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资本和中国民主
：杜平
以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为分界，西方国家的对华政策近些年来一直相对平稳。其主要原因是，双边之间的经贸合作，淡化或取代了政治冲突。由于对华经贸往来的主要参与者和最大获益者是大资本家和跨国公司，因此若再深究下去，就可以这么说，西方对华政策的部分决策权，其实是掌握在商业集团及其利益同盟手中。
在中国与西方国家关系中发挥稳定器的作用，这是西方资本大举进入中国之后的附带效果之一。而其直接效果，是促进了中国经济的繁荣，创造了大量就业机会，带来了不同的思维方式和管理文化。中国要继续繁荣，就需要继续向外国资本开放，与世界经济保持融汇与贯通。
适合资本扩张的社会环境
但是，在政治和社会领域，西方财团和跨国公司所发挥的作用却是另外一个话题。
如上所述，商业财团能够影响、甚至牵制本国政府的对华政策取向，实际上已暴露了西方民主体制的严重弊端之一，那就是民主程序经常被财雄势厚的少数人所控制。固然，所有选民每隔四、五年就有一次机会行使民主选举的权利，但政商利益同盟及其游说集团，却随时有机会参与到立法和决策过程中。资本的力量有时候可以无所不能，导致民主体制本该有的公平与效力被大大削弱。
当中国经济开始与世界接轨之时，很多人都曾满怀期待地认为，在引入西方资本和市场经济体制之后，中国将必然朝民主化方向演变。可是，从这些年来的情况看，虽然中国确实出现了越来越多要求民主化的呼声，但却与资本主义的登陆并没有必然的关联。相反，西方跨国公司不仅没有给中国社会和新兴的本土企业带来良好的民主示范，反而还为了最大程度地追求利润，而趁机对中国的非民主体制加以利用。
在向外资开放之初，中国各地政府为了政绩而大张旗鼓地吸引外资，千方百计地展现本地区的投资吸引力，包括以“亲商政府”的目标来自我要求。“亲商”原本无可厚非，但政府在亲商的同时却忘记了“亲民”。由于对外资的需求过于迫切，导致政府制定的政策过于倾向和迁就资方利益，民众的权益被忽视，甚至被肆意侵犯。外国资本与本土政权相互配合，形成了特殊的利益共同体，使本来就缺乏民主素养的社会更没有民主可言。
过去，人们在谈到吸引外资时，都无一例外地强调要有良好的“软环境”，包括健全的法制、政府决策的透明化，执行政策的公平化，等等。但是，殊不知，不健全的法制、独断专行的政府管理模式、看似混乱的商业秩序以及没有民主意识的劳动力队伍，这种环境实际上最适合自私、贪婪和投机的资本主义生存和成长。
由于公民没有基本的民主意识，所以在受到权势集团的盘剥和压迫时，只能忍气吞声，逆来顺受；因为没有权利意识，他们不知道自己的合法权益何在，更不知道如何维护自己的权益；因为没有表达诉求和维护民权的机构，所以他们根本就没有能力在薪金、安全、健康等等问题上，与资方进行平等谈判。
资本势力与民主体制失衡
欧美跨国企业最近几年在海外的扩张，大多集中在非民主体制的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和越南在内。人们普遍认为，外资愿意进入这些国家，是因为这些国家能够提供廉价的土地、劳动力和其他资源。这一点当然是毫无疑问的。但是，人们还没有看到另外一个原因，那就是，只要善加利用，非民主体制也能帮助企业和公司降低商业成本。
在这一点上，除了上述劳动力队伍缺乏民主意识和维权能力之外，在非民主体制的社会里，当局可以随时诉诸国家机器来保护资方的利益。例如，若民众因自己的权益受侵害而与资方进行抗争，当局就可以动用警察力量，不问是非、不分青红皂白地予以管制和镇压。借助专制手段来化解劳资纠纷，扼制民众的维权行动，结果使资方无需向劳方作出任何妥协和让步，在不增加任何成本的情况下，使自身的利益获得保障。
资本主义在自己的家乡之外获得了再次发展和壮大的土壤和空间，也给当地带来了经济繁荣，这是全球化的必然结果。但是，全球化不能解决一切问题，资本也并非必然能够带来民主。相反，当资本势力越来越强大的时候，一个国家的政治体制就越有必要开启民主化进程，以此来制约和规范资本势力的行为，否则就要付出太大的社会成本。
笔者并非故意丑化资本势力，相反却认为，资本主义追求利润最大化，是天经地义的。追求社会的公平和正义，不是资本家与生俱来的责任，而是政府必须承担和履行的任务。
很显然，现在的中国不缺少资本，而缺少能够制衡资本势力的民主体制。这也就再次说明，民主不是资本主义的孪生兄弟，人们不能把政治文明和社会进步的希望过多地寄托在资本主义身上。中国依然以“社会主义国家”自居，以“社会主义民主”作为追求的目标，只可惜长期停留在口头上，至今没有任何明显的行动。
·是《联合早报》评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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