在于物质财富的浪费，更在于对精神状态的腐蚀。“好船者溺，好骑者堕”。记得赖昌星说过一句“名言”：“不怕什么政策法规，就怕领导没有爱好。”
上述三个方面的腐败往往是互相联系、互为条件的。政治上的信念一减弱或丧失，不可避免地滑向营私舞弊、贪污贿赂的歧途，生活上腐败的窗口也必然打开。
二
“为人民服务”是共产党员最根本的入党动机，是党员最重要的价值取向，也是企业党的领导干部必须具备的权力观。回顾历史，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杰出的政治精英集团，建党伊始就是一个以“共产主义革命”为最高理念的信仰团体。实践证明，只有这种强大的精神力量才能战胜随时可能袭来的死亡、艰险、困苦以及权力、金钱等等世俗的考验和诱惑。发生在60多年前的延安整风是中国共产党建设史上极其光辉的一页,它给我们留下了极其珍贵的精神财富,提供了极其丰富的历史经验。如今,中国的改革和发展进入了一个进则胜、退则败的异常关键的时期,党的建设的伟大工程面临着更为严峻的考验和挑战。所以,我们有必要站在一个更新的高度,用更加理性的视角,来阐释延安整风的历史经验对于现实的伟大借鉴价值。扪心自问，为什么我们面向未来的时候，似乎只有对经济的规划，对财富的憧憬，而失去了更加丰富的政治、文化的想象。理想是什么？不就是对某种特定的未来的想象和追求吗？因此，缺少对未来的政治和文化的想象，归根结底，仍然是理想失落或者精神世界动摇和瓦解的结果。
权力观不具备物的三维，因而无形，但它又能透过细微之处而纤毫毕见。例如，一个企业领导干部与一般员工的办公室，在面积大小、用具配备、装修程度上有着极大规格差别的时候，尽管有着“工作需要”的籍口，却不难从中嗅到权力观里的丝丝腐朽气味；再如，成为企业领导后，办公室的卫生就可以不必自己打扫，而由单位配备勤杂工包干，虽有领导应该抓大事不应拘于小事的堂皇理由，却经不住“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的轻声一问……魏征说过，傲不可长，欲不可纵，乐不可扬，志不可满，乐不可极。如果中断了过去的记忆，失去了未来的视野，那么剩下的便只有狭窄的、平庸的、赤裸裸的现实。在这种情况下，由于没有强大的精神力量作为平衡因素，面对财富、金钱、美色等等的诱惑，权力就必然发生倾斜。反过来讲，由于失去了理想、信仰、事业等等精神性因素的支撑，人所能追求或捞取的也就只有一点现实的好处和利益而已。
记得有人曾经说过，即便你是好人，从你掌握权力那天起，哪些追逐利益的人们马上就象当年攻碉堡一样把你围了起来，他们动用一切可利用的资源，金钱美色高档商品，调动你的亲朋好友、老上级、老同学、老战友、老同事，摸清你的喜好需求，不放过进攻的一切机会，什么老人的丧葬、子女的婚嫁，连你的头痛脑热都不放过。他们进行的是一场全方位的立体战争，直至将你彻底拿下并为他们长期所用。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引用了托•约•登宁的一段精彩论述：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胆大起来。如果有百分之十的利润，它就保证到处被使用；有百分之二十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百分之五十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百分之一百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百分之三百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这段针对资本的论述，同样适用于失去了信仰力量的权力异化。
三
最近，中央纪委法规室政策研究处一处长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如此多的高官受到惩处，在世界上哪个国家都是没有过的。人们由此看到了中国政府反腐败的坚定决心。”中央纪委严惩高官腐败的标志性事件是在1995年查处原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市委书记陈希同，这在党内外、国内外引起巨大震动。此后，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成克杰、江西省原副省长胡长清、公安部原副部长李纪周、海关总署原副署长王乐毅、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国家药监局原局长郑筱萸等一个个国家级、省部级领导干部纷纷落马，象一记重棰，狠狠地敲打着人们的心灵，让人震憾，使人警醒。
但是，尽管中央三令五申，社会舆论同声谴责“公权私用”，但是一些企业党员领导干部的身边工作人员和亲属利用自己的名义发号施令的事情却屡见报端。有位网友说过，“瞎子都能看到中国的腐败，聋子都能听到贫穷公民的哭泣！”言辞虽然有些过激，但是并非空穴来风。少数企业领导干部信奉“有权就有一切”，“有权不用，过期作废”的信条；有的把权力当作获得金钱、美色等私利的工具，甚至利用权力来买官、卖官；有的把权力当作个人飞黄腾达、光宗耀祖的途径；有的把权力当儿戏，对人民赋予的权力极不负责，敷衍塞责，得过且过，“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甚至胡作非为，草菅人命，给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造成难以弥补的损失。这些权力“异化”、“错位”现象，虽然发生在少数企业领导干部身上，却引起了职工群众的强烈不满，损害了党群、干群关系，败坏了党的形象和威信。正如邓小平同志曾经严肃批评的那样：“我们党内还有一种人，他们把党和人民的关系颠倒过来，完全不是为人民服务，而是在人民中间滥用权力，做种种违法乱纪的坏事。这是一种很恶劣的反人民的作风”。
四
领导干部能否牢固树立正确的权力观，直接关系关系人心的向背。如果解决不好，不仅直接影响个人的思想行为，而且影响一个部门、一个单位风气的好坏，甚至关系到整个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
一是要完善干部管理教育机制，切实改变目前权力越大、约束越少，职位越高、学习越少的状况。当前企业党员领导干部和管理人员要树立权力是人民所赋、人民是权力主宰的意识，加强自身的思想道德修养，保持高尚的道德情操，追求积极向上的生活情趣，从思想上筑牢拒腐防变的堤防，无论什么情况下都要坚持慎权、慎欲、慎独、慎微，做到自重、自省、自警、自励。凡是法律不允许做的都不能做，严格按法律法规规范自己的行为，做到方圆有度，教育他们懂得“职务意味着服务，权力意味着责任；名利是暂时的，事业是永恒的；当官是一时的，做人是一世的”道理。在严于律己的同时，也要管好配偶、子女和身边工作人员，防止他们利用自己的职权和影响做违纪违法的事情。
二是要明确界定不同层次和类别的权力在时间、空间、内容上的行使范围，对超出行使的和未达到权力要求的，都要有明确的惩处条例。有权就有责，用权受监督，这是共产党人权力运行中的铁律。马克思主义的权力观则始终认为权力来自于人民，植根于人民，因而必须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我们要制定细化的工作程序，使权力行使过程的每一个环节都在一定的轨道里公开进行，以减少权力使用的随意性，也便于监督机构和职工群众对权力及权力运作过程进行监督。按权力制衡原则分开行使局务，分解权力，增加公正。尤其是在干部任免等重要权力上，决不能由一个人说了算。有些事情可以分成几个阶段去干，在不同的环节由不同的人去干，形成互相制约的机制。
三是要防止有法必依、执法必严，标本兼治，惩防并举，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根据实际情况，我们应把党风、廉政、市场行为、行业风气问题加以区分，处理问题也要各行其道。属于党内问题，比如破坏政治纪律、组织人事纪律等问题应通过从严治党来解决；市场行为用市场规则来监督；行业风气问题有些可通过职业道德、职业规范、专业法规来解决。把什么问题都朝腐败这个筐里装，都归之于党风，一切都以纪委名义来抓，显然不妥，既不符合当前企业管理的实际，也不符合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内在要求。小平同志说：“纠正不正之风、打击犯罪活动中属于法律范围的问题，要用法制来解决，由党直接管不合适。党要管党内纪律的问题，法律范围的问题应该由国家和政府管。”目前，我们的法律法规已经不少，但与执行脱节。因此，一些人存在侥幸心理，藐视法律尊严，甚至以身试法。在目前体制转轨、发案率较高的时期，应当用重典，宁失之严、不失之宽，对所有揭露出来的问题，都要分门别类，有的放矢，不能失信于民。
四是要发挥职工群众的民主监督是搞好国有企业廉政建设的一项有力措施。权力失去监督必然导致腐败。认真落实企业廉政建设的责任制，形成防止和惩治腐败的合力。建立职工代表议事制，充分听取职工代表对企业重大决策的意见和建议，职工代表大会应成为国有企业决策的权力机构。建立国企职工大会评议制，要用职工大会这一形式来对一个企业领导进行全面的评议，对于不称职的领导要切实实行罢免，而不能只是在表面上说说摆摆样子而已。建立企业财务监督制度，建立建全对企业领导干部的财务审计制度，加大审计力度是职工代表实行民主监督制度的重要一环。
五是要在目前尚且无法做到高薪养廉的情况下，可否试行参照香港、新加坡的作法，适当提高企业管理工作人员的经济待遇，使其工资中能有一部分积留，逐年储蓄，以解除后顾之忧。并将他们的收入公之于众，使其隐性收入明朗化，堂而皇之地享用，接受职工监督，一旦谋取非法收入和待遇，就有可能砸掉饭碗。为此，我们应尽快建立健全企业内部职位分类制度，对职责、权限、待遇等作出公开、明确、系统的规定。中纪委为了管干部的“嘴巴”发了30多个文件，为了管干部的“屁股”也发了好几个文件，与其如此，企业基层单位不如联系实际对招待费实行定额包干制，超支自付；取消专车，按企业管理干部级别发交通费，把机关车队推向社会，实行企业化市场化管理，乘车付款。同时，有些政策规定已明显不符合当前实际，应重新制定。比如，由于一般工作人员差旅费标准太低，“逼良为娼”，不得不想对策，权力运作的公正性就很难保证。
此外，制度、舆论和法律等外在的监督制约都是必不可少的，但是如果缺少内心精神力量的支撑或平衡作用，这些因素便都产生不了决定性的效果。
五
一位先哲曾说过，权力是一个人见人爱的东西，但是一旦失控，又是一个人见人怕的东西。正是由于对部分企业领导干部行使权力疏于监督，客观上为其贪污腐败创造了宽松的环境，再加上某些领导干部自身修养不高，享受主义思想严重，便不仅自己赤裸裸地贪污受贿，还对家属借自己旗号进行违法活动漠然置之，甚至怂恿代其出面受贿，直到最终落个“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的下场，确实让人痛心。从近年来揭露出来的一些违法犯罪案件看，有些领导干部当权之初根本没有想过贪污受贿，有的从政之初还立志要做一名好公仆，最终他们都因为处理不好亲情问题，从违规行使权力开始蜕变。有的从收受他人的礼物开始，发展到肆无忌惮的贪污、受贿、索贿，最终滑向深渊；有的被犯罪分子所套牢，成为他们进行犯罪活动的工具。许多企业领导干部直到失去自由，甚至失去生命，才真正体味这种“亲情”的滋味。正如一位贪官所说：“我们家庭幸福，生活无忧，不缺吃少穿，要那么多钱干什么？！”
“我们的权利是谁给的？是人民给的。”毛主席经常说，治国就是治吏，但是当官的“得病”不那么好治。意大利的马基维里说，一个人有病，在初期容易治但不容易认识，后期容易认识但不容易治。“一失足成千古恨，再回头已百年身”。在此，我愿以胡澹庵的一首小诗《知足歌》谨与诸位共勉：“思量疾厄苦，无病便是福；思量悲难苦，平安便是福；思量死来苦，活着便是福。也不必高官厚禄，也不必堆金积玉。一日三餐，有许多自然之福，我劝世人，不可不知足。”值得庆幸的是，最近《中共中央纪委关于严格禁止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谋取不正当利益的若干规定》以及“两高”司法解释的出台，更加彰显了中央反腐败的决心。我们完全可以相信，以胡锦涛为核心的党中央一定会以非凡的智慧掀起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解决权利异化这一难题，疗治反腐倡廉这一宿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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