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官员诚信问题成关注焦点 期待官员践诺重行
要打造诚信社会，首先要打造诚信政府，打造诚信政府，又首先要打造诚信官员
资料图
如果官员没有诚信，社会将会怎样？
这个问题近来成为广大读者关注的焦点。事情缘于今年3月14日的一则媒体报道：山西省绛县103名农民工到处奔波讨要被拖欠的近13万元工资，一直没有结果。他们向当地政府反映时，绛县副县长曾写下书面保证：3天之内解决，否则从县财政支出。然而，时隔一年有余，农民工的工钱仍没影儿。对此，该副县长在接受采访时说，他当时去做劝解工作，本来就是想让农民工回去算了。有此话在先，政府的承诺无法兑现，也就在意料之中了。
官员无信，百姓何堪
政府官员将承诺不当真的事件，引起了社会的强烈反响，一时间，本刊（半月谈。下同。）读者关于此事的评论连篇累牍，其讨论之热烈，批评之中肯，令人击节。
人们对政府官员的诚信问题如此关注，至少说明，一些政府官员的诚信度远未达到群众的预期。常见的现象是，某些政府官员对群众当面信誓旦旦，背后信义全无；更有甚者，一些官员将一时的承诺作为糊弄群众的权宜之计和机巧手段，从根本上损害了群众的切身利益。在本刊读者来信中，就有大量反映地方政府缺乏诚信从而损坏百姓利益的事例：有的地方政府先许以种种优惠政策招商，将投资者引来之后，又出尔反尔，不兑现事先的承诺甚至干出坑害投资者的事情；有的政府部门在其掌管的项目实施中故意侵害承包施工方利益，让企业长期垫付项目费用而不予偿还，部分企业因此被拖垮、拖死；一些地方政府在移民工作中违背国家有关政策，先以种种承诺令移民搬迁，一旦达到目的，就对先前的承诺大打折扣，给移民的生产生活造成极大困难……
就像山东读者姜文华所说：某些政府官员不守诚信、自食其言的表现，群众此前多有领教。或许就因为如绛县这位副县长一类的官员实在不少，诸多民生问题迟迟得不到改善。若连政府官员都不值得信任了，民众还能相信谁呢？农民工当初之所以相信他，是因为他的政府官员身份并代表政府作出承诺，而他竟然拿自己与政府的诚信当儿戏，政府的公信力恐怕亦随之丧失。此番政府官员将承诺当儿戏的事，或许正是部分官员对民生疾苦置若罔闻的写照。
江苏读者墨池在来信中说:“为政以德”不仅应作为治国的方略，也应作为为官立身和从政的准则。民无信则不立，官无信则不威，官员更应该成为民众做人的“范本”，但在绛县这位副县长的眼里，做官不是“做人”，做官也没有“为民做主”，而是玩弄权术，欺骗群众，愚弄人民，如此不守信用的官员何以服众？
信用缺失，根源何在
古人云：“君子养心莫善于诚”，“夫诚者，君子之所守也，而政事之本也”。可是，为什么有些官员就不能视“诚”为“政事之本”呢？
姜文华读者认为：政府官员一句不将承诺当真的话，让人找到了当今中国诚信缺失的根源。为什么社会诚信体系迟迟不能建立起来，社会上诸多“经济人”不讲诚信、坑蒙拐骗等现象层出不穷？根子就在于作为社会管理者的部分政府官员首先不讲诚信。政府的权力基础，是民众的认同，而政府公信力的流失，势必使政府与社会公众之间产生无形的隔阂。认识及此，就不难明确打造“诚信政府”之重要性，这也是建设诚信社会的前提。当前，政府必须拿出实际行动，从政府自身做起，从每一名官员做起，以期取信于民。
安徽读者徐经胜说：这位副县长不讲信用，并不是其本身天生没有信用，而是他的信用缺少了应有的约束，讲信用他能做官，不讲信用他照样也能做官，正因为这样，他才敢置自己的承诺于不顾。由此可见，是官员信用约束机制的缺失，“偷”走了这位副县长的信用。
安徽读者东方言认为：依法行政，是政府行政的准则。这位副县长从一开始就压根儿没有打算兑现，只不过是拿承诺当“应急”的道具，暴露出在实际工作中，法治意识、责任意识在一些地方官员心目中还很淡薄。在地方官员中，毫无责任意识地随意表态、随口承诺的现象，并非绛县这位副县长一个孤例。夸张一点说，这种现象已经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他们处理疑难问题、棘手问题的一种“惯例”。这种“惯例”是依法行政的大敌。
北京读者楚玉帆来信说：期待政府官员践诺重行、体恤民情，仅仅只是现代政治文明语境下的最低要求，遗憾的是，在现实中，它依然经常被虚置、被敷衍、被亵渎。有没有一种能当真、能较真的刚性规则和制约铁律，来有效过滤和净化此种官风？以公务员法和各种监督条例、纪律处分条例为代表的体制内机制构建固然不可或缺，但很显然，我们仍有必要将思路积极向外拓展，设想一下，如果这些农民工有权力、有机会决定该副县长的仕途命运时，他还敢将承诺不当真吗？
打造诚信社会，政府是关键
自古以来，“仁义礼智信”就是中国人为人处世的基准，“人无信不立”，“君子重诺”、“一诺千金”……无不昭示了“诚信为立身之本”这样一个千古不变的道理。而现在的一些政府官员，恰恰忽视了这一点。其实，政府的威望和公信力是建立在每一名政府官员的诚信基础上的。
江西读者彭兴庭说：政府官员应该有其基本的职业道德，现在，各行各业的“承诺服务”、“承诺制度”已经成为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重要因素，政府作为提供公共产品的服务机构，也是市场经济中的主体之一。作为政府官员，没有理由不对他们所作的承诺负责。作为社会活动的主要组织者和管理者，官员无疑是诚信环境最重要的建设和保障力量。
墨池读者说：党员干部要想在群众中享有威信，受到群众拥戴，就必须树立自己的威信，而威信则来自官员自身的信用。以身作则，以理服人，以德化人才能赢得民心，我们必须坚持“以人民群众满意不满意”为宗旨，才能达到党的施政目标和实现整个社会的和谐。
徐经胜读者认为，现在，中央提出了打造诚信社会的目标，而要打造诚信社会，首先要打造诚信政府，打造诚信政府，又首先要打造诚信官员。这就需要建立健全领导干部诚信约束机制，对不讲诚信的领导干部要给予相应的惩罚，从制度层面堵住“偷”走领导干部诚信的“黑手”。
从广大读者对政府官员诚信问题的高度关注，我们看到了在建设诚信社会中，政府官员的诚信及其表率作用是何其重要。执政为民，首先要取信于民，相信每一个政府官员都能明白这其中的要义。
政府官员诚信度下滑 敲响政务信用警钟
信用与信任是政府和社会秩序的基石。政府信用对整个社会信用体系的良性运行具有主导责任。而一旦政府不守信用，它对社会信用的损害将是致命的。
再一次，政府官员被网民选为信用最差的群体，以80.3%的绝对多数。中国政府官员诚信度再度下滑。这一结果让人感到意外和担忧。
而在2006年的《小康》调查中，这个比例为75.36%，2007年，已经上升了近5个百分点。换句话说，官员这一群体在网民心目中的信用不但没有改善，反而变得更差了。
而且，这一群体的信用危机已经严重影响到了政府的政务信用。《小康》的另一项调查显示，民众对中央政府的信任度很高，对地方政府的信任度较低。很多受访者认为官员素质低、能力差，并存在违法、违纪行为，直接导致了政府信用形象的下降。如经济学家厉以宁所说，如果政府部门和官员政策多变、信口开河、言行不一、政府采购合同随意变更，将加速信用体系的崩溃，加大信用制度建设的难度。
这应该不是一个太让人惊讶的结果。无论是80%土地违规责任在政府的事实，还是审计出的各部委高达358.7亿元的问题资金，加一分难，可全国性的给政府减一分，太容易了。
根据调查发现，地方官员、地方政府的失信，已是一个不容回避的事实，绕不开的是政策的朝令夕改，缺乏连续性和稳定性；盲目干预，任意撕毁合同与协议；政府官员腐败，以权谋私行为时有发生；地方和部门利益驱使，地方保护主义严重……
最大的投资风险是官员信用风险
成都一位颇具成就的陈姓企业家说，在地方进行投资，最担心的不是别的，而是当地政府的诚信问题。这也是多数投资者所担心的问题。
经济学家董辅曾如此批判：政府的非理性行为导致信用危机危害极大。他指出，一些地方政府不恰当地介入经济活动，自己给自己担保，最后说不管就不管；政府项目批了，但资金迟迟不按合同约定投入，而是钓银行或者外来投资者的钱；一些政府招商引资时热情周到，开出许多优惠条件，但等投资者资金到位后，却不兑现承诺甚至搞起吃、拿、卡、要的不光彩行为；政府政策没有连续性，说变就变，一个普遍的问题是“新官不理旧事”，今天张三当政搞张三的，明天李四当政又搞自己的一套，老百姓戏称，看看政府门前的牡丹变月季，就知道领导人换了，实行的总是否定再否定，一届政府一朝政策，常常是重打锣鼓再开张，影响政府的形象，对整个社会信用问题的负面影响极大。
“一般高层领导法制意识各方面都可以的，关键是中层以下的部门，特别是具体办事的部门，信用较差。最常见的情况就是当初承诺,后来实施中变卦得比较多。因为后面涉及到利益，当地部门要参与瓜分，于是就反悔了。不给好处不办事，给了好处也难办事。” 浙江经济协作办公室副主任郑宪宏称类似现象已是司空见惯，就连浙江省这样较发达的省份此类现象也比较普遍。
这种现象在中西部、东北地区、海南等地表现比较明显，江浙沪、山东、广东一带要好一些。“这往往与经济发展成正比，发达地区公务员素质也高一些，待遇也好一些，高薪养廉。但整体环境还是有一种思维定势，或者说潜规则。”
这虽然让投资者感到无所适从，但在长期的环境“熏陶”之下，有些商人也渐渐适应环境并如鱼得水了。“给人家一些小好处，他可以获得更大利益，这对整个市场是不公平的。建立人脉就可以拿到优厚政策，不利于市场竞争，资源优化配置。”郑说。
中国商人因此在经营人脉关系上花很大功夫，甚至笃信，人脉就是生产力。譬如，太平洋建设的严介和从不掩饰甚至津津乐道于与各地方政府的谈判经济，还格外强调的是“和政府之间从来都是阳光下的交易”。有人称他为“产业政治家”，在与政府公关中长袖善舞，在与政府的谈判中游刃有余，他有一句名言，在中国做企业首先要讲政治。
现在一些外企也本土化了，在这方面也很厉害。很多外企在招聘高级管理者时，就专门锁定政府的官员，高薪从政府官员中挖角。因为这些官员在官场摸爬滚打，深谙其中的游戏规则和潜规则，也颇有一些人脉资源。那些跨国集团期待着他们入主企业之后，企业在政府公关方面将如鱼得水。
然而，我们能期待在这样的基础上建立起诚信的市场经济吗？
官员缘何失信？
建立起诚信的市场经济必须要以诚信的政府为前提。要解决政府的诚信问题，首先要搞清楚我们的官员为何会频频失信？
马平是山东省嘉祥县委常委办公室主任，作为基层官员，他对地方官员普遍失信这一说，颇不以为然，“如果说政府和政府官员没有信用，这么大的国家也无法支撑起来。官员信用是政府信用的基础，如果一个官员总是没有任何信用，不仅基层群众，组织也无法容下一个总是失信的人。在现在选举制度越来越普及的基层政府，信用更决定着一个人的位置，怎么会不顾信用，一意孤行？”
他认为，说地方官员失信也要分析一些原因：
从政策来说，目前很多事情是中央请客，地方买单，中央出政策，地方出钱，地方如果有钱，那很多事情都很好办，办好了就是好政府，但是地方如果没钱的话，也就出现了各种问题。
从财政体制上来说，现在财力集中中央，虽然经过转移支付，但地方之间并不平衡。更重要的是，到目前为止，各级政府的预算刚性不够，弹性太大。官员没钱到处找钱，有钱可以随意乱花。
从文化上看，中国是熟人社会，生活中所遇到的无数事情都喜欢找熟人。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在遇到这种情况时，大多数官员就会在政策许可的情况下，即使擦着边线也就给熟人办了。
“他们有自己的苦衷。”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法学博士王丛虎接受采访时举例说，比如，湖北汉川曾经出台一个政策，在当地接待的酒只许用云峰酒业的酒。“这个政策任何人一看都会感到很低劣，但它的出台也有它的基础，那就是在绩效考核基本上以甚至唯一以经济为指标时，哪家政府愿意得罪能够给GDP带来好处的企业呢，在维护其中一家企业利益时，或许同时就是对其它企业利益的一种侵害，这就出现了很多政府信用的问题，虽然一些看似低劣的政策给政府诚信度带来了影响，但对于当地政府来说，却是不得已而为之。”
他认为，很多政府信用问题归根到底是因经济压力所致，如果绩效考核标准紧盯的不是经济，而以为公民做了什么为导向，政府能够保证财政的供应，那么信用危机自然会有好的转机。但现实是，很多当地政府的地方财政已经保证不了他们的正常支出，这才产生了一系列的问题。“因此，讨论政府信用的时候，应该看到政府不讲信用的背后与政府相关管理制度相关。只有从根上解决问题，才能有效恢复政府信用。”
但无论如何，很多学者还是认为地方政府和地方官员对其失信行为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在他们看来，政府的强势性、官员的自利性、信息的不对称性、地方利益的可保护性、道德资源的短缺性、制度供给的不足性、失信成本的低廉性等等，都是导致政府信用失范的原因。
同时，政府官员的行为缺乏必要的制约和监督。加上他们的失信成本是极低极低的，甚至几乎是0成本，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失信行为的频频发生。
“在中国这种环境下，监督是缺位的，舆论监督、议会监督、群众监督，哪一个监督都没到位，上级对下级官员管理也不够，查处力度也不够。这种情况靠教育是没用的，还是要从完善制度加强监督、加重处罚这些方面努力。” 郑宪宏不太乐观，认为整个转变还是一个艰难的过程。
而在目前，当遇到政府官员失信的情况，各地的商人大多只能通过在当地的商会组织，由商会出面协调、施加压力，反映自己的诉求。
信用应成为官员最有价值的政绩
显然，在一个政府信用失范的社会，不可能建立起诚信的市场经济，也不可能实现政府的有效职能。而诚信是市场经济的灵魂。市场经济如果失去了诚信，犹如一个人失去了灵魂。
更为严重的是，政府的失信将在社会整体层面上产生不良影响。因为政府信用对整个社会信用体系的良性运行具有主导责任，如洛克.霍布斯所认为的那样，信用和信任是政府和社会秩序的基石。
不容否认，较短的任期是许多政府官员采取短期行为的重要原因。他们往往为了追求可以看得见的政绩而违背对社会的承诺。有学者主张，如果我们将信用看作是政府最有价值的政绩的话，并把这一理念制度化，信用将会成为每一位离职官员的政绩纪念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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