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立平:关于“社会流动”的调查随笔
2007-10-17 :孙立平 来源:北京日报
所谓“社会流动”,通俗地说,就是在社会结构中处于不同位置、地位的人或群体,通过一定的渠道、方法,改变其地位的社会学现象。
在一个社会中,社会地位的继承与流动需要保持大体的均衡。尤其是在一个贫富分化较大的社会中,一种相对畅通的社会流动渠道以及较多的流动机会,则是抵消贫富差距过大的重要机制。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也经常听到类似的说法:有时贫富差距大一点还不要紧,最怕的是穷人失去向上流动的希望。
当我们在今天讨论继承与流动问题的时候,也许需要注意到一个特殊的背景,即我们今天正在经历一个空前的财富分配过程,而这个过程可能更进一步固化近些年来正在定型化的财富格局和社会结构。应当说,改革开放30年间整个社会所创造的财富,有相当一部分没有进行分配,这也是普通人收入增加和生活改善的速度滞后于经济发展的原因之所在。这些已经创造出来的财富有相当一部分实际上是沉淀下来了,即沉淀在土地、房产、经营性资产、股份甚至货币之中。而最近的几年间,随着沉淀价值的再发现,实际上在发生着一场大规模的财富分配过程。从理论上来说,能够拿到这些财富的可能有三个主体,一是外国资本的拥有者,二是国内资本的拥有者,三是劳动者。外国资本拥有者这里暂且不论,就国内的情形来说,这种财富的分配无疑是以现有财富格局为基础的。目前火爆的股市和房市,就是这种财富分配最主要的渠道。比如,在三四年前,你有100万元,买了个100万的房子,到现在就可以有100万的收益。也就是说从沉淀在房产的财富中分到了100万。如果在去年初你有100万元,投入到股市或基金当中,到现在至少也会有100万的收益,也就是说从沉淀在股市或基金的财富中分到了100万。但如果是一个没有钱或其他原因没有进行这种投资的纯粹劳动者来说,则没有从这种分配中获得任何收益。
在这种财富分配的过程中,资本的力量实际上起到了固化社会结构的作用。而其他种种迹象也表明,近年来,由于我国社会结构开始处于定型化的过程中,社会流动渠道缩窄的趋势开始出现。
这种趋势在社会底层人群中显得更加明显。据2006年成都、重庆、西安三地有关部门调查,我国生活在城市底层的无业失业人员、低收入者、进城农民工等群体定型化趋势比较明显,富有者和贫困者的代际继承效应明显增强,一些底层人群因此出现了以暴力或非法手段获取更高社会经济地位的苗头。
社会流动渠道的缩窄,突出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就业。根据上述调查,就业难是造成“低保户”的构成趋于定型的重要原因。成都、重庆、西安等地的街道社区干部普遍认为,如果没有比较充分而稳定的就业,“低保户”将无法改变吃低保的命运;无业失业人员、低收入者、进城农民工等底层人群也很难改变其社会经济地位。据有关部门调查,城市低收入家庭与就业率之间呈正相关关系,城市低收入家庭就业率比平均数低了4个百分点左右,他们大多由于家庭主要支撑者失业或无业而造成贫困。成都、重庆、西安三地的基层
干部认为,对于城市困难群体来讲,只要就业一个人,就可能改变一家人的命运。
社会流动的另一个重要渠道是教育。近年来,由于教育费用大幅攀升,教育提供社会流动机会的功能渐趋减弱,由教育导致的不平等和阶层固化的现象却日益明显。成都、重庆、西安三地的城市调查队近3年来的调查显示,收入水平与受教育程度呈现明显的正相关关系,学历越高,收入平均水平也越高,具有大学本科学历的人均收入是小学学历的3倍以上,是从未上过学人员的9倍。不仅城市底层群体靠个人努力改变命运的难度加大,其子女要通过教育、就业等正常渠道进入更高层次,比如公务员、经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等阶层的难度也越来越大,父母职业、家庭收入、家庭社会关系等因素对个人发展的影响明显增强。成都市人事局的最新调查表明,在目前的公务员队伍中,父母是“进城务工人员”的公务员比例最小,仅占2.8%,父母是“普通职工”的占26%,而父母是“公务员”的比例最高,达到33.3%。据西安市民政局统计,西安有低保对象16万人左右,占城市人口的5%左右,但2003年~2005年间,仅有3000名低保户子女考上大学,为解决其上学困难,民政部门对他们给予了一次性2000~3000元的资助。
因此,在一些贫富差距不断加剧的社会中,如何保护和扩展社会流动的渠道,特别是下层人向上流动的机制,就成为优化社会结构的一个重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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