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飞： 改造人心的政治——“农家女”农村妇女健康支持小组评估
吴 飞 2005年获哈佛大学人类学博士学位，现回北京大学宗教学系任教。著有《麦芒上的圣言：一个乡村天主教群体的生活和信仰》（香港：道风书社，2001）。研究中国自杀问题的英文专著 Elegy for Luck: Suicide in a County of North China，将在加州大学出版社出版。其中文版《福殇：华北某县自杀研究》将于今年在国内出版。
一、引言
受农家女文化发展中心谢丽华秘书长的委托，我负责评估农家女的自杀干预项目。农家女的自杀研究与干预项目是1996年开始的。在此之前，谢丽华秘书长在工作中渐渐意识到，自杀是农村妇女中经常发生的问题，于是，开始在《农家女》杂志（前身为《农家女百事通》）上开设"他们为什么走上轻生之路"的专栏，倾听有自杀未遂经历或自杀倾向的农村妇女的心声，派人到全国各地蹲点研究，并编辑出版了《中国农村妇女自杀报告》一书。到了2002年，农家女的自杀项目已有六年的基础，开始成立农村妇女健康支持小组，开始系统的自杀干预与预防工作。
2005年2月26日至3月12日，我与农家女的许容和唐茂珍一起，到河北省的正定、青龙、海兴三县成立农村妇女健康支持小组的村庄作评估考察。在这三个县，我们一共发放500份调查问卷，收回492份，其中女性407份，男性85份；这当中除了已经成立了农村妇女健康支持小组的六个村子外，还有一个没有成立支持小组的村子（青龙县花果山村）的问卷37份，包括男性22份，女性15份。此外，我们和有过自杀未遂经历的村民、各个村庄的一般村民、县乡村各级干部，都作了比较深入的访谈。对比我在孟陬县（化名）所作同一主题的田野研究时所看到的情况 ，我认为，农家女的实践工作非常深入细致，在一些地方已经结合当地的文化和社会结构，带来了可观的影响和变化；而且这一独一无二的项目有着深远的意义。
二、当前中国的自杀问题及其背后的理论困境
在以费力鹏教授为首的回龙观医院向全世界公布了中国近年的自杀率之后， 中国的自杀问题，已经引起了海内外学术界、海内外媒体，国内各个社会政府部门的重视。从谢丽华在《农家女》上开设关于专门的栏目以来，人们也逐渐把自杀当成了一个有解决可能的问题。现在，说自杀是中国社会的一个严重问题，恐怕已经不会引起什么疑义了。但是，究竟如何来理解中国自杀现象背后的意义？要在哪些方面采取相关措施，才能预防和降低中国的自杀率？或者更一般性地讲，自杀问题除了引起人们关心自杀本身之外，还在中国社会和文化的哪方面提出了更重要的问题？对这些，现在仍然没有一致的看法。自杀究竟是不是公共卫生和流行病学问题？中国人的自杀究竟是不是精神疾病引起的？女性自杀率偏高是不是意味着现代以来的性别和家庭革命尚未完成？这些问题仍然有着完全不同，甚至截然相反的回答。
且不管人们如何理解这些问题，至少有两点是没有疑问的。第一，这是现代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把自杀当作一个问题来认真看待；第二，中国的自杀现象的独特性，对传统社会学和精神医学中的自杀研究范式都提出了有力的挑战。而这两点也就意味着，中国人在理解和面对自杀现象的时候，不能套用任何既有的模式。一方面，中国历史上没有为我们提供一套应对自杀问题的路数；另一方面，脱胎于基督教文明的西方自杀学同样无法解决中国的问题。因此，当项目官员许容刚刚接手农家女的这个项目时，她觉得“一点头绪也没有，一切都要从头做起，要在实践中创造出一套适合农村社区建设的工作摸式，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
我们在项目评估中发现，在没有成立健康支持小组的花果山村，有35.14%的人认为，自杀完全是个人的事，别人的干预没有用；在成立了健康支持小组的村庄，还有20.44%的人同意这样的说法。其实，是否同意这样的说法并不仅仅在于思想是否开放、是否见过世面，而更在于，干预自杀，本来就没有成为现代中国政治治理的题中之义。
我在我的研究中发现，在一个普通的地方政府，干预自杀的任务不能归给任何一个既有的政府部门。公安机关是维持社会秩序的，只处理谋杀，不处理自杀；医院，包括精神病医院，只负责一般意义的治疗，而不管人们为什么自杀，也不管怎样干预和预防自杀。这两个机关是最可能和自杀发生关系的机关，但没有一个对自杀负有责任。我们并不能因此而责备这些机构渎职；这些机构不管自杀，并不是因为它们不负责任，而恰恰是因为它们忠于职守，做到了“行不出其位”。而且，一个地方的自杀率有多高，看上去也不会影响这个地方的安定团结和经济发展，这些衡量政绩的基本标准。这样看起来，自杀完全无关国家和社会，都是纯粹私人的事，政府和社会团体完全应该顺其自然。不仅政府没有干预的动力，而且本人也不愿意被干预。
在健康支持小组成立之初，农家女就遇到了很多这样的问题。本来，有些地方官员满心想把项目拉到自己的地方，原指望可以引来投资和发展，谁知道却弄来这么个烫手的山芋。在项目开展起来以后，很多地方官担心项目会不必要地暴露自己治下的阴暗面。在青龙县的一个村，村干部和村民听说项目是以自杀为主题的，就非常不客气地把许容拒之门外。而在项目开展开来以后，也有些村民不欢迎项目干预自己的私事；有些人高高兴兴地接受了培训，结果反而因此引来了人们的指指点点，使自己在村里抬不起头来。
我们或许会抱怨，这些政府官员和村民思想太守旧，太不开化了。但仔细想想，问题并不这么简单。其实恰恰是他们太不守旧了，所以才很实际地关心本地的经济发展，所以才自觉地捍卫自己的私人空间，所以才有强烈的隐私意识。政治的经济化和私人的独立空间，恰恰是现代社会的标志。如果现在的哪个地方官员不管自己的经济发展，人们不关心自己的隐私，那才奇怪呢。所有这些现象都表明，正是因为人们的思想已经相当现代化了，所以项目才会遇到这么多的困难。因此，如果指望人们会随着社会和经济的发展而自然变得更欢迎这样的项目，那完全是不现实的梦想。如果中国社会像现在这样变得越来越现代，农家女的项目只可能越来越不受欢迎；要开展这样的项目，不能靠社会的恩赐，只能靠自己创造出活动的空间。
不过，话又说回来，虽说农家女项目所遇到的都是现代社会的必然处境，但直接面对自杀问题，却也是很多现代国家一开始就提出的课题。早在十六世纪的都铎王朝时期，英国就已经每周统计自杀率了；而对自杀问题的最早理论论述，也出现在十七世纪初期的英国。 其实，从中世纪末期开始，自杀问题就成了欧洲各个国家法律中必须面对的问题。和他们相比，中国对自杀现象的关注和思考，已经是太晚了。
但我们毕竟和西方国家不同，我们没有一个像基督教的自杀禁忌那样严厉的文化传统，把自杀从一开始就规定为无法获得赦免的大罪。因此，当中国面对突然发现的自杀率的时候，颇有些茫然若失和不知所措。不仅自杀的概念和定义不那么简单和直接，而且自杀究竟是怎样一种社会问题，在我们这里也变得含糊不清了。
如果不清楚自杀是怎样一种问题，当然也就不知道从哪里下手来干预自杀；而要是能成功地干预自杀，当然也能帮助我们理解中国的自杀问题究竟意义何在。我想，这正是农村妇女健康支持小组的第一个重要意义。正是小组的活动使我们明白了，自杀究竟在什么意义上成了中国的社会问题。
三、针对人心的社会组织
这个小组名字叫“农村妇女健康支持小组”，但是它并不是简单的医学或健康机构，此处的"健康"必须更广义地来理解。农家女机构把项目的内容称之为“心理健康”，但所谓的"心理健康"也不是精神医学意义上的健康，而是灵魂或者说心灵的健康。因此，身体和心理健康方面的知识普及，只是这个小组活动内容中相当有限的一部分。
小组本来是为自杀而来的，但之所以不能把小组称为“自杀干预小组”之类，不仅是因为那样的名字太刺激，而且，如果把项目的内容一开始就定位为劝阻人们自杀，则是本末倒置，根本不会起到实质的效果。因此，探讨怎样才能干预自杀，就是探讨自杀是怎样的社会问题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人没有像西方人那样通过惩罚自杀者的尸体来减少自杀，也没有通过医学手段来治理人们的生命， 而是要通过提高心理健康来预防自杀。小组中开展的活动看似简单，但目的是为了让人们能进行健康的学习、娱乐、交流活动，把农民们从麻将桌上拉走，从各自为政变为相互促进，取代在很多地方已经瘫痪了的乡村政府的组织职能，文艺活动不仅给人们带来了享受，而且还以各种方式劝善，强化日常生活中的各种伦理道德。
看上去，“农家女”这个组织有着强烈的女性主义色彩。但是，健康支持小组的目的并不是延续一个世纪以来的性别革命和家庭革命。谢丽华主编的《中国农村妇女自杀报告》是农家女自杀干预的第一个成果，也是当代中国第一本有影响力的自杀研究。书中所展示出的自杀的复杂性早已超出了一般女性主义的思考范围 。其中所归纳的自杀的深层原因（文化谬种、教育滞后、组织缺损、道德废弛、经济压力）都告诉我们，要解决自杀问题，必须在根本上重建乡土中国。
基于对中国农村妇女自杀问题的研究，谢丽华深切感觉到，自杀已到了非干预不可的时候了，她根据中国农村的现状和从国外学习的先进经验，认为应当在农村成立一个妇女自己的组织，解决自己的事情，补充现有社会支持网络体系的缺失，并且认为这个组织就叫“农村妇女健康支持小组”最好。
在接触了一些自杀未遂者和自杀者家属之后，项目官员许容也切身感受到，如果片面站在自杀者一方，过于强调为妇女争取权力，不仅不会给妇女们带来幸福，而且还会激化原有的家庭矛盾，把事情弄得更糟。面对主要由家庭矛盾造成的中国式自杀，真正能解决家庭矛盾和纠纷的，并不是简单地帮助弱者进行革命和反抗，而是想办法维护家庭的和谐。在我看来，这一点正是中国自杀问题的要害。而健康支持小组这样的定位完全改变了现代中国社会运动的革命和暴力色彩。“健康支持小组”不是要推翻某种社会制度，不是要建立某种社会秩序，也不是要扶持某个阶级或某个群体，当然也不是直接帮助人们致富，而是以社会组织的方式干预人们的心灵，要帮助人们过好日子。用一个社会组织来提升心理健康和帮助人们过好日子，这就是农家女农村妇女健康支持小组解决自杀问题的独特途径，也是这个项目对现代中国的最大意义。
建国以来，中国不是有过很多的社会组织和运动，并且采取过各种方法来改变人们的思想和意识吗？这些组织和运动不都是旨在提高人民的幸福，从而让老百姓过上更好的日子吗？为什么说农家女的项目同这些组织和运动不同呢？
说自杀干预项目与这些运动不同，并不仅仅是因为这个项目就比从前的运动和革命更加成功，取得了更好的效果，而是说，这个项目在中国社会中的定位是前所未有的。现代中国确实有过不少改变人们灵魂的组织，甚至可以说，这些组织构成了现代中国历史相当核心的一部分。但是，无论是自上而下的政府机关，还是自下而上的民间组织，大多是事本主义的，要么是为了完成某种革命而改变人的思想，要么是帮助人们获得外在的利益。没有一次运动或一个组织是直接针对人的心灵本身的，好像在传统礼教被废除后，人的精神和心灵就完全成了私人的事，社会政治只有在利用人们的思想时，才会来改变人们的观念，而不为人心本身负责。于是，主流政治面对无数的政治与社会努力所催动的经济增长和制度变迁，一方面志得意满，一方面又茫然若失。现代中国政治，似乎已经没有力量面对那干涩而饥渴的心灵，不能理直气壮地照管那厌足却麻木的眼睛。“衣食足而知礼节”这句古训，在现代中国完全成了空话。但是，社会规律并没有因为人们的忘记而停止作用。这些无根的心灵要么迅速被各种各样的宗教占领，要么漫无目的地跳脱放浪，时不时撞进自杀的深渊。
任何仔细考察了中国农村的自杀现象的人都会发现，自杀根本不是运动或革命能解决的问题。我们既不能像防非典那样全民防自杀，也不能领导可能自杀的人去消灭迫使他们自杀的那些亲人。自杀不是一般所理解的疾病，而涉及到人的尊严和权利；自杀往往牵连到很多冲突，但这些冲突却又往往和情感纠缠在一起。面对常常导致自杀的争吵，干预者不可能帮助其中一方去吵，也不可能禁止他们吵，甚至常常无法责怪争吵中的任何一方。事实是清官难断家务事，但要解决自杀问题，这个家务事却又必须得碰。农家女项目所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如何让社会努力在家庭中起作用；而要在家庭中起作用，其实在根本上是关照人心。农家女的“清官”，不仅切切实实要断家务事，而且还要整齐人心。面对如此细致的问题，任何革命和运动都显得过于粗暴和不恰当了。
说到底，农家女的自杀项目所要做的，是平民的教育。但对农民的教育并不是课堂和书本上的专业培训，而是灵魂与道德的净化，以及生活方式的提升。这种教育比学校中的教育要复杂得多、难得多，在更根本的意义上是一种政治。从这个方面来讲，谢丽华主持十年的农家女自杀干预项目从精神上与梁漱溟和晏阳初的平民教育一脉相承。
农村妇女健康支持小组的活动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
第一，农家女为每个小组提供少量资金（每年一千元）作为启动经费，并赠给每个小组电视机、DVD机、光盘，为开展活动的必需品。第二，小组大多成立文艺队，或是与村里原有的娱乐形式相结合，用歌舞文艺来调动农民的积极性，促进村民的身心健康。第三，农家女赠给各村各种书籍，让各个小组成立小型图书馆，小组成员定期读书学知识。第四，小组组织农村妇女谈心，帮助解决生活中无法解决的问题。第五，协助村委会修桥补路，开展一些有意乡里的公益活动。第六，组织各个小组之间相互参观，并且到农村工作搞得好的外地参观学习。第七，不定期地请各方面的相关专家来村庄，为小组讲课。
除了各个小组的活动外，农家女还在北京举办了四期培训班。一方面，这个培训班可以把有自杀未遂经历的农村妇女集中起来，经过各方面专家的培训，和姐妹之间的相互帮助，起到强化作用。另一方面，培训班可以培养干预自杀的种子，在成立小组的村子提高工作质量，在没有成立小组的村子推广经验。事实证明，四期培训班都受到了非常明显的效果。有些妇女在村庄的小组活动中很难转变，但是经过几天的培训就发生了巨大变化，甚至成为支持小组的骨干。
四、深入地方政治结构
农家女项目这样的特点和性质，也决定了它的运作方式从一开始就要深深嵌入到各地的社会和政治结构当中。各地具体的权力关系、文化网络、人员的能力，甚至家族结构，都和农家女项目的开展有着密切的关系。
在农家女开展活动之前，乡村一级的妇联组织基本上是计划生育的执行机构，在各地的政治结构中处于边缘地位，多数也很难起到和睦乡里、组织妇女的作用。农家女要开展妇女健康项目，必须借助妇联组织进入。因此不管通过什么方式推选，多数项目点的村妇代会主任自然成为健康小组的组长，因此是否有一个热心、能干，并且得到上下支持的妇联主任很重要。在少数村子，由于妇代会不健全，妇女推出了能干的普通妇女当了小组长，但工作起来就不免遇到一些阻力。而县一级妇联主席的合作也非常重要。地方政府官员千差万别，各地妇联状况也千差万别。多年和基层妇联打交道，“农家女”深有体会。有的妇联（其实主要是一把手）只关心上级政府的任务，不很少深入乡村，因此对农家女在村一级实实在在的活动不感兴趣；有的县的妇联主席一心想拉项目，完成招商引资指标，对于没有经济利益的农家女项目没有兴趣；有的县的妇联主席多年和"农家女"打交道，比较了解NGO的工作理念，工作起来配合默契；有的县在妇联之外创办了较好的民间组织，为项目执行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在开展项目的三个县里，青龙县具有优越的政治条件，因为青龙县前妇联主席许凤琴创办的青龙县农家女健康促进会，在最基层的农民当中，有很好的信誉，为农家女的活动打下了扎实的基础。"农家女"项目官员根本不需要打通县政府里的各个环节，就可以直接下到村里。许凤琴会长在东蒿村物色到了杰出的妇联主任李桂民。虽然李桂民未能获得村委会的全力支持，但是她已经把活动开展得非常红火。在收回的调查问卷中，100%的人们知道健康小组，84.61%的人经常参加小组的活动，100%的人读过《农家女》杂志，并且人们都清楚小组干预自杀的目的，希望能开展更多活动。在青龙县的另外一个村三十六磙子，村长和支书刚刚带着村民摆脱贫穷，也大力支持健康小组的活动。但是，这个村的妇联主任却并不关心小组，所以小组的活动无法像东蒿村那样广泛开展。在这个村，只有59%的人知道健康支持小组，参加活动的人就更少，对于健康支持小组是做什么的，村民们的回答五花八门，很少人把它和自杀联系起来。健康支持小组还是有些成员热情很高，大家都希望下一届妇联主任能把小组的活动开展起来。
在海兴县，妇联主席寇艳春极力把项目拉到了自己县里，县里分管妇联的杜书记也非常支持小组的活动。每次下乡，寇主席都全程陪同。在张王文村，村里政治斗争复杂，前任村委会有积怨，不久前迫于压力而改组，村里一度陷入没有村委会的瘫痪状态。刚刚上任的村支书和村长对小组活动都十分支持，但是妇联主任仍然是旧班子里的成员，本来对小组也有一些热情，但现在已经不再参与小组的活动。男女村民都有对小组的自发热情，村长的参与程度都大大超过了妇联主任。知道健康支持小组、经常参加活动的，和读《农家女》杂志的都达到了100%。后程村的支书本来非常支持小组，但是由于小组没能带来经济利益，很快就不再过问小组的事了；这个村子的村委会不健全，根本就没有妇联主任。小组长张金霞是一个普通的农村妇女，完全靠自己的能力和热情把小组支撑了起来。虽然张金霞很能干，但他的家庭并不富裕，她家中的困难使小组的号召力也打了折扣。在这个村，也有100%的人知道小组和读《农家女》杂志，有77.05%的人经常参加活动。
在正定县，正当干预项目开展了大半年的当口，县妇联主席人事变更，新上任的妇联主席对项目要有一个熟悉的过程。但上曲阳村的健康支持小组是所有小组中发展最好的一个，这得益于该村妇联主任康计荣的能干，以及天时、地利、人和的各方因素，她在上曲阳村土生土长，在村里人缘极好，而且家庭经济状况也是村里比较好的，健康支持小组得到两委的大力支持，小组在村委会里有一间很大的活动室。村民对小组活动的参与热情极其高涨。在我们分发问卷期间，村民们都争先恐后地来抢，形成了我们在别处都无法见到的局面。知道健康支持小组的人和读《农家女》的人都达到了100%。在146份回收到的问卷中，有83.40%的人积极参与，虽然比率不如东蒿村，但绝对人数大大超过了东蒿村。正定县的另外一个项目点本来设在西叩村，而且西叩村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已经颇有规模。但是，由于西叩村的妇联主任在换届选举中落选了，新的妇联主任对农家女项目不熟悉，没有太大兴趣，项目只好换到了城杨庄。评估期间我们得知，在2005年正月一个月的时间里，西叩连续发生三起自杀事件，三位妇女喝药身亡，这究竟是不是偶然，现已来不及考证，但听那里的村民说，小组撤了之后，文艺队一次都没活动过。城杨庄的妇联主任刘小征本来非常能干，但是因为突然中风，无法理事。健康支持小组的事务，完全靠小组其他成员支撑，效果明显下降。另外，该村的村主任因贪污而收审，也给城杨庄的工作带来了不便。虽然如此，该村知道小组、参加活动、读《农家女》的人数还是都达到了被调查人的100%。
这几个村子彼此之间都不一样。活动开展有的成功些，有的弱些，但是没有一个是一开始就一帆风顺的，而是都经历了各种各样的困难，有些困难现在已经克服，有些困难仍然有待克服。这些问题并不意味着项目开展中的问题，反而恰恰证明项目已经深刻地进入了人们的政治生活，与每个地区复杂的权力结构发生了关系。如果不和这些具体问题近身交手，自杀预防也不可能在日常生活中起作用。
表一 开展健康支持小组的各村情况
村名 小组长 是否妇联主任 村委会情况 小组长个人情况 小组活动
上曲阳 康计荣 是 非常支持 富裕，有威望，有能力 开展很好
西扣 贾明秀 原来是，后被选下 原来比较支持 有一定威望，有能力 被选下后，小组瘫痪
城扬庄 刘小征 是 本来支持，但村主任现被收审 有威望，有能力，中风恢复期 活动很少
东蒿村 李桂民 是 不很支持，但乡政府支持 有威望、有能力，家里比较富裕 开展很好
三十六磙子 龚艳荣 是 非常支持 不做工作 活动很少
张王文 孙秀敏 不是，另有妇联主任不管 新上任的村委会支持 有热情，有顾虑 有一些活动
后程 张金霞 不是 刚开始支持 有能力，有威望，但家里困难 存在困难，但活动不少
五、在情感和冲突之间
自杀之所以成为现代社会中一个备受争论的问题，是因为它涉及到人生的善恶之间的根本悖谬。自杀者往往是因为对于某种德性过于执著率尔轻生。于是，几个世纪以来的自杀学家都对究竟是应该因为自杀者的不智谴责他们，还是因为他们的美德赞美他们，而争论不清 。我在我的论文中也强调，中国的自杀者同样常常处在爱与怨的矛盾之中。家庭矛盾之所以常常导致人赌气自杀，并不仅是因为家庭成员之间互相怨恨，而恰恰是因为他们之间有感情，有强烈的相互依赖和预期。这种情感依赖与矛盾冲突交织在一起，常常会引起自杀。在农家女的项目点，很多村民也对我说的，如果不是在乎对方，并且也知道对方在乎自己，谁也不会赌气喝药。在所调查的村民中，40.43%的人认为，家庭纠纷是自杀的主要原因，在家庭中的各对矛盾中，71.62%认为夫妻矛盾最容易导致自杀。而夫妻之间，往往是情感和冲突最容易交织在一起的一对关系。
正是因为这个根本的悖谬，我们无法一味地同情自杀者，也不能只谴责自杀者家中别的成员。自杀干预的基本出发点，是要帮助自杀者和他们的家人共同过上好日子，而不是帮助他们打倒自己的亲人。因为这一点，农家女的工作就需要做到下面这几个方面。
第一，如前所述，不能一味劝止别人自杀，而要整体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和家庭和谐。第二，农家女并不是为农村妇女提供某种依赖或外援，而是帮助他们理解生活的道理，使他们能更加独立地过上好日子。第三，仅仅妇女参加，其实起不到支持妇女健康的作用，因为每个家庭的和睦都不是妇女单方面能办到的。因此必须尽量争取男性的理解、配合，甚至参加活动。
正是因为做到了这几点，健康支持小组改变了很多家庭的面貌。
比如在上曲阳，华英 和她丈夫靠经营木器厂而致富。但是在富裕起来以后，丈夫就在县城里包了一个情人，还和她生了一个女儿。华英为此非常痛苦，几次想自杀。在健康支持小组成立以后，华英找小组的康计荣谈过几次，希望得到帮助。康计荣无法劝华英离婚，也没有办法改变他们家的状况。在两年前康计荣和我谈起这事的时候，她根本没有什么信心，觉得华英夫妇早晚会离婚。后来华英积极参加小组活动，还到北京参加了培训。随着她的信心日益增长，她也逐渐说服丈夫，让他和那个情人断了关系。两个人把木器厂包了出去，重新开始做生意，一年的时间完全改变了精神状态。据上曲阳的小组成员们说，健康支持小组在村里营造出一个积极向上的气氛，使很多人从此不再赌博，也使很多人增加了生活的信心。尤其是小组的文艺队的演出，借助艺术的形式宣扬孝敬、讽刺外遇，造成了相当有效的惩恶扬善的语境。应当说，他们表演的小品《东哥和巧巧》直接带来了华英丈夫的改变。在健康小组成立以前，经常会有自杀的事情发生；但这两年一直没有。虽然说这里面可能有偶然因素的作用，但从中多少还是能看出小组的效果。
在城杨庄，一个媳妇琼芳因为和丈夫赌气而自杀，留下了一儿一女两个孩子。当村里刚刚成立小组的时候，许容老师到琼芳家里，发现家中一片凌乱，琼芳的丈夫在外打工，满头白发的婆婆照顾孙子孙女，满面愁容，屋子里也凌乱不堪，一看就没有什么生活的希望。于是，健康支持小组邀请他们参加活动，还不时帮助他们，逐渐改变了老人的心态。半年多后，老人的精神状态发生了变化，屋子也整洁了许多，好像日子从此就有了盼头。
东蒿村的愁予也是很典型的一个例子。她结婚之后总是和丈夫吵架拌嘴，一不顺心就对丈夫有各种抱怨，还经常以喝药威胁丈夫，家里的日子过得很不好。后来村里成立了健康支持小组，她一点也不积极。小组长李桂民知道她有自杀倾向，就让她到北京农家女学校参加学习。愁予对此一点兴趣也没有，完全是被强拉到北京的。在培训班的课堂上，她一点也听不进去，每次都低着头坐在角落里，一言不发。一直到培训班即将结束的时候，她才渐渐把许容老师的话听了进去，主动找许老师深谈几次，回家后就彻底变了个样子。她换个角度思考，认识到丈夫对自己其实是很好的，以前的很多争吵是自己造成的。他和丈夫一起承包了一个废品收购站，干得非常起劲，很快就红火起来。2005年春节，她没有起床就给许容打电话拜年，因为这是她在结婚后过的第一个没有吵架的春节。
后程村的瑶华有过很复杂的经历。她现在的丈夫和她谈恋爱时已是有妇之夫，他的前妻因为他和瑶华之间的感情离他而去。瑶华给他家带来了很大伤害，于是再没有什么思想准备的情况下嫁了进来。由于瑶华的这段经历人们都知道了，婆家人对她很不好，就是村里的人也总是对她指指点点。长期处在这样的状态中，瑶华对生活一点兴趣也没有，完全陷入了自暴自弃的境地。在她和公公婆婆发生冲突的时候，丈夫总是帮助父母。有一次，就是在丈夫因瑶华和公公拌嘴而打她的时候，她喝下了农药。在健康支持小组成立之初，瑶华对小组的活动一点也不积极。2004年春天，她勉强到北京参加了农家女学校的培训。在小组最初几天，瑶华和愁予一样，心不在焉、一言不发。再加上土里土气的粗布衣服，完全是一个沉默寡言的村妇。但是在小组的最后一天夜里，许容听到敲门声，开门后见到一个苗条的漂亮少妇。许老师仔细一看，原来是瑶华。思想已经发生触动的瑶华完全改变了自己的形像。她向许老师诉说了自己的经历，许老师鼓励她重新找回希望。瑶华回到村里就完全变了一个人，对生活恢复了信心，一切事情都肯认真思考和对待了。夫妻俩的日子也开始越过越好。
像这样的案例还有很多。针对不同的情况，“农家女”采取了非常不同的策略，对有些人给以物质帮助，对有些人帮助寻找致富门路，对有些人帮助劝说家人，对有些人则鼓励他们重新做人。但所有这些策略都指向一个目标，就是帮助村民们找到生活中的希望和信心，使人们认真对待自己和别人的过错与优点，更理性地面对生活中的机会与挫折。每一个自杀事件，哪怕看上去再简单，背后都有一个复杂得说不清的故事，不仅无法靠批评一个人扭转局面，而且也很难靠一两次谈话改变人的生活。因此，健康支持小组的作用，不在于针对一人一事的说服和帮助，而在于营造健康向上的生活环境，形成一个能让人仔细反思的气氛。所以，在小组成立之初，很多人没有在村子里发生变化，但是在北京农家女学校的课堂上改变了。这就是因为，学校里有村中的小组尚未形成的气氛。随着小组的逐渐发展，有些人只参加村子里的小组的活动就可能发生改变。只有村中小组也能起到这样的作用的时候，这个自杀干预项目才算收到了切实的成效。说到底，自杀干预并不是让外人一个一个地去断家务事，而是让人们学会解决家庭矛盾的方法，学会在情感和冲突之间找到平衡，从而能够既维护了自己的尊严，又保护了家庭的和睦；既能一件一件地办好事情，又能让日子过得越来越好。
六、结论
在当前的中国农村，人们经常抱怨，现在的村委会什么也不管。我们在调查中发现，只有14.02%的人认为，他们有了不可解决的问题还会找村委会。这并不是说，村委会在各个村子里都是瘫痪的。而是说，虽然村委会仍然是村一级政府，但是人们对它失去了信心和亲近感。虽然在一些公事上可能还要靠村委会，但是很难把自己的幸福寄托在村委会上面。很多人安于各自为政的局面，埋头干自家的事，只管自己致富就行了。但他们却逐渐发现，这样下去，哪怕钱再多，也还难以过上真正的好日子。仅仅依靠自家，其实并不会获得一家的真正幸福。说到底，人还是社会的动物，没有一个共同体的支持，只靠自家的努力是不行的。因此，农民们会想出各种办法来寻找集体。
在这样的情况下，农家女的妇女健康支持小组，成为发展新的农村集体组织的一个范例。在文化传统上，谢丽华倡导的这种组织直接继承了宋明以来的乡约组织和梁漱溟、晏阳初的乡村建设与平民教育的思路；在机构上，这种组织依托各个村庄的妇联组织；在理念上，这种组织吸收了现代社会学和精神医学中关于自杀问题的理论；在经济上，农家女不靠投入大量资金的办法来养起几个典型村来，而是用很少的投入，调动农村妇女的主动性。这几方面的结合，形成了既不同于传统，也有异于西方的现代中国自杀干预的新模式。并且，这个项目完全具有推广的可能性。如果用改造人心的活动来充实各地的妇联组织的工作，不仅会革除地方政府中的官僚习气和机构臃肿的毛病，而且会为各地的农村工作带来一个新的局面，摆脱农村发展的固有模式，使“改造人心”成为一个切实可行的政治事业。农家女在各地农村的草根式做法，以及在北京开展的全国农村妇女的培训项目，都证明，这个项目的推广完全是有益的、可行的，效果可观的。
在村一级成立妇女健康支持小组这个项目到现在已有两年多，已经取得了相当可观的效果。在我们所调查的几个村子，最近两年都很少自杀事件的发生。更重要的是，这样一种组织模式，是现代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创造，对于解决当前农村社会中的很多问题，都会为人们带来很多启发；对于重塑现代中国的家庭伦理和社会风气，也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但两年的时间毕竟还是太短，很难形成一个成熟的组织模式；三个县的范围也太窄，很难说明这样的形势是否适应整个中国的需要。要是这样的实验发挥它可能发挥的更大作用，最重要的，还是把这个项目继续深入地进行下去和推广开来。在我看来，农家女自杀干预项目的下一步工作，就应该是继续推广、扩大，和深入健康支持小组的活动，更加强调心理健康的提高，并且为全国各地的农村培养更多的种子，让这样的工作能普及到更多的农村妇女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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